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江湖”的几点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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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想象中的“诗江湖”只是一个寓言 和神话。对应着它的，是诗歌场域中现实的斗争。 诗歌场域作为一种中介系统，它对诗歌标准、诗 歌创作及其发生作用的影响是非常突出的。当诗 歌发生和发挥作用的中介场域被江湖化，江湖的 斗争主题势必会影响到诗歌的创作和诗学的建 设，诗歌标准以及相应的写作无疑也被打上了江 湖印记。这就是当前诗歌创作表面上看似“红 红火火”，实质里却是内容上的”复制跟风”、 数量上的“大跃进”、观念上的“众声喧哗”、 策略上的“炒作写作”和“圈子写作”等无效 写作的主要原因。
社会视野
MING RI FENG SHANG
关于“诗江湖”的几点反思
文 | 汤巧巧
我们集中探讨 90 年代以降的“诗江湖”， 首先是指认“89 后”社会转型时期的语境下，“诗 江湖”越来越凸显的表现和影响。这种凸显，并 非仅仅指它公然的命名，更指向它逐渐地深入人 心。
深入人心首先表现在诗人们对它的浪漫的 想象和热衷的参与中。作为在中国当代特殊的文 化体制中生存和写作的诗人，对于诗歌江湖社会 的想象似乎总是伴随着一种浪漫的情结，即放大 它与体制内的等级、身份和种种约束的对立，突 出“江湖”无限开放和无限自由的意识形态幻觉； 放大它的个人英雄气质和侠义精神，忽略它在发 展和演变中残酷的斗争真相。意识中接受“仗剑 走天涯”的侠客和英雄模式的想象书写、现实中 80 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江湖行动的辉煌和 成功，无疑为 90 年代以降的诗人们心中的江湖 增添了无数刺激的因子。由此，诗人们关于“江 湖”的表达总是与一种乌托邦的情绪相联系。
其次，关于江湖的关键词“独立自由、反 叛开放。对这几个抽象的词本身的阐释是十分困 难的，只有结合具体的诗歌场域才能有比较清楚 的把握。在现实的诗歌场域中，为人津津乐道的 是“诗江湖”写作和发表的自由。的确，在诗歌 江湖中，写作和发表不再有体制内发稿的严格的 编审程序和时间落差，几个人组织一个刊物、网 站、拉起一个山头就可以随便发表自己的诗歌和 文字。但是，写作的精神自由被“城头变换大王
首先来看“诗江湖”文化与官方文化的价 值对抗意义。江湖文化的来源十分驳杂。有被官 方诗歌资源抛弃在外的迫不得已的诗歌“游民”， 有叛逃于正常社会规范和诗歌秩序的诗歌“斗 士”，还有抱着好奇和闹事情绪的诗歌“群众” 和“投机分子”。无论是游民、斗士、群众还是 投机分子，他们的价值归属都是不确定的，他们 共同参与构建的诗歌江湖的价值取向也是游离不 定的。有的今天在标举独立自由，明天就对官方 投怀送抱；有的今天希望主持社会正义，明天又 对社会退避三舍、蜗居到个人的狭小天地；有的 今天大讲江湖义气，明天又“火并内讧”。当官 方文化的挤压比较强烈时，江湖文化的价值对抗 比较突出；而当官方没有兴趣来打扮它时，江湖 又陷入一种“不能承受之轻”的价值迷茫之中。 事实上，江湖文化的存在本身就是常规社会生活 的补充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有机组成部分。一些 江湖诗歌帮派与官方体制纠缠不清，官方诗歌资 源向“江湖”迈进和敞开，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并不存在真正的价值对抗意义。具有煽 动性的“诗江湖”价值对立实质上是不堪一击 的，根本不可能对既定的官方文化价值有根本的 触动。从更高层次讲，江湖文化和官方文化所遵 循的价值取向和游戏规则性质一样，只不过表现 不同。官方文化讲究排座次，江湖文化同样讲究 排座次，《诗坛英雄座次榜》的风起云涌就是典 型的例子。文字和口头的诗歌人物、诗歌流派的 排名仍然十分重要，在四川的诗歌江湖中，谁在 公开正式场合先说“莽汉”后说“非非”必然 会引起部分诗人的愤怒。官方文化看重官职和权 威，江湖文化同样。于坚被封为诗歌江湖的“宰 相”、韩东被称为“政委”、杨黎被封为“教主”， 权威、神话诗歌人物的故事甚至比官方有过之而 无不及。当然，我们尽可以把这些称谓看做江湖 的调笑，但调笑的背后仍然可以分析出与官方价 值取向不谋而合的心理结构。
巫昂说：“我是喜欢江湖气胜过学院气或 者正经气的，大概由于我是个南蛮子并且生性中 有侠气，我最喜欢别人叫我某大侠，喜欢相见一 笑泯恩仇，喜欢江湖中男女相对的平等，因为江 湖中人皆小人，没有见不得人的君子。…诗江湖 是个刑场，每次小人巫昂把诗或者别的什么狗不 理的东西贴到上面之后总是战战兢兢，大概每隔 一个小时就要回头上去看看有什么动静，因为这 里的批评不顾情面，最像个仙人巴掌；…它没有 执行精神导师制，没有唯一权威和个人崇拜；… 诗江湖是个新兵培训部，我亲眼看到的新人就有 比如阿斐阿丝欧亚还有江湖上有一些人开始的时 候是小孩子和闲大人，后来慢慢就变成了诗人， 也就是，大家在这里获得了某种身份。”沈浩波 也在一篇文章中大赞“盘峰论争”，“使一代 人被吓破的胆开始恢复愈合，使一代人的视野立 即变得宏阔，…使一代人重新拥有了‘逐鹿中原’ 的江湖气质。”并且宣称“我独爱这江湖” ，朵渔说“江湖是侠客的世界，侠客精神在某种 意义上代表了江湖精神的要义，比如强调独立不 羁的个性解放，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主动回避 主流社会，坚持社会正义和草根立场。”
旗”的“自由火并”和随时制造一种诗歌标准“取 而代之”的逻辑所替代；所谓开放，就是诗歌场 进入边界的无限制扩容、诗歌标准的无限度降低， 只要是分行的文字就是诗，只要写了几首分行的 文字就是诗人。诗歌数量猛增，诗歌质量甄别需 要的时间被加速度地开放创作所遮蔽，优秀作品 本身越来越少，优秀作品被发掘出来的也越来越 少。这种毫无标准的自由开放在太容易实现的过 程中失去了“自由开放“应有的张力意义，成为 一个唾手可得的证明工具。而诗歌江湖中大行其 道的“反叛”，本是诗歌美学“先锋”的题中 之意，但 90 年代以降，具有美学意义上的诗歌“反 叛”精神寥寥无几，充斥于其间的是打着先锋旗 号的诗歌政治学意义上的“造反”和“闹事”。 各个诗歌山头，扯起一块块吓人的“虎皮”当旗 帜，营造出的成果却是一场又一场闹剧式的江湖 打斗。
这些表达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诗江湖的 抽象世界：侠义柔肠、雄健开阔、自由平等，它 与正统社会和精英社会的语言、秩序和思维相对 立，成为诗人们在现实正统社会和精英社会的挤 压下想象并努力实践和参与的“第二种生活”。 但是，“第二种生活”的文化意义究竟具有多 少的客观性、它的关键词独立自由、开放反叛在
具体的诗歌场域建设中具有多大度上的可靠性 ——却是值得反思的。
社会视野
MING RI FENG SHANG
关于“诗江湖”的几点反思
文 | 汤巧巧
我们集中探讨 90 年代以降的“诗江湖”， 首先是指认“89 后”社会转型时期的语境下，“诗 江湖”越来越凸显的表现和影响。这种凸显，并 非仅仅指它公然的命名，更指向它逐渐地深入人 心。
深入人心首先表现在诗人们对它的浪漫的 想象和热衷的参与中。作为在中国当代特殊的文 化体制中生存和写作的诗人，对于诗歌江湖社会 的想象似乎总是伴随着一种浪漫的情结，即放大 它与体制内的等级、身份和种种约束的对立，突 出“江湖”无限开放和无限自由的意识形态幻觉； 放大它的个人英雄气质和侠义精神，忽略它在发 展和演变中残酷的斗争真相。意识中接受“仗剑 走天涯”的侠客和英雄模式的想象书写、现实中 80 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江湖行动的辉煌和 成功，无疑为 90 年代以降的诗人们心中的江湖 增添了无数刺激的因子。由此，诗人们关于“江 湖”的表达总是与一种乌托邦的情绪相联系。
其次，关于江湖的关键词“独立自由、反 叛开放。对这几个抽象的词本身的阐释是十分困 难的，只有结合具体的诗歌场域才能有比较清楚 的把握。在现实的诗歌场域中，为人津津乐道的 是“诗江湖”写作和发表的自由。的确，在诗歌 江湖中，写作和发表不再有体制内发稿的严格的 编审程序和时间落差，几个人组织一个刊物、网 站、拉起一个山头就可以随便发表自己的诗歌和 文字。但是，写作的精神自由被“城头变换大王
首先来看“诗江湖”文化与官方文化的价 值对抗意义。江湖文化的来源十分驳杂。有被官 方诗歌资源抛弃在外的迫不得已的诗歌“游民”， 有叛逃于正常社会规范和诗歌秩序的诗歌“斗 士”，还有抱着好奇和闹事情绪的诗歌“群众” 和“投机分子”。无论是游民、斗士、群众还是 投机分子，他们的价值归属都是不确定的，他们 共同参与构建的诗歌江湖的价值取向也是游离不 定的。有的今天在标举独立自由，明天就对官方 投怀送抱；有的今天希望主持社会正义，明天又 对社会退避三舍、蜗居到个人的狭小天地；有的 今天大讲江湖义气，明天又“火并内讧”。当官 方文化的挤压比较强烈时，江湖文化的价值对抗 比较突出；而当官方没有兴趣来打扮它时，江湖 又陷入一种“不能承受之轻”的价值迷茫之中。 事实上，江湖文化的存在本身就是常规社会生活 的补充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有机组成部分。一些 江湖诗歌帮派与官方体制纠缠不清，官方诗歌资 源向“江湖”迈进和敞开，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并不存在真正的价值对抗意义。具有煽 动性的“诗江湖”价值对立实质上是不堪一击 的，根本不可能对既定的官方文化价值有根本的 触动。从更高层次讲，江湖文化和官方文化所遵 循的价值取向和游戏规则性质一样，只不过表现 不同。官方文化讲究排座次，江湖文化同样讲究 排座次，《诗坛英雄座次榜》的风起云涌就是典 型的例子。文字和口头的诗歌人物、诗歌流派的 排名仍然十分重要，在四川的诗歌江湖中，谁在 公开正式场合先说“莽汉”后说“非非”必然 会引起部分诗人的愤怒。官方文化看重官职和权 威，江湖文化同样。于坚被封为诗歌江湖的“宰 相”、韩东被称为“政委”、杨黎被封为“教主”， 权威、神话诗歌人物的故事甚至比官方有过之而 无不及。当然，我们尽可以把这些称谓看做江湖 的调笑，但调笑的背后仍然可以分析出与官方价 值取向不谋而合的心理结构。
巫昂说：“我是喜欢江湖气胜过学院气或 者正经气的，大概由于我是个南蛮子并且生性中 有侠气，我最喜欢别人叫我某大侠，喜欢相见一 笑泯恩仇，喜欢江湖中男女相对的平等，因为江 湖中人皆小人，没有见不得人的君子。…诗江湖 是个刑场，每次小人巫昂把诗或者别的什么狗不 理的东西贴到上面之后总是战战兢兢，大概每隔 一个小时就要回头上去看看有什么动静，因为这 里的批评不顾情面，最像个仙人巴掌；…它没有 执行精神导师制，没有唯一权威和个人崇拜；… 诗江湖是个新兵培训部，我亲眼看到的新人就有 比如阿斐阿丝欧亚还有江湖上有一些人开始的时 候是小孩子和闲大人，后来慢慢就变成了诗人， 也就是，大家在这里获得了某种身份。”沈浩波 也在一篇文章中大赞“盘峰论争”，“使一代 人被吓破的胆开始恢复愈合，使一代人的视野立 即变得宏阔，…使一代人重新拥有了‘逐鹿中原’ 的江湖气质。”并且宣称“我独爱这江湖” ，朵渔说“江湖是侠客的世界，侠客精神在某种 意义上代表了江湖精神的要义，比如强调独立不 羁的个性解放，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主动回避 主流社会，坚持社会正义和草根立场。”
旗”的“自由火并”和随时制造一种诗歌标准“取 而代之”的逻辑所替代；所谓开放，就是诗歌场 进入边界的无限制扩容、诗歌标准的无限度降低， 只要是分行的文字就是诗，只要写了几首分行的 文字就是诗人。诗歌数量猛增，诗歌质量甄别需 要的时间被加速度地开放创作所遮蔽，优秀作品 本身越来越少，优秀作品被发掘出来的也越来越 少。这种毫无标准的自由开放在太容易实现的过 程中失去了“自由开放“应有的张力意义，成为 一个唾手可得的证明工具。而诗歌江湖中大行其 道的“反叛”，本是诗歌美学“先锋”的题中 之意，但 90 年代以降，具有美学意义上的诗歌“反 叛”精神寥寥无几，充斥于其间的是打着先锋旗 号的诗歌政治学意义上的“造反”和“闹事”。 各个诗歌山头，扯起一块块吓人的“虎皮”当旗 帜，营造出的成果却是一场又一场闹剧式的江湖 打斗。
这些表达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诗江湖的 抽象世界：侠义柔肠、雄健开阔、自由平等，它 与正统社会和精英社会的语言、秩序和思维相对 立，成为诗人们在现实正统社会和精英社会的挤 压下想象并努力实践和参与的“第二种生活”。 但是，“第二种生活”的文化意义究竟具有多 少的客观性、它的关键词独立自由、开放反叛在
具体的诗歌场域建设中具有多大度上的可靠性 ——却是值得反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