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韩文化争论的原因及其影响和应对策略

浅析中韩文化争论的原因及其影响和应对策略【摘要】在中韩双边关系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近年来两国的文化冲突却有增无减。

本文主要对这种文化冲突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解读，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韩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强硬急躁的“半岛性格”、回忆自身历史时带有的历史悲情主义情绪、“汉江奇迹”带来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中韩两国对于彼此的认知“错位”等因素引起的。

并在此基础上简析中韩文化争论对于中韩关系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关键词】中韩文化争论韩国民族主义民族性格历史悲情主义中韩是隔海相望的近邻，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国文化的同质性是双方关系深入发展的背景因素，因为在文化思想方面两国都受着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东亚文化思想传统的深刻影响，两国民众的天然亲近感和相近的文化传统使两国国民比其它国家的国民之间更容易互相理解和沟通，这为双方加强交流、增进彼此间的理解、扩大相互间的共识、深化全面的互利合作关系提供了天然的结合点和认同感，使两国更容易“寻求友谊、繁荣文化”。

中韩正式建交以来，在“韩流”“汉风”的浪潮下，两国的文化交流更上一层。

然而，在这种交往密切的大趋势下，两国却时不时出现抵触情绪，尤其是近几年，两国民间不和谐声音日益强大，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中韩两国在历史文化问题上的争论。

一、近年来中韩民间文化争论的表现中韩民间文化争论主要体现在韩国对中韩历史的选择性叙述，这种对于中韩历史的选择性叙述自韩国经济腾飞以来即已经开始。

建交以来，中韩双方在中韩关系和韩国历史文化问题上的争论，本质上属于韩国明确其身份认同的争论，中国因其与朝鲜半岛的特殊历史，被动的卷入了这个争论过程。

以下是目前在网络上盛传的关于中韩文化争论的事件：两国在中医针灸、活字印刷、书法，以及一些历史文化名人的国籍等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论。

例如，2007年8月，一部名为《蚩尤天皇》的韩国历史小说将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蚩尤追溯为韩国祖先；2007年6月，某韩企声称豆浆是韩国人所发明，更引韩剧《大长今》画面将之称为“韩国国饮”； 2007年3月，韩国历史剧《朱蒙》，遭中国网友痛批丑化汉朝，美化韩国，扬言抵制；2006年10月，韩国在德国举办“韩国是印刷术的起源国”展览； 2006年10月，韩国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甚至有韩国学者“考证”认为，神农氏和李时珍都是高丽人；2006年10月，一篇在网上流传的《韩国史》地图将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大分领土划入古代韩国版图……但是经过官方证实的、引发较大影响的文化争论事件如下表所示：在上述可以确认的争论中，除了领土问题之外，其他问题都属于所谓“软权力”的问题。

由于韩国构建自身民族身份牵涉到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认同，因此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关注。

韩国在其民族认同问题上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导致中国认为其东亚历史文化的话语权地位受到冲击。

在这里，我们例举中韩文化争论中的两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即围绕“檀君”和“高句丽”问题所引发的国史争论）来分析韩国在中韩文化争论背后所隐藏的动机。

首先，韩国在其民族国家形成和存续的叙述中弱化与中国历史的联系。

一个民族形成国家的过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挖掘独立于其他民族的个性特征，以此辨明身份，加强民族心理认同。

而民族心理认同是本民族形成的情感基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其来源问题。

[1]神话通常构成民族心理的源头。

民族心理的内核一经形成，就自然地支配了本民族的情感和认知。

关于民族形成的神话可以通过拉大和临近的民族的心理距离而加强本民族的独立性，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

“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

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

还常常把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民族形式，并且进行艺术加工，使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民族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民族风格。

”[2]由于大多数人(无论中国人或韩国人)对“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三韩、高句丽、新罗、百济、高丽和李氏朝鲜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由此导致韩国官方和学者在叙述历史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导向性。

韩国官方和学者普遍采信关于“檀君”的神话传说，作为自己民族的来源。

这和中国有历史明确记载的“箕子朝鲜”的故事不符。

韩国的这种选择性叙述，旨在别除其民族国家形成上的他国因素，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

关于“檀君”的传说，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网站，直接将其定位韩国民族的来源。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腾飞，滋长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导致韩国史学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国史论争”。

新兴民族主义者主张檀君为史实，应写人正史和教科书，如韩国1990年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国史》，其中就有“檀君和古朝鲜”一节，明确断定“古朝鲜为檀君王俭建立”。

直至21世纪初，檀君逐渐被直接以韩民族的创始人的身份被写进教科书。

尽管这位在位1500年的君王实在让人生疑，但是此段历史说明，韩国塑造民族身份的过程是伴随着国家独立、经济腾飞和历史的重新书写的，此间，必然淡化他国文化的影响。

其次，韩国通过混淆“高句丽”和“高丽”的历史，以确立民族国家来源的延续性。

除了在韩国民族形成源头的选择性叙述外，韩国在朝鲜历史演进过程中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上也凸显其强烈的主观选择性。

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边孤政权高句丽的历史归属问题，韩国方面一直穷追猛打，不放弃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说法。

跨越汉朝到唐朝历史的“高句丽”，发源于中国汉朝治下的东北地区。

公元前194年，汉高帝所封的燕王卢给出逃匈奴，其部将燕人卫满占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南)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

公元前108年被汉武帝所灭。

汉朝在卫氏朝鲜旧地置乐浪、临屯、玄冤和真番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

[3]四郡之下设有很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

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以高句丽为县，隶属于玄冤郡。

高句丽作为国号，则为公元前37年扶余国王的庶子朱蒙建国开始有的。

始分布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至吉林省集安市一带，后统治地扩展至朝鲜半岛北部。

此国历史为中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史之组成部分，为当代韩国学者不认同。

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政权建立、扩张的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结论而言，都已经证明高丽和高句丽并非继承关系，即高句丽不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2003年12月9日，韩国古代史学会、韩国考古学会、韩国近现代史学会第17个学会在汉城历史博物馆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应立即停止把高句丽史编人中国历史的行为。

此外，韩国还在高句丽问题上选择性地不论及唐朝援助新罗将日本逐出朝鲜半岛的辉煌战果(保卫了朝鲜半岛独立国家的存续，长达900余年)，此外韩国还极力弱化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出兵帮助朝鲜成功抗击日本丰臣秀吉侵略的历史。

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选择性的叙述不意味着对显著的历史记载进行随意性的改变。

但是，韩国可以通过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弱化他国因素，突出本国主体。

中韩文化之争虽然只是个文化层面、学术范围的民间性争论，充其量只能说是中韩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不会过多地影响到中韩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

但是，这一系列的文化争论却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厌韩”情节，事实上我们应该客观理性的看待中韩文化之争，并对韩国人的做法给予适当的包容，从而体现出大国国民的民族气概和文化修养。

另外，从这些文化争论中我们所看到的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更应该反思出现这些争论的深层原因。

二、中韩文化争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中韩文化争论主要是由韩国挑起的，因此以下主要从韩国方面寻找原因。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韩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强硬急躁的“半岛性格”、回忆自身历史时带有的历史悲情主义、“汉江奇迹”带来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中韩两国对于彼此的认知“错位”等因素引起的。

(一)韩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民族性格，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要确立民族自信心和自立、自我的民族意识，以实现复兴韩国的民主理想。

民族主义的特征或称民族个性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形成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本国的还有国外的，有稳定的和偶然的。

从韩民族起源及民族主义发展进程中不难看出，韩国民族性格的形成受到了地理环境、历史经历、传统文化和现实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形成了区别于他国的独特的民族个性。

民族主义是传统文化的沉淀和现代化的反映，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整体性格和行为方式。

尤其是民族主义性格较强的国家更是如此。

民族主义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从深层次上说，是对国家政治文化形成的影响，尤其明显的是影响政治精英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韩民族具有较强的民族性格，其对外政策也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也可以看作是韩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又一特征。

总结起来，韩国民族主义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民族成份单一，传统文化内部同质性极高，“民族自豪感”较强，具有明显的“同质性”。

自古以来，韩民族在朝鲜半岛过着比较封闭的生活与外界接触较少，而且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尤其是人口流动更少。

于民族构成而言，由于很少与外界进行人口流动致使朝鲜民族的民族构成相当单一，几乎都是朝鲜族人，其比重大于98%。

文化方面得益于本国民族主义者整理和保存，保持了相当完整的朝鲜民族文化，而且人民对其文化认同比较一致。

所以，基于民族构成单一和文化一致性，导致朝鲜民族的“同质性”相当高。

因此，在对外政策中推崇其民族文化成为外交的一部分。

“文化中心论”和“民族自豪感”外溢，推崇其民族文化和民族性。

“民族文化和民族性的优越，必然产生外溢效应，并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对其进行宣传”。

[4]近些年，韩国电影电视剧、韩语热潮、韩国服饰及韩国艺术的风靡，正是这种政策的体现。

第二，以文化标识为基准、文化整合为目的，对本民族文化存在“认同性”。

从韩民族传统出发，韩民族特别推崇祖先、仰慕强者，并由于“同质性”，使个人和民族融合而存在一种国民整体感。

对于他们而言，祖先的辉煌就是他们的光荣，个人的光荣便是整个韩民族的光荣。

基于崇尚祖先的民族性，特别注重“文化历史共同体”的维护，视其族裔传统文化为滋养民族和民众的沃土和唯一的文化来源，使韩国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遗留存在一种特殊的感情，具有较强的“认同性”。

加之“文化中心论”的民族主义感情要求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认同这些文化遗产便成了民族主义者的目标。

它成为民族集体自豪和爱国主义的一部分，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对外政策的制定，在寻求政策合法性和贯彻实施方面起着首要作用。

第三，国土面积相对狭小，地理位置特殊，安全心理较强，因此带有利己排他倾向。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度，又因其地理环境特殊，造成朝鲜民族对于生存的心理需求强于其他国家，在努力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也培养出了民族性格中的排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