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探析摘要：交际能力是社会语言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外语教学的目标。

然而交际能力是以母语者的语言能力为标准的。

在跨文化交际非常频繁的今天，这个标准显得不太合适。

本文提出了把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标准的设想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交际能力跨文化者1 引言自从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了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概念，这一概念被认为是任何学习者的理想标准。

后来海姆斯（hymes）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新概念（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修正补充了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

因为海姆斯考虑到了在特殊的语境中说话者的具体使用语言的能力。

海姆斯强调的是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由交际能力诞生了交际教学法。

交际法基本上是强调获得与人交流的必要的技巧。

重点放在学习语言的功能、角色扮演和真实的场景。

值得考虑的是交际能力是基于说话者的第一语言的能力，是母语者的语言能力。

另一个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的英语学习者不仅仅局限于和本族语者交流，他们越来越经常的要和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交流。

但是目前的教育体系和外语课程仅仅以本族语为标准，对外语或二语学习者是不合适的，所以有必要对交际能力重新思考。

2 外语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当海姆斯提出交际能力的时候，他主要关心的是在单一的语言环境中分析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交流能力。

后来canale 和 swain 对交际能力进行了概括以，elis对交际能力给予了补充。

canale 和swain在他们的文章“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提出，交际能力主要由四种能力构成（1）语法能力即语音、词汇、语法和句法等知识。

（2）语篇能力，即组句成篇的能力；（3）社会语言能力，是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下得体使用语言的能力；（4）策略能力，是一种运用或非语言手段达到交际目的的策略。

canale 的交际能力模式对于后来的语言研究和外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模式常常作为衡量英语学习者是否获得交际能力的标准。

几年以后van ek提出外语教学关注的不仅仅是训练学习者的交流能力，也要涉及到他们作为个体的个人和社会的发展。

因此他提出了外语教学的全面的交际能力的目标，包括六个方面：（1）语言能力，根据语言规则理解和生成有意义的话语的能力。

（2）社会语言能力，能够知道语言形式的选择。

这是由交流的场景、交流者之间的关系，交流的目的决定的。

（3）话语能力，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合适的策略的能力。

（4）策略能力，当交流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找到方法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意思，或者尽力明白别人的意思。

（5）社会文化能力，每一种语言都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要熟悉特定的文化语境。

（6）社会能力，这涉及到与别人交流的意愿和技巧，例如动机、态度、自信、感情等。

3 跨文化者但他们的交际能力概念有一个缺点，他们是以本族语为标准的。

正如byram指出的那样，当说到语言规则、习俗、交流者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的都是把本族语作为标准的。

当说到社会语言能力，也是以本族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为参考标准。

然而以本族语为标准或许是不合适的。

首先设立本族语为标准就意味着为外语或二语学习者设定了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注定了必定要失败。

byram解释说，当前的教育体系为双语学习者设了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

cook也同意在外语教学中本族语者的主导掩盖了成功的二语使用者的天才，为他们设了一个达不到的目标。

她建议要重新考虑学习者的目标，承认学生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以本族语为标准我们可能设立了一个错误的标准，可能会造成语言分裂，完全抛弃一种语言而把另一种语言作为本族语接受。

byram 和zarate提出对外语学习者用跨文化说话者代替本族语说话者作为标准。

由于外语学习者是具有他们自己学习经验的个体，是带有他们本族文化的社会文化身份。

即使他们获得了很流利的高级的语言水平，他们也只是达到了本族语者的流利。

他们是联系两种文化的中介。

用外语和人交流，他们变成了双文化人，他们的本族文化是自己身份的一部分。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目标从本族语者转向跨文化说话者不是语言学习者的标准降低了。

它只是意识到了跨文化说话者和本族语者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能力。

事实上具有这种能力比仅仅具有本族语者的能力更复杂，因为这种能力是动态的，没有最终的目标。

跨文化说话者有能力处理不同文化身份、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在steele看来，把跨文化说话者作为一个标准的好处是把学习者放在教和学的中心。

4 byram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无论外语学习者有什么样的语言能力，当和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交流时，交流的双方多多少少都具有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

包括自己国家的文化意识，这也是他们带来的一种文化身份，这对交流的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byram认为跨文化交流可能有三种情景。

（1）在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之间交流，其中一方的母语是英语。

（2）交流双方具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

（3）交流双方是同一个国家，但语言不同，英语是其中一方的母语。

很显然当只考虑语言能力的时候，三种场景不能只是以英语是母语的说话者为标准。

成功的跨文化交流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

能够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的能力也是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种能力取决于态度。

因此，有效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说话者自己文化的知识，对方文化的知识和态度。

这些条件在交流的过程中随交流双方的所使用的技巧有所变化。

这些技巧可以被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为了解释和确立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部分是发现和交流。

尽管byram承认这些技巧可以通过经验和思考获得，不需要老师和教育部门的参与。

他还是支持把跨文化交流作为教学的一部分。

byram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结如下：知识，自己国家的和别的国家的知识，交流的知识。

技巧，解释和联系的技巧，发现和交流的技巧。

教育，政治教育和批评性的文化意识，态度，对自己文化和评价他人文化的态度。

关于自己国家和别的国家的知识，我们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获得。

交流的知识，如何洞察谈话的对方，这实际是和解释和联系的技巧有关系的。

用已有的知识去理解一个动作或行为，并把它和自己文化社会团体中相对应的动作或行为联系起来。

积极或消极的固有的思维模式都会妨碍交流中的相互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任何关系中都要保持好奇和开放的态度，这有助于我们把自己相对化，评价别人。

这对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是一个挑战。

当没有另一种文化的背景知识的时候，发现和交流的技巧就会起作用，这种技巧让我们认识到外国环境中的相对应的现象，我们理解并和别的现象联系起来。

解释和联系的技巧是基于普遍的知识框架之上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理解交流的内涵。

这个模式涉及到了诸如发现、解释、确立关系这样的问题。

byram对van ek的能力模式的一部分做出了修正：（1）语言能力，能够运用一套语言的知识去解释和生成口语和书面语。

（2）社会语言能力，能够知道交谈者的暗含的意思。

（3）话语能力，能够使用发现谈话者的交际策略。

5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获得这种能力。

语言能力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获得。

而社会语言能力和话语能力是需要发展和培育的，而不能仅仅通过课堂来传授。

byram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些目标，例如发现技巧可以放在课程里面。

然而有一些目标放在外语教学课堂里就不合适。

他指出一些受过严格语言训练的老师更不轻易认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些目标。

尽管有这些困难，他仍坚持说跨文化交际能力应该成为课程的一部分，包括政治教育和批评性的文化意识。

他认为在三个地方我们可以获得跨文化交际能力，一个地方是教室，老师和学生可以有亲近的交流。

第二个地方是在国外，在目标语国家作或短或长的停留，第三是自主学习，这是学习者个人发展的一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教师，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愿意为跨文化交流负责。

这需要那些教师用于奉献，相信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把它作为一个最终的目标。

他们的课程里面应包括容忍歧义，培养共鸣与合作，培育对文化价值的理解。

在byram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当人们认为一个学习者根本没获得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否他入门了。

如果他入门了，水平如何。

meyer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分为三个等级。

单文化水平，学习者只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跨文化水平，学习者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差异，因为他们能够利用已经获得的关于自己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信息，他们站在两种文化之间；交叉文化水平，学习者能够借助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原则评价差异解决问题。

我们能够看出这只是一个宽泛的分类，需要进一步细分。

最后一个问题是评介。

即使我们看出了获得和分级的困难，我们需要知道学生是否获得了这种能力，到达了什么水平。

我们需要改革测试方法，传统的考试在这里没有作用。

例如我们需要精心的面试，模拟一些场景，让他们做出评论和分析。

6 结语在某些时候我们认为语言和语法能力是不够的，交际能力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现在我们应当再前进一步，不仅仅是交际能力。

应当把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外语课堂教学的一部分。

我们当今的世界许多人经常到世界各地旅游，他们直接或间接的会和许多背景不同的人打交道，跨文化交际能力所以变得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1]canale, m. & m. swain.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0. vol. 1, no 1. 1-47.[2]van ek, j. objective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j].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1986.[3] cook, v. going beyond the native speaker in languageteaching[j]. tesol quarterly, 1999.33/2: 185-209.[4]byram, m. acquir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 review of learning theories[j]. in l. 1995.sercu: 53-69.[5]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6]byram, m. & g. zarate. definitions, objectives and assessment of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m].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