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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历史考点：董仲舒与汉代新儒学【考点】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一、背景1．国力的恢复和强盛：汉武帝时期，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繁荣，国力日盛。
2．潜伏的危机：诸侯国的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3．黄老之学的过时：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4．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董仲舒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二、标志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三、董仲舒新儒学1．内容2．特点(1)从思想内涵看，融儒家、阴阳五行家、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为一体。
(2)主张在政治思想方面实行“大一统”，强调君主权威，赋予君权以神权色彩。
(3)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又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
(4)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受到统治者重视，迅速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
(5)具有神学色彩，其哲学思想的本质是唯心主义。
(6)承认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如皇权专制)，即维护现实统治。
3．儒学政治化(1)政治：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
(2)教育：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垄断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儒学取得民间独尊的地位。
4．影响【考点】汉代儒学-董仲舒的治国思想1．治理权力的“合法来源”：“王权天授”。
董仲舒把源于阴阳五行的学说与儒家的天命、天道结合起来，以“天人感应”说确立了“王权天授”“君权神授”观，为王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哲学及神学上的论证。
2．制约机制的设计：“伸君，伸天”。
强调“屈民而伸君”，民要服从于君，即民受制于君。
君主是民众的治理者。
但君权要受天的制约，即“屈君而伸天”，君主必须秉承天意，依上天的原则办事，必须对君权进行约束和规范。
3．意识形态的专制统治：“独尊儒术”。
统治者治理国家，要有统一的法度，必须实现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人民才能有统一的行为准则，才能去遵守这个法度。
简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三大文教政策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在文化教育上采取宽松政策，给各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但各学派之向相互争雄，势必危及政治思想的稳定。
董仲舒论证了儒学在封建政治中应居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从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鼓励儒学的发展，对其他各家学说采取排斥态度，达到以儒学统一思想的目的。
二、兴太学以养士
为了保证封建国家在统治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也为了改变统治人才短缺的局面，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
汉武帝下令为五经博士设弟子，标志着太学正式设立和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实际上，兴办太学，政府直接掌握教育大权，决定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是整齐学术、促进儒学独尊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实行察举，任贤使能
针对汉初人才选拔和使用中的弊病，董仲舒提出了加强选举、合理任用人才的主张。
董仲舒提出了一套严格的选士方案，强调“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的用人思想。
“材”“德”都是以儒家经术和道德观念为标准的，这对促进儒学确立独尊地位也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董仲舒的这三项建议，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立五经博士；开设太学；察举制的完全确立。
影响：
（1）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汉代之后各个朝代重教兴学;
（2）促成了教育的政治伦理化;
（3）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实现了私学的统一、教育的儒学化;
（4）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汉武帝与董仲舒太学的建立与儒学的兴盛汉武帝刘彻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他在位期间，推动了汉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特别是在教育和学术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董仲舒作为一位杰出的儒学先贤，对于汉武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讨论汉武帝与董仲舒太学的建立以及儒学的兴盛。
在西汉初年，汉武帝就对于儒学非常感兴趣，并且心怀教育之志。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命令太常卿董仲舒创建太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统治者创立的国家学府。
太学位于洛阳宫廷内，开设各种课程，培养了大批的儒学子弟。
这标志着汉朝对于儒学的正式支持，为后来儒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太学成立之后，董仲舒被任命为太师，负责教育的事宜。
他不仅仅注重理论教学，更注重实践和实用性。
董仲舒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倡儒家学说与实际国家治理相结合。
他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理解，并将其诠释为对于立身、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
他的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和引导学生的思考，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领导能力。
汉武帝对于董仲舒太学的建立与儒学的兴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积极推动儒教教育，亲自颁布教学计划，倡导儒学思想，并且提倡仁义道德教育。
他雇佣了一批杰出的儒家学者，为太学提供优秀的教学资源。
这些学者包括贾谊、扬雄、董仲舒等等。
他们的教学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并且加深了汉武帝对于儒学的信仰。
儒学在汉武帝的统治下迎来了兴盛的时期。
不仅太学招收了大量的学生，儒学的思想也深入到了社会各个层面，影响了汉朝的政治、法律、教育和文化。
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包括仁爱、孝道、忠诚和礼仪，成为了汉朝社会价值观的倡导和实践。
这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武帝后期，儒学的地位愈加稳固。
汉武帝对于儒学的支持让学者们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激发了更多人投身于儒学的学习。
许多学者纷纷著述，形成了《汉书》、《宋书》等大部头的史书，将汉朝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了下来。
此外，董仲舒和其他儒家学者的著作也得到了广泛流传，进一步加深了儒学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董仲舒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学说形态？谈谈自己的理解。
汉初时期，国力积弱，内外困顿，民力耗尽，天下军皆疲于征战，民皆疲于徭役。
为了稳固封建统治，恢复封建经济，汉初的统治政策发生了变化，采用了安民、养民的道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于是，危及到了儒学长久以来的正统地位。
然而“文景之治”之后，汉武帝上位之时，已经国富民安了。
民富国强之际，再讲求黄老之道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已不合时宜，也不利于统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而法家的思想苛于刑法，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此时，董仲舒提出了一种杂糅了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各派学说，以儒家为大宗的新儒学体系，奠定了汉代儒学的基本根基。
因为这种新儒学体系既满足了统治者的大一统要求，也能实现教化民众的作用，遂被统治阶级所采纳。
从此，道统与正统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奠定了以后中国思想的基本模式并延续至五四运动。
董仲舒在《深察名号》中，解释“名”的含义，“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
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
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
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也。
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
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
”认为“名”是天意的自然显现，人在其中不起作用，真理是上天意志的体现。
然而“天何言哉”，董仲舒提出圣人可以感知天意，将其传达给普通百姓。
为了进一步诠释自己的天人之学，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在《春秋繁露》这本天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天学，第一，天是万物的始祖，世界的本源。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而这里的天相当于老子的道，反映了董仲舒对道家的吸收。
第二，天具有人格性和伦理意志，天于与人在根本上是属于一类的，“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
由此可见，既然天人合一，就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人能感知天的意志，即天人感应学说。
针对只有圣人才可以准确知道天的意思，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
“圣人之性，不可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与汉朝社会的变革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是汉朝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思想对于汉朝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以及其对汉朝社会变革的贡献。
一、董仲舒的儒家思想1. 孝道与政治董仲舒主张孝道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思想。
他认为，只有通过弘扬孝道，恢复家庭伦理的稳定，才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
他提倡君子要以身作则，以孝敬父母为起点，以治理国家为终点。
2. 礼制与执政董仲舒强调礼制的重要性。
他认为，通过恢复正确的礼制，可以建立起社会的秩序和道德准则。
他主张以礼为本，以礼治国，通过恢复宗法制度，加强君臣之间的亲亲之情，以实现君臣的和谐共治。
3. 天人合一与天命观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中，强调了天人合一的观念。
他认为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应该与天地相应，与自然相和谐。
同时，他提出了天命观，即君王能够得到天的任命，作为统治者来治理国家。
二、董仲舒的思想对汉朝社会的变革1. 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在汉朝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同，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
他的思想对汉朝的社会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 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应用董仲舒提倡的孝道和礼制思想对汉朝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在政治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汉武帝召集了一批儒者，组织了教育改革，加强了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通过实施儒家的政治原则，推动了社会的改革。
3. 社会和谐与稳定董仲舒倡导的孝道和礼制思想有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和家庭伦理。
这种理念对于汉朝社会的稳定和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人们普遍尊敬和遵循孝道和礼制，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相互之间的道德准则得到了增强。
4. 统一的价值观董仲舒的思想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命观的概念，将君臣之间的关系牢固地奠定在天命之上。
这种价值观念使得汉朝社会对于君权的认同更加坚定，君臣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和谐。
统一的价值观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董仲舒的小故事董仲舒，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有一个跟他有关联的成语“目不窥园”就可以了解董仲舒读书有多刻苦。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董仲舒的小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董仲舒的小故事相传一代儒学大师董仲舒自幼便对读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官僚家庭，家里面有丰富的藏书，这对于董仲舒来说简直是没有更加让他感到兴奋的事情了。
于是他夜以继日地熟读家中的藏书，有时候读到入迷处甚至忘记了吃饭和睡觉。
他的父亲董太公是既感到欣慰，又感到担忧。
为了让孩子在读书之余可以放松一下身心，他决定在家后面的空地上修建一个花园，这样董仲舒在读书读到疲乏的时候就有一个地方可以歇息一下了。
但是修建一个花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第一年，董太公派人到南方去学习，看他人是如何修建花园的，同时准备各种材料。
开始动工的时候，董仲舒的姐姐邀请他来到院中观赏但是他只是捧着书简，谢绝了姐姐的好意。
第二年的时候，小花园已经初具规模了，旁边的邻居和亲戚家的孩子都来到园中游玩，但是董仲舒却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第三年，花园终于正式建成了，很多的人都来到花园观赏休憩。
父母也叫董仲舒出来玩，他虽然点了点头，却依旧埋头学习。
在中秋佳节的时候，他的家人都在园中赏月吃月饼，唯有他仍旧捧着书简不放手。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和毅力，董仲舒才能成为一代大家，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著作和深刻的思想。
董仲舒为什么不被重用在汉武帝时期，有着很多杰出的人，都对于当时乃至之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司马迁、张骞等等，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人物，那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也是汉武帝时期有名的大儒，虽然在汉初的时候一直实行的都是黄老的无为而治，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制度已经逐渐满足不了汉武帝的需求，于是他决定重用儒学，因此董仲舒也终于有了一展所长的机会。
在窦太后死后，黄老学说彻底走向末路，儒学开始走上了复兴之路，如果说窦太后的死标志着道家的没落，那么董仲舒的限量对策无疑就是儒家兴盛的起点。
高考历史一轮复习：考点40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一、董仲舒的新儒学1．背景⎩⎪⎨⎪⎧(1)经济：汉武帝时期，经济恢复发展，国力增强，为 中央集权奠定了物质基础。
(2)政治：诸侯国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 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3)思想：汉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满足加 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2．内容⎩⎪⎨⎪⎧(1)为加强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2)为加强君权需要，宣扬“君权神授”。
提出了“天人 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3)为维护统治秩序提出“三纲五常”。
3．特点 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
[轻巧识记] 董仲舒的新儒学二、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1.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1)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
(2)规定儒家经典为国家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3)兴办太学，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4)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2．影响：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思维拓展]董仲舒的新儒学，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学说思想的新思想体系。
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皇权。
[答题术语]1．汉初统治者采用“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朝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
2．汉武帝时，董仲舒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3．董仲舒为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4．为加强君权，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5．汉武帝在中央设立太学，在郡县建立地方教育系统，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董仲舒的学说汉朝的儒学复兴汉朝儒学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董仲舒的学说，他对儒学的发展和演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仲舒的学说注重民心民意，主张“以民为本”，以其广泛影响和深远影响而被称为“万世师表”。
下文将对董仲舒的学说及其在汉朝儒学复兴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
一、董仲舒的学说概述董仲舒的学说建立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旨在引导人们实现社会和谐与治理国家。
他主张从人性出发，探讨人的天性与道德修养的关系，并强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董仲舒认为，国家的治理应该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儒家的思想教育来培养优秀的国家领导和文化精英。
他的学说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董仲舒的学说对汉朝儒学复兴的影响1. 强调仁爱之道董仲舒在儒家经典中，将仁爱视为核心价值观，他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着重强调君主应该体察民意，关心民生，以仁爱之道治理国家。
这一思想对后世的君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儒学在汉朝得到广泛传播和推崇。
2. 建立了儒家教育制度董仲舒提倡教育以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目标，通过儒家教育制度来培养社会精英。
他主张实行“贤才教育”，提倡贤人与才子并重，使得儒家的教育思想在汉朝愈发重要，为后世的儒学复兴奠定基础。
3. 推动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董仲舒反对侈靡和纵欲的生活方式，主张节俭朴素的生活，强调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性。
他的思想对塑造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汉朝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4. 弘扬儒家经典董仲舒提倡研究和宣扬儒家经典，对经典的解释和注释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得儒学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思想。
他的努力推动了儒学在汉朝的复兴和繁荣。
三、结论董仲舒的学说对汉朝儒学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理论观点对后世的儒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注重人民利益、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推动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弘扬儒家经典，为儒学在汉朝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董仲舒的学说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史料及解析】董仲舒对儒学的重大贡献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
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搜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尽管历史的车轮在前进，但是任何人也无法忘记无法忽略董仲舒对儒学的重大贡献。
（1）形成背景：经过了六七十年的修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增强，汉初的“无为”思想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
土地兼并、王国问题、边境不宁困扰着西汉统治者，强盛的西汉需要有一种新的统治思想来维护封建统治。
于是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适应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实质上是思想文化专制。
（2）思想核心：“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新儒学的思想核心。
“天人感应”即天是有意志、有感情的最高主宰者，而皇帝是“天子”，他代表天意君临天下，同时也必须顺从天意。
“君权神授”即“天子受命于天，天下人受命于天子”。
（3）特点：新儒学以儒学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具有神学色彩，其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唯心主义的。
（4）目的：给统治者披上神圣的外衣，以思想上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
（5）影响：①对当时：对维护西汉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具有进步意义。
②对后世：提出的封建伦理纲常，被后人奉为道德规范。
把儒家思想神学化，使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不仅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而且对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文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独尊儒术提出及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的，他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的治国思想，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
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
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
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与历代儒客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历史背景：西汉初年，汉高祖不喜儒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
博士制度虽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数不多，且仅具官待问而已，在传授文化方面难以起多大作用。
惠帝废《挟书律》，使诸子学说复苏，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各种不问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
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
旧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八路，文帝派晁错从其受业。
此时。
博士之数达到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
儒家的《书》、《诗》、《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
这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条件。
武帝即位时，历经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力量的强大，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元光元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
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这种大一统思想非常赏识。
武帝又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
汉武帝此举受到好黄老的祖母窦太后的强烈反对，她于次年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
儒家势力受到打击，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了。
董仲舒新儒学的内容董仲舒新儒学。
董仲舒（约前179年—前104年），字子鲁，汉代著名儒学家，被誉为新儒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在儒家学说的传承和发展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世儒学的影响深远。
董仲舒的新儒学主要包括天人合一、性命论、政治哲学等内容，对儒家学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他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人应当顺应天地之道，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一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出了“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念，对后世的儒学和道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董仲舒的性命论对儒家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认为人的性命是天地之气凝聚而成的，具有天赋的道德和智慧。
他强调人的性命是与天地相通的，因而人应当尊重天地，顺应天地之道，追求道德和智慧的完美。
这一思想为后世儒学的道德伦理和人性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此外，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也是新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他提出了“贵贱有序，上下相亲”的政治理念，主张君臣之间应当相亲相爱，上下之间应当和谐相处，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还强调了君主应当以德治国，以仁爱之心待民，以求得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
这一政治理念对后世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代表之一。
总的来说，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涉及了天人合一、性命论、政治哲学等多个方面，对后世的儒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出了道德伦理和政治理念，为后世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董仲舒改造儒学的内容董仲舒，这位大名鼎鼎的汉朝思想家，真的是个传奇人物。
他的到来，像是给儒学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这门学问活灵活现，焕发出新的生机。
大家都知道，儒学本来就是讲究仁义礼智的东西，但董仲舒的改造，让它变得更加深刻，也更贴近现实生活，简直就像是给它加上了翅膀，让它飞得更高、更远。
首先，董仲舒引入了“天人感应”的概念，哇，这个理论一出，瞬间就吸引了不少眼球。
他认为，天和人之间是有一种微妙的关系的，人们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自然和社会的运作。
就像打麻将，打得好，牌就会听话；打得不好，那可就惨了。
董仲舒用这种说法告诉人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个有担当的人。
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理论啊！再说说他对“君主”的看法。
董仲舒认为，君主不仅仅是个领导者，更是个道德楷模。
就像家里的大哥大，得有威信，还得有责任感。
他强调君主要以德治国，用自己的行为去感召百姓，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的社会。
想象一下，如果每个领导都能像董仲舒说的那样，大家可得多幸福啊！接下来，董仲舒的“士”的地位也被提升了。
在他的理论里，士不再是单纯的读书人，而是国家的中流砥柱。
董仲舒说，士不仅要有知识，更要有胸怀，能担当重任。
就好比是球队里的明星球员，既要会进球，还得会带队。
这样一来，士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整个社会也因此更有活力。
另外，董仲舒还特别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
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有德行、有才华的人。
简直就是“知识就是力量”的最佳代言人啊！他推动了科举制的建立，为后来的读书人打开了无数扇大门。
想想看，谁不想通过努力学习，考上个好差事，过上好日子呢？还有，董仲舒在推崇儒学的同时，也并没有完全排斥其他思想。
他明白，思想的碰撞才能激发出新的火花。
就像炒菜一样，调料放得刚刚好，才能做出美味的佳肴。
他提倡“兼容并包”，鼓励人们吸收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见解。
这种开放的心态，真是让人佩服。
总之，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像是一次大刀阔斧的革新，让儒学变得更具生命力。
董仲舒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对董仲舒对儒学发展影响的简单介绍：
1. 确立了儒学在封建社会的主导地位：董仲舒在继承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阴阳家、道家、法家等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持。
他提出的“三纲五常”等思想，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丰富了儒学的思想内涵：董仲舒在儒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等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儒学的思想内涵。
他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也为后来的儒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3. 促进了儒学与其他学派的交流融合：董仲舒在吸收其他学派思想的同时，也积极与道家、法家等学派进行交流融合。
这种交流融合不仅丰富了儒学的思想内涵，也为后来的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4. 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和传承：董仲舒之后的历代儒家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影响。
他的思想和学说也成为了后世儒家学者研究和传承的重要内容。
总之，董仲舒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确立了儒学在封建社会的主导地位，丰富了儒学的思想内涵，促进了儒学与其他学派的交流融合，也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和传承。
董仲舒的新儒学内容董仲舒（？前179—前104），汉代思想家，儒家学派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其主要思想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创了综合性的伦理思想。
董仲舒的新儒学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①主张兼容并蓄，变通以求化解矛盾；②强调自然和人性，以自然之美为政令；③以知行合一作为基本原则。
首先，董仲舒主张兼容并蓄、变通以求化解矛盾。
他认为，若按照传统道德绝对守正不阿，坚决拒绝任何变通，就会引起各种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的混乱与分裂。
因此，董仲舒倡导将实际情况、社会规律和传统道德统一起来，以变通的方式去对待有关问题，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案。
此外，他注重研究普世道德，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在做人处事中遵守一些基本原则，包括仁义礼智信、包容理解等。
其次，董仲舒强调自然和人性，以自然之美为政令。
他相信社会秩序可以从实践而言，而不是以提议或命令为基础。
他还相信自然会提供人类行为的典范，从而带来和谐与平衡，因此要着力学习和奉行“诚实守信，节制节行”的自然之美。
最后，董仲舒以知行合一作为基本原则。
他强调要将思想念头转化为实际行动，以达到行动力，使人脱胎换骨，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
他强调，只有当知与行有机结合时，才能形成之后的意志。
此外，他还说，情感需要从实际中表达出来以及用内心的深度感受到美和和谐，以蓄成内容纯正、人称师慈的资质作为人生实践的基础和根基。
总之，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探索了伦理道德的矛盾及其化解，以及自然对人性的影响，提出了自然之美的伦理政令，强调了知行合一，着重了以内心蓄资质作为行为实践的基础。
他的思想指明了一条推动实践经验和传统古代思想因素结合、促进伦理道德发展的基本路径，对于中国和谐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董仲舒与汉初儒学
王瑛 2006-12-11
汉代强秦而兴，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
关于汉初黄老之术，需注意，不能过分夸大它的“清静无为”的特征。
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就是“汉承秦制”，说的是汉朝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秦的延续，包括法制。
再则，黄老之学本身也包含法家的思想。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杂以法制的黄老之术在汉初需要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时，确实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
这样，儒学应运而起，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
其实，早在汉朝统治地位确立之初，鉴于秦亡的教训，已经有人提出了儒学的思想统治问题。
汉高祖刘邦不喜欢儒学，也非常厌恶儒者，以为老子居马上以武力而得天下，与《诗》、《书》有何干系。
当时的儒者陆贾这样劝诫，于马上得之可以，但于马上治之绝对不可以，应当“逆取”而“顺守”（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曾作过秦朝博士官的叔孙通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儒术虽然不可以“进取”，即得天下，但可以“守成”，即治天下。
这些言论多少改变了一些汉高祖对
儒学的偏见，比如以太牢祭祀孔子，自刘邦始肇其端。
汉惠帝时，废除了秦朝禁止民间藏书的“挟书之律”。
汉文帝、景帝时，积极搜集遭秦火之后所残存的古籍，包括儒家经典。
同时，开始立《诗》、《书》、《春秋》等儒学经典的博士官。
不过这一段基本上是黄老思想居于上风，儒学地位并不突出。
此时，一些儒者已经开始积极吸收黄老思想，为儒学的理论建树作了初步的工作，如贾谊。
贾谊试图把道家的自然之道与儒家的社会伦理联系起来，以为儒家的道德人性论找到宇宙论的、本体论的依据，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贾谊对道、德、性、神、明、命诸范畴的解释上。
对“道”、“德”的解释，贾谊明显地取法于道家。
道自然无为，表现的是无与虚的特性，而德为有、为实。
德以道为本，而道通过德化生万物，这就是“道德造物”。
德虽然表现为有、为实，但依然保持着朴素的、未分化的特性。
重要的是，贾谊对“道德造物”所产生的“性”的解释完全站在儒家道德人性论的立场上，“道”、“德”的原始的、自然的状态最终要分化、落实在以仁义为核心的人性上。
这样，仁义就成为内在于人的主体实践法则，并且与自然之道统一起来。
同时，贾谊肯定了人的道德实践能力与认知能力，即所谓“神”、“明”。
“神”是实践的，“明”是知性的。
“神”、“明”的实践、认识既是对天道自然的“命”的实践、认识，也是对以仁义为核心的人性的自我实践、自我认识，这就是贾谊的“外
内通一”之学。
以无目的的自然存在解释有目的的仁义之性，这是贾谊融合儒道的初步努力，但二者之间的矛盾他并没有解决，其后，有董仲舒。
董仲舒曾为汉景帝时《春秋》经的博士官，不过，他对儒学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在汉武帝的时候。
至汉武帝，西汉国力日益强盛，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
武帝即位之初，借选举贤良方正的机会，表彰六经，推尊儒术，并于建元五年（B.C.136）置五经博士。
元光元年（B.C.134），武帝举贤良对策，因此而有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见《汉书•董仲舒传》）。
同时，董仲舒对传统儒学重新作了解释，这些都为西汉统治者利用儒学加强思想统治提高了理论基础。
与贾谊不同的是，董仲舒重新回到儒学思想传统中的“天”的概念，以为“道之大原出于天”（《汉书•董仲舒传》）。
在董仲舒的儒学思想系统中，“天”的内涵比较复杂，既有神学的、自然的天的意义，同时也有道德的意义。
董仲舒以天为百神之君，天子受天命而有天下，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既有神化皇权的一面，也有限制皇权的一面。
我们知道董仲舒谈“天人感应”、谈灾异，灾异正是对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权利的限制。
这里，天多少有人格神的意义。
不过，事实要复
杂一些，董仲舒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所谓“天意”、天的目的性正是通过阴阳五行的系统化的运动表现出来的。
在谈论到人性时，董仲舒更是直接从自然之天出发说明人性。
董仲舒用“生”来解释“性”，认为“性”就是生而具有的自然资质，如告子、荀子，他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
董仲舒用“禾”与“米”的区别来说明“性”与“善”的不同，（见《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一譬喻既不同于孟子，也不同于告子、荀子。
董仲舒曾把自己所说的善与孟子作了一个区别，他认为孟子所说的善只是人所异于禽兽的类意识，而他更强调善的历史的、社会的价值。
善应该包括三纲五纪、博爱好礼等一切伦理、社会价值，这一价值系统是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
在“王教”未兴的原始性社会，善也是不存在的。
这里，董仲舒突出了王道政治的历史地位。
从现实社会层面讲，具有自然质朴之性的人们，也只有通过王教而成就其善。
也就是说，性为天生而有的、内在于人的存在，善则属于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只能“待人事”而成，这就突出了王道政治的社会作用。
在董仲舒的哲学中，“王”成为贯通天人的中介，王顺承天意，教民为善。
这无疑为汉代统治者的思想统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
告子以为性无所谓善恶，荀子以为性恶，董仲舒虽然否定了
“性善”的说法，却承认性有善质。
也就是说，人性具有自我完成的内在潜能，如“禾”能出“米”。
“善质”作为内在依据，最终通过“王教”使人性得以完善，内外结合，不可相无。
此“善质”就是儒家所谓“仁”。
董仲舒认为，如天有阴有阳，人有“贪”有“仁”。
人性中不仅有善的潜能，即仁；也有恶的潜能，即贪。
而心的作用就在于明善、禁恶，这是对道德实践主体的理智、意志作用的强调。
正是人心的理智、意志集中体现了天意、天心，使人最终能通过王道教化，超越自我的自然本性，使人成为超然万物之上的最为可贵的存在。
由此看来，董仲舒所谓“天”、“天意”，绝非简单的人格神或人格意志，它只能通过自然界的结构、功能与社会结构、伦理原则表现出来。
从社会结构讲，他强调王者的中心地位，为封建大一统通过了思想武器。
董仲舒以后，儒学逐渐开始作为官方哲学的意识形态出现，它通过教育、选举等社会制度的推行，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步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统治。
当然，其间不乏反复、斗争的过程。
仅以汉武帝时代而言，由于后来对匈奴的连年征战，所推行的政策多是为了战争非常时期的需要，其中，有很强烈的法家精神。
此后，因而有汉昭帝始元六年（B.C.81）的盐铁会议，此次会议的争论内容由汉宣帝时的桓宽整理为《盐铁论》一书。
从《盐铁论》中可以看到，
盐铁会议论战的双方就是法家和儒家。
盐铁会议后，儒家思想迅速崛起，至汉成帝时已经完全居于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