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中的父子伦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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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情读后感《父子情》是一部由余华创作的小说,通过讲述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情感纠葛,展现了家庭、亲情和人性的复杂性。
这部小说让我深刻思考了父子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小说中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为了生活不得不去城市打工,而儿子则在家务农。
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和儿子之间发生了许多矛盾和冲突。
父亲对儿子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够有出息,而儿子却觉得父亲的期望太过苛刻。
在这种矛盾中,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甚至发展到了矛盾激化的地步。
然而,正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父子之间的情感也得到了深刻的展现。
父亲虽然严厉,但他对儿子的关心和爱护也是无微不至的。
而儿子在面对父亲的苛刻和要求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对父亲的尊重和理解。
在小说的结尾,父子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他们也开始懂得了彼此的不易和珍惜。
通过阅读《父子情》,我深刻体会到了父子之间的情感是多么的复杂而又深刻。
父亲对儿子的期望和关心,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和尊重,这些都是父子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时,小说也让我思考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在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忽视了家庭和亲情的重要性,而小说却让我重新认识到了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
父子之间的情感不仅仅是一种亲情,更是对生活和人性的思考和感悟。
在读完《父子情》之后,我深刻感受到了父子之间的情感是多么的深刻而又复杂。
父亲和儿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最终的和解和理解,让我对父子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同时,小说也让我重新审视了家庭和亲情的重要性,让我更加珍惜和理解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
通过这部小说,我对父子情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也让我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感悟。
父子情感的深度《许三观卖血记》中的关系《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的一部作品,通过讲述主人公许三观卖血来维持家庭生计的故事,深刻描绘了父子情感的复杂性和深度。
在这部小说中,父子关系不仅仅体现在生物学上的亲缘关系,更是在生活的磨难和困境中被拓展和加深。
本文将从许三观与他的父亲、儿子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这种深度的父子情感。
首先,许三观与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悲剧性。
小说中,许三观的父亲行为古怪,经常流连于象棋院。
他没有为家庭负责,也没有为家庭带来任何实质的贡献。
这使许三观从小就沉重地背负起家庭责任,不得不通过卖血来维持生计。
然而,正是这种沉重的责任与困境,让许三观对他的父亲产生了深深的怀念和不舍。
尽管他父亲的行为带来了家庭的困顿,但他仍然将父亲放在心上,不愿意见到父亲离开。
其次,许三观与他的儿子之间的关系则更加深入人心。
在小说中,许三观的儿子由于遭受不公正待遇而选择自杀。
这个悲剧事件使得许三观陷入巨大的痛苦中,他感受到了失去儿子的巨大打击。
然而,正是这种打击,让他对儿子的爱更加深沉。
在小说的结尾,许三观选择了卖血来挽救儿子的生命,这体现了他对儿子的无尽父爱。
这种父爱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源自于内心深处对儿子的无限眷恋和渴望。
父子情感的深度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地展现。
作者通过许三观与他的父亲、儿子之间的关系,让读者感受到了亲情的纽带的力量以及在困境中父亲对子女的无私付出。
这种深入人心的情感展示了家庭之间紧密的联系和对亲人的无尽关爱。
同时,小说也在反思家庭责任和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重要性,提醒人们在生活中要珍惜家庭关系,关注亲人的感受。
在这部小说中,父子情感的复杂性和深度让人们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重要性。
无论是许三观与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还是他与儿子之间的关系,都凸显了亲情的珍贵和爱的伟大。
而正是这种深厚的父子情感,让故事中的人物在困境中坚持生活,并且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总结起来,《许三观卖血记》中父子情感的深度体现在许三观与他的父亲、儿子之间的关系中。
论余华小说中的父子关系作者:阮崇友刘永松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年第04期[摘要]余华小说中的父子关系从充满冷漠、仇视、暴力、死亡的怪异的父子关系,到善良坚强,关爱呵护血浓于水的舐犊情深。
形态各异,变化万千,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革命,本文论述了余华作品中的种种父子关系。
从这些关系中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余华及余华的小说。
[关键词]父子关系;卑鄙无耻;冷漠仇视;暴力死亡;关爱;坚强[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艺术宗旨,使作家们对现实社会中的父亲重新塑造、重新定位,于是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个个栩栩如生,特别是余华小说中视子女为累赘的孙广才,父辈与子辈互相杀戮的山岗、山锋兄弟,克死子女为自己增寿的算命先生,为子女而活着的徐福贵,用鲜血喂养子女的许三观都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了余华笔下父与子之间的种种关系。
一、卑鄙、无耻的父与子余华的小说《世事如烟》、《现实一种》以及《在细雨中呼喊》极具先锋气息和先锋特色,在这些以父子关系为主题的小说中,父子的关系也就充满了先锋气息。
《世事如烟》中算命先生为了给自己增寿不惜一一克死了自己的四个子女,面对第五个儿子的死,算命先生“他觉得第五个儿子只能让他活几年,因为儿子也活得够长了,竟然活了五十六岁。
”《在细雨中呼喊》中,让人再次领略到了父子间的卑鄙与无耻。
孙广才的父亲摔断腰后,孙广才越发虐待老人,害怕老人将菜吃光,特意让老人坐在一把小椅子上,“我的祖父在吃饭时,只能看到桌上的碗,看不到碗中的菜。
我那可怜的祖父只能让下巴搁在桌上,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碗中去夹菜。
”甚至每顿只给父亲吃一小碗饭,而他的父亲唯一解决饥饿的方法就是在洗碗前将所有的碗都舔一遍。
而孙广才的父亲为了不挨骂,居然把自己打破碗的责任推到孙子身上。
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父子间的卑鄙与无耻。
更无耻的是父亲孙广才与大儿子一起钻进了寡妇的被窝,父子二人为了自己的情欲都成了一个寡妇的姘头,这些场景真是令人呕吐,不堪人目。
爸爸爸读后感《爸爸爸》是一部由作家余华创作的小说,通过对三代人的父子关系的描绘,展现了中国家庭中的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以及父子之间的情感纠葛。
这部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家庭中的父子关系,让人们对父亲这一角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小说以三代人的父子关系为主线,通过对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家庭中父子关系的变迁。
在这个过程中,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各具特色,有的是传统的、严厉的父亲,有的是开明的、宽容的父亲,还有的是无奈的、受伤的父亲。
这些父亲形象的塑造,让人们对父亲这一角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让人们对父子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小说中的父亲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或是传统的、严厉的父亲,或是开明的、宽容的父亲,还有的是无奈的、受伤的父亲。
这些父亲形象的塑造,让人们对父亲这一角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他们的形象或让人感到敬畏,或让人感到温暖,或让人感到心疼。
这些父亲形象的塑造,让人们对父亲这一角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让人们对父子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在小说中,父亲这一角色表现出了不同的情感和性格特点。
有的父亲在家庭中扮演着严厉的角色,对子女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子女的爱,以期让子女能够更好地成长。
有的父亲则是开明的、宽容的,他们尊重子女的选择,给予子女更多的自由和支持,让子女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个性。
还有的父亲则是无奈的、受伤的,他们在家庭中扮演着被动的角色,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无奈,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子女的爱,以期子女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
这些不同类型的父亲形象,让人们对父亲这一角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让人们对父子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在小说中,父子之间的情感纠葛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他们愿意为子女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而子女对父亲的爱也是深沉的,他们愿意为父亲承担一切,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命。
这种深厚的情感纠葛,让人们对父子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让人们对父子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余华小说父性意识研究引言新时期作家余华1987年正式登上中国文坛。
无论在早期的短篇小说还是转型后的长篇小说中,余华常常选择家庭作为立足点,绝大多数作品采用儿童视角构筑的“父与子”的叙述模式,借助家庭中的男性形象来表现自己的叙述世界。
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着“父亲”、“丈夫”和“儿子”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鉴于此,本文将借助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父性意识”采分析余华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父性意识主要借助父亲形象来体现,本文将从为人父和为人夫两个角度来分析余华小说中父性意识的变迁,从最初损父、失父、寻父到崇父的确立,与此蕴涵其中的父性意识也经历了颠覆、缺失、回归到重建的变迁。
在余华小说中,父亲多以一个承载着一定精神意义的符号形式出现,与理性、力量、秩序等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徘徊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一方面对父亲充满了仇视和反抗,另一方面又深深的依恋离不开父亲的庇护,这两种对立的情感纠缠在一起,使得他对于父亲的态度复杂难解。
作家带着对父亲的不解和不满踏上寻父之路,在寻父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对父亲的理解与认同,蕴涵其中的父性意识也越发明显,主要表现在父亲责任感的强化、父子关系的和谐融洽和夫妻之间充满了温情与世俗。
在世纪之交的小说中,余华通过对父亲形象的审视,重新确证了“父亲”这一身份,出现了理想的父亲和理想的丈夫,进而确证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父亲,不再有过多的要求和期待,而是有了某种理解和认同,父亲身上平凡而高贵的品格,成为子辈自我审视和反思的标尺。
余华通过对心目中父亲的寻找,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重要环境之一。
在影响个体发展的如家庭经济条件、家庭成员组成、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和父母的年龄结构等众多家庭因素中,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尤其在青少年时期是最大的、更为直接的,突出表现在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和教养的方式。
同时不可否认,父亲是力量的象征,但这种力量,不应仅仅体现在对家庭提供的物质保障上,更应体现在家庭的精神支柱上,尤其对未成年子女的精神引领尤为重要。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浅析余华小说中的“父亲”情节郜苗苗 沈阳师范大学摘 要:作家余华在蓬勃的当代文学史中稳健地占据着一席之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凭借着独树一帜的先锋姿态踏入文坛,以其“暴力美学”构筑了独特的艺术天地,无论是高超的创作技巧还是充满“人性”的叙事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其创作中,对于“父亲”形象的描摹却并未笔耕不辍,并且处于变化的形态呈现出来,这也反映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创作理念的演变和对于人生态度的转换上。
关键词:父亲;转型;回归[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52-01无论是余华早期的作品,还是后期的作品,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隐藏在他或前卫或温情的叙事结构下,“父亲”这个人物一直都是余华作品所表现的强烈存在。
简单的一个人物却往往牵动着读者的心绪,无论是用尽全力的去憎恶,还是不顾一切地去喜爱,因“父亲”而起也因“父亲”而终,在余华笔下尽显魅力。
余华在198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父亲,莫名的将刚满十八岁的“我”撵出家门,使得“我”在对社会和人生都懵懵懂懂的时候,步入其中,陷入荒谬的世界。
“父亲拍了一下我的头,如同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然后我就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小说中对父亲的提及不多,却鲜明的道出“我”被霸道的决定了离家出走的命运,但是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作家余华并未表现出过多对于权威的反叛和抨击,反而因为年龄过小的单纯,顺从的接受父亲不合理的安排,乐观天真地相信父亲,没想到却遭到了欺骗。
父亲瞬间化身为满存欺骗和伪善的阴谋家,一改文学作品中刻画的父亲形象所具备的慈祥标签和指引者身份,开始长久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被丑化为尝试陷害自己孩子的旁观者形象。
此后的一系列作品都延续这种风格的描摹,诸如《四月三日事件》、《在细雨中呼喊》、《世事如烟》、《祖先》、《阑尾》等等,都有一个或是缺席的或是懦弱的或是残暴的父亲形象。
综合考虑,《活着》也许是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力最大的纯文学作品,自1998年至今,开卷年度监控销售量为4182111本①,超出《平凡的世界》《红高粱》《白鹿原》《尘埃落定》等名作同时段的监控销量。
《活着》的论文在知网上以关键词统计有1139篇;《活着》有英、法、德、意、西、荷兰、日、韩、越南、阿拉伯、维吾尔等11种外语的译本②。
《活着》进入了多个版本的文学史,并在大学课堂经常被讲解。
将余华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他对常识的颠覆、对暴力的迷恋、对自我深渊的如此凝眸才能找到切实的支点。
改革之初,盎然的生机和匮乏的思想资源并存,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和作品蜂拥而入。
因缘际会,余华一头扎进了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怀抱,很快就以极端自由的叛逆姿态引起文坛的关注。
川端康成教会余华聚焦和静物画的细节处理方式;而在卡夫卡那里,他被形而上的孤独震惊了,这种抽象的孤独与中国古老的人伦传统抵牾,却与“文革”时期的成长经验不谋而合,余华大胆地将文学种子埋进这矛盾的沃土中。
青少年的孤独经验与卡夫卡的遇合使余华意识到宏大叙事的虚假,进而在《虚伪的作品》中宣布要追求一种内在的精神真实,这也是先锋小说的先锋所在,他们以极端的形式实验否定“高、大、全”虚假意义生产方式。
与“性格即命运”“性格决定命运”的现实主义信条相对,余华提出“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③。
欲望根植于潜意识,是人物的发动机。
相比而言,性格显得浅表,抓住欲望就抓住了人物精神的本源性。
某种意义上说欲望就是人本身,家人父子都可能是地狱般的“他者”。
余华依据人的内部真实的自我来描画人物,自我是一个无形而浩荡的世界,那里欲望汹涌,火山爆发,血脉贲张。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就着手将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
革命叙事中人离家出走是有目标的,人物从家庭走向广场奔赴意义之旅;无目标的漫游让十八岁的“我”见识了世界的广大与无序,这是一个外部世界想象的溃散与坍塌过程。
余华小说中的“双线”父亲情结探析余华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在其作品中,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人性的脆弱和人生的悲欢离合。
其小说刻画了大量个人的人生历程,其中“双线”父亲情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本文将深入探析余华小说中“双线”父亲情结的表现形式及其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和人性因素。
“双线”父亲情结的表现形式在余华的小说中,“双线”父亲情结展现在主人公的生命经历和内心体验中。
这种情结常常是父亲在亲情和责任的纷争中,选择较低的道德标准和更自我的生活方式,导致母亲和孩子们受到伤害。
这种父亲对亲情的选择常常表现为对性的放纵和暴力行为,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和子女的伤痛。
例如,在其代表作《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双线”父亲,他在生活中是一个无所谓的人,经常打骂福贵的母亲,而且对于自己的私人生活十分荒淫。
这使得福贵在成长过程中,深受他父亲行为所影响,有了自卑感,引发了许多负面情绪。
另外,在余华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主人公学生时期的班主任,被描写为一位性格扭曲的老师。
他常常不顾道德和学生利益,大打出手,强行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
虽然这些情节并不是直接展现父亲行为,但却揭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社会结构或道德观念的行为标准,往往会给人类带来伤害。
“双线”父亲情结反映的社会背景和人性因素余华小说中的“双线”父亲情结是一个扭曲心理的反映,它深受社会背景和人性因素的影响。
首先,这种情结和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矛盾密不可分。
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经常被要求成为家人的意志代表。
因此,他们常常会面对家庭和外界压力的矛盾,在责任和自我泄欲之间徘徊。
其次,这种情结也和中国特殊的男女角色展示和性别权利分配有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子气概被视为一个人民之间交往必须观念的表现。
这意味着在男性与女性进行权利争夺时,男性的自私和权益往往将降低女性的地位。
因此,父亲的“双线”情结往往直接涉及到性别权力的不平等和自私的本性问题。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父子冲突”在许多农村题材的小说中,父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一种常见的主题。
这种冲突常常源于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代沟与沟通等多种因素的碰撞,不仅展示了农村生活的真实,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变迁和矛盾。
以下将通过分析多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父子关系,探讨这一主题的表现与深刻含义。
父子矛盾的形成往往源于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
在许多农村题材的小说中,父辈们往往执着于传统的农耕文化和价值观,他们孜孜不倦地传承和守护着这一文化。
他们认为传统是家族血脉,是农村的根基,而现代的农村发展和变革往往挑战了这一传统。
年轻一代则更加倾向于现代化发展,他们对于传统的认同并不深厚,更多的是向往城市的生活和文化。
在《活着》中,作者余华通过主人公福贵与他的父亲的矛盾展现了这一冲突。
福贵希望改变家族传统的落后和贫困,但是他的父亲仍旧执着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两者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这种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不仅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矛盾,更是农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
父子冲突也常源于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在许多小说中,父辈常常希望子弟能够接过自己的事业和家族的责任,而年轻一代则更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与他的儿子小光的关系便展现了这一冲突。
许三观希望儿子接过自己的摆摊生意,但是小光却坚持要去城市寻找更好的出路。
他们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儿子的离家出走和许三观内心的痛苦。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仅是人生的选择和抉择,更是社会变迁和家族传统的碰撞。
代沟与沟通不足也是造成父子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许多小说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常常导致了沟通不畅和误解,进而引发了矛盾的发生。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与他的父亲孙少平之间的矛盾便是代沟和沟通不足所引发的。
孙少安虽然在外面闯荡多年,但是他对父亲的认知一直停留在童年的印象上,因此他不理解父亲为了家庭和事业所作出的牺牲和辛苦。
而孙少平也并没有向孙少安倾诉自己的内心和困苦,导致了双方的误解和矛盾。
鉴赏
余华小说中的父子伦理探究
刘伟平 海南师范大学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子”一词的内涵超越了其字面的名词意义,也并非简单的血缘上的异质同构。
父子伦理更是在家庭伦理中被赋予特殊的意义。
然而,“父子”伦理作为余华小说中重要的解码符号,不但在社会历史文化层面上被消解,并且在现实生活层面被颠覆。
在余华笔下,父子伦理被赋予新的内涵,并且承载着更为复杂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父子伦理;反叛;颠覆
父子是余华家庭伦理小说中描写最多,也是最为丰富的题材之一。
父子关系自中国古代社会以来就不仅是简单的家庭关系,在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明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已然成为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伦理规范。
“父子”一词显然超越了其字面的名词意义,也并非是简单的血缘上的异质同构,“而是一种社会权利,一种法与秩序,一种力量与权威”。
[1]在余华笔下,父子伦理则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且承载着更为复杂的现实意义。
纵观余华大多以当代家庭生活为蓝本的写作,既显示出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某些侧影,又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试图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宗法观念加以颠覆。
在其作品中,则是对于父权的反叛、寻找直至回归,进而构建属于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字记忆。
诚然,这些既与作家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又与其自身经历及所秉持的文学理念密不可分。
余华通过父子之间关系的变化,体现其对于时代复杂敏锐的洞察力和家庭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年轻的余华放下手中冰冷且坚硬的拔牙器具,在蒙昧中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于文坛初露头角。
对血淋林的口腔乃至人类的暴力与死亡司空见惯。
同时,颠覆传统伦理叙写模式的成功,坚定了其文学创作的理念。
父子伦理这一在中国新文学中具有隐喻性的传统文学主题,自然成为了他挑战权威的有力素材,进而成为其笔下最具颠覆性以及震撼性的演绎。
余华在一九八八年发表《难逃劫数》以及《世事如烟》两部作品,大多数论者关注其对于暴力与欲望的迷醉,却往往忽视作品中对于父权的隐喻性书写及非常规解构。
《难逃劫数》中的老中医以及《世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他们进行着古老中国流传下来的“职业”,一个在肉体,另一个在精神上摆布人们的生死,其身份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朽与承继。
他们第二个身份则是父亲,是“尊上”与“权威”,主宰子辈的命运,同时是扼杀子辈肉体乃至灵魂的幕后真凶。
具体而言,在《难逃劫数》的开篇中,“脸上长满霉点”[2]的老中医就以一种先知者的身份出场,老中医对于
世界的观看总是以一种“窥视”的方式,并且“这动作他二十年前就掌握了,二十年的操练已经具有了炉火纯青的结果。
”[3]他可以借助掀开窗帘的一角,“二十年来沉浸在别人暴露而自己隐藏的无比喜悦里,”[4]他将一瓶硝酸当作嫁妆送给露珠,他知道这瓶硝酸非但不会成为露珠今后“幸福的保障”,反而会成为毁灭女儿人生的毒药。
文中几次描写老中医的笑,“如同一个肺病患者的咳嗽”[5],阴森而丑恶。
虽然文中老中医所占笔墨不多,但是却主宰了子辈的人生方向。
在东山最终因愤怒残忍地将露珠打死后,老中医听到女儿的死讯,非但没有半点悲痛,反而欣赏东山被露珠毁掉的“像一条布满补丁的灰短裤的脸”[6]他对于自己的先知角色十分满意。
即使东山逃跑后,免受了肉体的死亡,但是其人生永远摆脱不了老中医的控制阴影。
如果说《难逃劫数》中大多数人的悲剧命运,尚且可以归因于自我走向毁灭,那么在《世事如烟》中,所有人则是被动选择,被动承受命运的灾难。
他们是病情日益严重的7、每夜梦呓的少女4、做怪梦的司机、灰衣女人,7五岁的儿子......他们不是某个特指的人,而是代表了人类成长的各个阶段。
所有人的命运都无法脱离一位算命先生的掌控。
算命先生永远在胡同深处一间阴暗、发霉的小房间里,他的脸如“白纸一样”,“头发散发着绿色的荧荧之光”,如幽灵般穿梭在每个人的生命轨迹中。
为了延续生命,他在屋内放五只公鸡用以驱散阴间小鬼,不惜残害少女“采阴补阳”。
而作为父亲,他欣然接受四个子女替他死去,使他可以活到90岁,在最后一个儿子死去后,算命先生只是担心没人再替他死,继而面临崩溃。
他利用身份之便,收养7的儿子,与6合谋强奸少女4,最后致其精神异常乃至死亡,这一切行为只为其无耻的延年益寿。
老中医以及算命先生作为有意味的存在,是古老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以及权威性的身份象征。
他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无所不用其极的延年益寿,对于最后一丝救命稻草紧握不放,暗示着传统根深蒂固的伦理规范最后的挣扎。
同时他们作为传统之父,其陈旧腐朽的“后遗症”及破坏性威力依然强大,在死亡与循环中进行着生命的颓败与坍塌。
余华将这些“传统之父”们写的令人厌恶与仇恨,亦是对于传统纲常伦理决然反叛的表态。
同时,两个文本中所张扬的残暴的“父法”与萎缩弱化的“子辈”之间不可调和的、永恒的对抗,成为父子伦理的窘迫展示。
注释:
[1]吴琼:《父与子:八十年代的文化隐喻》,中国学术论坛论,2006.05.27.
[2][3][4][5][6]选自:余华:《世事如烟》,作家出版社,2014.1.
基金项目:本文系海南师范大学2016年研究生校级创新课题:“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探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syx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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