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汉初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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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历史考点:董仲舒与汉代新儒学【考点】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一、背景1.国力的恢复和强盛:汉武帝时期,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繁荣,国力日盛。
2.潜伏的危机:诸侯国的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3.黄老之学的过时: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4.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董仲舒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二、标志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三、董仲舒新儒学1.内容2.特点(1)从思想内涵看,融儒家、阴阳五行家、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为一体。
(2)主张在政治思想方面实行“大一统”,强调君主权威,赋予君权以神权色彩。
(3)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又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
(4)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受到统治者重视,迅速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
(5)具有神学色彩,其哲学思想的本质是唯心主义。
(6)承认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如皇权专制),即维护现实统治。
3.儒学政治化(1)政治: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
(2)教育: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垄断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儒学取得民间独尊的地位。
4.影响【考点】汉代儒学-董仲舒的治国思想1.治理权力的“合法来源”:“王权天授”。
董仲舒把源于阴阳五行的学说与儒家的天命、天道结合起来,以“天人感应”说确立了“王权天授”“君权神授”观,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哲学及神学上的论证。
2.制约机制的设计:“伸君,伸天”。
强调“屈民而伸君”,民要服从于君,即民受制于君。
君主是民众的治理者。
但君权要受天的制约,即“屈君而伸天”,君主必须秉承天意,依上天的原则办事,必须对君权进行约束和规范。
3.意识形态的专制统治:“独尊儒术”。
统治者治理国家,要有统一的法度,必须实现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人民才能有统一的行为准则,才能去遵守这个法度。
简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三大文教政策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在文化教育上采取宽松政策,给各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但各学派之向相互争雄,势必危及政治思想的稳定。
董仲舒论证了儒学在封建政治中应居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从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鼓励儒学的发展,对其他各家学说采取排斥态度,达到以儒学统一思想的目的。
二、兴太学以养士
为了保证封建国家在统治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也为了改变统治人才短缺的局面,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
汉武帝下令为五经博士设弟子,标志着太学正式设立和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实际上,兴办太学,政府直接掌握教育大权,决定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是整齐学术、促进儒学独尊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实行察举,任贤使能
针对汉初人才选拔和使用中的弊病,董仲舒提出了加强选举、合理任用人才的主张。
董仲舒提出了一套严格的选士方案,强调“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的用人思想。
“材”“德”都是以儒家经术和道德观念为标准的,这对促进儒学确立独尊地位也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董仲舒的这三项建议,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立五经博士;开设太学;察举制的完全确立。
影响:
(1)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汉代之后各个朝代重教兴学;
(2)促成了教育的政治伦理化;
(3)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实现了私学的统一、教育的儒学化;
(4)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汉武帝与董仲舒太学的建立与儒学的兴盛汉武帝刘彻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他在位期间,推动了汉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特别是在教育和学术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董仲舒作为一位杰出的儒学先贤,对于汉武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讨论汉武帝与董仲舒太学的建立以及儒学的兴盛。
在西汉初年,汉武帝就对于儒学非常感兴趣,并且心怀教育之志。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命令太常卿董仲舒创建太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统治者创立的国家学府。
太学位于洛阳宫廷内,开设各种课程,培养了大批的儒学子弟。
这标志着汉朝对于儒学的正式支持,为后来儒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太学成立之后,董仲舒被任命为太师,负责教育的事宜。
他不仅仅注重理论教学,更注重实践和实用性。
董仲舒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倡儒家学说与实际国家治理相结合。
他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理解,并将其诠释为对于立身、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
他的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和引导学生的思考,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领导能力。
汉武帝对于董仲舒太学的建立与儒学的兴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积极推动儒教教育,亲自颁布教学计划,倡导儒学思想,并且提倡仁义道德教育。
他雇佣了一批杰出的儒家学者,为太学提供优秀的教学资源。
这些学者包括贾谊、扬雄、董仲舒等等。
他们的教学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并且加深了汉武帝对于儒学的信仰。
儒学在汉武帝的统治下迎来了兴盛的时期。
不仅太学招收了大量的学生,儒学的思想也深入到了社会各个层面,影响了汉朝的政治、法律、教育和文化。
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包括仁爱、孝道、忠诚和礼仪,成为了汉朝社会价值观的倡导和实践。
这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武帝后期,儒学的地位愈加稳固。
汉武帝对于儒学的支持让学者们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激发了更多人投身于儒学的学习。
许多学者纷纷著述,形成了《汉书》、《宋书》等大部头的史书,将汉朝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了下来。
此外,董仲舒和其他儒家学者的著作也得到了广泛流传,进一步加深了儒学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董仲舒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学说形态?谈谈自己的理解。
汉初时期,国力积弱,内外困顿,民力耗尽,天下军皆疲于征战,民皆疲于徭役。
为了稳固封建统治,恢复封建经济,汉初的统治政策发生了变化,采用了安民、养民的道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于是,危及到了儒学长久以来的正统地位。
然而“文景之治”之后,汉武帝上位之时,已经国富民安了。
民富国强之际,再讲求黄老之道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已不合时宜,也不利于统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而法家的思想苛于刑法,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此时,董仲舒提出了一种杂糅了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各派学说,以儒家为大宗的新儒学体系,奠定了汉代儒学的基本根基。
因为这种新儒学体系既满足了统治者的大一统要求,也能实现教化民众的作用,遂被统治阶级所采纳。
从此,道统与正统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奠定了以后中国思想的基本模式并延续至五四运动。
董仲舒在《深察名号》中,解释“名”的含义,“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
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
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
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也。
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
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
”认为“名”是天意的自然显现,人在其中不起作用,真理是上天意志的体现。
然而“天何言哉”,董仲舒提出圣人可以感知天意,将其传达给普通百姓。
为了进一步诠释自己的天人之学,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在《春秋繁露》这本天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天学,第一,天是万物的始祖,世界的本源。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而这里的天相当于老子的道,反映了董仲舒对道家的吸收。
第二,天具有人格性和伦理意志,天于与人在根本上是属于一类的,“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
由此可见,既然天人合一,就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人能感知天的意志,即天人感应学说。
针对只有圣人才可以准确知道天的意思,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
“圣人之性,不可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与汉朝社会的变革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是汉朝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思想对于汉朝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以及其对汉朝社会变革的贡献。
一、董仲舒的儒家思想1. 孝道与政治董仲舒主张孝道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思想。
他认为,只有通过弘扬孝道,恢复家庭伦理的稳定,才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
他提倡君子要以身作则,以孝敬父母为起点,以治理国家为终点。
2. 礼制与执政董仲舒强调礼制的重要性。
他认为,通过恢复正确的礼制,可以建立起社会的秩序和道德准则。
他主张以礼为本,以礼治国,通过恢复宗法制度,加强君臣之间的亲亲之情,以实现君臣的和谐共治。
3. 天人合一与天命观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中,强调了天人合一的观念。
他认为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应该与天地相应,与自然相和谐。
同时,他提出了天命观,即君王能够得到天的任命,作为统治者来治理国家。
二、董仲舒的思想对汉朝社会的变革1. 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在汉朝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同,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
他的思想对汉朝的社会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 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应用董仲舒提倡的孝道和礼制思想对汉朝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在政治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汉武帝召集了一批儒者,组织了教育改革,加强了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通过实施儒家的政治原则,推动了社会的改革。
3. 社会和谐与稳定董仲舒倡导的孝道和礼制思想有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和家庭伦理。
这种理念对于汉朝社会的稳定和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人们普遍尊敬和遵循孝道和礼制,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相互之间的道德准则得到了增强。
4. 统一的价值观董仲舒的思想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命观的概念,将君臣之间的关系牢固地奠定在天命之上。
这种价值观念使得汉朝社会对于君权的认同更加坚定,君臣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和谐。
统一的价值观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董仲舒的小故事董仲舒,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有一个跟他有关联的成语“目不窥园”就可以了解董仲舒读书有多刻苦。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董仲舒的小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董仲舒的小故事相传一代儒学大师董仲舒自幼便对读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官僚家庭,家里面有丰富的藏书,这对于董仲舒来说简直是没有更加让他感到兴奋的事情了。
于是他夜以继日地熟读家中的藏书,有时候读到入迷处甚至忘记了吃饭和睡觉。
他的父亲董太公是既感到欣慰,又感到担忧。
为了让孩子在读书之余可以放松一下身心,他决定在家后面的空地上修建一个花园,这样董仲舒在读书读到疲乏的时候就有一个地方可以歇息一下了。
但是修建一个花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第一年,董太公派人到南方去学习,看他人是如何修建花园的,同时准备各种材料。
开始动工的时候,董仲舒的姐姐邀请他来到院中观赏但是他只是捧着书简,谢绝了姐姐的好意。
第二年的时候,小花园已经初具规模了,旁边的邻居和亲戚家的孩子都来到园中游玩,但是董仲舒却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第三年,花园终于正式建成了,很多的人都来到花园观赏休憩。
父母也叫董仲舒出来玩,他虽然点了点头,却依旧埋头学习。
在中秋佳节的时候,他的家人都在园中赏月吃月饼,唯有他仍旧捧着书简不放手。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和毅力,董仲舒才能成为一代大家,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著作和深刻的思想。
董仲舒为什么不被重用在汉武帝时期,有着很多杰出的人,都对于当时乃至之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司马迁、张骞等等,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人物,那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也是汉武帝时期有名的大儒,虽然在汉初的时候一直实行的都是黄老的无为而治,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制度已经逐渐满足不了汉武帝的需求,于是他决定重用儒学,因此董仲舒也终于有了一展所长的机会。
在窦太后死后,黄老学说彻底走向末路,儒学开始走上了复兴之路,如果说窦太后的死标志着道家的没落,那么董仲舒的限量对策无疑就是儒家兴盛的起点。
高考历史一轮复习:考点40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一、董仲舒的新儒学1.背景⎩⎪⎨⎪⎧(1)经济:汉武帝时期,经济恢复发展,国力增强,为 中央集权奠定了物质基础。
(2)政治:诸侯国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 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3)思想:汉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满足加 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2.内容⎩⎪⎨⎪⎧(1)为加强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2)为加强君权需要,宣扬“君权神授”。
提出了“天人 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3)为维护统治秩序提出“三纲五常”。
3.特点 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
[轻巧识记] 董仲舒的新儒学二、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1.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1)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
(2)规定儒家经典为国家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3)兴办太学,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4)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2.影响: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思维拓展]董仲舒的新儒学,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学说思想的新思想体系。
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皇权。
[答题术语]1.汉初统治者采用“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朝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
2.汉武帝时,董仲舒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3.董仲舒为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4.为加强君权,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5.汉武帝在中央设立太学,在郡县建立地方教育系统,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董仲舒的学说汉朝的儒学复兴汉朝儒学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董仲舒的学说,他对儒学的发展和演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仲舒的学说注重民心民意,主张“以民为本”,以其广泛影响和深远影响而被称为“万世师表”。
下文将对董仲舒的学说及其在汉朝儒学复兴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
一、董仲舒的学说概述董仲舒的学说建立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旨在引导人们实现社会和谐与治理国家。
他主张从人性出发,探讨人的天性与道德修养的关系,并强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董仲舒认为,国家的治理应该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儒家的思想教育来培养优秀的国家领导和文化精英。
他的学说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董仲舒的学说对汉朝儒学复兴的影响1. 强调仁爱之道董仲舒在儒家经典中,将仁爱视为核心价值观,他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着重强调君主应该体察民意,关心民生,以仁爱之道治理国家。
这一思想对后世的君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儒学在汉朝得到广泛传播和推崇。
2. 建立了儒家教育制度董仲舒提倡教育以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目标,通过儒家教育制度来培养社会精英。
他主张实行“贤才教育”,提倡贤人与才子并重,使得儒家的教育思想在汉朝愈发重要,为后世的儒学复兴奠定基础。
3. 推动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董仲舒反对侈靡和纵欲的生活方式,主张节俭朴素的生活,强调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性。
他的思想对塑造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汉朝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4. 弘扬儒家经典董仲舒提倡研究和宣扬儒家经典,对经典的解释和注释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得儒学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思想。
他的努力推动了儒学在汉朝的复兴和繁荣。
三、结论董仲舒的学说对汉朝儒学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理论观点对后世的儒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注重人民利益、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推动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弘扬儒家经典,为儒学在汉朝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董仲舒的学说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董仲舒与汉初儒学
王瑛 2006-12-11
汉代强秦而兴,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
关于汉初黄老之术,需注意,不能过分夸大它的“清静无为”的特征。
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就是“汉承秦制”,说的是汉朝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秦的延续,包括法制。
再则,黄老之学本身也包含法家的思想。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杂以法制的黄老之术在汉初需要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时,确实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
这样,儒学应运而起,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
其实,早在汉朝统治地位确立之初,鉴于秦亡的教训,已经有人提出了儒学的思想统治问题。
汉高祖刘邦不喜欢儒学,也非常厌恶儒者,以为老子居马上以武力而得天下,与《诗》、《书》有何干系。
当时的儒者陆贾这样劝诫,于马上得之可以,但于马上治之绝对不可以,应当“逆取”而“顺守”(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曾作过秦朝博士官的叔孙通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儒术虽然不可以“进取”,即得天下,但可以“守成”,即治天下。
这些言论多少改变了一些汉高祖对
儒学的偏见,比如以太牢祭祀孔子,自刘邦始肇其端。
汉惠帝时,废除了秦朝禁止民间藏书的“挟书之律”。
汉文帝、景帝时,积极搜集遭秦火之后所残存的古籍,包括儒家经典。
同时,开始立《诗》、《书》、《春秋》等儒学经典的博士官。
不过这一段基本上是黄老思想居于上风,儒学地位并不突出。
此时,一些儒者已经开始积极吸收黄老思想,为儒学的理论建树作了初步的工作,如贾谊。
贾谊试图把道家的自然之道与儒家的社会伦理联系起来,以为儒家的道德人性论找到宇宙论的、本体论的依据,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贾谊对道、德、性、神、明、命诸范畴的解释上。
对“道”、“德”的解释,贾谊明显地取法于道家。
道自然无为,表现的是无与虚的特性,而德为有、为实。
德以道为本,而道通过德化生万物,这就是“道德造物”。
德虽然表现为有、为实,但依然保持着朴素的、未分化的特性。
重要的是,贾谊对“道德造物”所产生的“性”的解释完全站在儒家道德人性论的立场上,“道”、“德”的原始的、自然的状态最终要分化、落实在以仁义为核心的人性上。
这样,仁义就成为内在于人的主体实践法则,并且与自然之道统一起来。
同时,贾谊肯定了人的道德实践能力与认知能力,即所谓“神”、“明”。
“神”是实践的,“明”是知性的。
“神”、“明”的实践、认识既是对天道自然的“命”的实践、认识,也是对以仁义为核心的人性的自我实践、自我认识,这就是贾谊的“外
内通一”之学。
以无目的的自然存在解释有目的的仁义之性,这是贾谊融合儒道的初步努力,但二者之间的矛盾他并没有解决,其后,有董仲舒。
董仲舒曾为汉景帝时《春秋》经的博士官,不过,他对儒学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在汉武帝的时候。
至汉武帝,西汉国力日益强盛,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
武帝即位之初,借选举贤良方正的机会,表彰六经,推尊儒术,并于建元五年(B.C.136)置五经博士。
元光元年(B.C.134),武帝举贤良对策,因此而有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见《汉书•董仲舒传》)。
同时,董仲舒对传统儒学重新作了解释,这些都为西汉统治者利用儒学加强思想统治提高了理论基础。
与贾谊不同的是,董仲舒重新回到儒学思想传统中的“天”的概念,以为“道之大原出于天”(《汉书•董仲舒传》)。
在董仲舒的儒学思想系统中,“天”的内涵比较复杂,既有神学的、自然的天的意义,同时也有道德的意义。
董仲舒以天为百神之君,天子受天命而有天下,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既有神化皇权的一面,也有限制皇权的一面。
我们知道董仲舒谈“天人感应”、谈灾异,灾异正是对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权利的限制。
这里,天多少有人格神的意义。
不过,事实要复
杂一些,董仲舒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所谓“天意”、天的目的性正是通过阴阳五行的系统化的运动表现出来的。
在谈论到人性时,董仲舒更是直接从自然之天出发说明人性。
董仲舒用“生”来解释“性”,认为“性”就是生而具有的自然资质,如告子、荀子,他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
董仲舒用“禾”与“米”的区别来说明“性”与“善”的不同,(见《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一譬喻既不同于孟子,也不同于告子、荀子。
董仲舒曾把自己所说的善与孟子作了一个区别,他认为孟子所说的善只是人所异于禽兽的类意识,而他更强调善的历史的、社会的价值。
善应该包括三纲五纪、博爱好礼等一切伦理、社会价值,这一价值系统是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
在“王教”未兴的原始性社会,善也是不存在的。
这里,董仲舒突出了王道政治的历史地位。
从现实社会层面讲,具有自然质朴之性的人们,也只有通过王教而成就其善。
也就是说,性为天生而有的、内在于人的存在,善则属于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只能“待人事”而成,这就突出了王道政治的社会作用。
在董仲舒的哲学中,“王”成为贯通天人的中介,王顺承天意,教民为善。
这无疑为汉代统治者的思想统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
告子以为性无所谓善恶,荀子以为性恶,董仲舒虽然否定了
“性善”的说法,却承认性有善质。
也就是说,人性具有自我完成的内在潜能,如“禾”能出“米”。
“善质”作为内在依据,最终通过“王教”使人性得以完善,内外结合,不可相无。
此“善质”就是儒家所谓“仁”。
董仲舒认为,如天有阴有阳,人有“贪”有“仁”。
人性中不仅有善的潜能,即仁;也有恶的潜能,即贪。
而心的作用就在于明善、禁恶,这是对道德实践主体的理智、意志作用的强调。
正是人心的理智、意志集中体现了天意、天心,使人最终能通过王道教化,超越自我的自然本性,使人成为超然万物之上的最为可贵的存在。
由此看来,董仲舒所谓“天”、“天意”,绝非简单的人格神或人格意志,它只能通过自然界的结构、功能与社会结构、伦理原则表现出来。
从社会结构讲,他强调王者的中心地位,为封建大一统通过了思想武器。
董仲舒以后,儒学逐渐开始作为官方哲学的意识形态出现,它通过教育、选举等社会制度的推行,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步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统治。
当然,其间不乏反复、斗争的过程。
仅以汉武帝时代而言,由于后来对匈奴的连年征战,所推行的政策多是为了战争非常时期的需要,其中,有很强烈的法家精神。
此后,因而有汉昭帝始元六年(B.C.81)的盐铁会议,此次会议的争论内容由汉宣帝时的桓宽整理为《盐铁论》一书。
从《盐铁论》中可以看到,
盐铁会议论战的双方就是法家和儒家。
盐铁会议后,儒家思想迅速崛起,至汉成帝时已经完全居于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