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小说塑造人物性格的成就及其不足

试论鲁迅小说塑造人物性格的成就及其不足罗精华鲁迅创作的25篇白话短篇小说，结集成两个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他的这些不朽之作，其主题之深刻，手法之圆熟，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创新阶段超群卓立，而且光照后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和后继者学习的楷模。

“文学即人学”，人物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鲁迅虽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第一人，但他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特别漫长而扎实的酝酿和准备阶段。

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使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尤其是形形色色的人物，比同时代任何作家都具备了精深得多的见识，他对中外文艺理论和小说创作艺术的独到研究，使他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获得了内承优秀传统，外采诸家所长，涵泳吐纳，推陈出新的艺术修养。

惟其如此，仅在前后七年短短的创作时间内，鲁迅塑造的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爱姑……等众多的人物，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条丰富多彩的人物艺术画廊。

但是，鲁迅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和他认识的不全面性，使得有些人物性格具有其模糊、单薄和动摇的现象。

一、人物性格的鲜明性与其相对模糊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中曾这样肯定过黑格尔对人物个性的要求：“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并批评了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了“的非个性化倾向。

①黑格尔认为“真正的自由的个别性，如理想所要求的，都不仅要显现为普遍性，而且还要显现为具体的特殊性”②，主张性格要有“特殊性”和“个性”。

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鲁迅历来推崇中外名家的“画眼晴”和“勾灵魂”的方法，主张以极省俭的笔墨，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即个性）来，做到“形神俱似”。

鲁迅小说的绝大部分人物的尚象、行动、语言和心理就达到了“仅用一个特征”而形神毕肖的地步。

同样是面对革命者的被杀，胆小善良却又为儿子求“药”心切的华老栓是“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他感到“吃”“发冷”，被刽子手刀仅的眼光刺得“缩小了一半”，但又不得不在“慌忙”和“踌躇”中买了人血馒头，他在归途中的高兴也完全是因为相信这特殊的“药”能治好独生子的病。

而处处追求“精神胜利”的无业游民阿Q却以看过杀革命党为荣：“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越司在的脸上。

这一节，听人都凛然了。

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正胡的后颈窝上直劈下去道：“嚓！”在这里一样的“麻木”却因人物的身份、经历、思想的不同而表现得如此具有个性特点。

吕纬甫和魏连殳同样是辛亥革命以后彷徨、颠簸以至没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教教“子日诗云”尚可糊口的吕的没落则表现为敷敷衍衍，随随便便，对于传授先前所痛惧的《孟子》《女儿经》之类抱“无乎不可”的态度，同时又做些“无聊的事情”，以满足别人和寄托自己的空虚；而亲自造了“猫头苗”想裹在里面与世隔绝的魏则因频遭攻击生计断绝而完全走向反面；当了军阀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在“胜利”的喧笑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个性表现得神态反常，更为阴郁和孤独。

鲁迅就是在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个性里，包含并表现了这类知识分子的一般变化规律。

在鲁迅的小说里，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色，我们只需将他小说中的同类人物略作比较，即可清楚地看到这些特点。

同是辛亥革命前后农民的闰土和阿Q，同是辛亥革命时期封建顽固派的赵七爷、赵太爷、鲁四老爷、郭老娃和七大人，同是被压迫妇女的祥林嫂和爱姑，同是老一代没落知识分子的孔乙已和陈士成，同是辛亥革命以后消极知识分子的吕纬甫和魏连殳，同是假道学的四铭、何道统、卜微园和张沛君，每一类人物中的每个人物的性格都达到了不仅“显现为普遍性”(共性)而且“显现为具体的‘特殊性’（个性）”的要求，每人个都有各自特有的心地、性情、音容、笑貌和行状。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鲁迅特别善于选取那些足以“渗透到最复杂的人类心情里去”③的细节，来揭示人物的个性。

由于鲁迅对自己笔下的人物，都经过长期的静观默察而烂熟于心，洞悉其特定的社会属性及复杂的内容，熟知其个性特点，这些细节的内涵，就往往具有格外、深厚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广度，具有特别丰富的内含，显得尤其凝重。

例如孔乙已的长衫、闰土口中的“老爷”，鲁四老爷的那句“可恶……然而……”，阿Q的“优胜”种种、方玄绰爱说的“差不多”，七大人爱用以擦鼻的“屁塞”……等细节，无不对刻划人物有“画眼睛”、“勾灵魂”的作用。

但是，鲁迅某些小说里的极少数人物，也有个性相对比较模糊的，比之祥林螋和爱姑，单四嫂子的个性特征就不甚鲜明，七斤的个性也不如七斤嫂、九斤老太和赵七爷突出。

鲁迅的另一类小说，如《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猫和兔》和《鸭的喜剧》等则近似于中国古代的某些笔记体小说或当时翻译过来的外国文艺小品(当时亦称之为小说)，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小说，似未把人物性格的刻划放到创作的中心位置，因而不能不说车夫，N先生、三太太、母亲和爱罗先珂等人物的个性都不是很鲜明的。

这一现象一方面根源于短篇小说的初创时期，小说的界限尚不很明确，另一方面也历史地反映了鲁迅在不倦的艺术探索中小说创作的不平衡状态。

鲁迅自己就曾说过：“至于民国以来所发生的新派的小说，还很年幼——正在发达创造之中……”。

④二、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其相对单薄人是最复杂多变的，作为社会生活核心的人也如社会生活一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矛盾统一体。

组成人的思想、情感、性格的因素既是复杂的，又是变动和转化的。

鲁迅历来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形而上学观点，推崇《红楼梦》。

“于人则并陈美恶”的写法，不满于《三国演义》。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单一化写法，唾弃《儿女英雄传》。

当纯出作者意造，缘欲使儿女英雄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的主观臆造手法。

在新文学的建设问题上，鲁迅批评杨振声《玉君》。

忠实于主观”“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⑤的主观唯心做法，反对“一味铺张”人物的“特点”，提倡像法捷耶夫的《毁灭》那样，把人物性格的丰富性真实地展示出来，把书中的人物写成“真的活的人”。

鲁迅以自己小说的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出色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

在鲁迅的小说人物中，阿Q的性格，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其历史和现实的内涵之深广，在中国现代文学短篇小说的人物形象中，迄今无有堪与媲美者。

鲁迅在阿Q身上写出了当时国民的魂魄，但阿Q却绝非抽象的以“精神胜利法”为特征的落后“国民性”的拟人化，而是一个独具性格的复杂而真实的“活人”。

鲁迅十分懂得“人是杂色的”道理，他在阿Q身上展示了性格的生动而真实的复杂性。

阿Q其人，既有农民式的“割麦便割麦，舂来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真能做”的勘劳本色，又有无业游民的“懒洋洋”的特点；既有“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之类的自诩高人一等的盲目自尊，又那么善于用“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来宽慰自已；既能“怒目”权势者的凌辱，又爱欺弄勿如自己的“弱者”；既拥护“男女之大防”，又向吴妈求爱；既有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的保守，又在辛亥革命波及未庄时出于阶级的直觉欣然起来“革这伙妈妈的命”；既敢于在街上大喊“造反了！造反了！”，又不解“造反”是怎么回事，在土谷祠大做其敌我混淆的“报复”梦既有在尼姑庵前一时“错愕”“失了锐气”的朴实，又有着游手之徒的狡猾……。

阿Q的性格是如此丰富，但阿Q性格的多个侧面又决非等量杂处的，而是有主有次，有淡有浓、有隐有显、互相渗透、融合于性格的主要矛盾之中的。

而这由主要矛盾决定的性格的主导方面就是旧中国落后农民的思想意识同被这种落后意识扭曲了的革命要求的矛盾，所以毛泽东同志称阿Q为“落后农民”的典型。

可见阿Q形象的特点不仅为阿Q的个性特点所．决定，也为其性格中的多种因素或侧面独特的组合方式所决定，因而虽然其他阶级亦可能有“精神胜利”的性格内容，但其表现方式却绝不会跟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雷同。

在鲁迅的其他小说人物中，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性格极其丰富的人物来。

《药》里的华老栓就既有爱子的善良，又有买血为药的不自觉的麻木的残忍；既有怕肴杀头的胆小，又有买得人血馒头后的愚昧的喜悦；既有见了刽子手和人血时的恐惧，又有事后对刽子手的出于感激的“恭敬”……这些性格的诸多侧面以“麻木”为主导共同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华老栓。

在祥林嫂的性格里，除了凝聚着农村劳动妇女的刻苦耐劳、善良淳朴的特点之外，也是包含着众多的矛盾着的侧面的；她既有为摆脱“严厉的婆婆”毅然出逃的勇气，又有深受封建礼教毒害所致的一妇不从二夫的恩想；既不满于鲁家的歧视，又安于佣工生活，因而听从封建迷信说教，承认自已有“罪”；既有捐了门槛后的暂时的新生的“舒畅”，又有再遭精神上的致命一击之处的至死不悟的恐惧和麻木。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深受封建礼教迫害而又竭尽全力的希望满足主人苛求的善良的劳动妇女，尚且不能见客于当时的社会，终于惨死于“祝福”之时，才使样林嫂这个人物具有历史的特点，更显得真实可信，因而也就使作品的主题更见深刻——它不仅从封建势力的经济和政治迫害上，而且从封建的意识形态的毒害上，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在鲁迅的小说中，人物性格的这种多侧面的“统一性”，不仅以其真实而微妙的组合，同时也以这种组合的合乎逻辑的变化深化着作品的主题思想。

《伤逝》里的子君就是这样。

她的性格约可分三个阶段：初恋时的予君对于旧家庭的束缚抱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决裂态度，对于旧社会的邪恶势力“目不邪视”；但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发现她那叛逆的豪盲只是“默想了一会”之后说出的，并未深恩熟虑，她那骄傲的行为是因为对于邪恶势力的“没有看见”，根本不当一回事。

在这里，“坚持”中潜伏着幼稚，“透彻”中隐藏着单纯，这样的爱情显然很难真正经得住恶势力的打击，这样的性格也决不会凝固不变。

在婚后的共同生活中，子君的“坚强”的叛逆思想发展为“纯真热烈”婚爱，一方面是变卖首饰，赁屋安居，绝交亲友，朝夕相处；另一面则是建立在。

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全不关心”恶势力反扑的基础上天真和安于“宁静、幸福”的平庸爱情的凝固。

最后终于在内生“隔膜”，外遭打击的生活剧变中，由“无畏”而“怯弱”、“颓唐”、“凄苦”、“无聊”，以至在无法使爱情中兴的挣扎之中与涓生分手，“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酷和白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为旧势力所吞没。

在子君性格里，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其性格侧面的变化、消长过程，而这正是作品主题——控诉封建势力，批判个性解放——赖以表达的基础。

这样深刻的主题决不是任何单一、静止的性格所能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