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的文学翻译思想探析_覃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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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角度看中国女性译者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意识——以《嬉雪》英译为例的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
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女性作家和译者在文学领域的贡献日益凸显。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女性译者的作品不断涌现,其中不乏涉及女性主义主题的作品。
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可以了解中国女性译者在翻译女性主义作品时的翻译策略和女性主义意识表达情况。
本文以《嬉雪》英译为例,探讨女性主义意识在中国女性译者作品中的表现特点。
二、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嬉雪》英译中女性主义意识的表现方式,探究中国女性译者在翻译女性主义作品时的译者策略,进一步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三、研究内容
1.中国女性译者作品中体现女性主义意识的特点
2.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理论基础
3.以《嬉雪》英译为例,分析译者对女性主义意识的表达方式和翻译策略
4.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现实应用
四、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情况和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女性译者作品中女性主义意识的表达方式。
案例分析法:选取《嬉雪》英译为案例,结合原文和译文分析作者和译者在表达女性主义意识方面的处理方式。
五、预期成果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女性译者作品中的应用现状。
同时,可以从具体案例出发,归纳总结中国女性译者在翻译女性主义作品中的策略和表达方式,为女性主义翻译提供参考。
第44卷㊀第3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湖北科技学院学报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Vol.44,No.3㊀2024年6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㊀㊀㊀㊀㊀㊀㊀㊀Jun.2024文章编号:2095-4654(2024)03-0063-09㊀㊀㊀㊀网络玄幻小说‘盘龙“英译本海外接受的情感分析㊀㊀㊀㊀赵㊀越,王丽丽(哈尔滨工程大学㊀外国语学院,黑龙江㊀哈尔滨㊀150001)摘㊀要:‘盘龙“(Coiling Dragon)是历史上第一部被完整翻译成英文,并受到海外读者广泛欢迎的中国网络玄幻小说㊂研究借助语言情感分析技术定量分析了海外读者对‘盘龙“英译本的总体评价㊁以及读者对小说中人物塑造㊁情节建构㊁叙事艺术以及翻译水平等各方面的接受和评价效果㊂研究发现,‘盘龙“英译本整体上评价状况良好㊂读者对于小说情节建构㊁人物塑造㊁叙事艺术以及翻译水平持积极评价的态度;消极评价集中在中国文化转译㊁情节连贯㊁角色名字等㊂研究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值得借鉴的视角㊂关键词:‘盘龙“;情感分析;玄幻小说;海外传播中图分类号:I06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㊀㊀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㊀㊀源自于传统武侠小说的中国网络玄幻小说是众多读者喜闻乐见的一种小说类型,尤其在Gravity ,Volare ,等海外翻译网站建立以后,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的翻译和传播迅速发展并逐渐收获了众多海外读者的广泛关注[1]㊂‘盘龙“这部标志中国 玄幻热 在海外走红的小说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被完整翻译成英文,并同时以网络和纸质两种形式在美国各大小说网站以及亚马逊网站上面世的中国网络玄幻小说㊂因此,本文基于‘盘龙“(Coiling Dragon)在北美传播的主要网络平台 亚马逊和Wuxia World上的海外读者书评,借助LIWC(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以及Python中的情感分析技术对小说海外读者评价中的情感态度进行量化处理,并从宏观层面定量分析‘盘龙“英译本在网络海外读者群体中的总体接受程度,进而厘清海外读者群体对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的整体评价及观点,为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研究提供大规模读取海外读者评论并直观量化地呈现读者褒贬态度的参考和可能㊂一㊁情感分析技术原理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应用1.情感分析技术情感分析的主要研究范畴在于 服务㊁产品㊁个人㊁组织㊁问题㊁主题㊁事件及其属性的情感意见㊁评价和态度 [2](P27),用于为各个领域提供有价值的评价信息,例如商业领域的产品评价或者政治领域的政策评价等[3]㊂由于情感意见㊁评价和态度属于主观范畴,通常被分为正负两极,偶尔伴随着中立或无意见的观点,但这也可以被迅速地区分出来[4]㊂因此情感分析本质上就是 提取语言中的主观性和极性 ,以识别 文本的取向 或 单词㊁短语及文本的∗收稿日期:2023-03-13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当代美国非裔女性小说的情感叙事 (21WWB122);国家社科基金基目 抗战时期在华美国作家的 非虚构 纪行文本研究 (22BZW201)㊂极性和强度 [5](P628)㊂目前的情感分析技术主要分为两种:机器学习方法以及基于词典的分析方法[2]㊂其中,机器学习方法是一种基于分类的情感分析技术,这种技术主要通过训练和测试数据集合等途径以实现对语篇中语义取向的分析[4];而基于词典的分析方法则是使用包含目标情感词汇的情感词典对目标文本中的情感取向进行单词㊁短语或文本层面上的分析[6]㊂由于基于机器学习的情感技术分析方法缺乏现成的标签数据,尤其在文学评价领域,因此基于词典的分析方法更便于文学文本情感研究后续对情感评价的针对性分析㊂2.文学翻译情感分析现状在文学领域,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使用情感分析技术研究亚马逊等网站上各种图书的评价,进而获取和总结图书受欢迎程度㊁未来发展预测等具有现实意义的数据与信息[7,8]㊂例如,有学者利用情感分析技术研究莫言小说英译本在西方的接受程度[9],贾平凹‘高兴“英译本中地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与传播效果[10],海外读者对‘三体“英译本的接受和评价[11]等等㊂然而目前相关研究集中于中国纸质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程度,而对网络小说的接受程度和评价效果依旧具有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㊂随着‘盘龙“的海外走红,针对这本小说背后的海外传播研究㊁跨文化研究以及小说译介研究也逐渐成为了传播学㊁文学以及翻译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㊂其中,就海外传播研究而言,其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运用传播学原理从市场㊁传播者㊁传播内容㊁受众等方面分析‘盘龙“网络文学小说流行海外的传播理据[12];就跨文化研究而言,其关注的核心主要在于从中西文化对比视角分析中国网络文学走红背后的文化机制[13];就小说译介研究而言,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运用各类翻译理论分析小说中英译本之间的翻译水平及其对小说海外走红的贡献[14]㊂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盘龙“小说的传播过程㊁文化内涵以及翻译水平对于研究我国现当代小说,尤其是网络小说在海外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借鉴意义㊂二㊁研究设计1.研究问题为了厘清海外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的接受和评价效果,研究将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的总体评价中的情感倾向呈现出哪些特点?(2)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的文学创作(人物塑造㊁情节建构㊁叙事艺术以及翻译水平)评价中的情感倾向具有怎样的内涵?2.研究语料在语料收集方面,研究利用Python中Web Scraper爬虫工具软件,使用了selenium库对Wuxia World和亚马逊上‘盘龙“(Coiling Dragon)的所有英文读者评论通过控制模拟人工操作进行数据爬取㊂最终,收集到包括读者对‘盘龙“全书和每个章节的评论430条并以XLSX形式存储(见图1),经过人工校对,替换或删除原文本中无法被软件识别的字符,替换原评论文本的错误,达到对文本降噪的目的㊂此外,为了更深入研究海外读者对‘盘龙“文学创作水平的评价,本研究从读者评论中分别提取与‘盘龙“人物㊁情节㊁叙事㊁翻译相关的语料,即基于Excel中的数据筛选功能,将与人物㊁情节㊁叙事㊁翻译这四个主题的关键词设定为 character plot story translation 进行检索,最终形成124条人物塑造评价㊁38条情节建构评价㊁127条叙事艺术评价㊁和84条翻译水平评价,共计373条(见图2)评价作为分析读者对‘盘龙“文学创作水平情感态度的语料基础㊂图1㊀‘盘龙“读者评论部分数据图2㊀‘盘龙“分类评论数据3.研究方法(1)原始分析文本预处理㊃46㊃湖北科技学院学报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总第44卷整理语料,将语料按照评价类别以及对象分别归类,建立总评价文档㊁分册评价文档与分角度评价文档㊂随后对所有文档进行二次人工校对,去除文档中无关及重复字符,统一文档格式㊂(2)Python情感分析对收集语料分类存储并人工降噪之后,通过Py-thon加载TextBlob工具包,利用其中的NaiveBayes Analyzer情感分析器对提取出的评论语料进行情感分析,得出‘盘龙“英译本整体评价以及分角度评价中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分布㊂Python情感极性分析能够识别中性情感,可以更加灵敏地识别广泛情感评价中的各类情感词汇的极性㊂但是当评价样本数量不均等,但又想对其进行比较时,LIWC中情感词汇占比的计算方式更加适合㊂在这种情况下的python情感分析数据互补,进而提高数据的可比性与可靠性㊂(3)LIWC情感分析在进行以上情感分析的过程中,本研究发现在对比分册评价文档的情感数据时,由于本研究语料库中读者对‘盘龙“各册小说的评价数量不一,因此对其使用Python加权生成的情感极值不具备比较的数据基础㊂因此本研究选择调用LIWC软件以及其中的简体中文情感词汇词典 SC-LIWC对‘盘龙“各册小说评价中的文本内容以及词语类别(尤其是心理学类词语)进行量化处理[15]㊂由于,LIWC 的核心逻辑来自于对人类语言中心理词汇的识别,因此当LIWC在读取给定文本时,会将文本中的每个单词与词典单词列表进行比较,并自动计算文本中与每个词典类别匹配的单词总数的百分比㊂例如,如果使用SC-LIWC词典分析一个包含1000个词汇的文本,监测到其中50个词汇与积极情绪有关,10个词汇与消极情绪有关㊂那么,LIWC会将这些数字转换为百分比,即5.0%的积极情绪和1.0%的消极情绪[16]㊂因此,当需要横向对比包含不同语料数量的研究文档的情感数据时,LIWC的百分比计算逻辑为后续的情感数据对比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且互补的计算支持㊂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像所有文本分析工具一样,Python和LIWC都是一种相对粗糙的工具㊂它们会在识别多义情感词汇时出现偏差,例如 哭泣 一词㊂ 哭泣 一词会被识别为消极词汇㊂但在文本中或许会出现 喜悦到哭泣 这样的积极表述,进而导致情感数据的些许偏差㊂就此,本研究认为,这样的偏差通常不会造成计算结果的过分偏离,因为当读者想要表述积极情感时,例如 喜悦到哭泣 ,哪怕他们使用了一些消极词汇,但最终在话语层面上他们会使用更多的积极词汇来传递他们的情感表达㊂因此,当我们的语料样本足够大时,即超过25-50个词汇,这样词汇识别偏差通常都在研究的可接受范围之内,并不会造成数据结果的逆转或过分偏离[16]㊂三㊁研究结果与分析1.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总体评价的情感分析本研究首先将从亚马逊和Wuxia World爬取的关于‘盘龙“网络版本和纸质版本的所有评论语料汇总形成一个小型数据库,然后运用Python的情感极性分析功能对收集到的430条评价进行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的数据分析,进而了解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的总体接受和评价情况㊂表1㊀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的总体评价指标/情感极性积极中性消极总计数量3516316430占比81.6%14.7% 3.7%100%情感极性均值0.820.150.04n/a ㊀㊀从表1可以看出所有评论中,积极评论共351条,占比81.6%;中性评论共63条,占比14.7%;消极评论共16条,占比3.7%㊂统计结果表明,海外读者普遍认可‘盘龙“这部网络玄幻小说,并对整部小说秉持积极评价的态度㊂从数据上客观证实了‘盘龙“引爆海外市场,收割百万老外读者[16](P104)并引起中国网络小说翻译和阅读热潮[1]的事实㊂‘盘龙“是一部不断更新连载的网络玄幻小说,全书共有8册,为了进一步研究每册书在英语读者中的被接受程度,本研究从收集到的评价语料中筛选分离出每册书的评价文本㊂由于所收集针对于‘盘龙“各册书籍的评价条数不同,为了避免评价数量带来的误差,本研究选择利用LIWC对八册‘盘龙“小说中情感词汇在总文本中的占比进行分析㊂㊃56㊃2024年第3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赵㊀越,王丽丽:网络玄幻小说‘盘龙“英译本海外接受的情感分析因为LIWC 计算情绪词汇在总文本中的占比,与评价数量多少的关系微乎其微㊂当评价数量多,其中情绪词汇会随之增多;当评价数量少,其中的情绪词汇也会随之减少㊂图3㊀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各册英译本评价的情感分析㊀㊀图3中的数据显示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各册英译本评价中的情感极性与总体评价情感极性一致,即针对‘盘龙“各册书的评价情感极性均是积极情感高于消极情感㊂其中就积极评价而言,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第七册的积极评价最高,达到8.17;对第六册的积极评价最低,只有4.74㊂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盘龙“受到海外读者的普遍认可和喜爱,好评如潮;横向比较来看,第一册和第八册即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更受读者关注,每册书的评价结果略有差异,但总体来看呈现积极评价多于消极评价的趋势,第七册明显受到普遍认可,消极评价最少㊂统计分析评价的情感极性从整体宏观上表明‘盘龙“作为在国内已经备受关注的网络小说,在国外依然受到好评,这与小说的故事情节㊁人物塑造㊁文化元素㊁翻译水平都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从微观上通过细读评论探究其在海外广受关注的内在原因㊂2.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文学创作评价的情感分析为了获取读者对‘盘龙“文学创作四个维度的具体评价意见,本研究对所收集语料分类存储的文本进行了特征情感分析㊂ 特征情感分析是细粒度地分析用户对被评论对象的特征属性产生的主观性文本 [11](P81)㊂特征可以是被评论物的某个部件或属性㊂本研究的特征项为高频评论名词,即从人物塑造㊁情节建构㊁叙事艺术㊁翻译水平四个特征维度挖掘读者的情感态度和评价㊂首先在评论语料中搜集关键词 character plot story translation 搜索进行归纳,再人工抽取与这些关键词相关的评论语句,数量如表2所示㊂表2㊀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特征评价数量指标/类别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叙事艺术翻译水平总计数量1243812784373占比(%)33.210.134.022.5100㊀㊀根据表2中对各类评论的数量的统计可以看到,‘盘龙“被读者评价较多的特征是小说中的叙事艺术和人物塑造,分别包含127条和124条评论;被读者评价最少的特征是情节建构,共计38条评论,占比10.1%㊂经过Python 的情感分析,得出‘盘龙“人物塑造㊁情节建构㊁叙事艺术㊁翻译水平各项特征的情感分布极值,见图4㊂㊃66㊃湖北科技学院学报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总第44卷图4㊀人物塑造㊁情节建构㊁叙事艺术㊁翻译水平的情感均值㊀㊀显然,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情节建构积极评价均值最高,达到0.92,小说的情节曲折复杂,充满各种玄幻小说元素,是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㊂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小说的传播可以跨越文化差异,语言障碍,读者首先认可的是小说的内容和讲述故事的艺术㊂人物塑造次之,叙事艺术的积极评价最低,但是对于翻译的消极评价均值最高,有0.06㊂其中由于中性情感评论无实质内容和突出观点,此处忽略不计㊂从评价数量和评价情感均值分析可以看出,英语网络读者对于‘盘龙“的人物塑造㊁情节建构㊁叙事艺术㊁翻译水平的个体评价与总体评价水平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呈现出积极的情感倾向,也就是说‘盘龙“作为海外传播的网络玄幻小说的艺术创作被广泛认可,细致分析每位读者的评价内容可以更清晰发现网络小说受欢迎的内在原因㊂(1)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人物塑造的评价根据情感分析的结果,英语网络读者对于‘盘龙“人物塑造方面持积极接受态度㊂细读每条评论发现,读者的评价主要集中于人物设定㊁角色名称㊁主要人物以及侧面人物角色等方面㊂在人物设定方面,读者在正向评论中大多提到‘盘龙“的人物设定明确且阵容庞大,如有读者认为‘盘龙“的主人公很讨人喜欢,也很聪明㊂而侧面人物通常有些深沉,且侧面人物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与主人公互动或成为主人公的陪衬[17]㊂当然另外一些读者认为‘盘龙“的人物设定过于明确而导致缺少更多全面发展的空间致使故事中的人物角色性格缺少真实性,就像有的读者提到所有角色似乎都在按主角的方式进行,很少有主角真正身临危险的感觉[18]㊂在角色名称方面,有读者认为‘盘龙“中的人物名称与西方命名方式相似,这使得英语网络读者更加容易理解[19]㊂但命名西方化却使得‘盘龙“的 中国感觉 少了一些[20],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为欣赏中国元素而来的读者群体的阅读兴趣㊂表3㊀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人物塑造的评价积极评价消极评价人物设定明确且阵容庞大人物设定不够丰富且缺乏真实性角色名称与西方命名相似易于理解角色名称过于刻板缺少中国感主要人物刻画生动讨人喜欢主要人物设定过于邪恶黑暗侧面人物逐渐减少读者没有追踪压力侧面人物刻画不足缺少发展空间㊀㊀在主要人物方面,部分读者认为作者对于主要人物的刻画生动讨人喜欢,但另外也有些读者提到了‘盘龙“的主人公一心想要报仇,没有人情味,充满太多的杀戮㊁暴力,而缺乏爱㊁同情心和关怀[21]㊂㊃76㊃2024年第3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赵㊀越,王丽丽:网络玄幻小说‘盘龙“英译本海外接受的情感分析而在侧面人物方面,‘盘龙“中的侧面人物大多服务于主线故事,且随着故事增加会逐渐消失㊂一部分读者认为处理方式得当,逐渐减少的侧面人物可以减少读者在后续故事中对各种人物的追踪压力[22],但也有读者对此持消极观点,认为作者对很多令人喜爱的侧面人物刻画不足,缺少进一步发展空间[23]㊂从以上读者的评论可以看出,人物形象塑造是否丰满,主要人物和侧面人物的性格特点,人物命名等都是读者关注的焦点,也将影响读者对于小说的评价态度㊂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小说人物命名也将影响其传播效果,名字西方化带给读者熟悉感更容易被读者理解接受,但失去了中国文化元素的特质,反而会让以小说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群体失望㊂(2)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情节建构的评价情感分析结果显示海外读者对于‘盘龙“的情节建构评价最高,细读读者评论中与情节建构相关的内容,可以发现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情节建构方面评价主要集中在故事内容和情节发展两个方面㊂表4㊀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情节建构的评价积极评价消极评价情节浪漫有趣元素独特情节存在相似重复的情况情节进展顺利深入曲折部分情节缺乏连贯牵强生硬㊀㊀在小说内容方面,积极评价的读者认为‘盘龙“的故事情节浪漫有趣㊁引人入胜而且其中的情节元素十分独特,例如不同于其他同类玄幻小说中常常单打独斗的主人公,‘盘龙“的主人公林雷㊃巴鲁克与其妻子迪莉娅㊃莱恩总是在一起经历冒险[24];消极评价的读者认为部分故事情节存在相似重复的情况,比如,人物的笑在同一情节中总是多次出现以及 他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的大量重复出现[25]㊂在情节发展方面,读者积极评价认为情节进展顺利深入曲折,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主要情节有条不紊地顺利展开[26];但对此也有一部分读者觉得部分情节缺乏连贯致使情节发展牵强生硬[27]㊂情节构建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段,从读者对于情节的评价可以看出,‘盘龙“的情节充满浪漫㊁神奇㊁玄幻的元素,同时融入了冒险经历,不同于同类玄幻小说,也是其创作的特点之一㊂在故事展开方面,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力构建曲折的故事情节,让海外读者具有新鲜感,与作者一起开启玄幻冒险的历程㊂(3)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叙事艺术的评价与前两个主题一样,读者对于‘盘龙“叙事艺术相关内容的评价倾向也各不相同,负面评价多过人物塑造和情节建构㊂综合每条评价看,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叙事艺术评价方面主要集中在叙事形式㊁叙事内容㊁以及叙事视角等三个方面㊂表5㊀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叙事艺术的评价积极评价消极评价叙事描写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叙事过于刻板公式化略显幼稚叙事描写全面细致缺少对爱与善意的描述以单视角叙事为主循序渐进叙事节奏失衡不当㊀㊀其中,对于叙事形式来说,做出积极评价的读者普遍认为‘盘龙“英译本中的叙事艺术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就像有读者提到‘盘龙“的叙事风格有时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到了最后,它所达到的深度和为了想出每一个情节而花费的时间和经历令人震惊的[28]㊂但对于这一点,做出消极评价的读者态度截然相反,他们认为该小说的叙事略显幼稚且过于刻板公式化,读起来很像为十岁前的孩子写的,这本书应该放在儿童书区[29],且还有读者认为作者似乎想通过不断重复信息和展示整页表格来增加叙述的页数[30],这大大减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热情㊂此外,对于叙事内容来说,积极评价的读者认为‘盘龙“的叙事全面细致,讲述了林雷从一个普通人到成为宇宙中最伟大的人生故事㊂每本书都关注主人公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吸引读者沉浸在小说构建的世界中㊂小说叙事内容丰富,涵盖动作㊁浪漫㊁家庭关系㊁背叛㊁启示等[31];消极评价读者认为小说内容过多刻画故事暗黑面,缺少对爱与善意的正能量描述[32]㊂小说故事采用单视角叙事,积极评价读者认为叙事视角符合其阅读习惯[33],随着故事循序渐进深入,有助于对故事情节的理解;消极评价读者则认为单视角叙事疏远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导致读者有时感到事件进展仓促[34]㊂叙事策略决定了小说的艺术水平,读者更多关注作者讲述何种故事,以哪些方式呈现故事㊂读者㊃86㊃湖北科技学院学报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总第44卷的评论表明,‘盘龙“的叙事内容受到读者肯定,但讲述的视角让成年读者感觉单调乏味,单一叙事视角导致小说丧失故事讲述的丰富性,在读者阅读过程中缺乏挑战和吸引力,造成读者与作者的疏离㊂(4)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翻译的评价作为海外传播的玄幻小说,翻译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被接受的程度,在本研究情感评价的量化统计中,翻译水平的消极评价比例最高㊂细读每条评论内容发现,读者评价多数关注翻译的整体质量㊁语法词汇准确性以及文化转译三个方面㊂表6㊀英语网络读者对‘盘龙“英译本翻译的评价积极评价消极评价翻译高于平均水平翻译笨拙繁琐难以阅读英语的拼写和基础语法处理得当语法上存在陈词滥调和重复翻译注重向西方文化靠拢缺少中西文化层面上的意义转换㊀㊀首先是翻译的总体质量㊂许多读者认为,译文语言虽然难免有些小错误致使翻译笨拙繁琐难以阅读,但整体的翻译质量要高于同类型翻译小说的平均水平㊂有不少读者表示,这是近年来读到的最为流畅的玄幻类翻译小说[35]㊂其次是译文的基础词汇语法㊂有读者表示该译本中的英语拼写和基础语法处理得非常得当,可以满足英语网络读者的阅读需要㊂持消极态度的读者认为译文对话木讷难以阅读[25]㊂同时我们发现,对翻译给出负面评价的读者几乎对原作也持否定态度,因此很难判断读者是对译文的不满还是因为对原作的失望 迁怒 于翻译㊂最后是译文对于原文中的文化转译㊂评论中大多读者属于英语文化圈层,他们表示‘盘龙“英译本注重向西方文化靠拢,这非常有利于英语网络读者对整体故事的理解㊂但同时也有读者评论道,翻译过于注重向西方文化靠拢进而使译本减少了原文的 中国感 [20],使得喜欢中国文化元素的读者有些失望㊂同时在消极评价中,还有读者认为译文缺少中西文化层面上的真实意义转换㊂译者把人物的原名改译成了让海外读者更容易理解的名字㊂然而,这些名字显然没有达到译者的预期效果㊂例如,其中一个人物是能变成人形的男性鼠王,叫作哈特(Hart)㊂但Hart是英语中对雄性鹿的称呼,因此这样的名字就会让英语读者感到困惑为什么一只雄性老鼠/人被称为鹿?这说不通㊂另一个例子是男性成人角色奇基塔(Chiquita)勋爵㊂除了Chiquita是一家美国公司销售香蕉的品牌名称外,它也是一个西班牙语单词㊂在西班牙语中, Chica 是女孩的意思,而 ita 是一个缩略语㊂因此, Chiquita 意味着小女孩 ㊂所以小说中将角色命名为 Chiquita ,就好比在英语中把人物命名为 Lord Little Girl ㊂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成年男性角色的名字含义是一个小女孩?尽管这些问题并不会过多的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但若能够避免这些问题,相信这本小说会更加受到欢迎㊂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学能否成功传播到世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水平,‘盘龙“的译者是一位美国华裔,对中英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都能够准确把握,但因个别文字或者中国文化元素处理不当仍然会受到读者的批评㊂从‘盘龙“的海外传播来看,中国网络小说的翻译一方面要采用令西方读者容易接受的准确的英语表达,更具挑战的是中国文化元素的转译,如何做到既保持其 中国性 又具备 世界性 是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问题㊂四㊁结语借助情感分析技术对‘盘龙“英译本的海外评价检索和分析,我们发现英语网络读者对于‘盘龙“英译本整体上评价状况良好,读者对于小说情节建构㊁人物塑造㊁叙事艺术以及翻译水平持积极评价的态度,说明这四个方面是‘盘龙“海外传播成功的原因㊂首先,‘盘龙“是具有丰富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的玄幻故事㊂对于不熟悉中国武侠文化和仙侠文化的西方读者来说,既满足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引发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㊂故事中的悬念和情节转折设置十分精巧,且融入了大量与中国的武术文化和道教文化相关的情节,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大量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并改变了英语网络读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刻板印象㊂其次,‘盘龙“同时兼具西方文化色彩,且不少读者表示‘盘龙“对西方读者来说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个故事主要是发生在一个类似于欧洲的世界,其中有类似于欧洲贵族制度的起始文化,以及与欧洲人名字相似的角色姓名㊂这些可以帮助那些认为中西文化之间难以理解㊃96㊃2024年第3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赵㊀越,王丽丽:网络玄幻小说‘盘龙“英译本海外接受的情感分析。
第24卷第4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4No.42023年7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Jul.2023为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而译的外来译者兼评‘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黄 勤,党梁隽(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㊀[收稿日期]㊀2023-02-27㊀㊀[基金项目]㊀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华人离散译者中国文化译介与传播研究 (20BYY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㊀[作者简介]㊀黄㊀勤(1966 ),女,湖北天门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㊁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与翻译家研究;党梁隽(1995 ),女,陕西汉中人,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批评㊂[摘㊀要]㊀外来译者群体对我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贡献重大,其译作也显示出高超翻译艺术,但目前对这类译者群体研究不足㊂任东升㊁王芳等的新著‘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基于语料库分析㊁数据统计分析㊁文本对比分析与译者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外来译者典型代表沙博理的翻译艺术进行了多维度深刻阐述㊂结合对该著的介评,重点探讨外来译者的译者身份㊁国家叙事对外来译者行为的规约㊁国家叙事与翻译艺术如何共同呈现以及外来译者研究路径四大问题,以期为外来译者研究和在新时代如何继续发挥这一群体的国家叙事对外传播作用提供启示㊂[关键词]㊀外来译者;沙博理;译者身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翻译艺术[中图分类号]H059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DOI]10.15883/j.13-1277/c.20230405308引用格式:黄勤,党梁隽.为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而译的外来译者:兼评‘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53-60.一㊁引言中国翻译史上,无论是绵延千年的佛经翻译,还是长达数百年的科技翻译与西学翻译都离不开外来译者的重要作用[1]57,新中国国家叙事的对外传播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外来译者的主导作用㊂国家叙事指叙事学视野下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传播,旨在对内凝聚共识㊁引导认知,对外展现国家形象,以此获得国际认可[2]94,而对外展现国家形象主要是通过国家翻译实践,即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而实现的[3]93㊂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㊁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三个国家翻译机构中,那些从域外而来㊁拥有母语优势㊁与本土译者通力合作,甚至从事独立翻译的外来译者群体,在国家翻译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㊂但相较于本土译者,国内学界对这一特殊译者群体的翻译研究明显不足㊂任东升㊁王芳等的新著‘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以下简称‘沙博理研究“)是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协调机制重大课题 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 的结项成果㊂该著以外来译者典型代表沙博理为个案,基于语料库分析㊁数据统计分析㊁文本对比分析和译者对比分析等多种定量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十章从多个维度深刻阐述了沙博理的翻译艺术及其对新中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贡献㊂本文结合对该著的介评,重点探讨外来译者的译者身份㊁国家叙事对外来译者行为的规约㊁国家叙事与翻译艺术如何共同呈现以及外来译者研究路径四大问题,以期为外来译者研究和在新时代如何继续发挥这一群体的国家叙事对外传播作用提供启示㊂54㊀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二㊁外来译者的译者身份在新世纪,翻译研究已实现以 原文/作者 为中心,到以 译文/读者 为中心,再到以 译者/社会 为中心的转变[4]143,开始探究译者身份㊁角色与译者行为的关系㊂如周领顺认为译者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㊂前者指译者以译者身份呈现的语言性转码行为特征,后者指译者角色表现的社会性表演特征,角色是隐性㊁可变和无限的,而身份则是显性㊁稳定和有限的[5]21㊂任东升㊁高玉霞[4]144则认为译者身份在不同翻译环境中可具体化,如在制度化翻译环境和市场化翻译环境中,译者身份表现为制度化译者和市场化译者㊂制度化翻译是指由国家权力机构和统治者当局发起和推动,服务于国家政治价值目标实现的有组织㊁有计划㊁有规模㊁有监控的翻译活动[6]19,其译者作为制度化翻译执行机构中一员,在由国家形塑的环境中翻译,享有独特地位和权力,呈现明显 制度化 特征,即制度化译者[4]144㊂作为制度化翻译的实践主体,无论是本土译者还是外来译者,其制度化译者身份和译者 国家公务员 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他们的制度化翻译的译者行为均以国家意志为导向㊂但本土译者主要保证语义的准确传达,外来译者因具有天然母语优势和综合文化身份,能保证译文符合目的语规范㊂总体而言,制度化译者的社会属性要高于语言属性,在译者行为上表现为务实性高于求真性㊂‘沙博理研究“第一章总结了外来译者沙博理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化译者身份对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作用㊂沙博理(Sidney Shapiro)成长于美国,1947年来到中国,1963年加入中国籍并定居于中国直至2014年在北京家中逝世㊂5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翻译和编译中国文学作品达200多部㊂沙博理卓越的翻译成就,除归功于其双重文化身份外,更与其所处翻译环境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化译者身份密不可分㊂沙博理翻译生涯可划分为新中国十七年(1949 1966)㊁文革 十年 (1966 1976)和新时期二十六年(1976 2002)三阶段[7]4-5,其主要译作集中在第一阶段㊂在此阶段,沙博理所供职的外文出版社隶属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负责对外宣传和出版,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共171部[8]26,发挥了国家翻译实践在机构翻译和制度化翻译上的优势,将部分国内最新文学讯息迅速传播到国外㊂该社出版的69部英译小说中有14部为沙博理独译,多为中国当代红色小说㊂可见,沙博理是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中重要一员,积极参与了制度化翻译㊂作为制度化外来译者,沙博理是新中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实施者㊂‘沙博理研究“第七章对此深度阐述㊂通过对比分析茅盾‘农村三部曲“沙博理英译本(以下简称沙译本)和叶君健英译本,端木蕻良‘雪夜“‘鴜鹭湖的忧郁“沙译本与葛浩文英译本,阐明了制度化译者与市场化译者译者行为的异同㊂制度化译者沙博理在翻译中尽量显化原文语义,其译者行为倾向于社会-政治性务实总原则指导下的语言性求真;市场化本土译者叶君健译文偏向目的语语言习惯,更多考虑读者因素,译者行为倾向于社会性务实;市场化外籍译者葛浩文则以市场为指标,在翻译中尽量推进原文语义,译者行为偏重社会-市场性务实㊂以上分析为深入探讨外来译者的制度化译者身份对其译者行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㊂制度化译者受国家机构资助,服务于外宣,是国家声音对外传递者,其译者行为受制于机构命令,政治考量重于文学艺术的雕琢㊂制度化译者虽在权衡翻译内外因素时会更为看重国家叙事对外传播,但其并非 翻译机器 ,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性选择仍依赖于译者㊂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中,外来译者是与本土译者互补的一个译者群体,如沙博理一样译作等身的外来译者不在少数,如来自英国的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㊁詹纳尔(William J.F.Jenner)㊁班以安(Derek Bryan)和来自美国的吴雪莉(Shirley Wood)㊁罗慕士(Moss Roberts)㊁平卡姆(Joan Pinkham)等㊂他们皆是在政府建立的正式翻译机构内从事指派的翻译任务的译者,外译语种多样,体裁和题材广泛,他们的译者身份均为制度化译者㊂但目前对这些外来译者的研究多限于对其译作翻译方法与策略的分析,鲜有探讨其制度化译者身份对其国家翻译实践译者行为的影响㊂因此,在未来的外来译者研究中,可以先明确其制度化译者身份及该身份所赋予这一特殊译者群体的翻译目的,基于此,再进一步深入探究他们译者行为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因素㊂三㊁国家叙事对外来译者行为的规约对外来译者制度化译者身份的界定,为深入第4期黄㊀勤等㊀为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而译的外来译者55㊀探讨制度化翻译语境下,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对外来译者行为的规约提供了前提条件㊂广义上的译者行为包括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超越翻译的社会性非翻译行为[5]25㊂外来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译者行为则具体表现为其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取如何受国家叙事的制约㊂(一)对翻译文本选取的制约影响译者翻译选材的因素一直备受学界关注㊂有人认为赞助人左右翻译选材,译者多表现为被动配合与顺从㊂[9]39对于参与到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而言,其赞助人便是国家机构,但国家机构赞助的译者的选材取决于国家机构赞助翻译的目的而非个人兴趣[10]55,译者的翻译活动,包括翻译选材会受主流意识形态操纵[11]39㊂外文出版社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主要机构,向外输出的作品主要是符合社会主义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体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当代文学作品㊂[12]45‘沙博理研究“第十章阐述英雄叙事革命历史小说是沙译本选材的重要组成部分㊂除他本人偏爱历史题材外,更多受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影响㊂沙博理的第一个翻译阶段是建国初 十七年 ,他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编辑部作为制度化译者从事中国小说英译,彼时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一样上升到国家行为,且被完全体制化[13]89,成为构建国家叙事的重要一环㊂外文出版社的翻译选材直接服务于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目的㊂英雄叙事革命历史小说在当时中国文学场域逐渐被经典化,被纳入国家翻译实践选材的目的之一是抵抗美国的负面中国叙事,之二是建构中国自我形象[7]233,其文本内容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和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契合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政治诉求㊂沙博理翻译的小说题材主要涉及革命战争㊁工农和少数民族三大类,皆与当时主流文学导向和外宣政策符合㊂由此推及,与沙博理同时期的外来译者群体的翻译选材亦与彼时的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密切相关㊂上文提及的多位外来译者,如杜博妮曾任外文出版社编辑,英译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詹纳尔曾供职于外文出版社,英译了‘西游记“等;班以安㊁吴雪莉㊁罗慕士等均曾应外文出版社之邀英译中国文学㊂其中,班以安英译了‘山乡巨变“等,吴雪莉英译了‘苦菜花“等,罗慕士英译了‘三国演义“等,平卡姆曾参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著作的英译㊂这些外来译者都是在政府建立的正式翻译机构内从事以上指派的翻译任务,为新中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服务㊂因此,如何从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视角审视他们的翻译选材,有助于深入探讨这一译者群体的翻译选材与国家的政治需求㊁叙事目的等的关系㊂(二)对翻译策略与方法选取的制约1.长篇小说萃译策略传统意义上,翻译策略一般指归化与异化㊂但‘沙博理研究“在第三章,基于对沙博理的‘水浒传“等7部长篇小说英译本和吴雪莉的长篇小说‘苦菜花“英译本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同处于国家翻译实践中的这两位外来译者译作中均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其总结为 萃取翻译 ,简称 萃译 策略,包含萃取㊁合译和雅化三个过程,萃译旨在通过提升原作叙事品质㊁审美价值和政治地位,为目的语读者提供权威化译本㊂[7]46-48萃译脱胎于变译理论,但有其特性㊂ 萃 含 择优而取 之意,囊括操作目的㊁操作标准㊁产出效果等多方面,是全面立体的译本呈现手段㊂[14]126萃译是制度化外来译者普遍使用的翻译策略,因为从事国家翻译实践的译者都会进行 文化自我过滤 [15]39,在翻译时删去或编译甚至改写部分内容,避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内容外流,更好地完成国家叙事之目的㊂萃译能增强小说整体性和文学性㊁优化原文叙事结构,使译文更符合特定时期国家外宣要求㊂ 萃译 这一全新翻译策略概念的提出超越了对翻译策略传统意义上的理解与表述,开启了深入解读国家翻译实践中外来译者翻译策略选择及其动因的新思路㊂2.叙事重构策略与方法叙事是人类经验和社会活动的符号呈现,具有建构个体与群体社会身份的功能㊂英国翻译理论家蒙娜㊃贝克(Mona Baker)最早将社会叙事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叙事[16],强调翻译在政治冲突中的重构作用㊂译者内嵌于文本叙事中,翻译是译者重构并传播叙事的过程[7]94㊂‘沙博理研究“第五章就外来译者如何重构原文本的元叙事㊁空间叙事和公共叙事进行了详细探究㊂对于元叙事重构,选取国家叙事特征明显的袁水拍政治讽刺诗的沙译本,政治讽刺诗的政56㊀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治维度扩大了叙事差异,翻译的难度增大㊂而沙博理借助元叙事,采取重构叙事框架㊁定位人物身份㊁增设叙事情节等翻译策略,保持了原诗政治叙事的建构性,关照了目的语读者,同时实现了中国政治叙事的国际表达㊂[7]93对于空间叙事重构,基于社会空间㊁接受空间和文本空间分析了‘铜墙铁壁“等两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沙译本,阐明沙译本结合历史语境和读者接受,运用修辞和增删等翻译方法,朝着符合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方向重构了两译本的叙事空间㊂对于公共叙事重构,选择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小二黑结婚“等3部小说,阐释了沙译本如何运用标签化建构㊁时空建构㊁文本萃取式建构等策略再现原文本中反封建的公共叙事,使西方读者全面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㊂元叙事㊁空间叙事和公共叙事是国家叙事的三种主要形式㊂它们在译文中的重构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㊂因此,在探讨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体裁的文本进行翻译时,应重视探求他们是如何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来重构这三种主要叙事,从而对外构建正面中国国家形象的㊂四㊁国家叙事与翻译艺术共同呈现方梦之指出,翻译家有艺术家的气质和禀赋,有着艺术和科学的完美结合[17]12㊂对于国家翻译实践中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的研究,除了探讨他们如何对外传播国家叙事,也要关注他们在翻译文本中所表现出的翻译艺术㊂小说翻译过程中的叙事方式㊁语篇结构和文体风格的处理与调适是译者翻译艺术的体现,这三方面也直接影响国家叙事在译文中的表达㊂因此,如何让国家叙事与翻译艺术在译本中合理共现是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必须重视的问题㊂下面结合‘沙博理研究“,探讨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㊂(一)叙事方式转换与翻译艺术英汉语结构差异导致中英小说叙事规范话语层面的差异㊂叙事方式涉及叙事结构,即叙述语篇呈现的表层结构㊁叙事视角,即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和叙述话语方式,即用来叙述一个事件或情景的话语形式㊂根据实施叙述话语的主体,叙述话语方式包括以作者为言语行为主体的 作者叙述话语 和以作者笔下主人公为言语行为主体的 主人公叙述话语 [18]18㊂在翻译中只有借助不同叙事转换方式,才能使译文既保留原文文学性,又准确再现原文叙事内容㊂‘沙博理研究“第四章以红色小说‘平原烈火“沙译本为例,探析了如何在叙事结构㊁叙事视角和叙述话语三个层面对原文本合理转换㊂就叙事结构而言,原文本采用了故事内人物对话与故事外全知叙述结合的块状叙事结构,沙译本则呈现出人物话语与叙事者话语分离的叙事趋势[7]63,译本在结构上进行了段落的合并㊁分解与删节,不仅呈现出原文的叙事效果,也更符合目的语文化语境,继而达到叙事交流的效果㊂同时通过对如革命歌曲等内容的保留等处理方式,在目的语世界中实现 自我合法形象的塑造 [15]36,进而实现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目的㊂就叙事视角而言,原文叙事视角为故事内人物有限视角,因汉语句子主语缺省不影响语义,而英语句子需要主语,沙译本将其转化为全知视角,顺利传达故事情节㊂就叙事话语方式而言,沙译本将原文中直接引语的引述语主要转化为通过形容词引出引语的方式,既遵循目的语诗学,又忠实原作精神和情感态度,传达出原文塑造革命英雄的内涵,符合树立国家新形象的目的㊂沙译本对以上叙事方式的转化,是身处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主体性在忠实讲好中国故事和英语读者取向间取得平衡的表现㊂外来译者群体具有天然母语优势,面对英汉叙事结构差异,他们是如何在上述三个叙事层面进行合理转化,使译文既实现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又展示翻译艺术的,这无疑是外来译者研究要深入探讨的又一重点㊂(二)语篇重构与翻译艺术语篇结构表现为上下文逻辑连贯㊂英汉语篇结构差异导致在翻译时需要适当调整语篇结构㊂‘沙博理研究“第四章探析了‘小城春秋“沙译本对原文自然段结构和叙事结构的调适与重构,阐明在遵循国家外宣政策基础上,沙译本对原文有些章节 大刀阔斧 删改,看似不忠实原文,实则体现不拘泥于原文,偏重艺术表达的翻译思想,其表达方式和结构更符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原文艺术性,达到了制度化译者 外从内调 的平衡㊂[7]82鉴于语篇重构方式多样,不同的外来译者在第4期黄㊀勤等㊀为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而译的外来译者57㊀国家翻译实践中会采取不同策略来处理原文本语篇内容的再现和翻译艺术表现间的关系,只有对此进行客观与系统的探讨,才能深入探析在当今中国文化 走出去 的国家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好 忠实 与 接受 的关系㊂(三)文体风格的再现与调适风格是作者从能表达相同内容的语言形式中选择的结果㊂反映文本风格的语言形式多种多样,如文化专有项, 由于译语读者文化体系中不存在对应项目或与该项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 ,其 功能和含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困难 [19];乡土语言,反映作者写作风格,对人物描写㊁情节推进及主题烘托也起重要作用;小说题名,除本身含义外,还有联系读者与作品的 非词语价值 和满足读者审美的 超词语价值 [20]14;标点符号,既可以分隔语篇中小句,还可以表达情感和语气,体现小说风格㊂文体学关注文学文本中具有文学价值的语言表达形式㊂[21]‘沙博理研究“第六章使用文体学分析方法,深度阐释了以上几种风格的语言表现形式在多部小说的沙译本中的再现㊂如对于‘月牙儿“等3部小说中的文化专有项,沙译本增添 译者声音 补偿原作的 文化缺省 ,虽不如原作简洁含蓄,但再现了原作文化内涵,保持了原作自然流畅的叙事特征㊂[7]83对不同小说的题名,沙译本采取了承袭原文㊁灵活再现㊁显化主题㊁巧用标点等多种英译方法,达到了原汁添新味㊁传义更传神的艺术境界㊂[7]112对‘新儿女英雄传“等3部小说中的乡土语言,沙译本根据语境分别选用了表层等值模因㊁深层等值模因㊁语用等效模因和社交语用等效模因等来传译,体现出翻译艺术㊂对于小说‘星“中频繁使用的破折号和省略号,沙译本采取了删除冗余部分㊁简化和转换不能照搬的标点和增译标点等不同方法,准确再现原文标点符号的语义㊁语法和衔接三大功能㊂外来译者群体在国家翻译实践中,所涉原文本题材与体裁各异,其文本风格的语言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㊂虽然‘沙博理研究“仅探讨了上述几种典型的小说风格的语言表现形式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但其深入细致的分析为探究外来译者群体如何在国家翻译实践中,根据具体语境,采用合适翻译策略与方法再现不同语言形式表现的原文本风格提供了有益启示㊂五㊁外来译者的研究路径‘沙博理研究“对外来译者沙博理进行了多维度立体式描写与探析,为研究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群体在研究对象㊁研究视角㊁研究方法等多方面提供了启示㊂对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者研究,在研究路径上可进行以下几方面探索㊂(一)研究对象丰富化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少的外来译者参与到国家翻译实践中,对我国不同时期的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功不可没㊂鉴于目前对这一译者群体研究的数量有限,与他们对于国家翻译实践的贡献不相匹配,我们应采取各种途径,广泛收集参与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的外来译者个案,建立完善的外来译者群体国家翻译实践档案库,全面探求这一群体所表现出的外来译者群体性译者行为特征和个性化译者行为差异,深入阐释其译者行为共性与个性形成之动因,客观公允地评价这一群体对我国不同时期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作用,总结其翻译艺术与翻译思想㊂既丰富外来译者理论研究和翻译史研究,也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国家叙事的对外传播和国家翻译能力的培养㊂(二)研究视角多样化目前对外来译者这一特殊译者群体的研究存在视角单一的问题,‘沙博理研究“在此方面有了较大突破,兼顾微观㊁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从不同理论视角深入探讨了不同题材㊁体裁和语言形式的英译,较为客观地呈现了沙博理的外来译者整体形象,值得借鉴㊂在宏观层面,第一章㊁第七章和第十章等将沙博理的翻译活动置于国家叙事对外传播宏大背景下,探索作为制度化译者的外来译者翻译选材的影响因素及他们对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作用;在微观层面,第三㊁四㊁六㊁九章等章节从叙事学㊁文体学㊁模因论和创造性写作等视角对沙译本的乡土语言㊁女性话语㊁小说题名及标点符号等各方面进行细致剖析㊂最后一章引入 中国英语 这一新概念视角,论证 中国英语 是服务于中国经典英译的较理想的翻译语言;在中观层面,第一章针对沙博理的特殊人生经历,确立其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制度化译者身份㊂第七章具体对比沙译本与其他译者译本,阐述其制度化译者身份对译本的影响㊂三个研究层次有机相连㊂如在微观层面对沙。
后实证主义视域下周瘦鹃翻译作品研析摘要: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对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周瘦鹃译作研究较多,但大都从实证主义视域下西方规定翻译理论视角研究周瘦鹃译作文学价值,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文章从后实证主义视域下创造性叛逆理论出发,结合周瘦鹃译作特定的时代、文化、政治背景,重新审视周瘦鹃译作的翻译文学价值。
周瘦鹃翻译风格随着时代潮流和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不断调整改变,早期以归化翻译策略为主,以本土语言表达习惯对原文进行“再创造”,缩短了本土读者与外国文学知识的距离,为推广西方文学知识、启蒙民族思想和新旧文化过渡起到重要作用;中后期以异化翻译策略为主,并采用直译翻译手法客观表达原著内容,翻译风格忠实于原文,尊重中外文化差异,充分借鉴国外词汇和语法结构,为推动中国白话文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后实证主义;周瘦鹃;翻译作品;文学价值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23)03-0090-03(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经贸学院广东汕尾516600)成熟于民国初期的鸳鸯蝴蝶派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影响较大,早期鸳鸯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多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翻译文化等方面出发对原文进行归化和改写,采用通俗易懂的传统表达方式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这与五四文化运动时期倡导的新文学、现代进步文学对原著作品忠实的规范范式相冲突,在早期文学史研究中被批评为“卑鄙的文妖”“反动派的象征”“叛逆的行为”,并长期处于翻译文学史的边缘位置。
直到20世纪90年代“文化回归”概念的提出,传统实证主义规范范式的翻译文学价值评价标准被打破,并逐渐被新的描述范式所取代,翻译作品价值研究从语言取向转向为文化取向,翻译研究更多开始考虑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对翻译立场影响更广泛的问题,文学界才逐渐重新认识鸳鸯派在中国文学和翻译现代化进程中的承上启下作用。
一、周瘦鹃翻译作品的思想意蕴周瘦鹃以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结合,通过翻译大量外国短篇小说,以直译和意译翻译手法以及平易近人的表现方式,将晦涩难懂的外国文学转化为明白流畅的本国文字,增加西方文学知识可读性,便于传播和唤起人民觉醒,启蒙民族思想和推动后期中国小说以及白话文改革。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国学, 2023, 11(3), 284-289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journal/cnc https:///10.12677/cnc.2023.113045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当你老了》中译本对比分析张一帆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收稿日期:2023年6月13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27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5日摘要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主体,译者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对原文的翻译过程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本文以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的经典情诗《当你老了》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袁可嘉译本、冰心译本与傅浩译本,探讨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以及对翻译结果的影响。
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译文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当你老了》,叶芝,翻译鉴赏An Analysis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When You Are O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Yifan Zhang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Jun. 13th , 2023; accepted: Aug. 27th , 2023; published: Sep. 5th , 2023AbstractTranslator is an indispensable subject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means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translator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s also a process of re-creation. Taking the classic love poem “When you are old” by the famous Irish poet张一帆Yea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Yuan Kejia, Bing Xin and Fu Hao, and explores the embodiment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ion result. It is found that,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the translator gives full play to hi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resulting i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ion.Keywords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hen You Are Old”, Yeats, Translation Appreciation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licenses/by/4.0/1. 译者主体性译者是翻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不同国家之间由于语言不同、文化背景差异等原因,不能直接进行文化交流,而译者则为双方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也就是说,没有译者这一角色,就没有翻译活动。
- 236-校园英语 / 翻译探究侠骨柔情 文人胸怀——沙博理翻译思想特征探析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白丹妮【摘要】西德尼•沙博理,这位来自美国的犹太人渴望并加入中国国籍。
在其职业生涯中,他利用双语能力和双重文化积淀,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诉说着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与敬仰。
本文主要罗列整理沙博理的生平、主要作品及成就,并对沙博理的翻译思想整体特征进行粗浅讨论。
【关键词】西德尼•沙博理 翻译成就 翻译思想特征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到当代大师佳作,从抗战英雄事迹到民间小说题材,行走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他游刃有余,将挥洒自如的译作送到西方读者的手中;从地域经济改革到国家战略政策,他心系中国,满腹经纶,用实际行动谱写着对华夏文明的虔诚赞歌。
西德尼•沙博理, 这位来自美国的犹太人,渴望并加入中国国籍。
在职业生涯中,他利用双语能力和双重文化积淀,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诉说着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与敬仰。
一、沙博理生平简介沙博理(1915-2014),出生于美国纽约,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二战期间应征进入美国陆军。
退役后,因偶获学习中文的机会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1947年4月来到中国后,同进步青年的结交相识让他投身中国革命。
1948年,与演员凤子喜结连理。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对外文化联络局的一名英文翻译。
1951年10月,与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共同创办了英文版《中国文学》,并担任译审工作。
1963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其加入中国国籍,沙博理如愿成为一名中国公民。
1972年,沙博理调入人民画报社担任英文改稿专家。
1983年退休至辞世,他连续担任第六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成为任期最长、年龄最大的现任外裔全国政协委员。
二、沙博理的主要成就沙博理先生从1952年开始发表译作,1956年出版第一本译著。
在文化部门任职期间,他利用自身的优势,担任起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使者的重要角色。
他翻译总字数约达千万,作品包括《林海雪原》、《月芽》、《孙犁小说选》、《家》、《春蚕》、《水浒传》、《我的父亲邓小平》等,其中他译的《水浒传》入选外文出版社的《大中华文库》,且被认为是最优秀的英文译本。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女性主义意识——以呼啸山庄两中译本
为例
胡婵
【期刊名称】《科技信息》
【年(卷),期】2010(0)36
【摘要】文章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以杨苡、方平的呼啸山庄两中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两译本在审美标准、咒骂语以其及对女性形象的构建等方面的差异,挖掘女性译者的女性主义意识.最后本文建议用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来指导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西方文学名著的翻译.
【总页数】1页(P141)
【作者】胡婵
【作者单位】黄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译者性别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基于对《呼啸山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
2.试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以《傲慢与偏见》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3.论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兼评《简·爱》的两个中译本
4.从翻译目的论看文学翻译中的“信”——以《呼啸山庄》两中译本为例
5.ABC原则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以《呼啸山庄》中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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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意识形态角度看《牡丹亭》译本中隐性情态的显化英译基于情态运用的人际功能及其表达主观态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功能,本文对翻译语篇(《牡丹亭》,许渊冲、许明译本)中的情态英译行为进行意识形态角度的考察。
以情态动词“should”和“can/could”所表达情态的类型分布和使用频率的数据对比为基础,从社会价值观方面解读译者对情态动词的选择和添加,分析其对原文隐性情态意义的显化英译在传递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方面所起的作用。
戏剧文学的英译过程中,译者基于对本国文化意识形态的感知而进行的隐性情态显化翻译,对提高跨文化可接受度并推动中国古典戏剧和中国文化价值观走向海外英语国家具有促进作用。
标签:隐性情态显化英译语言意识形态《牡丹亭》译本一、引言《牡丹亭》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瑰宝,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国内外的巡演热映,代表中华文化正走向世界。
对《牡丹亭》剧本唱词的英文译本进行语篇分析,对于促进跨文化沟通并推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走向海外具有重要的意义。
Fowler & Kress(1979)指出,对语篇进行分析应着重考察分类、及物性、转换和情态这几个方面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
本文聚焦情态方面,以《牡丹亭》中译英双语对照语篇(许渊冲、许明,2009)为语料,考察译者基于原文隐性情态意义对译语情态形式的选择和添加及其所重构出的意识形态意义。
也就是以翻译语篇为对象,挖掘译者对于情态语言形式的选择背后所传递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考察意识形态价值观对译者行为的支配及译者对意识形态的重塑或再现。
意识形态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上来说,意识形态是指“人们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总的观点和看法”(Hodge,1979)。
迄今为止,(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的)批评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大众语篇和其他非文学语篇,其分析范围不可能不狭窄。
但如果真的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理解世界、归纳经验的总的观点和看法”的话,任何语篇,包括文学语篇都是有意识形态的,都体现了作者和听话者一定的观点和看法(陈丽江,2006)。
[收稿日期]2012-02-07[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2-1624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1RW035[作者简介]覃江华(1982-),男,湖北长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刘军平(1962-),男,湖北黄冈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学和比较哲学研究。
汉学家是中国文学英译的最重要群体。
但是一直以来,汉学家们研究古代文学的居多,关注现当代文学的较少;从事文学批评的较多,投身文学翻译的较少。
在那些拥有丰富翻译经验的汉学家当中,重视理论总结的又可谓凤毛麟角。
在翻译研究界,全球话语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 )笼罩,中国话语或有关中文翻译的学术话语严重缺失。
进入新世纪,这种尴尬状况有所改观,一些翻译家不仅重视汉英文学翻译实践,而且开始“形而上”的理论思考。
其中,卓有成绩的当属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英国爱丁堡大学荣休教授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 ),她的汉英文学翻译思想颇值得学界关注。
1980年,杜博妮进入中国外文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并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和研究资料。
20世纪90年代,身为爱丁堡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的杜氏开始了其翻译理论思考。
其中,《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的问题和可能性》一文堪称其翻译思想的发轫之作。
此时,杜氏仍抱有理论无用论的成见,认为文学翻译与创意写作一样,起而行高于坐而论[1]67。
2005年底,她在荣休后转入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在讲授文学翻译的同时开始了更为深入的理论探索,其成果便是《文学翻译的快乐原则》、《授权行为与授权翻译》等。
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当代中国翻译地带》一书标志着其理论建构的大体完成,她也因此实现了知行合一、道器不离的华丽转身。
杜博妮明确反对充斥翻译学界的西方话语和宏大叙事,提倡“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c )的翻译理论研究,重视中国当代翻译史的特殊性和翻译过程中的个人因素。
她在汉英文学翻译的模式、主体、受众和原则等方面都有十分精辟的总结和阐述。
一、杜博妮论中国文学翻译的模式杜氏认为翻译的模式有多种,她将其总结为“威权命令”(authoritarian command )和“礼物交换”(gift exchange )两种模式。
所谓威权命令模式,是以前苏联外语出版社和中国外文出版社为代表,由政府主导的对外信息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机制。
其运作受到国家政体的限制,译员多为本国人或归国侨胞,聘用外国专家参与修改润色和翻译出版。
中文编辑与英语译者等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缺乏横向沟通。
这种翻译模式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政治正确优先于文学价值,译文准确性优先于读者接受效果。
其选材范围有所局限,译文质量趋于平庸。
在特定历史时期,外文社的出版物是西方了解中国文学动态的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的文学翻译思想探析覃江华,刘军平(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杜博妮是中国当代翻译史的亲历者和书写者,其汉学研究与文学翻译、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她反对充斥翻译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流行话语和宏大叙事,提倡汉英文学翻译研究的“中国中心主义”视角,关注中国翻译活动的特殊性。
杜氏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翻译有“威权命令”和“礼物交换”两种模式,各有其历史功绩和固有缺陷。
她呼吁翻译理论家关注翻译生产和译文接受过程中的个人因素,尤其是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和大众读者的阅读快感。
杜氏的理论模式也还存在某些不足,需要对其进行辩证分析。
[关键词]杜博妮;中国文学;文学翻译;翻译模式;快乐原则[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3)01-0132-04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月第40卷第1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Jan .,2013Vol.40No.1第1期覃江华等: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的文学翻译思想探析133唯一途径,其最成功的产品当属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主持的“熊猫丛书”[2]42。
礼物交换模式是个人翻译的一种。
杜氏将这一模式下的外国译者(多为女性)称之为“译者”(translator),而将怀抱各种动机,主动寻求翻译和发表渠道的中国作家或诗人(多为男性)名之曰“作译者”或“寻译者”(translatee)。
作译者将自己的诗歌作为礼物送给译者,而译者则用自己的翻译来报答所受的礼物,期间无需支付任何翻译费用或版税[2]97。
这种翻译模式是“交互报偿”(reciprocity)的最重要形式。
所谓“交互报偿”,简而言之就是“报”,有相互性、对等性、回报和互惠等含义。
杜氏用礼物交换来解释自己在外文社的正式工作完成之后,私下里进行的地下文学翻译活动。
与官方的正式翻译不同,这种非正式翻译立在作者和译者的个人关系之上,不受任何学术、商业或国家机构的监管。
这一模式曾帮助北岛、芒克、顾城、多多等成功迈出国门,向世界传递出不同的中国声音。
杜氏认为,上述两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翻译地带十分常见,且各有其功过成败。
她反对套用后殖民理论来解释中国特有的翻译现象,认为“殖民或后殖民理论忽视了外国译者与本国作译者彼此熟识、作译者主动寻求翻译的情况。
更无法提供一个合理的框架来描写这种翻译活动的运作方式,也无法解释这种交换关系中的个体差异与个体感知”[2]127。
杜氏指出,在礼物交换模式下,虽然报偿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其时长和收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彼此利益的关切和照顾程度,但相较而言,译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更能享受翻译的乐趣,也更易产生符合译入语读者需求的译作。
威权命令模式带有强烈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译者在庞大翻译机构中的地位和主体能动作用(agency)被严重低估和压制。
所产生的译作仍被视为源文化的所有物,忽视受众的接受习惯与阅读乐趣,也因此为西方读者和市场所忽视。
杜氏的上述思想无疑颇有见地,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然而,其部分提法还有待商榷或改进。
首先,翻译不仅涉及作者和译者两方,还包括委托人、出版商、评论家、大众读者、教师和学生等社会参与者。
礼物交换在解释杜氏独特的翻译经历方面比较有效,但是能否被用于描述更加复杂多样的社会化翻译现象呢?另外,既然交互报偿是一种普遍行为规范和隐性正义机制,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它在翻译活动中无处不在?在斯坦纳(George Steiner)看来,翻译即阐释。
自阐释活动的第一步(即“信任”)开始,我们就失去平衡。
在对原文进行包围与入侵,并满载着劫掠而来的战利品的时候,这种失衡再次加剧。
因此,翻译(阐释)行为必须要有所补偿才能恢复平衡。
“为恢复平衡而实行的交互报偿,是翻译工作和翻译道德的核心所在”[3]316。
交互报偿既是对语言形式与内容的补偿,亦可增强原文本的力量与影响。
翻译不仅能够“侵入”和“吸收”,还能赋予原作以声望与力量。
其次,先秦哲学在交互报偿和礼物交换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资源。
如《礼记》中说:“礼也者,报也”(《礼记·乐记》),“报者,天下之利也”(《礼记·表记》),“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
礼尚往来。
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
但是,声称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翻译话语的杜氏,依然拘泥于西方学术话语来探讨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其远大抱负与最终结果之间难免出现鸿沟。
此外,在用中国中心主义和个体视角来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和宏大叙事的时候,也会造成简单、粗暴的两相对立。
而且,对威权命令和礼物交换的二元划分,在解释某些特殊的翻译行为的同时,又忽略了另外一些普遍存在的翻译现象。
例如,外文社的译作也常常被官方机构当做“礼物”送给外国朋友。
杜氏并未就此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
第三,杜氏反对韦努蒂等人的普世性理论模式,反对用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翻译现象。
然而,韦氏理论的积极意义也是不容否认的。
韦努蒂认为,翻译在再现异域文本与文化的同时,也在模塑着本土的主体文化身份。
翻译能维护本土的价值体系,也可以对其进行改造。
精心选择的翻译文本与翻译策略,可以改变或维护本土文化的文学规范、观念范式、研究方法、实际操作和商业惯例等[4]67~86。
杜博妮对外文出版社的评价,忽视了其反抗西方文化霸权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功绩,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难免失之偏颇。
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适用性,罗德恪(Douglas Robinson)曾给出很好的答案。
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括:(1)对独立之后的前欧洲殖民地的研究,大体涵盖20世纪下半叶;(2)对从被殖民之日开始算起的前欧洲殖民地的研究,即始自16世纪;(3)对所有文化、社会、国家和民族与其他文化的权力关系研究,即涵盖全部人类历史。
对不同的研究者而言,这三种划分各有价值。
第三个范畴的后殖民翻译研究同样重要[5]13~16。
如此看来,后殖民理论并非完全不适用中国翻译研究。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134二、杜博妮论中国文学翻译的主体翻译活动涉及众多主体的积极参与,其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译者。
要成功完成翻译任务,汉学家译者需要发挥其主体能动性。
首先,翻译文本选择至关重要。
在威权命令模式下,译者没有多少选择待译文本和翻译方式的自由。
翻译任务是由上级派发,作者、编辑和译者各自为政,只对上级负责。
但是,在其他翻译模式下,译者则享有更大的自主权。
杜氏认为,“纯粹从可行性考虑,译者应选择对自己特别有吸引力,且能与其作者建立良好沟通的作品翻译”[2]59。
总结起来,她的文本选择有如下特点:一是与汉学研究密切关联,例如,为了研究何其芳特定时期的诗学思想和写作风格,她对何诗的翻译仅限于1931至1942年间的作品;二是关注文坛新动向,20世纪80年代,杜博妮是最早译介“地下文学”和“朦胧诗”的西方译者之一,由其翻译的《波动》(1985)、《八月梦游人》(1988)等北岛诗集,本身就是伟大的成就。
其次,译者是翻译操作的主体。
在杜氏看来文学翻译家身兼三种角色:原文的消费者、译文的生产者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的代表。
过去,译者人微言轻,工作局限于语言和风格的再现,难以发挥其创造性和想象力。
如今,译者的地位有所提高,外部气候也更加开放和自由,他们有机会改变世界。
要做到这一点,译者需发挥其能动性。
虽然原作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好的译者应该具有高尚的职业精神。
如果原文不错,译文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原文拙劣,译文也至少要有一定的可读性[6]25。
杜氏指出,汉学家译者由于长时间从事案头写作,没有机会融入市井街头,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街头语言的鲜活性,很难写出正宗的口头语,翻译更是如此”[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