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一、提出问题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
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
据相关数据显示：当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实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
他指出：一个企业实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实行了实证分析。
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实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水准、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
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水准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有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
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1政策因素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实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
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
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
差别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
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
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个关系的准确性。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
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
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
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
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水准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持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
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有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
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当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世界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
Headetal （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实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
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
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
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
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实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
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
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动关系。
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水平，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
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当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能够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
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州由此成为世界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
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能够提供一个充足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
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水平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
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 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外围”体系（CPS）。
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外围”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外围”（CP）结构。
所以，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我国“核心-外围”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
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因为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
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因为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
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
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外围区域。
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因为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外围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促动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动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动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动市场竞争。
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
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
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动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对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
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
无论是提升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升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
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就西部来说，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
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当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因为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所以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