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经典案例--洛阳玉米种子纠纷案

确认和规范国家权利的案例第一部分国家权力运行知识要点：1、法的渊源与效力等级2、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运行3、法院的宪法地位案例1:洛阳种子案2001年，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委托伊川县种子公司代为繁育杂交玉米种子20万斤，约定收购价以当地玉米市场价的2、2至2、5倍计算。

后来，伊川县种子公司未能如期交种子，2002年底被汝阳县种子公司诉至洛阳市中级法院。

2003年初，洛阳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双方没有分歧，而在赔偿数额上各执一词。

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的立法精神，以“市场价”计算，请求判决赔偿损失70万元；而被告主张适用《河南省种子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内统一价格，不得随意提价。

”即按照“政府指导价”计算，赔偿原告损失2万元。

对法律法规之间的不同理解使两者的赔偿数额相差了几十万元。

2003年5月27日，洛阳中院依据上位法作出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9万余元。

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审判长李慧娟，其在判决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

”。

正是这样一段表述，引起了后来的风波。

在这个案件宣告判决后的7月份，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向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就该种子案经营价格问题发出一份请示。

10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室发文明确答复表示，《河南种子条例》第三十六条关于种子经营价格的规定与《种子法》没有抵触，继续适用。

同时，该答复重点指出：“（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中宣告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该答复还责成洛阳市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权，纠正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对直接负责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

洛阳种子案案例分析洛阳种子案是中国历史上一起著名的农业案件，发生在北宋时期的洛阳府。

该案件涉及到种子的质量问题，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在这篇文档中，我们将对洛阳种子案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首先，洛阳种子案的发生与当时农业生产的现状密切相关。

在北宋时期，农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而种子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丰收和国家粮食安全。

然而，由于种子保存和传播技术的限制，很多种子在保存和传播过程中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害，导致种子的质量大幅下降。

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法商人就看中了这个商机，开始大量贩卖劣质种子，给农民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其次，洛阳种子案的发生也与政府监管的不力有关。

在当时，政府对种子市场的监管不够严格，导致了一些不法商人的肆无忌惮。

他们可以通过行贿和其他手段，逃避监管，继续销售劣质种子，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政府在发现问题后的处理也比较被动，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制止这种现象的蔓延，导致了洛阳种子案的发生和恶化。

最后，洛阳种子案的发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这起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使人们对种子质量和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这起案件也促使政府加强了对种子市场的监管，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加大了对不法商人的打击力度，从根本上解决了劣质种子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综上所述，洛阳种子案是一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案件，它揭示了当时农业生产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对政府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这起案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农业生产中的种种问题，引以为戒，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行政法案例——李慧娟案(2006-07-08 20:50:00)小官司引出的大问题2003年1月25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伊川县种子公司委托汝阳县种子公司代为繁殖“农大108”玉米杂交种子的纠纷，此案的审判长为30岁的女法官李慧娟。

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双方没有分歧，而在赔偿问题上，根据河南种子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内统一价格，不得随意提价。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立法精神，种子价格应由市场决定。

法规之间的冲突使两者的赔偿相差了几十万元。

此案经过法院、市人大等有关单位的协调，法院根据上位法做出了判决。

然而，判决书中的一段话却引出了大问题：“《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原文如此)自然无效......”河南省人大认为，李慧娟无权以法官身份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洛阳市中院的判决违反了《宪法》。

“人大是立法机关，法院是执法机关，主要任务是适用法律，法律的修改和废止是人大职权范围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否冲突，法院都无权去宣布法规有效还是无效。

”这“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河南省人大法制办公室主任毛引端说。

2003年10月，河南人大致函河南省高级法院和洛阳市人大，要求纠正判决错误，并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10月21日，河南省高级法院在一份对全省下发的通报中称，“个别干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意识淡薄，政治业务素质不高。

……无论案件具体情况如何，均不得在判决书中认定地方法规的内容无效。

”处理的结果是撤消李慧娟审判长职务并免去其助审员资格。

赵广云是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也因此案被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副庭长职务。

受到处理后，李慧娟请了假，暂时离开了法院的工作环境，但她的内心仍然无法平静。

作者： 周永坤[1]
作者机构： [1]苏州大学法学院
出版物刊名： 法学
页码： 116-123页
主题词： 洛阳代繁种子纠纷案;司法审查;法律适用;监督权;河南;《种子法》;司法权
摘要：近期，河南省洛阳市中级法院因为在一起普通的合同纠纷案的判决中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而拒绝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事例，引发了河南省人大与洛阳市人大的干涉，在法学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这反映出涉及中国法治建设和宪政建设的一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

为此，本期特组两篇文章对此案从法理上进行评析。

作者认为，在现实的制度中，法官在碰到上下位的法律发生不一致时所处的尴尬境地：他要么违法地适用下位法．要么适用上位法而冒受处分的风险。

这是长期对法律制度误读的结果。

人大依法可以监督法院，但不要介入个案，人大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要注意避免侵犯司法权和影响审判独立。

新华网太原2006年8月4日报道，一个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土霸王”，被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0年（合并执行20年）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时，竟减判为3年，缓刑3年，并于宣判当日释放。

根据群众的举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对此案展开调查，揭露出省高院审判法官以伪造证据等手段为“土霸王”抹掉或减轻罪行的行为。

由本案谈谈你对人大个案监督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的认识？某甲与某乙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甲借给乙人民币2万元。

因甲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他的借款行为，故在借款合同上签了他的化名丙。

合同到期后，甲要求乙偿还借款，乙拒绝。

甲诉诸法院，但他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合同上的丙就是甲本人。

最终法院未支持甲的请求。

根据此案例分析法的作用有哪些局限性。

广州市某派出所迁入一对年仅一岁的双胞胎的户籍，孩子的名字一个叫“钟共”，一个叫“钟央”。

据了解，孩子们的爸爸还被同事们戏称为“钟共钟央他爸”。

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

大多数评论者认为如此取名不合适，有人还建议抓紧出台《姓名法》或者《汉语姓名规范》。

但也有人撰文《无权拒绝“钟共钟央”之正义》，认为取名“钟共钟央”并不违法，没必要横加指责。

双胞胎取名“钟共”、“钟央”是否违法？如何理解守法的范围？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因被控告犯有信奉异端邪说、腐蚀青年人的心灵等罪行而被判处死刑，当时他完全有机会离开雅典而保全自己。

临刑前，他的老朋友克力同借探望之机告诉他，朋友们决定帮助他越狱，而且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可苏格拉底却不同意。

苏格拉底提出了两个理由说明不应越狱：其一，如果一个人自愿生活在一个国家，并且享受这个国家法律给予的权利，意味着和国家之间订立了一个契约。

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接受法律赋予的义务，在双方契约关系存续的情况下，如果只享有权利而不服从和履行义务，即是毁约，而这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

其二，法律本身也有公正的要求——社会秩序。

如果人们动辄以法律规定背离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为理由，拒绝服从法律义务，甚至否定法律的效力和资格，则社会秩序便会受到威胁。

经济法案例分析河南种子案2001年5月，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该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伊川县种子公司代为培育玉米种子。

2003年年初，汝阳县种子公司以伊川县种子公司没有履约为由诉至洛阳市中级法院，请求赔偿。

伊川县种子公司同意赔偿，但在赔多少钱上，双方争执不下。

该案承办法官发现，原被告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是：种子价格是适用市场价还是政府指导价——根据河南省人大常委会1989年出台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应该适用政府指导价，大概需要赔偿2万元；但根据1998年的《价格法》和2001年的《种子法》，应该适用市场价，应当赔偿损失70万元。

本案审判长李慧娟，女，30岁，刑法学硕士，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5月27日，洛阳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最后赔偿各种经济损失近60万元。

判决书认为：“《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

法官判令伊川县种子公司按市场价进行赔偿。

伊川县种子公司不服判决，遂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

洛阳中院判决书的这一表述激起河南省人大的强烈反响，河南省人大认为“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中宣告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违法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问题的通报》，要求河南省高院对洛阳市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

洛阳市中院党组根据要求作出决定，撤销判决书签发人民事庭赵广云的副庭长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该决定最终未履行。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30日作出《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指出《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地级市地方性法规事后审查谁来为地方性法规作违法审查？洛阳中院：省人大法规“无效”2001年5月，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该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伊川县种子公司为其代繁玉米种子。

2003年年初，汝阳县种子公司以伊川县种子公司没有履约而诉至洛阳市中级法院，请求赔偿。

伊川县种子公司同意赔偿，但在赔多少钱上，双方却争执不下。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原被告双方争议中一个很大的焦点是种子价格是适用市场价还是政府指导价，根据河南省人大199年出台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应该适用政府指导价；但根据199年的《价格法》和2001年的《种子法》，应该是适用市场价。

5月27日，洛阳市中级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法官在判决书中写到：“《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

判令伊川县种子公司按市场价进行赔偿。

按此判决，伊川县种子公司就需赔偿较多，该公司遂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

目前，二审尚未做出判决。

河南省人大：洛阳中院严重“违法”此案一审宣判后，洛阳市、河南省两级人大反应强烈。

洛阳市人大将此案向河南省人大请示。

11月7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与《种子法》没有抵触，洛阳市中级法院在判决书中宣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条例》有关内容无效，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认为，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是明知故犯，要求洛阳市人大要依法行使监督权，纠院的错误，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作出处理。

同时要求省高级法院对此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告省人大常委会。

10月，河南省人大发布了1号文件，认为：“……洛阳市中级法院（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地方性法规内容无效，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并要求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做出处理。

2003年5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某民事案件的一审判决中，认定《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河南种子条例》）的某项条文与《种子法》相冲突，“自然无效”，因而拒绝适用该条文，而直接适用了《种子法》。

此判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河南省人大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声称《河南种子条例》同《种子法》没有抵触，应当继续适用，并指责法院超越职权，要求对涉案法官严加惩处。

据报道，该案已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仍在审理中，但法院显然感受到了来自省人大的强大压力。

（参见《南方周末》2003年11月20日“法官判地方性法规无效：违法还是护法”，以及其他相关报道）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者无效，已是一个常识，《河南种子条例》是河南省人大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其效力低于作为全国性法律的《种子法》，若真有抵触，自当排除适用。

但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究竟谁有权确认其无效？法院是否有权对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反对法院享有审查权的人会主张：依据《立法法》的规定，只有相应的法规制定机关，才有权改变或撤销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下位法，而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只能依法判案，根本无权认定任何法规无效；而且《立法法》还规定，特定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认为某些下位法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或建议，由常委会定夺。

这也说明法院无权直接认定地方性法规无效。

这种主张，显然是混淆了“立法程序”和“司法过程”的界线。

法规制定机关改变或撤销法规，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请求而审查下位法规，都属于立法程序，会产生“法的变更”的普遍效力；而法院确认法规无效，则属于司法过程，是指某项法规在具体案件中不被适用，更准确地说，法院只是“拒绝适用”某项法规，而非使之“彻底无效”，因此并未侵犯立法机关的职权。

《立法法》也并未要求法院每当遇到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时必须中止诉讼，提请有关机关裁决。

“改变”、“撤销”、“审查申请”等立法程序并非司法过程的必经步骤，对这些程序的规定也不能排除法院有权在具体案件中对某些法规直接进行审查。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自然无效”而被撤职（附“洛阳种子案”判决书原文）来源：中国青年报记者韩俊杰被媒体称为“2003年末最热点法治事件”的主人公———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慧娟告诉记者，她已接到洛阳中院催促其回院工作的通知。

而在此前，由于李慧娟在一起民事案件的判决书中，指出“《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有关条款因与《种子法》相冲突自然无效”，已被决定撤销法官职务。

判决书带来大麻烦2001年5月22日，洛阳市汝阳县种子公司委托伊川县种子公司代为繁殖一种玉米杂交种子，双方约定了收购种子的价格等具体内容，并约定无论种子市场形势好坏，伊川公司生产的合格种子必须无条件全部供给汝阳公司，汝阳公司也必须全部接收。

2003年初，汝阳县种子公司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伊川县种子公司没有履行双方签订的代繁种子的合同，将繁殖的种子卖给了别人，给他们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判令伊川公司赔偿。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伊川公司同意赔偿，但在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上却与汝阳公司存在巨大差异。

汝阳公司认为，玉米种子的销售价格应依照国家《种子法》的相关规定，按市场价执行；伊川公司则认为，应当依据《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及省物价局、农业厅根据该《条例》制定的《河南省主要农作物种子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按政府指导价进行赔偿。

“市场价”和“政府指导价”两者差距甚大，因此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算出的损失相差60多万元。

今年30岁、拥有刑法学硕士学位的法官李慧娟担任该案的审判长。

因为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合议庭将此案的审理意见提交洛阳中院审委会讨论，没有遭到异议。

有关领导委托经济庭副庭长赵广云签发了判决书。

2003年5月27日，洛阳中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基本支持原告汝阳公司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伊川公司赔偿原告汝阳公司经济损失近60万元及其他费用。

后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