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二月河笔下帝王系列形象之雍正

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风行海内外，二月河在其力作《雍正皇帝》中，形象地描绘了康熙晚年出现的种种社会腐败现象和九王夺嫡的残酷党争，是符合历史发展主线的。

小说家又不拘泥于历史，充分运用创作自由，根据塑造典型人物形象需要，虚构故事情节，加以夸张、渲染，把一个性格坚毅自信，勤政为国，决心改良，敢于逗硬；对政敌毫不手软，对腐败分子实行残酷打击，对属下冷面苛薄，不计生前死后名的活生生的改革皇帝，写得栩栩如生。

中国是一个“史官”文化高度发达、历史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每一历史时期都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这些所谓的“正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众多历史小说家进行创作的材料来源和创作准绳。

近年来，人们的历史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在小说创作中也遭到了更多人的质疑甚至颠覆。

这一现象的出现缘起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问题将在后文论及）。

不过一般来说，历史小说应该以“正史”为依据，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作为历史小说，如何摆脱历史资料的规定，更深层次地去挖掘有利于展示当时社会风貌的素材，以避免小说只是干巴巴的史料堆砌，等等。

这些都成为二月河“帝王系列”创作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处理得合理与否，不仅关系着作品艺术品位的高低，而且也关系着作品是否具备了“历史小说”的品格。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历史小说的气势是否宏大，是否具有“史诗”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准确、逼真地再现当时的社会历史场面，能否在庞杂零乱的历史事件中筛选出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历史事件加以表现。

“帝王系列”在这方面的艺术处理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

雍正虽只做了十三年皇帝，但他在位期间国力也得到极大的加强，为“康乾盛世”的最后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却是那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

对于这些人物，作者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充分展示和肯定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而且，更多从生活中入手，从多个侧面对他们的思想、行为进行描绘；同时，也不避讳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种种弱点和不足。

正是这些立体化的描绘，最终构成了人物鲜活的艺术生命。

比如康熙这一人物，正像《雍正皇帝》中所说：“他精算术，会书画，能天文，通外语，八岁登极，十五岁庙谟独运智擒鳌拜，十九岁乾纲独断，决意撤藩，四下江南，三征西域，征台湾，靖东北，修明政治，疏浚河运，开博学鸿词科，一网打尽天下英雄——是个文略武功直追唐宗宋祖，全挂子本事的一位皇帝！”（注：《雍正皇帝》卷一《九王夺嫡》）对于这样一个“一代令主”，作者除了细致地表现了他在军事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武功外，还以较多的篇幅描绘了他政治上的文治韬略和生活中的明爽豁达。

他招民垦田，修治黄淮，蠲免钱粮，厉行节约，特别是开“博学鸿词科考”，为自己网络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当然这些都是作者对他的正面描绘，为康熙这一人物形象打下了一个明亮的底色。

在第四卷《祸起萧墙》中，在围绕废立太子和夺嫡谋位的问题上，作者展示了康熙性格中的另一方面：多疑猜忌、阴险狡猾、手腕多变、心狠手辣的性格特点。

这种对其性格的多方面描绘和展示，也符合康熙这个有着超人才华和胆略的封建皇帝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

雍正在历史和传说中是一个争议最大的人物，是一个有着“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骂名，和“心胸狭窄、刻薄寡恩、深沉狡诈、心口不一”的两面派作风的“伪君子”，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勤于政务的封建皇帝。

他在位的十多年里，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饬吏治、严禁党争、废除“贱民”、发展生产、巩固边防、加强中央集权，基本上铲除了康熙末年产生的党锢之争和官吏腐败现象。

他曾自言：“朕立志以勤先天下，凡大小臣工奏折，悉皆手批”。

对于这样一个褒贬不一，莫衷一是的人物，作者不囿成见，以充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不仅厘定了雍正为合法皇位继承人这一历史疑问，而且也从多个侧面塑造了雍正这位心机颇深、办事干练、腹有雄才大略，外表却又沉稳镇定、不苟言笑的“冷面王”的形象。

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帝王的真实再现和描绘，显示出二月河“帝王系列”不凡的大气之象。

但这只是支撑“帝王系列”得以站立起来的骨架，它还必须由充裕的内在“肌质”的填充才能充实活泛起来，这些“肌质”的材料同样来源于作者对清代历史资料，包括《清史稿》、《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皇帝《起居注》等一些正统史料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清稗类钞》之类的稗官野史的搜罗。

在“帝王系列”中，作者显示出其对清代皇家宫廷生活知识的全方位掌握，诸如君臣的衣帽服饰、官廷礼仪、典章制度、食膳规律、嫔妃进御，其它还有政权机构设置、官员配置方法、权限职责范围，等等，作品都有详细交待和表现。

所以，读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有时犹如在读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清代历史文化研究著作，这也显示出二月河自称的“半个历史学家”的深厚学养。

即使是作家严格按照史实来进行写作，也只能是其在“接近”历史状态下对历史的自我重构。

因为历史是不可能“复制”的，所谓“历史的真实”也只是小说家在一定的历史史实基础上的文学操作，它永远也摆脱不了作家主观意识的规范和制约。

钱钟书先生讲的“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性，悬想事势，设身其中……庶几入情合理”（注：《管锥篇》）。

便非常形象地说出了历史真实与作家主体意识参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而且小说之所以是小说而不是科学报告或历史著作，也就在于作家可以运用历史提供的有限知识和资料，进行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的重构和创造，以使作品达到“艺术的真实”。

历史小说说到底是小说家根据一定的历史资料进行的虚构和创造。

虽然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在总的特征上是对清初重大历史事件的再现，但在一些细节方面，诸如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事件的结论和评价上，对次要人物的塑造上，以及对小说文化品位和深层意蕴的表现上，仍然显示出其独到的见解和重构力。

在历史传说中雍正是一个“矫诏”夺位，恶贯满盈，终被江湖女侠吕四娘所杀，身首异处的暴君形象。

即使是在目前国内史学界，对于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的，特别是他在谋得“大统”之位的方法和手段上，即他是勾结隆科多篡改康熙遗诏，还是如遗诏中所言：“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的正当皇帝，更是说法不一。

在《雍正皇帝》一书中，作者通过对诸多正史、野史，以及民间文学和传说的条分缕析，探幽烛微，艺术地再现了康熙临终之即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并把作者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形象化地展示了出来。

作品不仅得出了雍正合法皇位继承人的结论，而且也使这一结论在具体历史场景的演示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这是作家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对历史进行自我重构的结果。

虽然目前史学界在谁为康熙合法继承人的问题上仍然分歧较大，有关康熙“遗诏”的真伪也是见仁见智，不能统一，但《雍正皇帝》对此事件的形象描绘和分析，从文学的角度上对史家也是一种参考。

二月河在他的“帝王系列”中，除了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自我认知的重构外，还以独特的方式，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表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重构力。

儒与道是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两大柱石，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处理政治事务，应对猝然巨变的理论依据。

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圆滑哲学也培养出了一代代封建政治的牺牲品。

二月河在作品中对这种文化特征的理解和表现是颇有见地和深刻性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二月河以自己的眼光和标准对儒道学说作了自我新的阐释和再现。

像熊赐履、张廷玉、邬思道、方苞、曹雪芹等都是有稽可查的，但基本上只是只言片语的记载，其生平事迹大多都语焉不详，这恰恰给二月河提供了充分发挥自己艺术想象力的机会和条件。

作品中的这些人物，他们处事精明，机敏过人，本该在政治生活中大显身手，但最终都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过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这是否也代表了二月河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呢？其他人物像伍次友（无此友）和高士奇，这两个完全虚构的高“奇士”，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人形象。

一个沉稳持重，一个狂放不羁，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封建文人形象，并且都深得皇帝的厚爱与恩宠，也同样没能摆脱退出江湖，归隐山林的结局。

应该说这些文人形象只是二月河对传统文化认知和再现的心理符号，从这些文人的最终遭遇不能不说是二月河的“心性”使然。

雍正形象都是在传奇人生的基础上演绎，其共同艺术特征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明。

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刚毅务实，勇于负责。

历史告诉我们，雍正在继位前，曾多次随父出征，到过北方不少地方，基本上不是独立行动，也受乃父委托主持过一些祀典和解决某个专门问题，终身只随父南巡一次，没有大的行动。

文学艺术家们，为了人物典型化需要，虚构了雍正到江南筹粮赈灾，结识贱民女小禄，还受命清理户部亏欠等重大故事情节。

既为后面的故事展开做了铺垫，又为雍正夺嫡取胜赢得了群众基础。

当他执掌政权后，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大事情，认为该干，又有把握干，就果断决策，坚决干下去。

比如，为遏制徇私舞弊、欺上瞒下、贪污受贿，清明吏治，虚构了张廷璐科场案、清理诺敏亏空案。

并决定把张腰斩，命令亲兄、大学士张廷玉及二品以上朝臣到刑场观行刑，后经人提醒，才叫张廷玉回避。

同时还将诺敏赐死，无疑对整顿吏治是一个推动。

雍正对事关大局的事，如火耗归公、士民一体当差等，敢于力排众议，决定施行。

为了推行新政，敢于破格起用能臣和直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刘墨林、孙嘉淦等。

二．性格残忍，尚有人情。

不很多小说都是把雍正放在政治斗争漩涡中，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性格特征的。

比如他的同父异母弟允禩、允禟，亲儿弘时的倒行逆施，搞阴谋诡计，他都让其充分表演，一旦时机成熟，就将他们逼死或赐死，将其集团粉碎。

对年羹尧、科隆多集团，也是放纵在前，杀禁在后，在忍耐中暗藏杀机。

名伶葛世昌问了一声现任常州知府为谁，就以戏子干政为由，将其杖毙。

由于作家是把这些血淋淋的事件，放在特定的斗争氛围中来描写和表现的，人们往往不十分同情失败者，像允禩、年羹尧的下场，倒有罪有应得之感。

其实雍正也有亲情和人性。

他对乔引娣之母小禄一往情深，不但怀念数十年，为了偿还情债，竟不惜一切代价把酷似旧情人的引娣从亲兄弟允禵那里夺过来，对她百依百顺，铸成大错。

当他知道引娣为自己亲生女儿后，毫无选择的与其一道走向同归于尽，并留下血书：不可难为引娣。

他对患难与共的十三弟允祥，也是爱护有加。

不料允祥先他而去，为此悲痛欲绝，几乎一病不起。

在逼弘时自尽，也有亲情流露，只不过是“理性”战胜“感情”而已。

三．典型一个，群象众多。

小说的三分之一似乎以康熙为中心人物。

细心分析一下，贯穿整个故事的人物是雍正。

围绕雍正这个中心人物，塑造了不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形象：历史人物如康熙、允禩、张廷玉、田文镜、李卫、年秋月等；虚构人物如邬思道、张五可、乔引娣、贾士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