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情报分析中的动机性推理及其偏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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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侦查研究】2017 年 5 月第 3 期May 2017 No.3北京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Beijing Police College侦查情报分析中的动机性推理及其偏差修正*刘 杰，陈 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430072）摘 要：侦查情报分析中的动机性推理会产生多种偏差，导致侦查人员为强化原有观念而有选择性、方向性地搜集和分析情报信息。
对此展开研究有助于侦查人员强化对此种信息处理方式的认知和防范，提升情报分析的准确性。
通过对动机性推理的属性及其研究现状的考察发现，侦查情报分析中此类偏差的典型样态包括先入为主偏差、关系认知偏差、权威服从偏差等。
强化情报分析人员认知选择能力训练、革新小组情报信息研判模式、落实过错责任追究机制等可有效削弱和降低此类偏差对情报分析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情报分析；侦查情报；动机性推理；偏差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58（2017）03-0071-05DOI：10.16478/ki.jbjpc.20170412.007收稿日期：2017-03-11作者简介：刘杰（1989—），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侦查学、公安情报学； 陈洁（1996—），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4级学生。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资助项目“侦查错案中的认知偏差及其修正”（编号：2016BZ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情报分析中的动机性推理是指情报分析人员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在内心已锁定某一结论时，带有明确目的性的信息加工方式。
此种推理只是寻求支撑已有结论的确认过程，后期出现的不一致信息难以改变其预设，反而使得分析人员在反复分析比较过程中强化其原有观点。
侦查情报分析中的动机性推理适用与侦查环境（如时间紧、任务重、资源有限等）有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它可以简化判断流程，节约时间成本，提高决策效率，若初始观点正确，则可以减少无关因素的干扰，增强证据链的证明力，迅速完成高质量的情报产品。
但另一方面侦查情报分析环境并非一成不变，预期假设的丝毫偏差，通过动机性推理一环环放大，使情报产品与客观事实背道而驰，据此作出的侦查决策也极易产生偏差，如先入为主偏差、关系认知偏差、权威服从偏差等。
若不能准确界定其属性，全面考察其研究现状，明晰其典型样态，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修正策略，就不可能产生高品质、高效度的情报产品。
然而，我国学术界及侦查实务部门对于个案侦查中动机性推理偏差相关问题研究几近空白。
本文以侦查情报分析中动机性推理为切入点，对其属性、研究现状、基本样态进行分析，提出修正策略。
一、动机性推理的属性分析及其研究现状（一）动机性推理的属性分析侦查情报分析过程是一种案件事实的推理过程，它由此及彼、由模糊抽象到清晰具体，是侦查假设逐步被证实或证伪的过程。
人们面对模糊不确定的情境，处理纷繁复杂的信息时，会产生准确性推理与动机性推理两种推理方式[1]。
准确性推理是为寻求最优解进行探索性思考，对于与预期假设不一致的观点持开放心态，并愿意不断验证、调整假设观点；动机性推理是在信息采集、选择、整合、评估之前已在内心预设结论，信息处理的过程带有明确的方向性，在推理过程中不断巩固内心确信，核心点在于其明确的目的性。
在此动机驱动下的情报分析人员以预期假设为结论，逆推过程，信息加工的过程根本上服务于预设结论,倾向于相信与他们预期假设、观点相一致或可提供论证支撑的信息。
动机性推理发生作用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知失调引发的自我防卫机制。
认知失调将会导致人的不安焦虑等负面情绪，为平衡内心的不适感，决策者会根据动机需求限制信息空间，缩小选择范围，倾向于减少接触能产生失调的情境，并尽快验证已有信念。
对于与自己观点矛盾的信息，不是理性分析，而选择笼统拒绝或贬损来源，迅速形成认知闭合，从而“锁定”结论。
二是持久的“逆推”选择性信息呈现机制。
根据情报分析初期已经形成的内心确信而带有方向性、选择性、证实性地搜集、评价信息。
对于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则迅速接纳不加分析，对于相左的信息则更易产生怀疑，加以批判和反驳。
（二）动机性推理的研究现状动机性推理作为信息处理方式之一，最初为社会心理学家所关注，此后为其他专业学科广泛适用。
1990年社会心理学家兹瓦·昆达提出信息处理中的两种对立的动机，即准确性目标和方向性目标。
其后不同专业学者对其进行话语转换，将之作为本研究领域的解释工具，其中以政治学为甚。
如2006年政治学者米尔顿·洛奇等人提出准确性目标和政党性目标。
新近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偏差的基本概念出发，探究人们使用动机性推理的理由及其证据[2]；分析动机性推理的产生机制，讨论多种动机驱动下的动机性推理以及特定目标作用下，动机性推理如何导致系统性偏差信念的产生[3] ；在诱导性消费个案中，人们是如何进行以及避免动机性推理[4] ；动机性推理对预测比赛结果的影响[5]；动机性推理如何影响公民对公共行政的绩效评估[6]等等。
然而，侦查情报分析领域关于动机性推理偏差的研究却付之阙如。
笔者将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从该偏差的基本样态出发，提出修正措施。
二、侦查情报分析中动机性推理偏差的基本样态（一）侦查情报分析中动机性推理与先入为主偏差先入为主本质上是指一种信息先占优势。
在模糊不确定的情境下，情报分析人员由于有限的兴趣精力和固有的知识结构，过早出现认知闭合，对初始信息过分看重，将之视为决策及行为的主要依据。
将不准确的分析结果固化为“先入为主”的偏见,有意无意地误解、忽视与预期假设相冲突的证据，偏离了寻求最准确情报产品的轨道。
该思维偏见在个案侦查中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选择性回忆。
对于特定刑事案件，侦查人员记忆中储存大量与之相关或无关的信息，受侦查环境所限，他们本能回顾、检索记忆中能够支撑预期观点并自行删除无关细节，特别是与原有观点相悖的信息。
其二，选择性信息加工（不适当分配认知资源）。
侦查人员在接触相关证据之前已根据初始信息形成内心确信，即使之后面对均衡的双面信息，受明确目的的引导，也会认为与预期结论一致的证据更有证明力，更乐于接受与其判断一致的信息。
其三，选择性推理（强化认知缺陷）。
认知缺陷一旦开始，矛盾信息的涌入反而使错误认知不断被强化，即使调整，也有意无意以初始结论为参考点，根据具体情境做上下微调，仍拒绝推翻原有观点。
侦查情报分析是一种顺序性信息搜寻（sequential information seeking），区别于不受时间成本和观察成本压力下的同时性信息搜寻（simultaneous information search）。
在侦查过程中，犯罪现场和证据瞬息万变，侦查人员必须在初始阶段就筛选读取、加工其认为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情报信息，无法通过延迟选择、延迟加工来回避即时性冲突，因为延迟决策意味着高昂的机会成本，一方面犯罪现场所遗留的信息可能因此而毁损，另一方面，对于作为顺序性信息搜寻的侦查情报分析而言，上一阶段情报处理的延迟直接阻碍下一阶段的情报信息处理。
犯罪现场的形成与勘验检查相隔时间越长，相关证据的变数就越大，为迅速揭露犯罪，侦查人员采用动机性推理的可能性也越大。
在此种信息推理方式下，持续不断的信息搜寻过程是后续信息选择性收集与先期决策不断比较、评价的过程，也是预期假设不断强化的过程。
反复的“思考”使得情报分析主体极大地增强了其原有立场以及决策信心。
（二）侦查情报分析中动机性推理与关系认知偏差刑事侦查对犯罪事实的查明离不开对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证明，情报分析人员在个案侦查中聚焦于人的关系、事的关系、物的关系以及三者之间形成的特定关系，整合“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受害人”间的关系网络，搭建确定且排他的闭合证72据链，试图尽可能与客观事实相吻合。
具有因果关系的事物之间，一般情况下会有相关关系，但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并不是绝对共生共存的，犯罪嫌疑人与犯罪行为或犯罪行为与受害人有可能出现只存在因果关系而不具有相关关系的情形——虚伪零度相关关系，以及不存在因果关系却有相关关系的情形——虚伪相关关系。
动机性推理引导下的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受害人”之间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认知极易产生偏差，其中最为常见的偏差为错觉相关，即个案侦查中将零相关关系视为相关关系以及将相关关系视为因果关系，甚至将零相关关系视为因果关系等情形，并以此建构出一套与实际案件事实不匹配的认知模型，因而降低侦查效度甚至引发冤假错案。
侦查情报分析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研究表明，此过程中信息的加工处理并不是源于对现实情况客观地、被动地记录，而是主观地、主动地构建现实[7]。
在动机性推理的作用下，情报分析人员极易高估信息之间的关系，过于看重信息对原有观点的支持作用，无论该信息(证据)是否具有证明能力，证明力大小如何，以及能否支持自己原有假设。
聂树斌案中，侦查人员的关系认知偏差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根据被害人康某衣裤脱光后被埋葬就得出康某是遭遇奸杀的确定性结论，但衣裤脱光与强奸事实并不具有必然的唯一的对应关系，不能将或然关系错误地视为客观的必然关系。
其二，侦查人员认为被害人颈部的花上衣是致其窒息死亡的重要工具，继而认为康某颈部的花上衣为犯罪人所留，如果聂树斌知道康某颈部缠绕着花上衣，那么聂树斌即为强奸、杀害康某的罪犯[8]。
显然，上述推理有悖于严密的逻辑规则，不能做到排除合理怀疑。
一个或然性事件不能证明聂树斌与犯罪行为之间有相关关系，多个或然性事件同样不能，但是，侦查人员却以此形成内心确信，锁定聂树斌就是实施该案的罪犯，并以该主观认定为依据开展侦查行为，实施“于法有据”的虚假性证据搜集、论证。
此种为了构建论证链而构建相关关系甚至因果关系的行为着实增加了侦查失误乃至违法侦查的可能性。
（三）侦查情报分析中动机性推理与权威服从偏差动机性推理是一种始于答案，逆推过程的思维论证模式。
答案是内心确信，其既可以来源于经验、技术、能力，也可以来源于对专家、领导权威的信任与服从。
对于后者而言，行政命令、专家意见、集体权威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偏好组织强制力的侦查机关内部，传统上下级关系明确，组织弹性弱，限期破案等行政命令和专业权威干预性强。
个案，尤其是重大要案侦查中，情报分析的过程往往包含集体研判环节，情报分析看似各抒已见，但行政领导、专案负责人的意见往往引领着研判的走向，一定程度上框定了侦查的方向和范围。
与专家认可的经验规律、领导要求的限期破案，甚至是对社会大众的交代等相契合构成了侦查人员动机性推理的“动机”来源。
个案侦查中的权威服从偏差具体可表现为：其一，从侦查机关内部来看，效率至上甚至是有罪推定的组织文化，难以提供一个客观中立的组织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