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商隐爱情诗的特色
李商隐的诗歌在唐末诗坛渐衰之际，力挽狂澜，以朦胧虚幻的诗境著称于后世，而他的爱情诗更为人们所衷爱，可是这些诗引起过许多争论，过去主要是偏于诗意的解说，而现在却重在对这些诗的评价上，人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这是极好的好现象。本文相就一些争论所在，谈谈我对李商隐爱情诗的看法。
一、隐晦难解的诗
李商隐爱情诗，以“无题”命名的谢意共十余首，也有一些用诗中首二字或句中二字做题的，等于无题。魏晋以来，文人作诗立题成了常规，但有的为了回避时忌，或者考虑到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而故意不写题目的，当然李商隐也有一些是有题的爱情诗，他的爱情诗近一百首，占他现存的五百多首诗的五分之一左右。
李商隐有些诗表面看来是写爱情的，而实际上却不仅仅写爱情而是有所寄托的，他的爱情诗和这种有所寄托陷寓的诗极易混淆，李商隐的诗本业就隐晦难懂，再加上不同历史笺注家不同的见解，意使人有莫知所从之感。
为什么李商隐的爱情诗那么隐晦难解呢？我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他的诗是从学于杜甫、李贺、韩愈等人的，用典
深僻，又特别多，因此不免转折，较难掌握，有
的文章使人读后如堕五里雾中。鲁迅先生曾说：
“玉溪生（商隐自号）清词丽句……而用曲太多，
则为我所不满。”这其中有两个显著原因，一是
性格因素：李商隐个性缠绵阴柔，不喜张扬，在
表情达意时往往不直接下笔，但情滞于胸不可不
泄，于是用典就成为其诗歌中不可或缺的手段；
二是时代背景：唐末变乱频繁，牛李党争，战事
不断，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李商隐作为一个关心
社会的文人，不可能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他总
要发诸笔端，然而现实不容不得他过多的指摘时
弊。他只好学古人或拿史实来映照现实。
（二）他力求“精纯”，刻意为工，有时就不免如王安石说的“语工而意不及”，即陆游所说的“锻炼
之久，及失本指，斫削之甚，仅伤王所”。他自
己说是“题时长不展，得处宝应偏”可以看出这
种情况。
（三）用别人的诗体来写诗，也是难解的一个原因。钱亡择说：“义山学杜者也，间用长吉体作《射鱼》
《海上》《蒸台》《河阻》等诗，则不可解……疑
是唐人习尚，当时之人自能喻之伟人既久，遂莫
晓所谓耳。”
（四）他的诗常常把纤微繁复的事象和意念，通过巧妙
的剪裁，修饰语言而重现出来，正如宋荦所说：
“义山造诣幽邃，感人尤深。”他的诗写得极为
曲折，诗意一层深入一层，表现了恋爱中复杂
的感情，浪漫主义的气氛也相当浓厚，所以李商
隐的爱情诗有的不可以作浅显的解释，连纪盷等
人评他的诗也常常说是“不可解”。
由于李商隐对自己的诗没有明确言明其意一个多年以来，弄得皂白难分，有人把这近百首诗几几乎全解释成寄托了，有些不是写诗人在写狐绚与自己和陈情，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是写自己政治上的失意等等。纪盷反对他的穿凿附会，并且指出过：“有戏艳体”和“实属狎邪”之诗，但他却也说过“无题诗大抵祖述美人香草之遗以曲传不遇之感”。或者全是寻花问柳的作品，也有把这些诗解成商隐与宫嫔恋爱所作的。这样的主观解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而给读者造成混乱。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李商隐的爱情诗真是没有“达话”的吗？
我把李商隐的爱情诗分成三类来谈，即（一）他年轻恋爱中的作品，恋爱的对象有宋真人姐妹和柳枝，这两次恋爱都失贩了；（二）写他和他的妻子王氏死后的悼亡诗；（三）不知道所写恋爱对象是谁的诗。我认为是他概括地抒写他在恋爱中的感情的变化，不一定专写他和宋真人，柳枝的恋爱或者和王氏的爱情的，另外，把李商隐写娼妓或其他的“狭邪”
之作也作为一类来谈，因为这些不是爱情诗，而是“谣言媒语”。这样分类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
二、爱情诗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表扬男女的婚姻是不自由的，一切旧礼教束缚使人一点也透不过气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谁也反对不得，自由恋爱被认为是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越轨行为，成了得而诛之的反面教材，爱情诗也遭到了封建士大夫们的非议，而后期的爱情诗如六朝的一些民歌更是为攻击为“海淫”或“浮靡”的，其实真正浮靡的倒是士大夫们做的那些宫体诗之类。这是封建王朝的一般社会婚姻的状况和爱情诗被压抑的状况。其次，唐朝的宗教很盛行，如佛教、道教等等，寺庵里有僧、尼、宫观中有道士、女冠。女冠中甚至有不少是宫人、公主被遣入道的，青年男女们被迫与现实社会生活隔绝开来，精神上是苦闷的，因而发生了一些所谓“颇失防闭”的事。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看作青年男女的放荡，那正是过去封建统治阶段推卸罪行的说法；在不同程度上，这些事和别的恋爱事件都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广大青年男女对于旧礼教和宗教束缚的不满和反抗，要求自由和突破封建势力的束缚。
以上两方面因素，就是李商隐的爱情诗产生的时代背景。
李商隐，青年时就结下了道缘，他在《戍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中说了：“我本玄无胃，禀华由上津，中速鬼道乐，沉为下士民，托质属太阳，炼形复为人，誓将覆宫泽，安此真与神。”
导语，从他的急于进仕来看，很可能也象唐朝很多入道的士人一样，是想由此被皇帝征昭，求得一条入仕的终南捷径。再从他与女道士的恋爱，也可看出他是与那种消极出世的虔诚教徒的思想有所不同的，所心我们不能否写李商隐与女道士之间的之种恋爱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和封建礼教相冲突的一点进步任用。虽然这不能和《诗经》里所反映的那些蔻人民的恋爱相比，但是和《莺莺传》里的张生、崔莺莺之间的恋爱是略为相似的。
其实与李商隐恋爱过的女道士可考的只有宋真人姐妹，他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姐妹》一诗里表现了坚他们的倾心，但旧社会和宗教清规束缚他们的自由，他吟叹道：偷桃窃药事唯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晶帘。
这诗是说求仙的自己(“偷桃”指男)和对方(“窃药”)不得相会，被水晶帘隔着，这是他当时的苦闷所在，另外《圣女祠》中的“寄问钗头双白燕，每朝珠馆几时归”等句子，也写出了他与女道士的恋爱不得成功。
苏雪林主观地说李商隐与宋真人三姐妹中一人相恋，余二人则和永道士相变，最后商隐的恋人也归到永道士那边去了，永道士成为商隐的情故。不仅如此，她还“考证”出李商隐曾经和宫嫔“卢莫愁”的关系是用典，并非什么宫嫔姓卢的与他相爱，所以这只是她的主观臆测。
尽管说李商隐和女道士宋真人的恋爱也反映了一点封建社会里广大青年男女对于旧礼教和宗教束缚的不满和反抗，但这种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