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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是指银行或金融机构向监管机构报告涉嫌洗钱的交易或资金流动。
这种报告的作用在于保护金融机构自身利益同时也保障国家的利益和金融安全。
下面将介绍三个关于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华林证券的洗钱案。
2017年，四川华林证券存在违规开展股票业务和洗钱活动的情况。
华林证券的洗钱案始于2014年7月，2014年至2017年期间，华林证券在客户开户时违反了各项规定，并存在多次将客户资金转入非规定的银行账户中进行洗钱行为。
由于该行为被监管机构察觉并及时报告，华林证券被罚款1.8亿元。
第二个案例是日本冈山市银行的洗钱案。
2017年，日本冈山市银行采取不正当手段从客户那里收取了高额手续费，计划用于圆滑拉拢政界官员，以获取市政府颁发的工程项目。
冈山市银行被监管机构发现后，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并追缴了被用于拉拢公职人员的款项。
监管机构认为该行为涉嫌洗钱，对该银行实施罚款等措施。
第三个案例是花旗银行的洗钱案。
2012年，花旗银行因涉嫌洗钱被美国监管机构调查。
监管机构研究了该银行15万笔国际汇款数据，发现有近6万笔涉及洗钱等犯罪行为。
监管机构最终要求花旗银行支付2.6亿美元的罚款，并对职业道德标准进行严格的监管。
综上所述，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对于保护金融机构的及时发现和报告洗钱行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银行、金融机构等相关机构来说，严格遵守反洗钱法规、及时发现并报告可疑交易、提升反洗钱意识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监管机构的严格执法也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必要手段。
上述案例中，几乎都是监管机构的调查和处罚，才让这些违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针对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金融机构需要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完善的反洗钱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增加人员培训和技术投入，更好地发掘可疑交易并及时上报。
同时，监管部门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反洗钱法规和制度，强化监管力度，加强国际反洗钱合作，为金融机构反洗钱提供更好的指引和支持。
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的有效性分析摘要：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就是通过收集、判断、识别的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分析可疑交易并提炼涉嫌洗钱犯罪情报的过程。
我国反洗钱工作主要以金融机构依据《管理办法》中有关规定上报的可疑交易数据为调查洗钱犯罪的基础。
但由于反洗钱社会成本高和反洗钱制度的缺陷、分析信息的不全面，从而导致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可疑交易分析有效性低的问题。
要进一步提升我国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既要从源头掌握客户全部信息，通过激励机制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和举报积极性，通过多层次分析机制和引入先进的分析技术和可疑交易模型技术，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的有效性，才能发现更多的洗钱犯罪线索，从而有效地打击各种洗钱犯罪活动。
关键词：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研究一、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一）我国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现状总体上说，世界各国的反洗钱制度几乎都以可疑交易或者可疑行为（统称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为中心，要求金融机构报送有洗钱迹象和可能的交易行为的有关信息，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澳大利亚等同时要求提交大额交易报告[1]。
200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分别颁布了《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别负责人民币、外币可疑交易的监测分析，我国开始建立了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制度。
200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反洗钱局，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200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成立了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作为收集、分析、监测和提供反洗钱情报的金融情报机构，具体承担反洗钱资金监测职责,并且实行本外币可疑交易资金监测一体化[2]。
截至2009年末，可疑交易分析已全面覆盖银行业、保险业、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货币经纪公司。
2009年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交易报告1.78亿份，可疑交易报告4293.3万份（见表1）。
银行金融机构可疑情况报告制度
背景
为了保护金融系统及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促进反洗钱工作的开展，银行金融机构应建立可疑情况报告制度。
该制度能够及时发现、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行为，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
目的
该制度的目的在于，要求银行金融机构对可能涉及洗钱犯罪行为的交易和客户进行识别、评估和报告，同时协助监管部门开展反洗钱工作。
报告对象
银行金融机构应报告以下可疑情况：
- 与洗钱犯罪有关的交易，包括现金和非现金交易；
- 可疑的客户身份信息；
- 可疑客户的资金来源、去向及交易目的等情况；
- 其他与可疑洗钱犯罪有关的情况。
报告流程
银行金融机构应建立可疑情况报告工作机构，并配备专门负责报告工作的人员。
报告工作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1. 识别：银行金融机构应认真研究客户交易记录和风险评估结果，及时识别可能涉及洗钱犯罪的交易和客户。
2. 评估：银行金融机构应对识别出的可疑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和评估。
3. 报告：银行金融机构应当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报告发现的可疑情况。
保密要求
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护客户信息的机密性，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泄露客户信息。
结论
银行金融机构是反洗钱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应当建立健全的可疑情况报告制度，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这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和防范洗钱犯罪的能力，也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可疑交易报告制度（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简称STR）是指金融机构在发现有可能涉嫌洗钱或恐怖分子资金等非法活动的交易时，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以便加强监测和打击非法活动。
目前，多数国家的金融机构都有类似的制度，以保护金融行业免受洗钱、走私和恐怖主义的威胁。
以下是几个关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案例：1、花旗银行（Citibank）洗钱案2004年，美国当局发现花旗银行在2001至2004年间未能充分监测和报告涉嫌洗钱的交易。
花旗银行最终同意支付4.5亿美元的罚款，并于2006年将其洗钱防范程序改进为全球最佳实践标准。
2、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违反洗钱法规案2017年，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罚款德意志银行6,340万英镑，因该银行未能打击洗钱、首肯贿赂和制裁违规行为。
此前，德意志银行曾在全球多个国家中的逾20个案件中违反洗钱法规。
3、汇丰银行（HSBC）违反反洗钱法规案2012年，HSBC同意支付18亿美元罚款，以解决当局对其在2006至2010年间违反洗钱、制裁和毒品贩卖追踪方面指控的调查。
该公司曾因未能报告可疑交易而受到质疑，包括服务于走私贩子、伊朗和叙利亚石油企业等。
上述案例说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重要性。
这些案例表明，金融机构必须积极监测和报告可疑交易，以避免财务损失和声誉受损。
在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监管下，金融机构应加强内部教育培训和技术投入，以提高识别可疑交易的水平和能力。
同时，政府和监管部门应该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确保金融机构严格遵守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并且对违反相关规定的金融机构给予严厉的惩罚。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洗钱、走私和恐怖分子活动的蔓延，保护金融行业的安全稳定。
除了金融行业，其他行业也应该加强防范非法活动的措施。
比如，房地产、拍卖、汽车等行业也应该注重可疑交易的监测和报告，以避免这些行业成为洗钱、走私的渠道。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近年来，全球恐怖主义和洗钱行为盛行，各国政府大力加强监管，制定了相应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一环，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对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和洗钱行为起着重要作用。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指银行、证券、保险、金融公司等机构在发现或怀疑客户交易涉嫌洗钱或恐怖融资活动时，应及时向相关金融监管机构作出报告和反洗钱调查，并可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进一步的预防和反制措施。
该制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共享平台，各金融机构之间可以及时分享可疑交易的信息，增加了可疑交易的发现和预防。
以下是三个典型的可疑交易案例：1、伊朗核计划制裁遭违反2012年，美国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开了HSBC银行存在洗钱和违反伊朗核计划制裁的指控。
HSBC被指控未能及时发现和报告大量与伊朗相关的可疑交易，造成资金流向伊朗核计划和恐怖主义活动。
该行最终被罚款了18.5亿美元，严厉警示各金融机构应落实好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尽力预防洗钱行为。
2、境外公司向中国进行欺诈交易2014年，一群在境外注册的公司涉嫌在中国境内展开网络欺诈活动，其涉案资金通过多个国家的银行账户进行转移。
中国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案涉及的多家银行均应报告可疑交易，但这些银行并未及时报告或者报告不够详细，没有有效地预防涉案资金的转移。
该案件的处理加强了监管机构对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实施，提升了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意识和能力。
3、美国政府关停诈骗行动在美国，政府通过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预防了众多涉及电信、邮件、网络诈骗的犯罪活动。
在一次扫黄打非行动中，FBI发现大量可疑的小额汇款情况，追踪后发现其背后有恶势力大量涉及运营，通过调查和收集建立了类似于犯罪集团的分析体系，从而更有效地打击团伙犯罪活动。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助于强化金融监管，还极大地提高了政府机构及金融机构对可疑交易的识别和应对能力。
未来，我们要持续推进行业和政府的合作，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管理，不断完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更加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和洗钱行为。
反洗钱三项基本制度
反洗钱三项基本制度包括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和内部控制制度。
客户身份识别制度是指金融机构在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前，必须
通过合法渠道获取客户的身份信息并进行识别，确保客户身份真实可靠，以避免洗钱等违法活动的发生。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指金融机构在发现客户的交易行为可疑时，
必须将此类交易报告给反洗钱监管部门，并保留相关交易记录和资料，以协助监管部门进行调查、甄别和审查。
内部控制制度是指金融机构要建立清晰的内部组织与管理制度，
保证业务活动的合规性，防止非法或不当交易的发生，规范企业的经
营行为，对可疑交易及时发现、报告并加以处理。
同时，通过内控检
查等方式确保反洗钱制度的执行和有效性。
反洗钱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反洗钱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作为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的核心内容，其履行情况好坏直接关系到反洗钱工作的质量和成效。
最近，我们结合基层反洗钱工作实践开展了一次专题调研，发现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大额可疑交易制度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机构岗位设置不合理，部门有效履职难一是反洗钱职责归口管理不合理。
以某市为例，全市9家银行业机构反洗钱职能归属情况千差万别(证券、保险机构反洗钱工作刚启动，反洗钱内设机构还不健全)。
其中，农发行、农信社反洗钱职能归属在会计财务部门，工行、中行、建行归属在风险合规部，农行则归属在保卫部。
由于大多数机构反洗钱职能归属与相应部门的具体工作关联度较低，造成协调反洗钱工作的难度大、履行职责难。
二是一线岗位履行反洗钱职责难到位。
据调查，银行业机构一线网点临柜人员一般要兼职反洗钱工作，主要承担提供大额可疑李易线索的职责，业务主管则要兼反洗钱报告员的角色，很难确保履行反洗钱职责到位。
目前银行业机构一线网点基本实行柜员制，每个营业员(半个工作日)人均办理业务少则几十笔，多则上百笔，平均5分钟就要办理一笔业务，根本没有多余时间进行可疑交易的分析、识别，及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登记。
另外，在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中，对“大量”、“频繁’，、“累计”、“近期”、“连续”等交易信息的识别，需要工作具有连贯性，但银行业机构一线网点人员基本实行半天工作制，这种工作特点或岗位设置，很容易造成可疑交易信息漏计、漏报。
(二)可疑交易标准还不够完善，识别标准执行难一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虽然“简单”，却不易操作。
不少金融机构反映，部分可疑交易标准不易操作。
如:《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一条第五款“与来自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赌博严重地区或者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第十二条第五款“与洗钱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第十三条第十五款“与洗钱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的”等规定中的“地区”或“中心”不明确，在实际报告时无所适从。
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各种金融犯罪也随之而来。
其中，洗钱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活动，它不仅会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稳定和社会治安，还会导致金融机构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
为了防范洗钱犯罪的发生，保护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利益，各国都纷纷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并建立了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大额交易报告制度是指，当客户在一次或多次交易中向金融机构进行了超出一定金额的交易后，金融机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该大额交易情况。
这一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及时披露大额交易信息，发现和防范洗钱犯罪等金融犯罪活动。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指，当金融机构发现客户交易涉嫌洗钱、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时，应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可疑交易情况。
这一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及时上报可疑交易信息，发现和防范金融犯罪活动，保护金融机构和客户的合法权益。
在实施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时，金融机构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和规定。
首先是要明确相关规定和条款，建立规范的制度和流程。
其次是要进行定期的培训和宣传，加强员工的法律法规意识和业务知识，提高员工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辨别能力。
最后是要加强技术支持和信息系统建设，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筛查和识别能力。
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实施，对金融机构和客户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它能提高金融机构防范、发现和应对洗钱犯罪的能力和水平，保护金融机构和客户的利益，提高金融机构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力。
对于客户而言，它能保护客户合法权益，避免客户被卷入洗钱等犯罪活动中，确保客户的安全和信任。
总之，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金融机构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金融机构应当重视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要求，不断加强防范和应对洗钱犯罪等金融犯罪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为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的难点及建议可疑交易监测报告是反洗钱履职的核心义务之一，义务机构通过在反洗钱监测系统中镶嵌监测模型以及配合人工甄别可疑资金交易后，分析和提炼涉嫌洗钱犯罪情报，以遏制洗钱犯罪。
经过多年的实践，义务机构已全面进入自主定义可疑交易监测标准的阶段，而如何提高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有效性，及时发现犯罪情报，对提高案件成案率有着重要意义。
一、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的现状（一）可疑交易监测分析防御性报告过多，人工甄别工作量大。
义务机构发现可疑交易线索，主要依靠的是反洗钱监测系统预警提示，由于部分义务机构反洗钱系统不完善，对存量客户的身份识别不够精准，未能有效结合行业特征以及服务的客户群体设置监测指标，监测系统筛查出的异常交易过多。
迫于监管当局的处罚压力，义务机构为避免未报违规而受处罚，所报可疑交易报告的质量并不高，原因主要是异常交易提示过多义务机构无法逐一细致完成分析，加之异常交易甄别缺乏各业务条线的有效参与，可疑交易的监测分析体系尚不健全，信息分析处理的效果不佳，可疑交易防御性报告过多。
基于当前监管要求，无论最终是否可疑，均需要详尽的甄别信息支持结论。
同时，随着金融机构在反洗钱领域工作的不断成熟，过程管理不断加强，对可疑交易甄别的要求和标准也在提高。
因此，甄别人员每天需要开展大量的分析活动，以至于在制定监测标准时，不得不考虑日常产生的告警量，甄别人员是否可以有效承担。
（二）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报告准确性不高，主体信息收集不准确。
义务机构依靠反洗钱监测系统产生的可疑告警，经人工甄别研判后，绝大部分被排除，最终认定为可疑进行报告的比例不高，大部分的义务机构该比例可能性小于10%。
虽然不能单纯的将其原因归结为监测标准的质量不高，但报告率不高是客观事实，可疑交易监测标准在精细定位关键疑点、适应和匹配业务特点、构建差异化等方面，存在提升空间。
如：在排查分析可疑交易主体时，部分义务机构仅局限于资金交易分析，缺乏对可疑交易身份主体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关执行问题的通知文章属性•【制定机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日期】2010.02.10•【文号】银发[2010]48号•【施行日期】2010.02.10•【效力等级】部门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银行业监督管理正文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关执行问题的通知（银发［2010]48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进一步提高可疑交易报告工作的有效性，指导反洗钱工作人员准确理解执行反洗钱监管规定，现就明确部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金融机构在执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中遇到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关于金融机构全面开展可疑交易报告工作的问题一是金融机构应逐步建立以客户为监测单位的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流程，有效整合可疑交易监测分析与客户尽职调查两项工作。
既要在客户尽职调查工作中采取合理手段识别可疑交易线索，又要在交易数据的筛选、审查、分析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客户尽职调查的工作成果，提高监测分析工作的有效性。
二是金融机构应将可疑交易监测工作贯穿于金融业务办理的各个环节，通过合理有效的操作流程，引导本单位金融从业人员随时随地注意客户、资金和交易是否与洗钱、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有关。
三是反洗钱监测工作应覆盖各项金融业务。
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的对象不能仅局限于会计数据，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全面关注各种情况。
对于进行中的交易或者客户准备开展的交易，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或有合理理由怀疑其涉及洗钱、恐怖融资的，应当按照规定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二、关于纳入可疑交易报告范围的异常交易的合理处理问题《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发布）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所列举的异常交易（以下简称异常交易），是引导我国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经验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有效识别可疑交易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
反洗钱：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有效吗？高增安（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都 610031）摘要：反洗钱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的实施存在监管当局与被监管者的目标冲突、金融机构认识不一、报告的边际信息价值随报告数量增加而递减、制度安排缺乏成本效益性等问题。
其主要原因是制度假定忽略了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的合作矛盾，掩饰了看似合法的非法交易的存在，高估了金融机构对客户行为的控制能力和监管与披露对洗钱活动的抑制作用。
要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确保金融机构与当局进行实质性合作。
关键词：反洗钱；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金融机构；自卫性报告作者简介：高增安，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与管理。
中图分类号：DF438 文献标识码：AAnti-Money Laundering 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 Regime: A ReviewAbstract: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AML) 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 (SAR) regime is found defective in the objective conflict between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regulated parties, different attitudes held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Is), diminishing marginal value of reports due to defensive filings, and regulations lack of cost effectiveness. These problems are caused by its endogenous assumptions that neglect the collaborative conflict between the authorities and FIs, disguise the existence of illegal transactions looking legitimate apparently, and overestimate FIs’control over their clients and the prevention of regulation and disclosure on money laundering activities. FIs’materi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uthorities must be guaranteed through motivation-constraint systems.Key words: anti-money laundering (AML); suspicious transactional activity; reporting regime; financial institution (FI); defensive filing2007年将是中国反洗钱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自1月1日起施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也自3月1日起实施，4种大额交易和48种可疑交易被明确要求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上报。
从此，商业银行类、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将更加规范化、法制化、国际化。
如何借鉴外国的经验，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反洗钱立法体系，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本文拟述评发达国家反洗钱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简称报告制度，SAR）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其成因，并就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提出建议，以期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反洗钱工作有所启迪。
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总体上说，世界各国的反洗钱制度几乎都以可疑交易或者可疑行为（统称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为中心，要求金融机构报送有洗钱迹象和可能的交易行为的有关信息。
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澳大利亚等同时要求提交大额交易报告，以便基于柔性规则的主观判断与超过预设阀值的客观报告相结合，更好地适应非程序化的反洗钱决策的需要。
发达国家的反洗钱报告制度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1）不报告，（2）自由报告与强制报告相结合，（3）强制报告，并呈现出报告主体增多、报告范围扩大、识别技术进步、立法不断完善等特点。
但是，报告制度的实施并没有对洗钱犯罪产生预期的显著抑制效果，问题主要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的目标冲突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
典型的反洗钱报告错误有两种：一是错误肯定（False Positive，FP），即把非洗钱行为误作洗钱行为上报；二是错误否定（False Negative，FN），也就是漏报洗钱行为（见表1）。
作为委托方的监管当局代表政府行使行业管理的职能，维护宏观金融形势的稳定，因而金融情报机构（FIU）和执法部门（LEA）都尽量少犯FP 错误。
但是，作为代理人的金融机构是“经济人”，这决定了他们在面临不按规定提交报告就会受到惩处的威胁时选择尽量少犯FN错误（Canhoto and Backhouse，2005）[4]，以最大限度化解被罚款的风险和可能的信誉损失。
于是，双方的利益矛盾外化为目标上的冲突：当局要的是报告质量，金融机构求的是报告数量；当局认为报告只是手段，金融机构感觉报告就是目的；当局的意图是反洗钱，金融机构的动机是规避罚金和商誉损失。
因此，反洗钱报告的形式意义大于其实质意义。
表1 反洗钱报告类型根据有关规定，即使金融机构在无意之间被洗钱犯罪分子所利用，也要因为没有尽到客户尽职调查之责而受到惩处。
但是，交通、电信等服务行业同样为众多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什么没有哪一家服务提供商或者交通工具制造商被指控参与犯罪并因此而被处罚？这对金融机构是否有失公允呢？另外，2003年对伦敦30家银行反洗钱报告主管（MLRO）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27%的被访者肯定反洗钱制度的价值，相信它对预防洗钱犯罪有一定的作用；33%持否定态度，认为银行花了大量的时间做无用功，却无助于减少洗钱犯罪；其他40%认为，报告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只对社会公众有利，而于银行无益，也不会减少洗钱活动（Webb，2004）[24]。
另外，大银行（1,000人以上）比中小银行更积极地反洗钱，中小银行总体上认为反洗钱与他们的关系不大。
三、金融机构自卫性报告心理盛行金融机构从Abbey National PLC、Northern Bank Ltd.等一系列处罚案（Harvey，2004）[11]中看到，提交报告比切实反洗钱更重要。
于是，面对当局的罚款威慑，金融机构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占优策略为“拿不准就报”、“报比不报好”、“多报比少报好”，而不论所上报的交易或者行为可疑与否。
这种以牺牲反洗钱报告的情报价值来规避私人潜在的经济和信誉损失、置个体利益于公众利益之上的做法，直接违背了反洗钱制度之初衷。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早在2004年底就提醒当局警惕这种现象（Paltrow，2005）[17]，可金融机构的自卫性报告心理依然恶性膨胀。
四、“狼来了”效应显著随着报告数量的增多，报告的边际信息价值递减，因而起诉、定罪和罚没效应不明显。
例如，在美国，自从1986年规定洗钱为不法行为以来，每年被判处洗钱罪的人不到1,000名，没收的资金只占洗钱金额的1%；从1987年到1995年，金融机构共提交7,700万份现金交易报告，但据此提起的诉讼只有3,000件（起诉率为1/2.5万），最终仅裁决580人有洗钱罪，定罪人数不足报告份数的1/10万（Rahn，2002）[20]；截止2006年6月30日，储蓄机构、货币服务机构、赌场和纸牌俱乐部、证券与期货业分别提交了2,473,064份、1,165,804份、25,137份、25,137份可疑行为报告，2006年上半年报告数量与2005年同比分别增长了11%、52%、14%、18%（见表2）。
在英国，2002年可疑行为报告数量比2001年增长了105.32%，但起诉案件只上升了40.66%，追回的资金仅增长了58.73%；相反，起诉率（起诉数量与SAR报告总数之比）由0.58%跌至0.40%，定罪率（定罪占起诉的比例）也从41.2%降到33.6%（见表3）。
澳大利亚尽管金融市场比较小，但可疑交易报告数目是英国的4.5倍（Maylam，2002）[15]。
在荷兰，国家披露局（National Disclosure Office）2001年收到76,085份异常交易报告，比上年增长59%（Ping，2005）[18]。
据《2005中国反洗钱报告》[26]，2005年，各金融机构向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的可疑报告数为227.23万笔，是2004年的11.23倍，但初步确认的可疑交易报告笔数只是上年的5.65倍。
2005年，该中心共移交可疑交易线索533份，仅占报告总数的0.02%，涉及人民币793.51亿元/外币8.32亿元美元、交易6万余笔、账户3,906个；据此，中国人民银行向执法部门移送可疑交易线索41份，占可疑线索的7.69%，涉及人民币259.59亿元/外币0.49亿美元、交易1万余笔、账户582个；公安部接受线索13份，约占移送线索的1/3，涉及人民币203.84亿元/外币0.18亿美元、交易约7,000笔、账户299个；最后，公安部门立案9件，其中1件已移送起诉，4件移送行政执法机构处理。
报告数量激增，客观上是由于（1）报告主体从银行扩大到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再到非金融性机构的金融性活动从业者，（2）报告范围从现金延伸到其他可兑换货币工具，（3）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等新的识别技术的应用，发现了以前未发现的疑点，（4）举报者受到了更好的法律保护；主观上则是源于报告主体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和心理上的自御。
最终，金融情报机构无法及时分析堆积如山的报告，执法部门也难以掌握最新的洗钱动态，反洗钱工作因此限于对交易历史的分析，而缺少对即时数据的处理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
五、报告制度缺乏成本效益性据PricewaterhouseCoopers（2003）[19]估计，英国银行业（不含六大银行）、资本市场、保险与投资管理行业遵守反洗钱报告制度的年均成本分别为3,900万~4,210万英镑、4,680万~4,750万英镑、2,180万~2,190万英镑，六大银行的遵守成本则高达6,002万英镑，但每年没收的资金不过2,000万英镑（Reuter and Truman，200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