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的认识

酒文化的认识

酒是人类生活中的主要饮料之一。中国制酒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名酒荟萃，享誉中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约在三千多年前，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约一千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发明了蒸馏法，从此，白酒成为中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酒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等各方面在中国人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酒乃天地之间尤物。虽也进入肚腹，却不能充饥，不能解渴，只作用于人的心神。心神经酒一滋润，一刺激，便产生莫名其妙的变化，莫可名状的诡谲，向外表现为言和行，便不同寻常了。因此，人世间有了酒，人类的生活便丰富多彩了，人类的历史便斑斓多姿了，茫茫尘寰便增添许多有趣的风景，短短人生便增添许多悠长的滋味。假如我们的老祖宗没能从腐烂了的野果和放久了的剩饭的酸香味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酿酒术，那么，卷帙浩繁的廿四史将枯燥许多，历朝历代的社会生活将寡淡许多，我们回顾往昔的时候，也许少了许多兴味。历史是条长河，河中对了酒，河水便奔流得更浪漫，更生动，翻腾起的浪花千古后仍使人感到精彩。上至宫廷，下至市井，高贵者，卑贱者，都喝酒。金元殿里的天子赐宴，三家村时的老翁对酌，虽然档次不同，气派迥异，但把佳酿或旧醅喝下肚子，并品味那个美妙地过程，则是一样的。

酒文化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个重要组成部分。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食物之一，它的历史几乎是与人类文化史一道开始的。自从酒出现之后，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酒的形态多种多样，其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史同步，而酒又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乃至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讲，饮酒不是就饮酒而饮酒，它也是在饮文化。

酒令

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象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绝对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酒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包容它自身的物质和社会方面的内容，如酿造史、产业史，与酒伴生的酒器的知识（其中又包括工艺的、礼制的、审美的各种内容），社会组织对酒的管理、限制、赋税等等措施及其演变；更使酒文化达到几乎包罗万象的程度的是，由于酒的效用所引发的生理、心理反应，从而所导致的社会效应，遂使全部的人文科学和部分的实验科学（例如医药科学）中都有酒文化的足迹。

文化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更频繁而普遍地布藏在日常的生活风习中，酒文化也是如此。喝酒者和参加饮宴的人并不以酒文化的担随者而出现，但传统的饮宴礼俗，约定俗成的聚饮方式，乃至与酒有关的各种行为心态，无不或隐或显地呈示中国文的特有色彩。有的有渊源踪迹可寻，有的已是成了集体无意识那样的精神积淀，只有深谙中国酒文化的人才能有所意识。这些表现于日常生活习惯中的酒文化的内容，又和中国大文化的各大体系犬牙交错，并曲曲折折通向以儒道佛思想为支柱的中国民族精神的底蕴。从这个意义上说，酒文化不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又是从整体上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角度。政治、军事活动中，不管是握手言欢还是刀光剑影，离不开酒；仕农工商日常生活上也少不了酒；至于说到诗人、艺术家们更是要借助酒力，一展才华！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因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艺术书法中画家中也是如此。“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集序》，“道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庆，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中国酒的历史极为悠久。

在我们的祖先尚为猿的时候，就已经和酒发生了关系。因为，地球上最早的酒，应是落地野果自然发酵而成的。所以，酒的出现，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天工的造化。

人工酿酒的先决条件，是陶器的制造。否则，便无从酿起。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既有陶罐，也有陶杯。由此可以推知，约在六千年前，人工酿酒就开始了。《孔丛子》有言：“尧舜千钟。”这说明在尧时，酒已流行于社会。“千钟”二字，则标志着这是初级的果酒，与水差近。《史记》记载，仪狄造“旨酒”以献大禹，这是以粮酿酒的发端。自夏之后，经商周，历秦汉，以至于唐宋，皆是以果粮蒸煮，加曲发酵，压榨而后酒出。所以，无论是吴姬压酒劝客尝，还是武松大碗饮景阳岗，喝的应果酒或米酒。酿酒工艺的进一步突破，是金元时期。1975年，在河北青龙县出土了铜制蒸馏器，经科学检测，其下限不晚于金大定（1161~1190）年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又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恐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这段话的核心之点，是说酿酒的程序，由原来的蒸煮、曲酵、压榨，改而为蒸煮、曲酵、蒸馏。所谓突破，其本质就是酒精提纯。这一生产模式，已和现代基本相同了。但从金元明的戏曲、小说、笔记中考察，当时的蒸馏酒，尚未普及于社会。清代乾隆年间，直隶宣化对酿酒户征收烧锅税，这才标志出白酒业的兴旺发达。

自古及今，酒一直在陪伴着历史兴亡的脚步前进。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楼塌了。”兴也有酒，亡也有酒，确可谓经盛衰而无废，历百代而作珍。酒之为德久矣，王粲在《酒赋》中写道：“章文德于庙堂，协武义于三军。致子弟之孝养，纠骨肉之睦亲。成朋友之欢好，赞交往之主宾。”酒之为祸亦久矣，葛洪在《抱朴子·酒戒》中写道：“廉耻之仪毁，而荒错之疾发。闒茸之性露，而傲恨之态出。精浊神乱，臧否颠倒。……或肆忿仇于器物，或酗于妻子，或枉酷于臣仆。用剡锋于六畜，炽火烈于室庐，掊宝玩于渊流，迁威怒于路人，加暴害于士友。……以少陵长，则乡党加重责矣。辱人父兄，则子弟将椎刃矣。发人所讳，则壮志不能堪矣。计数深克，则醒者不能恕矣。起众患于须臾，结百疴以膏盲。奔驷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无自返之蹊。盖智者所深防，百愚人所不免也。其为祸败，不可胜载。”由此看来，酒似一把具有两面锋刃的利剑。其实不然，人的品格优劣，是由生理基因决定的，与酒无干。善者为善，恶者为恶，有酒无酒，喝与不喝，都改变不了什么。智愚在人，我们无须对酒颂之过高，责之过重。我们对酒的态度，该是不禁不纵，有节有仪，趋其利处，避其弊端。

喝酒之风，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虽有三令五申，却是屡禁不止，甚而愈演愈盛。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腐败现象。所谓公款吃喝，其目的无非是，或拉拢，或奉承，或请托，或攀援，总之是花人民的钱，谋个人的利。于是，歌馆酒楼，就变成了贪贿之徒做无本生意的场所。此风误国残民，为害甚深。古语“金杯玉酒千人血”，今言“一桌酒席一头牛”。那些腐败之徒，应该清夜扪心，想想国家命运、百姓劳苦、儿童教育，问问自己贪婪挥霍、花天酒地，是何心肝？解决之道，是将反腐斗争坚决推行到底。****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示了中央的决心，要让党内绝无腐败分子的臧身之地。只有如此，方能将公款吃喝歪风真正煞往。

自“酒文化”这一概念出现以来，常有人对之鄙夷和嘲讽。似乎在“文化”之前冠以“酒”字，便是对文化的亵渎和糟蹋。这是一种浮浅的偏见。

所谓文化，就广义而言，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我们用这一定义来观察中国数千年来，以酒为中心而辐射出的物质和精神的方方面面，就可以发现：在中国文化的总范畴里，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蕴涵丰富、完整而系统的酒文化体系。诸如：几千年不断改进和提高的酿酒技术和工艺，酒对人类社会调谐和破坏的历史，来代政府为酒的酿造和销售所制定的法律制度，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多姿多彩的酒礼酒俗，古今已有的形形色色的酿酒工具和饮酒器皿，墨客骚人所写的关于酒的诗文词曲，载于各种典籍的关于饮酒的轶闻掌帮，还有花样百出的酒令，诗意浓郁的酒名，等等，等等，就构成了一个博大宏富的中国酒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