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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随后发生危机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
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发生了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
战后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最突出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1973～1975年的危机和1980～1982年的危机，这两次危机都是在“停滞膨胀” 的背景下发生的。
80年代初的危机更具有新的特色，这是一次同期性的经济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危机的时间非常接近。
1979年7月英国首先爆发危机,加拿大于同年10月工业生产出现下降，美国于1980年2月陷入危机，其他国家在1980年爆发危机的有比利时（2月）、日本（3月）、联邦德国（4月）、荷兰（4月）、法国（5月）、意大利（5月）、爱尔兰（6月）。
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 1922年至1929年，美国经济空前的繁荣和巨额回报让不少人进入到毕尔街头狂热的投机活动中。
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突然从高峰暴跌。
从1929年10月到1932年8月，纽约股市道指从380。
33跌到42。
84点，累计跌幅近90%。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0%，进出口贸易锐减77。
6%，企业利润下降90%，银行业破产49%，失业率高达25%。
这次大危机不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损害，而且带来了极惨重的政治后果——法西斯主义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道。
琼斯工业股票突然下跌了508点，跌幅为22。
6%。
10月20日，伦敦、巴黎、东京股票市场大幅下挫。
70年代滞胀危机（转载）⼀、滞胀危机 1950-1973年是欧洲经济的黄⾦时代。
但是⼤约从1973年-1983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滞胀的含义是：经济低速增长及⾼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并存发展、相互纠结的现象被称之为“滞胀”。
也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
说这是新现象是因为在通常的经济危机中，⽣产下降的同时，产品过剩，物价随之下降，银⾏信贷崩溃。
但是这⼀时期的危机是⽣产下降的同时，物价继续上涨。
过去解决危机的办法是⽤财政⾚字、⼤量发⾏货币的办法来提⾼物价，最终刺激⽣产来摆脱危机。
但是这个时候这种办法不⾏了。
因为⽣产停滞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同时存在。
所以这是⼀个新现象。
危机的表现主要为以下⼏个⽅⾯：⼯业⽣产⼤幅度下降、股票下跌、失业率增⾼、物价上涨、货币危机。
造成滞胀的原因，主要是三条：第⼀，财政原因。
西欧国家的经济由于国有化，造成⽣产效率低，甚⾄严重亏损。
再加上福利国家开⽀使政府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
这是⽣产发展速度减慢，物价上涨的⼀个原因。
第⼆，⾼税。
因为财政⾚字加上⽣产发展速度减慢，政府的财政困难更加加剧，为了弥补财政⾚字，政府只能增税，这就形成了⾼税，但是⾼税可能在⼀时增加政府收⼊、弥补财政⾚字，但是⾼税使企业利润减少，个⼈收⼊也减少，⼜使物价进⼀步上扬，形成了恶性循环。
第三，这段时期内发⽣的两次⽯油危机加剧了经济危机。
西欧国家对⽯油的依赖要⽐美国严重得多，除英国外，西欧国家的⽯油的3/4需要进⼝，主要是中东国家。
⽯油涨价使西欧国家的⽣产成本⼀下⼦提⾼。
⽯油价格虽然是经济体制之外的因素，但是产⽣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经济调整 由于从80年代初期起,西⽅各国陆续采⽤新的经济政策，逐渐⾛出滞胀局⾯，经济从衰落⼜重新⾛向低速发展。
这时期解决滞胀这⼀经济危机的新现象的办法主要是以撒切尔夫⼈和⾥根为代表的货币紧缩政策。
他们采⽤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取⾃针对凯恩斯主义的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
金融危机十周年回眸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
这一事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快蔓延到世界各地，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2018年已经过去十年，让我们回顾一下金融危机的起因、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反思与应对措施。
金融危机的关键诱因之一是次贷危机。
2007年，由于美国长期低利率政策和金融机构利润追求的驱动，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次贷债务危机爆发。
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问题蔓延到其他国家。
2008年，经济脆弱的冰岛银行爆发危机，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崩溃，导致金融市场动荡。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失业率飙升成为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
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挽救经济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的救助措施，包括降息、提供流动性支持、投资基建等等。
这些措施并不能立即解决问题，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金融危机迫使国际社会对金融体系进行反思。
一方面，国际金融机构和政府开始加强监管，防范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
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
许多国家也开始着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减少对金融业的依赖，加强实体经济的发展。
整个国际社会也开始更加关注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试图减少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尽管过了十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存在。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速度和程度不一，一些国家的经济仍然在危机的阴影下挣扎。
全球贸易战的升级和脆弱的国际金融体系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该深入反思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
一方面，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和风险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和防范措施。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全球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不能过分依赖金融业。
金融危机十周年回眸让我们看到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性。
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为建立更加稳定、可持续和包容的全球经济秩序而努力。
世界历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及其应对措施几千年前，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对人类生产经营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物品—货币，伴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推进，其对人类的影响意义也日趋明显。
为了满足人类日益扩大的生产经营需求，信用也应运而生，它为人类的社会发展起着推泼助澜的作用。
当货币与信用运动相互影响，并密不可分的结合到一起的时候，“金融”便出现在了人类的生活中，发展着。
然而金融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在各个国家，地区都发生过很多次的金融风波。
起初，由于受到交通工具和生产技术的限制，人类的金融贸易活动通常还无法突破国界，一国的危机也只是威胁着本国的经济。
但这一状况在此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迅速得以改观。
发生在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原有的时空距离。
跨国性质的贸易交往、债权债务清算以及资本转移等活动不仅演绎出了最初始形态的国际金融现象，而且从一开始就包涵着有关国际金融纷争与协调的跌宕起伏。
此后，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网络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金融协作尽管长时间内都处在较低层次，但总体进程则不断呈现出加速趋势。
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至今，国际货币金融秩序进入了“无制度”时代。
美元等各主要国际性货币的汇率经常出现巨幅波动，便捷的电子化交易系统使得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形同“幽灵”、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游荡”，不同国家金融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越来越明显，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破坏性急剧攀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利益冲突日渐明显。
1.1637年郁金香危机提起郁金香，许多人立刻就会想到被誉为“鲜花之国”的荷兰。
法国作家大仲马曾用优美的笔调-“艳丽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完美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为郁金香增添了一层传奇而又浪漫的色彩。
郁金香的历史是从一位名叫克卢修斯的园艺家开始的。
1554年，奥地利一位大使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花园里初识了高贵的郁金香并将种子带回维也纳，送给他的好友植物学家克卢修斯。
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生产过剩。
具体表现为产品大量积压，企业纷纷倒闭，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剧增，信用关系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陷于混乱和瘫痪。
1900~2008年全球发生较严重的经济危机20多次，其中最典型的经济危机有三次：1929年金融危机、1987年滞胀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
下面分别介绍其成因及解决方案：（一）1929年金融危机：本次金融危机习惯上被叫做世界经济大危机，是1929～1933年间在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的、迄今涉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的一次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
一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曾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随着各国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以及开展“产业合理化”运动，生产迅速扩大，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在相对缩小，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
由于市场调节的滞后性，使经营者忽视市场需求，而盲目扩大投资，造成生产过剩投资过度需求不足，造成生产过剩，从而影响了市场供求关系。
首先在美国爆发，并迅速波及资本主义世界。
这次危机历时近五年，其间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各国企业大批破产，失业人数激增，失业率高达30%以上。
同时国际贸易严重萎缩，各国相继发生了深刻的货币信用危机，货币纷纷贬值，资本主义国际金融陷入混乱之中。
应对政策措施：英美法等国主要采取加强国家干预政策；德国日本主要采取军事化政策，实施对外侵略。
其中最为出色的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首先从金融方面开始，1发行货币，授权复兴金融公司用购买银行优先股票的办法给它们提供流动资金。
2为了恢复群众对银行的信任，它规定由财政部整顿银行，并监督银行的重新开业等。
罗斯福政府维护并加强了美国金融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也加强了国家对金融制度的管理与控制。
在农业方面采取一系列奖励措施，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
政府投资兴办公共工程，吸收大量劳动力，解决失业人员就业问题，并对失业人员进行救济。
滞胀问题研究——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许多国家在数月内失去了相当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
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大规模衰退，但西班牙是其中受影响最多的国家之一。
此次危机导致了西班牙的大量贸易和生产活动的停滞，迅速地产生了滞胀的现象。
那么，什么是滞胀？滞胀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存在的情况。
当经济不景气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发生时，就会产生滞胀。
滞胀造成了人们生活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并可能导致失业人数的增加。
回到2008年，西班牙的滞胀问题产生最初的迹象是通货膨胀率从2008年9月的4.5%上升到10月的5.3%。
由于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停滞，西班牙政府在当时采取了放松货币政策的措施，试图刺激消费和银行贷款业务。
但这些措施似乎没有效果，因为2009年通货膨胀率继续上升，达到了5.6%。
而且，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和西班牙国内经济部门的萎靡不振，西班牙的停滞问题也在加剧。
实际上，2009年西班牙经济萎缩的速度超过了预期，降幅达到了3.7%。
面对这些问题，西班牙政府采取了更多的措施。
首先，他们继续对货币政策进行了调整，以降低通货膨胀率。
此外，政府还采取了措施支持住房和就业市场，并推出了“Plan E”项目，该项目旨在刺激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投资。
这些措施似乎有所帮助，因为通货膨胀率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下降，到2010年，下降到了2.3%。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停滞问题，因为西班牙经济要到2014年才开始回升。
实际上，西班牙经济在这个时期的衰退是非常严重的，失业率在2011年左右达到了２６％。
结论上讲，滞胀是一种双重不利状态，既包括高通货膨胀率，又包括经济停滞。
滞胀会给人们生活带来苦难和不良影响，其中包括生活成本的上升和就业机会的减少。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西班牙滞胀问题的一个明显例子，这表明当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时，政府需要采取性恰当的措施来控制局势。
在此次危机的情况下，西班牙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缓解通货膨胀率，但对于经济停滞问题，他们的努力似乎不够有效。
金融危机十周年回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这场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由于次贷债务的迅猛增长和金融市场的过度放松监管，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并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今年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周年，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场危机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深远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化进程的放缓。
许多国家都被卷入金融危机的泥潭，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进行经济调整。
全球贸易逐渐放缓，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速降低。
这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乏力，国际贸易的减少，迫使各国重新审视经济政策。
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损害。
许多金融机构因为投资了次贷债务而陷入困境，有些甚至破产。
一些国家的政府纷纷实施救助措施来防止金融体系进一步崩溃。
这一系列措施导致了国家财政紧张，公共债务大幅增加。
为了防止类似的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各国纷纷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市场透明度，增强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加深了全球不平等问题。
在危机爆发后，全球范围内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更加不稳定，加剧了贫富分化的趋势。
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遭受重创，一些人群失去了工作和财富。
这导致了社会不满情绪的上升，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
全球金融危机也给中国带来了含金量的教训。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冲击，但通过及时采取措施，成功避免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重大冲击。
此后，中国的金融监管不断加强，金融体系更加稳健，经济增速也逐渐回升。
中国还通过实施一系列内需扩大政策来抵御外部不确定性的影响，提高了自身的经济抗风险能力。
回顾过去的十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家至今仍在努力应对其带来的后果。
危机也给各国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加强了金融监管，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经济将逐渐恢复并取得新的发展。
世界经济十年历程滞胀危机一、新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失衡”新世纪伊始，世界经济虽然经历过一次短暂而轻微的衰退，但是从2003年开始全面复苏，迄今已经持续了四年，预计2007年将延续增长态势，只是增速有所减缓。
根据IMF统计，2001-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3.0%、4.0%、5.3%、4.8%、5.1%和 4.9%(2006和2007年为预测数)。
这就是说，2003--2007年世界经济5年累计增幅将达24.1%，年均增速为4.82%，超过了1996-2000年5年累计22.7%的增幅和4.54%的年均递速，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近三十多年中最好的增长期，其中2004和2006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5.3%和5.1%，是继1976年增长5.2%之后出现的最近三十年两个增幅超过5%的年份。
与此同时，从2002年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到2005年IMF总裁拉脱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球失衡”(globalimbalance)的概念，这已成为当前被普遍关注的世界经济重大热点。
国际和国内的权威经济机构及经济学家一再呼吁和警告要关注和重视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
譬如，2005年10月16日第七届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及其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膨胀将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IMF2006年4月的春季例会的议题就是“全球贸易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不平衡的循环积累严重化和风险化便是失衡，就可能危及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
而当前“全球失衡”的集中表现，拉脱强调的是全球贸易失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强调许多国家对美国市场出口的“持续性依赖”，实质是一回事。
我国国内有学者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依靠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但美中经济同时存在内部失衡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全球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
二、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全球失衡”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全球失衡总是与世界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相生相伴，总是与世界首强之国的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密切相联。
换言之，没有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就没有全球失衡，而没有全球失衡就没有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
当前“全球失衡”，从根本上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快发展和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经济结构巨大而深刻变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首先是发展中与转轨中大国的)本土经济国际化三股潮流时空交汇互动的发展进程。
这一发展进程带来的是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第一，世界经济第一次得以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市场化”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来运行和发展了。
这主要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发生的那场世界格局变化推动的结果。
原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大国，如中国、越南、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等先后确立了市场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的基本国策，扩大市场和产业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主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其中，一系列中东欧国家还加入了欧盟。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空前紧密而深化了。
第二，信息技术产业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革命性地改变和创新了全球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空间、方式和形式，跨国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及可遥控性大幅度提高，跨国公司地位和作用空前凸现，推动和加快了国际产业的重组和转移，深化和创新了国际分工格局，世界进入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以工业化支撑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
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转轨经济大国和资源丰腴大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整体上增强了世界经济的耐冲击能力，从2003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始终伴随着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的飙升和剧烈波动，但增势未衰而持续走强。
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各国和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平衡发展的循环积累必然导致上面提及的“全球失衡”现象。
但是，与历史上的失衡相比，当前“全球失衡”有新的特点，矫正失衡必须走出新路径。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曾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全球失衡”。
第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
最初是美元危机频繁，导致以美元与黄金、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为基本特征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
这促成了欧共体／欧盟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一条从货币合作到货币一体化的成功之路，孕生出了世界经济格局由美国“一柱擎天”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历史转折性变化，以及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由“美元独霸”到“(美元、欧元)双元争雄”格局的演化。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源因此而扩大拓宽了。
随后，1973／74年和1978／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宣告了廉价石油时代结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也结束了增长的黄金时代，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危机”。
OPEC取得了国际油价升降的主导权，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进一步扩充。
但是，美国不是失衡的净受损者，“石油美元”回流使美元地位很快重新得以恢复。
第二次“全球失衡”发生在80年代中期，突出表现为日美贸易摩擦加剧。
美国先是压日本“自动限制出口”和“出口有序安排”，继而1985年9月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
“亚洲四小”尤其是其中的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利用日元升值和日本推进东亚“雁行”战略的机遇，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吸引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变成为日本对美的加工出口贸易生产基地，实现了经济腾飞，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世界经济增长面进一步扩大了。
而当前“全球失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第一，与前两次失衡相伴随的是美国全球地位的相对下降，而当前“全球失衡”则是美国超级大国和全球经济“火车头”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增强(不考虑“9.11”袭击后美国“反恐”战略失误导致的国际形象等“软实力”的下降)。
美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新经济”，提升了引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地位和能力。
欧元问世后，无论兑美元汇率是升是降，还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世界基础货币地位和作用，比如全球国际收支盈余构成1999年时美元、欧洲货币和日元比重为71%、17.9%和6.4%，到2005年时变成为66.4%、24.3%和3.7%，变化不是太大。
第二，当前的“全球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本土经济国际化的条件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更加充分发挥的结果。
比如，美国的科技和产业、美元和金融市场的优势，使之成为世界吸纳FDI最多的发达国家，从居民私人消费、政府公共支出和企业跨国经营都能借贷和举债运行。
欧盟以其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势在全球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上拥有极大的话语权。
OPEC和资源丰腴国家把世界推进了“能源和资源优势时代”。
中国劳动资源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加土地和税收政策优惠，吸引FDI而成为全球制造业加工贸易基地(世界加工工厂)，创造就业和保持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以致了世界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趋势。
印度以其智力人才优势在IT软件出口和承接服务业外包领域独树一帜(世界办公室)，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真正进入了一个增长动力多元化的时代。
第三，当前的“全球失衡”与过去的失衡相比。
具有更长久的可延续性，“利害关系者”具有了更大程度的可承受能力和可以接受性。
美国巨额“双赤字”久已存在，但并未影响其经济持续增长和技术创新，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规模持续扩大，其占GDP的比重1984年达到3.4%，到2004年上升到5.7%。
据IMF统计，2005年全球经常账户逆差1.2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以8050亿美元的逆差独占了64.4%的比重。
但是，美国窟窿的填补者前赴后继，源源不断。
继“石油美元”和欧洲资本之后，近年来亚洲经济体成为主要的填补者。
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0-2004年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库券由603亿美元增加到1938亿美元，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到8189亿美元，其中300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库券。
这与亚洲与美国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密切相联。
从中美双边贸易看，中国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对美出口1653.8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21.2%，对美贸易顺差1162.4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93%。
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最大的贸易逆差生成国，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2016亿美元，占其7670亿美元贸易逆差总额的26%。
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但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仅略高于5%。
购买美国金融资产是缓冲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的不得已的痛苦选择。
中国贸易出口和顺差对过度集中和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对华进出口差额过大，确实是严重失衡，且面临美元大幅贬值的巨大风险。
但是，中国对美贸易出口包含了相当大比重的东亚经济体对美出口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转移。
截至2005年底，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累计额510.89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FDI总额6624亿美元的8.2%；2004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收入750亿美元，当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802亿美元，两项相抵中国实际所得为52亿美元。
这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中国是逆差大国，美国是全球顺差冠军。
截至2006年9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和贸易J顷差的比重分别达到57.85%和的52.1%；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为52.4%，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主体，加工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导形式。
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入世5年来，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年均13%和20%，200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的综合贡献率即达15%QD。
国际机构称中国为继美国后的全球经济第二引擎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抑制甚至逆转了国际市场多年来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涨和资源产品下跌的走势。
据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1996-2003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累计6087亿美元，同期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为6000多亿美元，同时还大大降低了美国制造商的零部件生产成本。
中国还从“流汗经济”积累的官方储备中拿出相当部分来购买美国国库券回馈美国，支撑美国的“举债经济”。
这是中美处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国际分工不同地位所决定的，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支配劳动、要素稀缺度决定收益分配规则的体现和实现，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视角看，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基于不同资源禀赋优势的合理选择，由于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很难界定谁赢谁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