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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引言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我国，传播学课程已成为众多高校的必修课。
通过学习传播学，我深刻认识到了传播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传播学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以下是我对传播学课程的一些心得体会。
二、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1. 传播的定义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信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传递的过程。
传播具有普遍性、社会性、互动性、目的性等特点。
2. 传播学的基本理论（1）拉斯韦尔五因素模型：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的五因素模型，即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效果。
（2）传播模式：传播模式主要包括直线传播模式、循环传播模式、网络传播模式等。
（3）传播效果理论：传播效果理论包括两级传播理论、创新与普及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等。
三、传播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1. 媒体传播在现代社会，媒体传播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表达观点、交流思想的重要途径。
通过学习传播学，我认识到媒体传播在塑造社会舆论、引导公众观念、传递正能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2. 公共关系公共关系是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传播学为公共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通过学习传播学，我了解到公共关系在塑造组织形象、提升组织竞争力、协调组织与公众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3. 广告与市场营销广告与市场营销是企业获取市场份额、提高品牌知名度的重要手段。
传播学为广告与市场营销提供了理论支持。
通过学习传播学，我认识到广告与市场营销在创意策划、媒介选择、效果评估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4. 品牌传播品牌传播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树立良好形象的关键。
传播学为品牌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
通过学习传播学，我了解到品牌传播在品牌定位、品牌塑造、品牌推广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5. 社交媒体传播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传播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播学为社交媒体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
通过学习传播学，我认识到社交媒体传播在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社交互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媒介批评》第八辑MEDIA CRITICISM论“中国传播学”的基本向度及其反思汪罗-、何谓“中国传播学”“中国传播学”的生成和建制的过程是传播研究的知识生态、学科自觉意识、研究主体活动、研究方法等要素综合建构、编织的结果。
当下学术界对于“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研究成果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能够意识到“中国传播学”意指传播学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及实践历程，在一定意义上与“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中国化”等同，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维度，即“中国传播学”是一个专有的概念（术语），有着自身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
基于此，笔者拟用作为专有概念指称（术语）的“中国传播学”为起点，并就概念（术语）本身可能囊括的诸多面向进行阐述。
第一，从现有地位及将来存有的可能性而言，贾文山等人认为“中国传播学”是与传播学的美国传统及欧洲源流和而不同的新兴的学术范式，“这一范式过去30年间以借鉴美国传统和欧洲传统为基础，开始产生一些原创性成果（第八辑）220并丰富了全球的传播研究"①。
中国传播学所思考的问题应是整个“专播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发展路径上互为坐标、互为支撑。
如若细究的话，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播学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这一二元对立框架的兴起、形成及反思上。
因为“中国传播学的建制过程既是其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其本土化的过程"②。
1982年施拉姆访华至90年代，志在创构及研究“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者如余也鲁、孙旭培等便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实践以提升国人在传播研究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此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无不将建设“中国特色传播学”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以期让“中国传播学”走向世界。
第二,从形式上而言，中国传播学”是基于一系列命题、概念及其在互动中呈现的关系及其涵盖的关系网络。
简述传播的革命史以及反思与总结。
在年轻的的人类传播史上，人类的五次传播革命所产生的历史性巨变，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
他不仅有力地改变了人类在过去的所感所触和所见所闻，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在现在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
每一次传播革命的改变都可谓是一场核聚变。
一：语言传播革命语言的产生让人类从此摆脱了动物的信号传播藩篱，踏上了人类的语言传播大道，。
第一次传播革命中的语言传播经历的过程比较漫长，但是一经出现便因其具有简便易行、内蕴丰富的特点而备受青睐，因为，它可以使个人经验和见闻为大家所共享。
使前人的文化积累为后人所继承，正是在这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祖先懂得了钻木取火、草药治病、保藏食物、饲养动物等。
还掌握了一系列技术。
像纺织啊等等。
若没有语言传播，这些转变就不会发生，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和发展，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
因此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精神。
人类开始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
二：文字传播革命在第二次传播革命中，人类发明文字，进入文字传播时代。
文字的出现保证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被扭曲、变形重组和丢失。
用施拉姆的话来说就是：它在当时也许可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回想起来则似乎是历史上震撼地球的大事之一。
‘这些文字改变了人类思维的基本面向使人类思维能够从时空的束缚中的到解放。
而且文字对内，它是整合民族感情的粘接剂；对外，它是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的一道屏障。
三:印刷传播革命以往，由于媒介笨重、符号复杂、复制困难和传播垄断，书本知识只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直到印刷术的产生和流传打破了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和传播上的特权，并且随着印刷术的飞速发展，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印刷传播业日益兴旺。
印刷品的大量出现，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望，推动了教育业的发展、文化的普及和科学启蒙、社会进步。
使人类由人际传播时代进入大众传播时代。
四：电子传播革命以广播电视为主体的的电子传播。
不仅彻底突破了事件和空间的限制，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传媒文化社会新闻抓猎奇点，娱乐新闻抓与情色和隐私最相关的点，有了这些浅层次的既容易抓取、又吸引人眼球的卖点，自然没有哪家民营网站愿意在立意创新、报道深度上下功夫。
长此以往，造成了民营视频网站在社会与娱乐新闻上的同质化，进而造成了各民营视频网站新闻整体风格上的同质化。
这种情况不利于民营网站的自身特色的创立与长期可持续发展。
此外，猎奇性的社会新闻和低级趣味的娱乐新闻缺乏正确的新闻导向，不利于国民精神文明的构建。
不论是猎奇性还是低级趣味性，都呈现出“黄色新闻” 的倾向。
首先，这些网络视频新闻往往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刺激性的画面为主打，在文字报道方面，内容往往浮于事件现象本身，缺乏深入采访以及跟踪报道；或是只突出猎奇点，未交代事件背后的故事。
部分自拍新闻连新闻最基本的五要素都语焉不详，只有惊悚的标题和画面，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新闻。
这使受众除了感官上的刺激或听故事的愉悦之外，无法开展理性的思考与认知，不利于其理性思维习惯的养成。
另外，通过突出事故或灾祸的惨烈性以及个人生活的隐私和负面因素来提高关注度，漠视当事人的情感、尊严，漠视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这种报道方式不仅违背了客观性原则，也缺乏人性化，不利于构建积极健康的国民素质。
民营网站视频新闻对传统新闻价值的偏离，既是抢夺受众的竞争的产物，也是网络监督的缺失所造成的后果。
在这一情况下，对网络视频新闻的规范与引导成为必要。
首先，国家要加强对网络新闻的把关，声画兼备的特性使视频新闻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和病毒式传播的潜力，因此必须做好网络视频新闻的“把关人”。
另外，从运作模式上来说，目前我国网络视频行业主要收入是广告，而广告商看重的是网站受众的数量，这使得该行业的收益主要由流量、点击率决定，这一点也是很多视频网站以低劣手段迎合观众口味的根源。
“所有媒体都试图揣摩出如何改变新闻及其表现形式才能够吸引对它们来说最有利可图的那部分受众。
”如何建立更加完整的商业模式，这也是当下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Word文档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作为一门跟世界接轨的学科的起步，中国的传播学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因为经济改革的推进对社会发展提出了对传播学的要求。
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就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这双重的现代性问题。
这个课题性作为传播学的反思对象是从中国在“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
1982年春天，时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传播学研究所主任的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先生扮演了传播学的信使，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学术座谈会上声称，在一个世纪以内，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比如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应该在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上合成为一门学科。
所有的话语、编辑、扩散活动都和传播密不可分。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将是这门新的学科的基础学科。
传播理论应该聚合所有主要的人文知识，现代社会在组织形态上的形式和内涵就在于传播。
这是中国学术界开始正式接受西方传播学的开始。
问题在于，当施拉姆这位蜚声世界的传播学教育家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展望传播学的美好前景时，中国和西方对这个学科的理解差异不仅仅在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更表现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应用水平上的距离。
的确，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通过技术上先进的信息处理手段和信息传播系统的介入已经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有意义的变化，信息和传播已经成为生产方式的内容，生产方式的演变通过信息处理手段不断提高的自动化方式和工作内容的重新组合开始向信息化过渡，转变了工作的性质、就业的资格和整个生产程序当中不同的介入者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和传播成为嬗变中的生产体制的行为主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考察出发，传播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开始形成的网络。
[1]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特点是殖生出多重传播网络，人员、信息、资本、商品和影像的循环在不断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较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商品、人员、信息和资本的流通角度来研究传播手段，比如货币就是资本主义的媒介，它的本性就是流动和可交换的。
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作为一门跟世界接轨的学科的起步，中国的传播学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因为经济改革的推进对社会发展提出了对传播学的要求。
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就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这双重的现代性问题。
这个课题性作为传播学的反思对象是从中国在“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
1982年春天，时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传播学研究所主任的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先生扮演了传播学的信使，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学术座谈会上声称，在一个世纪以内，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比如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应该在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上合成为一门学科。
所有的话语、编辑、扩散活动都和传播密不可分。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将是这门新的学科的基础学科。
传播理论应该聚合所有主要的人文知识，现代社会在组织形态上的形式和内涵就在于传播。
这是中国学术界开始正式接受西方传播学的开始。
问题在于，当施拉姆这位蜚声世界的传播学教育家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展望传播学的美好前景时，中国和西方对这个学科的理解差异不仅仅在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更表现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应用水平上的距离。
的确，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通过技术上先进的信息处理手段和信息传播系统的介入已经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有意义的变化，信息和传播已经成为生产方式的内容，生产方式的演变通过信息处理手段不断提高的自动化方式和工作内容的重新组合开始向信息化过渡，转变了工作的性质、就业的资格和整个生产程序当中不同的介入者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和传播成为嬗变中的生产体制的行为主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考察出发，传播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开始形成的网络。
[1]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特点是殖生出多重传播网络，人员、信息、资本、商品和影像的循环在不断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较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商品、人员、信息和资本的流通角度来研究传播手段，比如货币就是资本主义的媒介，它的本性就是流动和可交换的。
传播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和思考传播理论是研究人类社会传播现象的学科。
自上世纪初建立以来，随着社会技术的不断发展，传播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展现出了巨大的使用价值。
本文将从传播理论应用的角度出发，探讨传播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和思考。
首先，传播理论在广告宣传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多。
广告是一种传播行为，而传播理论又是研究传播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广告宣传领域中的应用是非常直接的。
在广告的创作中，广告人员需要考虑接收者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心理和个人态度等因素。
传播理论可以为广告创作者提供非常关键的支持和帮助。
例如，有时候一个广告宣传可能无法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但是当创作者运用传播理论的缩小范围策略，在特定的场景下进行投放，就会被更多的消费者所关注和接收。
其次，传播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应用同样非常重要。
现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个时代，人们通过各种信息载体接收和传播信息，而传播理论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方法和技巧来生产有效的信息。
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好的营销活动需要考虑人口统计学、内容、仪式和选择等要素。
传播理论的针对性受众理论可以为营销者提供很多有益的建议，帮助他们确定最有效的营销策略。
对于营销团队而言，传播理论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再次，传播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新闻传播是传播实践的重要部分。
新闻媒体的职责是向公众提供准确、完整和及时的信息。
然而，现实情况是新闻媒体也需要考虑一定程度的新闻素材的选择和处理。
这就需要新闻媒体遵循一些传播理论的原则。
例如，新闻传播中的公共效应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和预测新闻对公众行为的影响，因此在新闻制作过程中，应该注意新闻传达的效果。
总之，传播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其应用可见于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
作为一名传播者，如果想在这个时代具备竞争力，掌握和运用传播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以上是本文就传播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和思考所作的探讨，希望对各位读者有所帮助。
第1篇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播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递与沟通规律的学科，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作为一名传播学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现将我的工作总结如下：一、工作回顾1. 学术研究：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围绕传播学领域的关键问题，开展了多项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新媒体传播、网络舆情分析以及传播效果评估等。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结合实际案例，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并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
2. 教学实践：在教学方面，我承担了传播学基础、新媒体传播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
3. 社会服务：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供传播策略咨询。
针对不同客户的需求，制定针对性的传播方案，帮助他们提升品牌形象、扩大社会影响力。
4. 团队协作：在团队中，我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与同事们共同开展课题研究、项目申报等工作。
通过团队协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实现了资源共享。
二、工作亮点1. 研究成果丰硕：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共发表学术论文5篇，其中核心期刊2篇。
这些研究成果为传播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 教学质量提升：在教学过程中，我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3. 社会服务成效显著：为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传播策略咨询，帮助他们成功实施传播方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4. 团队凝聚力增强：在团队协作中，我注重发挥每个人的优势，营造良好的团队氛围，使团队凝聚力不断提升。
三、工作不足1. 研究深度不足：在部分研究项目中，对问题的挖掘不够深入，需要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2. 实践经验不足：在实际工作中，对某些传播现象的理解不够全面，需要加强实践经验积累。
3. 沟通能力有待提高：在团队协作中，沟通能力有待提高，以更好地协调各方资源。
四、未来展望1. 加强学术研究：继续深入研究传播学领域的关键问题，争取在更高层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作为一门跟世界接轨的学科的起步，中国的传播学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因为经济改革的推进对社会发展提出了对传播学的要求。
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就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这双重的现代性问题。
这个课题性作为传播学的反思对象是从中国在“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
1982年春天，时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传播学研究所主任的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先生扮演了传播学的信使，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学术座谈会上声称，在一个世纪以内，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比如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应该在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上合成为一门学科。
所有的话语、编辑、扩散活动都和传播密不可分。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将是这门新的学科的基础学科。
传播理论应该聚合所有主要的人文知识，现代社会在组织形态上的形式和内涵就在于传播。
这是中国学术界开始正式接受西方传播学的开始。
问题在于，当施拉姆这位蜚声世界的传播学教育家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展望传播学的美好前景时，中国和西方对这个学科的理解差异不仅仅在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更表现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应用水平上的距离。
的确，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通过技术上先进的信息处理手段和信息传播系统的介入已经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有意义的变化，信息和传播已经成为生产方式的内容，生产方式的演变通过信息处理手段不断提高的自动化方式和工作内容的重新组合开始向信息化过渡，转变了工作的性质、就业的资格和整个生产程序当中不同的介入者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和传播成为嬗变中的生产体制的行为主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考察出发，传播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开始形成的网络。
[1]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特点是殖生出多重传播网络，人员、信息、资本、商品和影像的循环在不断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较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商品、人员、信息和资本的流通角度来研究传播手段，比如货币就是资本主义的媒介，它的本性就是流动和可交换的。
法国传播学家戴拉海（Yves de la HAYE）对这一理论现象进行过专门研究。
[2] 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马恩）在涉及到商品运输技术、信息传递、开发者旅行等等属于传播的问题时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考察这些现象所暗示的有关生产、国家、殖民主义、阶级构成、城乡分工、货币流通、价值实现形式、公共安全等等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在戴拉海看来，马恩对“传播问题”有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首先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考察传播的载体（道路、运河、港口、铁路）和动力手段（蒸汽机、海底电缆、火车机车）有利于商品和人员的交流。
而且马恩最后也研究了传递信息的工具，这加速了信息的扩散，并扩大了信息扩散的范围。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唯物主义的传播观，那就是传播问题仅仅在生产和流通之间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传播手段要与生产手段相对应。
马恩提出了两个有关传播的问题：一个是历史和地理的发展观来看传播如何创造出与封建秩序、封建行会、禁欲主义及其人际关系的断裂条件；一个是在什么经济形式下表达出这些成功的突破。
围绕着对“资本”的逻辑分析，马恩揭示出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重要性：资本从本性上倾向于超越所有空间的限制，对交换的物质条件的创造成为一个必需的结果，这就是用时间手段来打破空间。
这差不多预示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出现的计算机网络传播的时空本性。
戴拉海从解读马恩的传播观点出发，把传播看作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一个范畴：它传递和构成了生产关系，它维持和加固了生产领域的一般状态和特殊状态。
” [3] 而且从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出发，传播是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元素，是建构一种人的社会个性的要素，这意味着传播行为本身的利益指向和社会属性。
最初大规模的运用现代的大众传播手段（电报、电话等）是为了构筑常规的信息网络，这离不开资本的直接需要。
传播手段的发展动力演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
戴拉海对传播的定义是：“传播是指一个社会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态，并使属于这些状态的社会关系与之相适应。
” [4] 从而根据《资本论》的历史和逻辑分析考察了传播的社会关系的意义。
在二十世纪中期，加拿大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哈洛德•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也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传播的社会发展史，把传播放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中考察。
[5] 他认为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和贮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有关技术手段。
所有的文明都由知识、思想、习惯、实践、仪式、艺术等。
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组织的转化、主体性的新形式和知识的重新组织都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
在历史过程当中，建立一种社会平衡总是要对人和传播提出挑战。
在产生、传递和接受信息的三个环节当中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因为对传播工具的使用创造了人的行为模式和精神状态，传播的发展刺激文化表象和象征符号的重新组合，繁衍出越来越多的传播情境。
人们的注意点就不再放在传播媒介的载体本身，而是扩大到整个传播体制，一个和社会环境相对应的操作系统，包括它的游戏规则、策略手段、战略思想和机会赌注。
比如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大量出现不但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收视率，而且重新界定信息表现的形式，信息的持有者和接受者的分类问题。
再如移动电话、传真、互联网络等新媒介都重新开辟了社会活动中新的游戏规则，分派人们新的社会角色的功能。
每一种新媒介的选择、开发和利用都使信息有一种不同于其它的表现方式。
信息活动中的交换不是一个单纯的发送和接受的关系，它们必需有一个界面接触，这是通过媒介的特性表现出来的。
互联网络不但方便信息传输，而且使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都处于一个信息传递过程当中，从而改变了工作方式和工作习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跟以前不同。
借助电子媒介，出现了看不见的办公室，远距离工作成为现实等等。
信息传播作为一个组织化的要素，贯穿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从蔡伦的造纸到古登堡的印刷，从莫尔斯的电码到盖茨的视窗，传播是发明的矢量，是文化更新和智力运动的催化剂。
借助通讯卫星和海底电缆，信息传播技术在不停地沟通和扩散各类信息，连接着无数独立的信息终端。
信息传播网是当代社会和人类存在的神经系统，对经济发展、社会协调、管理体制、文化扩散和人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今天的信息传播已经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播而成为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数字图像压缩、高清晰度电视、有线电视、电话电视、卫星电视、交互电视、数据广播、数字音频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因特网、在线业务、视频游戏、虚拟现实、电话、传真、智能网、移动通讯等等传播载体构成了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车流。
整个社会的生产、控制和管理系统在被信息传播技术分解，而社会的发展本身正是通过信息传播手段来进行和解，来认同每一个活动的社会主体。
作为社会共识基础的价值观允许传播活动中的伙伴之间建立一个共用的参照框架来展开象征交换。
不同类型的信息具有不同的社会使用价值，都可以放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空间中作为一种工具化的信息载体。
在今天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当中，传播的功能性作用越来越系统化，几乎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手段。
一、传播思想与社会转型根据控制论的原理来说，一个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熵。
而传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扮演一个解放者的角色，抵消所有试图摧毁发展生机并导致社会蜕化的因素，这就赋予传播一种“意识形态”的意义，因为可以从技术手段上来推断通过信息传播网络的设置来解决社会发展当中可能提到的问题。
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假设，是因为麦克卢汉早在六十年代就把社会定义为传播工艺所施展的对象，他的幻觉是希望通过传播机器的功能来担保社会和谐，产生一种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的互动反应。
根据他的“传播是人体延伸”的理论，所有的人体存在（生理、智力、肌肉、神经等）都是物理意义或信息意义上的媒介。
这个假说的阐释基础是把人类现象归结为自然科学的推理，从技术角度上去理解似乎是正确的，而从社会角度和智力角度去理解就要大打折扣。
麦克卢汉的技术乐观主义在于他假定一个形式意义上的技术模式拥有足够的理性意图，这实际上暴露出技术理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
正如法国著名传播学家米涅教授所指出：“悖论在于，事实上传播在社会领域当中的进展是多样化的，总有差异性甚至是明显相对立的方式或者是与传播者的意图相左。
它经常出现的面貌好像是统一的，光滑的和反冲突的。
” [6]从今天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现状来看，麦克卢汉的观念失误是因为“麦克卢汉的技术乐观主义态度使他对媒介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冲突和社会有关力量的干预视而不见，也没有考虑到国际经济贸易交换中的分工和不平等关系及其文化表现，更对世界范围内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知识扩张和知识同化的差距现象估计不足（当今世界传播中有65%的信息来自美国，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提出包含现代性的总体模式、行为方式和普遍价值的扩张性传播战略的国家）。
在传播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国际舞台上整体国力的竞争是通过四个主要因素－军事、传播手段、经济和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
这实际上使得国家和民族之间通过传播制度和传播实践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和观念的冲突和调和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随市场经济一体化而缘起的，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跨国性媒体机构所构筑的，国际化传播网络所经营的，视听文化商品的跨国传播和渗透正在软化所有类型的民族抵抗。
” [7]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从传播角度预示了今天的信息传播网络所全力推进的市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是与世界接轨的必然方式，但同时也不能回避文化、观念和身份的冲突。
针对电子媒介与新闻事件在全世界范围的同步传播，法国学者维埃约（Paul VIRILIO）指出，不存在世界化，只存在虚像化。
通过瞬间性来实现的世界化是时间维度，是唯一的时间，这是时间的专制。
如果说历史是丰富的，是因为存在着地方时间。
这种全球化和地方化的混为一体是对世界关系的瓦解，用真实时间的透视代替了真实空间的透视，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现实的感觉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
“从来没有信息不带有非信息的东西。
从今以后，一种新型的非信息可能会出现，这和自愿的审查没有关系。
这是一种对感觉的窒息，一种对理性的失控。
在这个地方，计算机和多媒体给人类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
”维埃约的观点所要质询的是媒介的逻辑问题，这是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以后在大众传播媒介领域内所表现出来的中心问题。
事实上，没有一个传播现象或传播行为是不涉及到存在于一个社会当中的信息传递逻辑，传播本身从来就不是透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