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理论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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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刑法的借鉴摘要: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在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中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借鉴国外期待可能性理论,对于发展与完善我国刑法理论,解决其中一些理论困惑和冲突,有着积极意义。
虽然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没有对应部分,但它的基本精神值得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借鉴。
关键词:期待可能性犯罪构成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学界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确立,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得以承认和采用。
我国的刑事理论和实践应加强对它的认识和扬弃,本文试图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有关问题及其对我国刑事理论和实践的借鉴意义进行一些初步探讨,以期对我国刑事理论和实践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概说德、日学者认为,行为人要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有责任,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与违法性的意识的可能性是必要的,同时还要存在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
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以下简称期待可能性)是作为规范的责任论的核心要素的责任的要素。
“期待可能性的意义有广狭二义,在广义上,对犯罪行为人而言,指行为人从实施该行为之际的内部的、外部的一切情形观察,期待不实施该行为而实施其他适法行为是可能的情况;在狭义上,指了解上述内部的实情,从行为之际四周的外部的情形观察,期待不实施该违法行为而实施其他适法行为是可能的情况。
刑法学上,说到期待可能性时,很少指广义的意义,可以说通常指狭义的意义。
”【1】在日本通常“所谓期待可能性,指在行为之际的具体情况下,能够期待行为人避免犯罪行为实施适法行为的情况。
没有期待可能性时,虽然有对犯罪事实的认识,也存在违法性的意识的可能性,但认为阻却故意责任或过失责任的学说,称为期待可能性的理论。
”【2】期待可能性,德国学者如耶赛克等称为期待不可能性。
虽然期待可能性理论发端于德国,但现在在德国已被禁止滥用,当前对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的免责事由持否定态度,认为如果无限制地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将其视为一般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就会导致刑法的弹性过大,对许多危害社会的行为无法追究责任,不利于对社会法益进行有效保护。
2018年第4期(总第273期)学习与探索Study&ExplorationNo.4,2018Serial.No.273•法治文明与法律发展-德日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及其借鉴高勇1>2(1.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哈尔滨150080;2.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哈尔滨150028)摘要:德日刑法中均存在较多的以期待可能性理论为基础的刑法规范。
在德国,期待可能性理论已经 基本被刑法规定为犯罪阻却事由,在日本其不仅被承认、且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
期待可能性不仅存在有无 的问题,还存在程度问题。
期待可能性判断具有次序性,即应先判断有无、再判断程度,如无,则阻却责任;如 有,则进一步判断其程度以确认减免。
对期待可能性有无的判断,应当兼采国家标准和平均人标准;对程度的 判断,应当采行为人标准。
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法治理念出发,我国有必要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基 于我国刑法理论界重视并积极倡导引入和刑法中实际包含体现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法规范的实际,引入该理论 具有可行性。
当然,对该理论的借鉴和适用也必须掌握必要的限度。
关键词:德日刑法;期待可能性理论;判断标准;理论借鉴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期待可能性理论是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研究 的一个热门话题,争论颇多,尤其是对其判断标准 以及是否需要引人、如何引人等意见不一。
梳理 德日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发展状况,借鉴其 理论经验,对于我国刑法立法完善与司法实践中 解决相关冋题殊为必要。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起源及发展期待可能性理论起源于德国并在德国法学家 的努力下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后在日本得到发 展。
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 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他适法行 为。
具体而言,期待可能性就是若对行为人不能 期待实施其他适法行为,法就不能对他进行非难,刑法上也就不存在责任。
期待可能性不仅存在着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基金项目“中国轻罪法律制度的建构”(15YJ820006);黑 龙江大学2017年度研究生创新项目“轻罪论”(YJSCX2017-001HLJU)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高勇,1970年生,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刑法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
论我国期待可能性反思与借鉴[摘要]期待可能性发端于德国的“癖马案”而逐渐形成了备受大陆法系关注的理论。
文章通过对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进而对期待可能性在中国刑法语境下的反思及其应当在我国的适用的空间的分析,表明应当谨慎地借鉴该理论,合理吸收其基本的核心精神。
[关键词]理论基础;反思;借鉴一、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基础所谓的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他适法行为。
在理论上认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就不能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非难,因而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
有的学者几乎把所有刑事责任减轻或免除事由,都纳入期待可能性中探讨,这种理解和做法实是对期待可能性本身的误解,因此有必要具体阐释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根基。
(一)哲学上的理论基础——相对的意志自由理论相对意志论把侧重点放在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上,承认行为主体存在自主选择行为的可能性的同时又不可能绝对主宰自己的意志,承认人与环境处于一种互动状态,即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
这表明主体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同时又表明这种自主选择权又受限于客观环境。
如果行为人行为时有选择的自由,而他却通过自己的意志实施了犯罪行为,那么他的意志选择就成为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合理根据。
所以,从相对的意志自由论自然地引导出期待可能性理论。
(二)刑法的人性关怀的基础价值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了刑法的人道性。
人道主义刑法观是指刑法的内容和实施都应与人的本性相符合,尽可能地宽容、轻缓和充满道义。
期待可能性理论认为只有对行为人可能实施的行为才应该追究其责任,体现了对人性脆弱的尊重。
刑法规范调整的对象最终是人,在实现处罚犯罪的同时,也要保障“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人是社会的人,但更是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后者决定了人都有脆弱和自私的一面,法律不能盲目地希望或期待人们牺牲较大的价值来迎合较小的价值,法律理应对人性的脆弱表示相当的尊重,而不能强人所难。
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刑法的借鉴在刑法的理论与实践领域,期待可能性理论是一个备受关注且具有重要价值的议题。
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刑法的适用、犯罪人的责任认定以及刑罚的裁量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核心在于,当一个人在特定的情境下,由于外部的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按照法律的期待作出合法的行为选择时,就不能对其进行归责或者应当减轻其罪责。
简单来说,如果一个人处于无法抗拒的压力、极端的困境或者极度的心理紧张状态,以至于不能期待他做出合法的行为,那么就不应以犯罪来对待他或者应当从轻处罚。
这一理论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在 19 世纪末的德国,一系列的司法案例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刑法理论的反思。
例如,在“癖马案”中,马车夫虽然明知所驾驭的马匹有癖性,但由于担心失去工作而不得不继续驾驭,最终导致事故发生。
法院在判决时,考虑到马车夫所处的困境,认为不能单纯以法律的规定来对其定罪处罚,这一判决成为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起源。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刑法的人道性和合理性。
刑法不仅仅是惩罚犯罪的工具,更应当关注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如果在极端情况下仍然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定罪处罚,而不考虑行为人当时的实际处境,那么可能会导致刑罚的不公正和不合理。
此外,期待可能性理论还有助于实现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手段,应当在必要的限度内谨慎使用。
只有当行为人在能够选择合法行为的情况下实施了犯罪,才应当受到刑法的制裁。
那么,期待可能性理论对于我国刑法的借鉴意义何在呢?首先,它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
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包括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
然而,在某些复杂的案件中,仅仅依靠这四个方面的判断可能无法全面准确地认定犯罪。
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可以在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上更加精细和合理,充分考虑行为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选择能力。
其次,期待可能性理论能够促进刑罚的个别化。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一直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法治建设被提上日程。
而期待可能性理论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如果能将之引入我国刑法中,加以明文规定。
不仅可以在解决实际案件中做到有法可依,确保依法治国,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且因其背后所蕴含的刑法宽宥性原则以及对人权的保障,更加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凸显党执政为民、执法为民的社会主义理念。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概述(一)期待可能性的内涵期待可能性,起源于德国,最初含义是指“针对他人的某种情况做某种要求”[1]。
在刑法理论中,是指在行为人实施具体的行为时,如果能够要求行为人选择实施合法行为,行为人背离此期待而实施了违法行为,行为人就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故意或过失的刑事责任。
相反,如果无法期望行为人为避免去实施犯罪行为,即没有期待可能性时,就不能追究其“犯罪”的刑事责任。
从上述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期待可能性追求的是一种“法律不强人所难”的精神。
在解决刑事责任问题时,分析具体情势,行为人作出某种反法行为之时,是否有可能期待行为人去做出一个适法的行为而替代违法行为。
如果不能,那么就不能评价为犯罪,或者虽评价为犯罪但是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刑事责任;反之,则应当根据当时可能性的程度来追究刑事责任。
从刑法的谦益性来讲,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刑法的消极作用,利于保护“犯罪人”的权益。
因此,日本学者大仁誉之为“是想对在强有力的国家法规面前喘息不已的国民的脆弱的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理论”[2]。
(二)期待可能性的认定标准期待可能性理论在犯罪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刑法宽宥性的体现,能够减轻甚至免除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但该理论又具有“内涵不清、外延模糊”的特点,因此,认定起来也没有统一的意见和标准。
目前来看,西方学者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即:1.行为者标准说。
此学说认为,应该以行为人本人能力为判定标准来判定他是否可能实施适法行为;2.平常人说。
即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情况下,通过平常人的选择来判断有无期待可能性;3.法规范标准说。
对期待可能性理论引入我国刑法之思考作者:罗久霞来源:《群文天地》2010年第04期期待可能性理论源自大陆法系的德国,各国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对其看法不一,我国目前在立法上还没有引期待可能性理论入刑法。
但期待可能性理论从哲学、伦理学和其对我国刑法的借鉴价值方面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我国刑法有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必要。
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必须把握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判断标准,从行为人标准来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有无。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概述(一)、起源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人当时的情况下能期待行为人做出适法行为而不做出违法行为的可能性。
法不强人所难,只有当行为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时候,行为人的行为才不会受到刑法的非难,否则行为人将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期待可能性理论起源于1897年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关于癖马案的判决。
癖马案的案情及判决过程如下:被告系驭者,自1895年以来受雇驾驭双轮马车,其中一匹名为莱伦芬格的马素有以马尾绕并用力以马尾压低缰绳的癖好,所以叫它癖马。
被告曾要求雇主更换莱伦芬格,而雇主不仅不答应,反而以解雇相威胁。
因此被告不得不一直驾驭那匹癖马。
1896年7月19 当被告驾着癖马上街的时候,癖马的癖性发作,又一次用力用马尾压缰绳,被告虽极力拉缰绳以图制止它,但均无效。
因癖马惊驰,故将行人撞倒并导致行人骨折。
检察官以过失伤害罪对被告提起了公诉,一审法院宣告被告无罪。
检察官不服向德意志帝国法院提出上告,但帝国法院维持了原审的判决。
帝国法院维持原判的理由是:确定被告之违反义务的过失责任,不能仅凭被告曾认识驾驭癖马可能伤及行人,而同时必须考虑能否期待被告不顾自己失去职业而拒绝驾驭癖马,此种期待对于本案的被告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此,本案的被告不能承担过失伤害行为的责任。
此案公布后,便引起了德国刑法理论界的关注。
后来经过德国学者迈耶、弗兰克、J·戈登修密特和B·弗洛登塔尔等人的不断完善,期待可能性理论最终得以确立并成为规范责任论中的核心理论。
刑法理论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近年来,刑法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逐渐受到重视。
作为一种法学范畴中对犯罪预防与惩罚理论的思考,期待可能性理论借鉴了刑法理论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为刑法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将探讨刑法理论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并分析其对刑法实践的深远影响。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了解刑法理论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核心观点。
期待可能性理论主张,在刑法实践中,必须预防犯罪的发生,并以可能性为基准进行刑罚的制定和判决。
该理论认为,刑罚的目的不仅在于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更重要的是通过预防措施防止犯罪的发生。
因此,期待可能性理论主张在刑罚决策和刑事司法审判中,应该关注犯罪行为可能的发生概率,并据此采取相应的刑法措施。
二、1. 预防为主导思想刑法理论中的预防为主导思想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核心观点不谋而合。
刑法预防理论认为,刑法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的发生,而不仅仅是惩罚犯罪行为。
在刑法实践中,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观点,可以更好地实施预防措施,减少犯罪的发生。
通过精确分析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可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提高社会治安水平。
2. 科学的刑法制度期待可能性理论强调刑罚的基准应该是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这就要求刑法制度必须具备科学性和公正性。
在刑罚的制定和执行中,不能仅仅依靠主观判断和个人意志,而应该以数据分析和统计研究为基础制定科学的刑罚标准。
刑法理论的科学性要求为期待可能性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促进了刑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三、期待可能性理论对刑法实践的影响1. 防范未然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使得刑法实践更加注重犯罪的预防,强调防范未然。
通过有效的预防措施和设施,控制犯罪的可能性,减少犯罪的发生。
借助期待可能性理论,刑法实践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措施,提高预防犯罪的效果。
2. 制定刑罚措施的科学性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促使刑法实践在制定刑罚措施时注重科学性分析和数据支持。
浅析期待可能性与我国刑法的借鉴内容摘要:[摘要]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人行为之际的特定情况下,是否能够期待行为人避免犯罪行为而实施符合法律的行为。
期待可能性体现了法所追求的公平、合理的思想,符合刑法所需要的谦抑精神。
笔者认为正确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既可以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与人们的基本法律情感不符的案件得到合理解决,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定罪、处罚体系。
[关键词]期待可能性刑法借鉴“法不强人所难”,即法律只能要求人们做其有可能做的事,不能强迫他人做其不可能做的事,这是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核心所在。
由于期待可能性理论符合刑法谦抑的精神,凸现了对人性的关怀,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引入期待可能性是符合我国刑法目的和宗旨的,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产生及发展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人行为之际的特定情况下,是否能够期待行为人避免犯罪行为而实施符合法律的行为。
如果根据行为人当时的现实情况并不存在选择的可能,即在实施行为时不可能期待行为人不为违法行为而为合法行为,那么说明行为人除了采取违法犯罪的行为方式之外并无任何选择的余地,即无期待可能性,则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反之,如果按照行为时的具体情况行为人具有选择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即存在着期待的可能性,则行为人的行为当然成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基础。
无期待可能性成为阻却责任的重要事由。
期待可能性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德国司法史上著名的癖马案。
被告是一位马车夫,受雇驾驭一辆双辔马车,其中一匹马有以马尾绕住缰绳并用力压低的习惯,车夫多次提醒雇主并要求其换一匹马,未得到雇主的允许,反而被以解雇要挟。
一天,在被告驾车途中,该马恶癖发作,突然用尾巴绕住缰绳并向前狂奔,致行人骨折。
检察官根据上述事实,对被告以过失伤害罪提起公诉,但被法院宣告无罪。
检察官不服,提出上诉,帝国法院以不能期待被告丢失自己的职业为代价而违反雇主的命令为由认定被告无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判决意味着当行为人在无条件选择合法行为时,即便在心理上有罪过的情况下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可以阻却刑事责任,该判决成为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渊源。
刑法理论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作者:周晖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4年第04期摘要:期待可能性理论借鉴具体路径的选择,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可以借助期待可能性理论来免除或者减轻其刑事责任,以体现对人性的合理化关怀,保持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完善我国刑法理论体系,实现实质正义。
关键词:期待可能性;规范责任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一些刑事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些特殊情况,依据现行犯罪构成的理论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而引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可以使我国刑法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我国现行《刑法》,虽没有“期待可能性”字样,但某些条款已经包含了期待可能性思想。
因此,对这一理论,我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刑法现状,予以有选择的借鉴,以完善我国刑法理论体系。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有着与大陆法系国家罪刑法定原则不同的特征,有学者称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既有保障无辜者不受惩罚和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的人权保障功能,又具有惩罚犯罪,保护社会免遭犯罪侵害的社会保护功能。
罪刑法定的人权保障功能主要通过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实现,社会保护主要通过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实现,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特点。
”上述论点正是对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完整概括。
在大陆法系国家,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期待可能性的缺乏为司法过程提供的出罪机制不仅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且恰恰是罪刑法定的保障功能与出罪功能的客观要求。
但是在中国,由于所谓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存在,使其丧失了应有的出罪功能。
结果,期待可能性的缺乏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在中国刑法中的适用,将必然导致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直接违反。
可以说,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蕴涵的出罪机制与中国的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着功能性的障碍。
二、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的犯罪构成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期待可能性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犯罪构成理论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理论支撑。
对我国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思考作者:王超男来源:《卷宗》2017年第11期刑法上有句格言叫做“法律不强人所难”。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法律不强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或不勉强任何人去做他力所不能及之事。
而期待可能性理论认为,如果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就不能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责任,从而不能让其承担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了一种对人文的关怀,将其引入我国能在刑法的刚性与人性之间得到一种平衡,增强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公信力。
“它是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为了实现普遍正义之下的具体正义而对行为时的客观情形所给予的特殊考虑,以实现个案判决的公正。
”(1)1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发展历史1879年德国的“癖马案”,被认为确立了期待可能性理论。
1901年德国学者迈耶发表的《有责行为与其种类》,首创“规范责任论”。
1927年施密特对《德国刑法教科书》的责任论部分进行修改时,正式摒弃心理责任论,采用规范责任论。
(2)至此,在20世纪20年代,期待可能性在德国作为责任阻却事由而取得了通说地位,以理论或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
1928年,日本学者木村龟二发表《关于刑事责任的规范主义批判》一文,率先将德国期待可能性理论介绍到日本。
此后经过佐伯千仞、泷川幸辰等对期待可能性该理论在日本进行了发展,后逐渐形成了丰富的体系。
期间最著名的的就是“第五柏岛丸事件”。
日本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从德国引进后有很大发展,并且当前在日本刑法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日本学者山中敬一所说:“现在虽然被认为‘期待可能性的理论的实践的作用相对低下’,但在学说中,位于规范的责任论的核心,给与作为阻却责任论的理论以支柱的作用,并且认为期待可能性的不存在是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是压倒的通说。
”(3)2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价值1、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当代刑法三大价值相契合(1)公正价值。
公正即是正义,正义是法的基本标准和评价体系,它极大地推动着法律的进化。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摘要: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以及刑事司法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期待可能性理论有希望并有能力成为缓解社会动荡的法律因素。
期待可能性理论对刑事立法的启示主要是增加刑事立法的论理价值因素。
期待可能性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会是刑事法律进步的契机。
关键词:期待可能性;刑事立法;刑事司法。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综述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确立、发展与完善已经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对立法与司法产生着重要影响的理论,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有目共睹。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我们必将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分享这一“刑法学上的共同财富”。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借鉴意义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引入和运用,并非简单表现为刑事立法中对附随情状或期待可能性等字眼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将期待可能性理论中蕴含的法律精神在立法中加以体现。
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立法应充分谅解行为中的人情因素,限制因人情而违法的犯罪圈,使刑法更多的体谅个人处境,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困苦情境,以有利于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
期待可能性理论对刑事立法的启示主要是增加刑事立法的论理价值因素。
在我国长期的刑事法律制定过程中,立法者均更多注重的是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公民作为独立的个体受到的关注度非常低。
很突出的表现在刑法手段运用的范围倾向于所有的在客观上危害社会或者可能危害社会的行为。
而对于推动该行为主体如此行为的因素考虑较少,这些因素中最容易或者说最直接的引起关注的是论理因素。
综观我国刑事立法的情况,发现其更多的趋向于结果无价值,而疏远了行为无价值。
违法性的本质指的是对行为本身还是对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所做的否定评价,即法律规范违反性亦或是行为结果危害性。
将违法评价的对象定位为行为本身的是“行为无价值论”;反之,只要行为结果具有危害性即为违法的是“结果无价值论”。
结果无价值论通过仅处罚产生危害结果之行为来限缩刑罚的处罚范围,但是这种判断责任的标准过于僵硬,缺少对行为人具体的人性关怀;也放纵了某些未产生危害后果却违反了社会伦理的行为。
期待可能性理论及中国刑法的合理借鉴(一)【摘要】期待可能性具有以相对自由意志为核心、符合刑法人道性和刑法谦抑性等理论价值。
鉴于我国的刑法理论框架和体系,该理论的植入尚存在难以回避的法律障碍和理论困境,通过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内核和精神实质,丰富和完善我国刑法理论以及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
【关键词】期待可能性;理论价值;中国刑法【正文】在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理论中,期待可能性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将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梳理,并就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价值和合理借鉴问题加以论述,以达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期待可能性的理论价值(一)相对自由意志为核心关于人有无意志自由的问题,哲学史上历来存在行为决定论与意志自由论之争。
“自由意志与定命论的矛盾,是贯穿从古代直到今天的哲学的矛盾之一,它在不同时代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1]刑事古典学派认为,人有绝对的意志自由,并以此作为理论的哲学基础。
刑事实证学派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受因果法则支配,犯罪现象也不例外,因此,刑事实证学派力倡意思决定论而否定意志自由存在。
进入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新旧学派从对立走向折中、调和的局面。
新古典学派抛弃了旧派的绝对意志自由论,而新社会防卫论也不再主张决定论,主张选择的自由。
但他们都没有从哲学上解决意志和自由问题。
马克思主义把自由理解为人们对外部世界、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力量以及对人们本身的支配,这种支配是以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为前提的。
正如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
”概言之,意志自由只是人对必然的认识和在行动中对必然的驾驭。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相对意志自由的观点。
2]当代综合主义刑法学坚持相对意志自由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受因果规律的支配,人的意识和意志是由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刑法理论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
刑法理论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
在我国的一些刑事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些特殊情况,依据现行犯罪构成的理论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而引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可以使我国刑法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我国现行《刑法》,虽没有“期待可能性”字样,但某些条款已经包含了期待可能性思想。
因此,对这一理论,我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刑法现状,予以有选择的借鉴,以完善我国刑法理论体系。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
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有着与大陆法系国家罪刑法定原则不同的特征,有学者称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既有保障无辜者不受惩罚和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的人权保障功能,又具有惩罚犯罪,保护社会免遭犯罪侵害的社会保护功能。
罪刑法定的人权保障功能主要通过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实现,社会保护主要通过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实现,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特点。
”上述论点正是对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完整概括。
在大陆法系国家,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期待可能性的缺乏为司法过程提供的出罪机制不仅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且恰恰是罪刑法定的保障功能与出罪功能的客观要求。
但是在中国,由于所谓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存在,使其丧失了应有的出罪功能。
结果,期待可能性的缺乏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在中国刑法中的适用,将必然导致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直接违反。
可以说,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蕴
涵的出罪机制与中国的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着功能性的障碍。
二、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的犯罪构成
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期待可能性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犯罪构成理论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理论支撑。
在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或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统一。
”因此它只能反映静态的犯罪规格,而无法体现来自犯罪构成体系之外因素参与的动态的定罪过程,结果只能导致对阶级专政需要的过分强调,而无视人权的保障。
同样,由于消极的构成要件的缺失,当将期待可能性理论放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中进行考察时,我们会发现犯罪构成对期待可能性产生的排异现象。
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开放性是期待可能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与我国齐合填充式的静态的、封闭的犯罪构成格格不入,结果导致期待可能性理论只能游离于我国的本文由毕业论文网收集整理犯罪构成之外,难以在其内部找到合适的位置。
三、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刑事立法及完善
目前,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期待可能性理论,但在刑法典的具体规定中却包含了丰富的期待可能性思想。
例如:刑法第14条、15、17、18、19条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精神病人、醉酒的人以及盲人及聋哑人的规定,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的对象及其轻重程度。
刑法第20条、第21条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由于期待
不可能或期待困难的责任阻却或减轻,对于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情况,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在我国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中,也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
如刑法第301条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第310条窝藏、包庇罪,第312条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等。
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理论。
主要体现在:①刑事立法应当以期待可能性理论为指导。
期待人们遵守刑法,理应以刑法规范能够被遵守为前提。
因此,刑事立法内容应当合理。
②期待可能性揭示了人性的脆弱,刑事立法对此应当有所考虑。
四、期待可能性理论对司法实践的指导
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指导,在司法实践中,若查明无期待可能性,则说明行为人无罪过,如果查明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有期待可能性,就说明行为人有罪过,具备了负刑事责任的最基本的主观基础。
据此,在我国刑事司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期待可能性思想的存在。
首先,在定罪方面,期待可能性是前提,如果不存在期待行为人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就不能给行为人定罪。
例如:对因自然灾害而逃难至外地,为生活所迫而重婚或因婚后受虐而外逃后再婚的,或被拐卖而被迫重婚的,都不能以重婚罪论处。
其次,在量刑方面,期待可能程度高低与刑事责任轻重比,期待可能性程度高的行为人,其主观恶性就大,刑事责任就重,反之则不重。
例如:为救治重症亲人而抢劫和为享受奢侈生活而抢劫,二者的
刑事责任不同,正是期待可能性发挥作用的体现。
期待可能性作为判断行为人在行为当时意志所处的状态的尺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地检验行为人罪过的有无及大小,从而使刑罚的启动和幅度更好地适应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无罪不罚和罚当其罪,从而实现我国刑事司法公正的价值。
最后,期待可能性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司法工作人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确认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首先确认行为人在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是否为刑法上的罪过。
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可以借鉴和吸收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内涵”,依据案件事实,查明行为人在行为当时是否存在行为的可选择性,然后再结合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等其他影响主观恶性的因素,给予综合判断。
五、期待可能性理论借鉴具体路径的选择
笔者认为在不改变现行罪刑法定原则与犯罪构成的前提下,不如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将期待可能性的合理内核解析成相关部分,分别纳入到我国刑法的相应理论之中:
首先,对我国刑法中已经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相关内容不再予以变动。
例如在总则中对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应当减免处罚的规定,对胁从犯刑事责任的规定等都明显地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的旨趣。
在刑法分则中,如《刑法》第134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其犯罪主体并不包括被强迫违章作业的人员。
其次,“不如将大陆法系中其他视为‘无期待可能性
’的行为,在我国刑法中部分视为‘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部分视为无作为义务或作为可能性的行为、受强制的行为等,将它们消化在有关理论之中。
”这样既可以保持我国现行刑法规范的相对稳定性,又不至于动摇以社会危害性为基础的刑法理论,同时还可以使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刑法的相关领域中得到确立,并可以为司法实践中诸多疑难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撑。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路径的选择,终究只是在不改变我国现行刑法理论与制度前提下的权宜之计;而期待可能性理论要在我国刑法中得到真正的确立(包括实质上和形式上的),必须有赖于我们对刑法功能、目的和价值认识的真正飞跃。
在刑法功能观上,树立人权保障功能之于社会保护功能的优先性;在刑法目的观上,树立报应目标之于功利目标的优先性;在刑法价值观上,树立自由、正义、人道之于秩序和安全的优先性;同时在制度上必须对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完善,对我国的犯罪构成进行改造,最终使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的实现不但有制度上的保障,而且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和观念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