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证据目录

刑事诉讼证据目录

在法律面前，证据是证明真理的唯一条件，所以不管是民法还是刑法都要求证据，所以我们在遇到这类的诉讼的时候，都要收集证据，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诉讼能够胜诉，大家对于证据的认识可能有些欠缺。那么刑事案件证据目录怎么写？下面就让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吧。

一、引言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七种法定的证据形式。

其中，包括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在内的证据形式，属于对特定侦查活动或证据收集过程的书面记录，因而也被称为“笔录证据”。

当然，笔录证据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四种证据形式，有关司法解释还将“搜查笔录”、“扣押清单”以及“提取笔录”等列入其中。

①针对这些笔录的证据能力问题。

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确立了一些证据规则。

这些证据规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针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和同一性，确立了鉴真规则；

②二是针对那些非法获取的笔录证据，确立了强制性的排除规则；而对那些取证过程存在程序瑕疵的笔录证据，则确立了可补正的排除规则。

对于这些笔录证据以及与此相关的证据规则，司法实务界并没有给予准确的理解和运用。 而法学界所关注的主要是该类证据究竟应被归入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的问题，对于这类证据的性质、功能以及相关的证据规则。则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更谈不上总结其中的规律了。

可以说，对于笔录证据的研究，实属证据法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立足于取证过程，无论是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都属于办案人员调查取证的一种结果。而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所制作的这些书面记录，则具有过程证据的属性。

例如，在实物证据的调查取证过程中，侦查人员可以形成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提取笔录等；在言词证据的取证过程中，侦查人员则可以形成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等。很显然，相对于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这些“结果证据”而言，各类笔录证据就具有一种“过程证据”的性质。

当然，过程证据并不仅仅局限于笔录证据，还可以有书面说明类材料、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等多种表现形式。

确定其中一证据是否属于过程证据，主要不是看该证据的表现形式，而应该考量该证据是否对其中一调查取证的过程事实发挥了证明作用。

在此，笔者将简要考察过程证据的性质和类型，分析过程证据的基本功能，并对与过程证据有关的证据规则作出反思性评论，以期对证据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二、过程证据的类型和特征

上已述及，过程证据一般具有“笔录证据”、“情况说明材料”、“录音录像材料”和“证人证言”等表现形式。 当然，过程证据并不仅限于这些证据形式。

以下拟对这些不同形式的过程证据分别加以分析，并从类型化的角度总结其基本特征。

（一）笔录证据

《刑事诉讼法》和前述司法解释主要列举了七种“法定”的笔录证据，也就是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以及提取笔录。

这些笔录证据与特定的侦查行为相对应，是对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搜查、扣押、提取证据等侦查活动过程所做的记录。

通常来说，这些笔录证据所记载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参加有关侦查活动的人员，包括侦查人员、被调查人、见证人等；

（二）展开勘验、检查、搜查、辨认等活动的时间和地点；

（三）对勘验、搜查、辨认、侦查实验等侦查活动过程的记录；

（四）是对勘验、辨认、侦查实验等侦查活动所制作的表，或者制作的照片或录像；

（五）是所获取的有关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清单或者目录等。

将上述证据材料命名为“笔录证据”，容易使人误以为侦查人员以书面记录形式所收集的证据都属于“笔录证据”。

其实，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以“笔录”命名的证据形式还有讯问笔录、询问笔录以及被害人陈述笔录。 但是，这些证据所记录的都是侦查人员讯问犯罪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或者询问被害人的陈述，它们实质上都属于言词证据的表现形式。

这些讯问笔录或询问笔录所记载的无非是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所提供的案件事实信息。

它们本身并没有就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询问证人的过程提供太多的信息，而主要是就犯罪嫌疑人、证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作出了书面记录。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记载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辩解、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言词证据，属于侦查人员调查取证的一种结果。

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假如对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询问证人过程的合法性产生异议，那么，法庭仅仅通过审查侦查人员的讯问笔录或询问笔录，是根本无法获得更多的有益信息的。

要对此进行有效的审查，法庭就只能责令侦查人员就讯问或询问过程提供新的证据。

而侦查人员则要么出具书面的“情况说明”，要么通过亲自出庭作证，来就侦查过程的合法性作出进一步的证明。

由此可见，侦查人员所制作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尽管表现为一问一答式的“笔录”，却属于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辩解、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表现形式，它们既没有对侦查活动的过程作出完整的记录，也无法证明侦查人员在特定侦查活动中有无违法情形。

相反，包括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在内的各种笔录证据，尽管对有关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的事实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明，却可以记录侦查人员从事特定侦查活动的全部过程，从而对侦查过程的事实信息提供了证明。

③正是因为这些笔录证据具有“过程证据”的属性，才使得它们与那些以笔录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类言词证据，具有实质性的区别。

（二）情况说明材料

在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通常都会将“破案经过”、“抓捕经过”、“赃款赃物发还情况”等书面材料置入侦查案卷之中，使之成为侦查证据的组成部分。

有时候，侦查案卷中还会出现诸如“情况说明”之类的书面材料。

上述说明材料尽管并没有表现为“笔录证据”的形式，却仍然属于侦查人员对特定侦查活动过程的说明。

例如，“破案经过”属于侦查人员对侦查破获其中一刑事案件全部过程的说明；“抓捕经过”则属于侦查人员对拘捕犯罪嫌疑人过程的补充说明；“赃款赃物发还情况”属于侦查人员向被害人、案发单位等发还赃款赃物情况的书面记录。

至于“情况说明”，则属于侦查人员对其他侦查活动的过程所做的补充性情况介绍。

对于侦查人员就特定侦查活动过程所做的这些证明材料，我们可以称之为“情况说明材料”。

④当然，侦查人员就特定侦查过程所做的说明类材料，并不限于上述几类材料。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遇有被告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场合，法庭有时也会责令公诉方调查核实有关案件情况。

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则通常会责令侦查人员就一些有争议的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作出“情况说明”。

对于侦查人员所出具的这类“情况说明”，公诉方会当庭予以出示和宣读，以说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反驳被告方的主张。

当然，在法庭审判阶段，只有在应被告方的申请，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之后，侦查人员才有可能应公诉方的要求，出具此类“情况说明类材料”。

（三）录音录像资料

2023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对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要求侦查机关对那些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应当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而对其他案件的讯问过程则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录音录像。

迄今为止，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已经建立了全面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这些记录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的录音录像资料，尽管在形式上具有“视听资料”的属性，但在所发挥的证明作用方面，却与那些旨在证明特定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录音录像资料有着实质的区别。

这些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所证明的主要是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全部过程事实，因而具有“过程证据”的性质。 侦查人员就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所制作的录音录像资料，通常只有在被告方对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时候，才会被作为证据材料出示在法庭上。

被告方假如不提出这种质疑，侦查人员所制作的这些视听资料一般不会发挥较大的证明作用。

而被告方一旦提出这种质疑，尤其是一旦提出侦查人员存在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法院就有可能责令公诉方提交侦查人员当初制作的录音录像资料，甚至会当庭播放这些资料，以便对那些有争议的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加以调查核实。

（四）侦查人员的证言

侦查人员在三种法定情况下有可能被法院通知提供证言：

一是就犯罪事实本身充当目击证人，对犯罪事实提供证言；

二是就特定量刑情节提供证言；

三是就案件存在争议的程序性事实提供证言。

⑤其中，侦查人员在第一种情况下所做的证言，与普通的目击证人证言并无实质区别。

而在侦查人员在后两种情况下所出具的证言，则属于对特定侦查过程事实所提供的证言，具有“过程证据”的属性。

在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为证明特定量刑事实是否存在，或者为了证明特定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通常都会提交一份书面的“情况说明”。 ⑥如前所述，这种“情况说明材料”具有“过程证据”的性质。

但在较为罕见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也有可能出庭作证。

他们当庭就量刑事实或程序争议事实所提供的证言，要么旨在澄清其中一量刑情节是否成立，要么旨在说明特定侦查行为是否合法，因而也具有“过程证据”的性质。

（五）其他形式的过程证据

在上述证据形式之外，过程证据还有可能形成于未决羁押过程之中。

例如，看守所看管人员所出具的“提押证”，具有证明侦查人员提讯犯罪嫌疑人持续时间的作用；

有关部门在犯罪嫌疑人被收押之前所做的“入所身体检查表”，具有证明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之前的身体状况的作用；

看守所就犯罪嫌疑人每次入监时的'身体状况所出具的“体表检查登记表”，或者对犯罪嫌疑人身体所拍摄的照片等，具有证明在押犯罪嫌疑人身体伤情的作用；

看守所看管人员就在押犯罪嫌疑人身体状况所出具的证言，具有证明犯罪嫌疑人身体伤情形成时间的效力；

同监所的在押人员就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状况所出具的证言，也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受到非法讯问的事实等等。

这些证据之所以也被视为“过程证据”，主要是因为它们从不同角度证明了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中是否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事实，对于裁判者澄清侦查过程的合法性具有程度不同的参考作用。 当然，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这类“过程证据”还有很多表现形式，对它们的列举是很难穷尽的。

不过，只要其中一证据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了刑事诉讼的过程事实，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过程证据”。

（六）过程证据的基本特征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分析了“过程证据”的基本表现形式。

那么，这些“过程证据”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呢？结合前述分析并将结果证据作为参照物，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过程证据”的基本特征。

首先，在形成时间上，结果证据通常形成于案件发生之前，或者形成于案件发生过程之中。

例如，证明被告人有犯罪前科的证据出现在案件发生之前，而证明被告人主观心态以及行为过程的证据，则形成于案件发生过程之中，相反，“过程证据”则形成于案件发生之后，尤其是办案人员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之中。

例如，各种笔录证据都形成于刑事案件发生之后，而各种录音录像资料则形成于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之中。

其次，在所证明的证据事实上，结果证据所证明的一般都是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或者量刑事实。

例如，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都可以证明犯罪是否发生，或者证明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