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影响——基于对泉州、南平、龙岩三地市调研的思考2010-11-15 （省委党校教授何福平胡金华）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解析老龄化对农地流转，进而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是农地流转的重要诱因，受种粮比较利益偏低的影响，农地流转后的出现了“非粮化”；同时，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自身也会带来劳动供给的“非粮化”倾向，这都将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影响。

文中以福建318位农村老年劳动力为例，运用Probit模型从微观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种粮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并发现农村老年劳动者的健康自我评、有无养老金、有无配偶、子女外出情况、灌溉条件、交通条件、种粮机械化程度、粮食销售价格、种粮方面的产业化组织和地区差异等10个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参与种粮劳动具有显著的影响。

建议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粮食战略工程的，严格监管耕地的“非粮化”现象。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种粮参与；粮食安全；Probit模型一、引言30年前，《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指出：“人口增长得这样快，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民以食为天，对于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方面，粮食的商品属性要求保证能给予种粮者合理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粮食的社会属性乃至政治属性又要求保证低收入者、甚至全社会都能买得起粮食，避免“无粮不稳”。

只有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才能增加农民收入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粮食安全以及农业自身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有着同样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30年后，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已在更替水平以下，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且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以及近来干旱、低温、洪涝等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给粮食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国际市场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要粮食价格的较快上涨，尽管当前我国粮食供需总量基本平衡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成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未来十年内，我国仍将面临人口持续增长、膳食结构改善和工业用粮的增加，全社会粮食消费需求将持续增长；而粮食供给面临耕地和淡水资源约束趋紧、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变数增加等诸多挑战。

2008年制定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强调，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2月3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提出了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明确要求。

现实是，在短期内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发生根本性进步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的增长必须依靠劳动力的增加或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而这两大要素的增长呈现态势。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城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外出的规模不断增加，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14533万人[1]。

杜鹏（2004）、周福林（2006）等学者根据2000年的“五普”资料推算，我国60岁及以上的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已达到1800万左右，农业劳动供给特别是种粮农业劳动力呈现了趋势。

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择优迁移”，一方面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另一方面加速了农地流转，减少了耕地的抛荒，同时也调整了农业种植业结构，减少了种粮面积。

进一步，由于粮食生产对体能要求较高，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又将进一步促进农地流转，刺激“非粮”面积的增加；相反，农地流转，种植业结构调整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体能门槛，增加了老龄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弹性，同时对高人力资本的新生代农民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老龄化”在短期内得到了巩固。

因此，近年来我国一些宜粮产区便打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旗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地通过流转，改变其种植结构，“非粮化”驱逐粮食作物的现象。

这种现象如不及时遏止，势必将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虽然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2]来制止，并通过制定粮食保护价、粮食直接补贴等政策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

但这些政策措施在许多地区的实施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张照新，2003；赵德余、顾海英，2004)。

根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2010年8月28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1997年至2009年，全国耕地减少和补充增减相抵，净减1.23亿亩，而我国宜耕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可开垦成耕地的不足7000万亩。

张平明确表示，中国粮食缺口未来10年将扩大，粮食市场调控的难度也在加大。

在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新型农民尚未成为种粮的主体，农村老年劳动力的劳动模式和供给行为的改变对于我国粮食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深入研究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当前“非粮化”的关系，找出中间的传导机制，在保证农村老年劳动者福利不损失的前提下，探讨如何合理利用农村老年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充分发挥当前农村老年劳动者的种粮积极性，对于缓解当前农业劳动力短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有关农村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孤立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状态（蔡蒙，2006；王跃生，2009；叶敬忠、贺聪志，2010）、收入状况（周祝平，2009），认为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照料提供者的减少，加重了农村老人的农业劳动负担，整体上降低了农村老人晚年的健康水平和福利水平（白南生等，2007；孙鹃娟，2006）；张文娟、李树茁（2004）认为农村年轻劳动力外流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

有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庞丽华，2003；白南生等，2007；吴海盛，2008；李琴、宋月萍，2009），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家庭外出打工人数对其农业劳动供给有显著影响。

以上研究大多把农村老龄化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鲜有从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入手，把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

因此本文尝试结合对福建省三地市农村的调查，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及“非粮化”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农村老年人种粮劳动供给行为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安全的效应分析（一）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现状在中央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促进下，我国粮食生产自2004年连续6年实现增产。

200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更是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5.31亿吨，但这并非意味着可以对粮食安全的紧迫性掉以轻心。

耕地和耕种者是当前粮食生产的重要生产要素。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耕地面积仍然处于下降趋势，而我国耕地质量状况也不容乐观。

据中国农科院土肥所调查，东北、华北和南方地区土壤的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分别低于标准水平的50％和 25％（万宝瑞，2008）。

另一方面，农村年轻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使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凸显，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水平还难以满足我国粮食生产的需求。

因此要确保粮食安全，不仅需要保有耕地的数量和质量，还需要有相应的种粮劳动力。

从粮食需求来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人口的增长、膳食结构的改善以及工业用粮的增加都将使粮食需求继续呈现刚性增长，按实现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公斤计算，未来16亿人口所需的粮食必须达到6.4亿吨。

也就是说，与历史最高水平的2009年相比，依然还有将近1.1亿吨粮食缺口，这使得本已偏紧的粮食供求形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将更趋严峻。

图 1 1998—2009年中国粮食生产总量和耕地面积变化情况（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非粮”效应分析1、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直接减少了种粮劳动供给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人(United Nations，2001)。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将超过城市(Zeng, 1989；Qiao, 2001)。

农村劳动力的“择优迁移”带来了家庭成员劳动供给行为的改变，那些本该退出生产的老人被迫继续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庞丽华等，2003；杜鹏等，2004；戴卫东等，2005；李琴等，2009）。

农业生产对体能要求较高，上年纪的人退出劳动供给可以被视为其福利状况改善的一个显示性指标。

如果继续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很可能导致受伤，增加引发各种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从而会显著降低老人晚年的福利状况（John Giles、牧人，2005）。

然而在我国，与城市老人的养老方式不同，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没有退休金，没有一定的储蓄可以为他们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

对他们来说，老年生活或者依靠子女赡养，或者依靠自己继续劳动。

叶敬忠（2009）的调查结果显示，80.9%的留守老人目前还在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来源。

庞丽华（2003）的调查结果进一步显示，50-59岁、60-69岁和70岁以上三个年龄段参与正式劳动的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比例都在80%以上，而从事非农生产的只有20%左右。

由于粮食生产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较差，具有很强的季节刚性，需要多个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协作，大多数农村老年人难以承担种粮劳动。

他们在保证口粮的前提下，往往更愿意种植其他的经济作物，以让自己劳动供给曲线尽量往右延伸，获得生活来源。

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促进了农地流转，出现了“非粮化”趋势随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影响，农业发展方式难以转变。

在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农户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户拥有的农地资源不匹配的现象，影响了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

受当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地分配不均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李启宇等，2010；杨丹等，2010），农村土地流转作为一种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和改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有效途径逐步发展起来。

健康有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及有效的流转市场的构建，可以为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奠定产权基础，为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制度保障，并在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

然而，土地流转加速进程中的耕地用途“非粮化”态势在全国不同程度普遍存在，一些宜粮产区甚至粮食主产区缘于GDP崇拜和种粮比较利益偏低，土地流转明显带有“非粮化”的倾向,成为当前农村出现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动向（瞭望，2008；陈卫群，2009）。

这样的土地流转确实带来了多方共盈，土地转入方获得了利润，农村老年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入水平，而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和政绩也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