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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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在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化上,我国哲学界中曾长期流行着一种简单化的观点,即认为西方近代哲学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哲学,即体现西方资产阶级处于革命时期的哲学,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而西方现代哲学则是资本主义处于腐朽没落时期的哲学,即西方资产阶级失去了革命性的时期的哲学,只能是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因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只能是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由辩证法转向形而上学、由进步转向反动。
这种观点尽管也能找到一定的历史和理论根据,但如果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就会背离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一百多年来尽管出现严重危机、但又仍在继续发展的实际状况,也会背离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尽管存在严重的失误、但也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这一时期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实际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以往的片面性,对现代西方哲学作了适当肯定。
在经过十多年的认真研究和思索以后,我个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明确提出:西方现代哲学取代近代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新的重要的转型,它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一系列局限性,使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无论在阶级基础上或理论形态上都有原则的区别,但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局限性、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二者又有重要的共同之处。
这种观点无疑与几十年来流行的传统观点大不相同。
提出这种观点不能单靠勇气,而要提出充分的论证。
十多年来,我在一系列论著中、特别是在《新编现代西方哲学》(2000)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2001)两书中作了系统的论证。
我十多年前提出的观点目前似乎已经得到了哲学界中大部分人的认可。
但也仍然有人反对。
为了使我的论证更有历史和理论根据,十五期间我作了一个《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的课题,通过阐释19世纪的西方哲学史来具有论证我的观点。
本文即是取自该书稿德国篇的梗概。
希望更多了解我的观点的读者请在本书出版后再看本书。
一,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综述1,德国是近现代哲学冲突的中心在欧洲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中,德国哲学起了独特的作用。
这是因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既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总结和发展,又包含了往后产生的大部分西方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甚至成了这些哲学流派得以产生的契机。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性地位的人物。
他的哥白尼变更为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变更作出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最大和最后代表黑格尔的哲学集近代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矛盾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各种现代哲学流派和思潮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和超越往往突出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集中地体现了西方近代唯心主*本文摘自作者主编的书稿《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第二篇《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哲学》前言等部分,成文时略有增删,书稿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义对能动性的发挥,后者与绝对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相冲突,而这一点后来被许多西方哲学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所利用,促进了它们向现代哲学的转型。
德国由此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冲突的重要中心,甚至是许多这类冲突的发源地。
英、法、美等国近现代哲学的冲突的理论来源在许多情况下与德国哲学的发展状况直接或间接相关。
正因为如此,德国作为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故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许多在对近代哲学的批判中产生的现代哲学流派的故乡。
2,黑格尔学派的分裂与德国理性主义的解体1831年黑格尔逝世以前的19世纪上半期尚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盛期。
黑格尔哲学由于集近代理性主义体系之大成并得到普鲁士官方的扶持而在德国哲学领域中占有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
黑格尔逝世以后,随着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发展,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显得突出。
由于对黑格尔哲学的取舍不同,黑格尔学派发生了分裂。
其中右派(老年黑格尔派)维护普鲁士国家所代表的封建等级制度。
他们往往利用和发挥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方面,特别是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统一起来。
左派(青年黑格尔派)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对封建专制制度及作为其思想支柱的基督教采取批判态度。
他们往往利用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些积极方面、特别是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自主和能动作用。
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大都以人的自我意识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宇宙精神)当作哲学的出发点。
如果说老年黑格尔派强调的是被当作宇宙精神化身的神,青年黑格尔派强调的则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体现者的人。
尽管青年黑格尔派关于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的观点仍停留于唯心主义范围,但这毕竟使哲学由天国转向了人间,由基督教的天国中的上帝转向尘世中的个人。
这种转向的政治意义在于使哲学由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变成了论证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手段,适应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开始成长的革命要求。
其对哲学本身的意义在于使哲学摆脱绝对理性的束缚,为面向具有丰富个性、特别是能动性的人开辟了道路。
由于由绝对化的理性转向具有能动性的人是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一转变对于促进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自然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具有反封建专制意义的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使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激进分子摆脱了关于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立场而转向了将人的存在与自然界的存在结合起来的人本学唯物主义。
尽管费尔巴哈本人由于脱离现实的工人运动而未能使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相结合的新哲学,但他的哲学后来仍然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批判继承黑格尔哲学出发来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建立他们的新哲学的重要理论中介。
理性主义当然是近代德国哲学中的重要传统,但并非唯一的传统。
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等德国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在张扬启蒙理性的同时大都又超越了纯粹理性的界限。
康德明确地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区分开来并强调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这为从哲学上超越纯粹理性的局限性而转向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的方面准备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费希特和谢林发展了康德哲学的这种倾向。
谢林后期的哲学就因为在这方面所作的重要发挥而一再被一些具有非理性主义倾向的现代哲学家所称道。
与黑格尔大致同时代的叔本华更是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哲学理论,自觉地将其与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对立起来。
其实,即使是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也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生活内容,后者明显地超越了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的范围。
德国哲学中这种超越纯粹理性范围而转向非理性领域的传统与理性主义的传统是同时存在的,当着纯粹理性主义的传统的内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以致出现危机和困境的时候,这种超越理性主义的传统就会凸现出来。
19世纪中期正是德国哲学中理性主义传统遇到危机和困境的时期,非理性主义传统很自然地被拥向前台。
3,19世纪中下期德国的社会变更导致的哲学变更如果说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还只是意味着德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在理论层面上出现动摇的话,那末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则成了19世纪德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1848年以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向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毕竟越来越有了革命的要求,对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启蒙思潮也抱有幻想。
因此他们在哲学上并未笼统地排斥理性主义传统,对当时德国出现的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甚至还不屑一顾。
黑格尔学派虽然分裂,但并未解体;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还是老年黑格尔派都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倾向。
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不再有与封建专制制度决裂的勇气,而宁愿与其妥协,在其庇护下求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甚至与之相勾结来共同对付当时已成长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在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内,他们对启蒙理性已完全失去信任。
他们最为关注的不是建立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而是尽可能获取更多的现实的经济利益。
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由之失去社会基础,黑格尔学派此时不只是分裂,而且进一步解体。
从各种不同角度对黑格尔及古典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之风由之兴起,原来受到嘲弄的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倒是突然受到欢迎。
由于体现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归根到底必然站在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地位,因此他们对黑格尔和其他西方古典哲学的批判不仅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批判迥然相异,而且往往根本对立。
尽管他们的这些批判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西方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这个历史大趋势,但这种适应必然同时存在着对这种历史趋势的扭曲,有时甚至是严重的扭曲。
因此1848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德国哲学总的说来处于不景气、甚至混乱的状态之下。
恩格斯说过:“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
……但是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内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的兴趣。
”①。
恩格斯的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德国哲学中原有理性主义传统的失落状态。
以1871年普法战争为转折点,德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普鲁士在战争中的胜利促使它最终统一了德国,确立了容克地主统治下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
法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极度地加剧了国内的阶级对抗,巴黎工人奋起进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巴黎公社。
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巴黎公社还是被资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二版第4卷第257-258页。
产阶级很快镇压下去。
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由此暂时进入低潮,而资本主义则进入了一个没有重大革命动荡的“和平发展”时期。
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各国资本主义经济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德国更是后来居上,成了一个可以向英法挑战的资本主义强国。
这种历史条件使德国哲学在发展趋势上必然发生新的变更。
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那种消极悲观心态不复存在,起而代之的是积极主动的扩张。
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尚是当时哲学的主要倾向,但此时的非理性主义不再具有叔本华那种的对生命和生存的消极悲观的气息,而更为倾向于强调生命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当时凸现的尼采哲学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倾向。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早期非理性主义对非理性的解释的抽象性,纷纷开始从不同视角、特别是文化和历史的视角对人的生存和价值作出较为具体的研究。
这特别表现在新康德主义的历史文化学派以及与生命哲学相关的一些哲学派别越来越明确地把历史文化等“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区分开来,企图由此更为深刻地揭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