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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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40年代,古典公共行政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困境中的公共行政学,西蒙与沃尔多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开辟出了行政学未来发展的路径。
西蒙主张引入逻辑实证主义,重建一门更加精致、更有效率的行政科学。
沃尔多注重将民主等规范价值引入公共行政中,强调公共行政学就是一种政治理论。
1952年,两人围绕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场争论一方面正式结束了公共行政学的古典时期,使得公共行政学面临可怕的身份危机;另一方面深刻影响了随后半个多世纪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走向,其所争论的问题至今依然是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中心问题。
西瓦之争对于当下中国的公共行政学具有极大的警醒与启迪意义。
[关键词]西瓦之争研究路径行政科学政治哲学一般来说,自识意识的公共行政学发轫于19世纪末的美国,并在进步主义、政府的改革运动和科学管理运动的推动下,于1930年代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形成了所谓的“正统论”公共行政学(沃尔多,1988[1968])。
在其兴盛之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正统论”行政学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从实践上看,公共行政理论在政府高层影响显著并成功地解决了那个年代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产业界也要求公共行政学者提供理论知识与指导(斯蒂尔曼,2004[2000])。
就理论而言,古立克和厄威克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所彰显的POSDCORB原则作为一种“好”的行政思想推动了“正统论”行政学的兴起、成长与繁荣(斯蒂尔曼,2004[2000];亨利,2002[1999])。
但好景不长,1940年代以来,在一群被视为“异端”的年轻学者的交相批评下,POSDCORB作为一个曾经被普遍认可的“正统学说”迅速褪色,不仅风光尽失,且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正统论”行政学的种种批评,不仅仅在于把以往一直充当着教科书范本的大多数经典变成了“反经典”,更主要的是,它们严重地削弱了公共行政学的共识根基(沃尔多,1988[1968])。
十大道德伦理的悖论1.缸中的大脑(Brain in a Vat)没有比所谓的“缸中的大脑”假说更有影响力的思想实验了。
这个思想实验涵盖了从认知学到哲学到流行文化等各个领域。
这个实验的内容是:想象有一个疯狂科学家把你的大脑从你的体内取出,放在某种生命维持液体中。
大脑上插着电极,电极连到一台能产生图像和感官信号的电脑上。
因为你获取的所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都是通过你的大脑来处理的,这台电脑就有能力模拟你的日常体验。
如果这确实可能的话,你要如何来证明你周围的世界是真实的,而不是由一台电脑产生的某种模拟环境?解读: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很像《黑客帝国》,那么你说对了。
这部电影以及其他一些科幻作品,都是在这个思想实验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
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让人们质疑自身经历的本质,并思考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这个实验的最初原型可以一直追溯至笛卡尔。
在他的《Meditations on the First Philosophy》一书中,笛卡尔提出了能否证明他所有的感官体验都是他自己的,而不是由某个“邪恶的魔鬼”产生的这样的疑问。
笛卡尔用他的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来回答这个问题。
不幸的是,“缸中的大脑”实验更为复杂,因为连接着电极的大脑仍然可以思考。
这个实验被广泛的讨论着,有许多对于此实验前提的反驳,但仍没有人能有力的回应其核心问题:你究竟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是真实?2.薛定锷的猫(Schrodinger’s Cat)薛定锷的猫最早由物理学家薛定锷提出,是量子力学领域中的一个悖论。
其内容是:一只猫、一些放射性元素和一瓶毒气一起被封闭在一个盒子里一个小时。
在一个小时内,放射性元素衰变的几率为50%。
如果衰变,那么一个连接在盖革计数器上的锤子就会被触发,并打碎瓶子,释放毒气,杀死猫。
因为这件事会否发生的概率相等,薛定锷认为在盒子被打开前,盒子中的猫被认为是既死又活的。
解读:简而言之,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因为事件发生时不存在观察者,盒子里的猫同时存在在其所有可能的状态中(既死又活)。
儿子与情人读书笔记伦理与道德的道合之争伦理与道德的话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不仅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也催生了许多争论。
在小说《儿子与情人》中,作者伯纳德·谢(Bernard Schlink)以文学的方式探讨了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引发了读者对于道德的思考与反思。
本文将从社会背景、主要角色、道德冲突以及情感表达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探讨儿子与情人在阅读过程中对伦理与道德的态度。
一、社会背景小说《儿子与情人》的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德国社会。
战争的残酷与痛苦让整个国家陷入了道德与伦理的深深矛盾之中,世人对于道德伦理的思考也达到了高峰。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塑造了一幅复杂的伦理画卷。
二、主要角色小说主要围绕着主人公迈克尔展开,他是一个受二战影响的年轻人。
在大学时代,迈克尔与一位年长他15岁的女性汉娜展开了一段复杂的恋情。
汉娜并不只是迈克尔的情人,她同时还是他的导师和他的儿子的阅读导师。
迈克尔的儿子迈克尔小迈克尔,尽管十分聪明但并不开朗,他同时也是小说中的关键角色之一。
三、道德冲突小说中,迈克尔和汉娜之间的恋情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冲突。
迈克尔对于这段恋情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感到愤怒和困惑。
汉娜被指控涉及二战中对犹太人的罪行,而迈克尔发现自己对于这样一个罪犯如何深爱她感到十分困惑。
小迈克尔的存在也让迈克尔感到进一步的道德冲突,他要如何跟儿子解释母亲的罪行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情?四、情感表达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他们在道德冲突中所面临的复杂情感。
迈克尔对于爱情与道德之间的抉择感到痛苦和困惑,他对于自己对汉娜的感情无法摆脱。
小迈克尔也面临着无法接受母亲罪行与深爱母亲之间的矛盾心理。
这些情感的交织在整个故事中展现出了道德之争的复杂性。
儿子与情人读书笔记伦理与道德的道合之争通过塑造复杂的关系与情感,引发了读者对于伦理与道德的深思。
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在二战后的德国社会背景下,面临了极其复杂的道德冲突,这种冲突也代表了整个社会在道德与伦理之间的矛盾。
1652014年2月(下)科教导刊从心理学视角看情境主义与美德伦理学之争韩霞(郑州交通职业学院河南焦作454950)摘要心理学的发展与美德在伦理学中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脉络有着极其的相似。
在情境主义对美德伦理学挑战中,我们合理地引入心理学的视角,对情境主义和美德伦理学之间的争论给予重新审视。
本文从为什么要采用心理学的视角分析、情境主义与美德伦理学的具体争论、对争论的心理学审视、对争论如何解决四个层次给予理论上地阐述。
关键词情境主义心理学视角美德伦理学中图分类号:B84-05文献标识码:A Situationist and Vir tue Ethics Dispute from Psychological Per spectiveHAN Xia(Zhengzhou Jiaotong Vocational College,Jiaozuo,He'nan 454950)Abs tra ctDevelopments in psychology and virtue ethics of de velopment,they have a very similar development context.Doctrine of virtue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allenges,we introduce ration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 o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situationist and virtue ethics given to re-examin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why should adopt the analysis,the specific arguments situa tionist and virtue ethics,psychology look for controversy,how to solve the debate four levels given theoretically elaborated.Ke y wordssituationist;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virtue;ethics在美德伦理学对功利主义伦理学展开批判的时候,情境主义针对美德理论学也发起了挑战,对美德的实在性给予了直接质疑。
仁义的内外、人我之争及其意义——中国历史上三种仁义观解读雷震【摘要】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告子、孟子、董仲舒曾对仁义的内外、人我问题进行争论,形成了三种典型的仁义观,即告子的"仁内义外论"、孟子的"仁义俱内论"和董仲舒的"仁外义内论".文章通过呈现思想家们在相同的论述主题下不同的思想特质和伦理诉求,尝试发掘仁义之争的思想意义及现实启发.【期刊名称】《求是学刊》【年(卷),期】2011(038)002【总页数】5页(P53-57)【关键词】仁义观;告子;孟子;董仲舒【作者】雷震【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1仁义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
历史上很多思想家在不同语境、不同意义下使用、论述过这个概念,因此形成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仁义观。
本文从文本出发,解读历史上三种典型的仁义观,凸显仁义的内外、人我之争的思想史意义及对我们今天道德思考的启发。
告子的仁义观点今仅见于《孟子》一书中:告子曰:食色,性也。
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告子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告子首先明确提出他的论点:仁内义外。
为了阐述“仁内义外”,告子分三个步骤对其观点进行论证,“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告子上》)。
他年长我就尊敬他,不是我预先就有尊敬他的念头;就犹如一样东西是白的,我就认为它白,这是由于它的白显露在外。
所以说,“长之”即尊敬是外。
这是他对“义外论”的初步论证。
接下来,面对孟子的诘问,告子进一步论证和辩护道:“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
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是我的弟弟我就爱他,是秦国人的弟弟我就不爱他,这是以我为标准由我来决定的,所以称之为内,这是告子对“仁内”的论证。
“礼仪之争”与中国文化(上)安希孟康熙执政时期,天主教在华的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由于对中国传统"礼仪"的态度不同而发生争执,导致康熙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冲突,史称"礼仪之争",在法国被称为"中国事件"。
自十七世纪中叶开始,这一思想之争发展为传教方法之争,前后近一百年(1643——1742)。
这一争论包括三部分:(1)"创造主"译名问题;(2)祭孔祀祖问题;(3)康熙与罗马教皇的关系问题。
这一宗教争论本来应当由传教士及教徒自己争论解决,但耶稣会依附于中国皇帝,多次向中国皇帝上进谗言,打小报告,反使皇帝得以以行政手段粗暴干预,使这一争论循不正常途径发展,给中国文化的可悲"胜利"创造了条件。
因而这也是一个文化冲突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遭到正式的严肃质疑。
对于理论争论,中国皇帝还不太适应。
他们感兴趣的是唯我独尊,一言九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吵吵嚷嚷,成何体统?一、概论一种古老文化自身缺乏生命力,也难以治愈自己的痼疾,需要外界力量冲击(如人患病,体内缺乏抵抗力,要外药治疗一样)。
宗教上的愚顽还要靠宗教医治。
对于中国的迷信、个人崇拜和人身依附,基督教实不啻为一破坏性因素。
宗教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向量,基督教对尊孔拜皇帝、祭天祀祖宗等中国儒家等级制度的非难,有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思、重构,然而却遇到强大的皇权和腐朽文化势力的阻挠。
基督教神学对中国旧礼俗的这一次发难,比"五四"要早几个世纪。
这一争论的不幸结局充分表现了中国封建文化堡垒的坚固性及中国人排外自大的民族情绪。
康熙皇帝的介入表明"天朝上国"、"中国文化世界之最"的狭隘、保守、封闭观念。
中国皇帝禁断天主教,并非由于"礼仪之争"。
伦理之争
这个世界关于伦理的争论似乎从来没有停过。
中国人看中宗族,在男耕女织的时代里,家族是人们意识形态的基础,就像中国的亲戚称谓繁多复杂,方言的加入,更是让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贴上了无数个宗法伦理的标签。
中国亲戚称谓里的亲疏远近,是分明的。
而西方社会显然不同,于中国侧重亲情伦理不同,西方,似乎更愿意与更大范围的自然界接触。
英语里简单的寥寥数词便可以应付日常亲戚关系,表现他们思维文化的语言里,逻辑词的运用显然更为丰富多彩,这也印证了西方发达的自然科学。
而伦理学,恰好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汇碰撞的地方。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好伦理的辩证关系,似乎已成为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
最近有很热闹的新闻,在人机围棋比赛中,世界围棋第一人,韩国的李世石被人工智能碾压败北,引发网络热议和各界关注。
在科幻电影天马行空的桥段里更本微不足道的人机大战,再次将机器人、人工智能、克隆等人们话题推上风口浪尖。
那些由若干金属导线制成,可谓身体发肤受之于人类的冰冷的家伙们,他们是谁,在他们越来越精,越来越能干的今天或是未来,他们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科幻电影里的不可测的情景是否会在不远的将来在现实中上演?
我参加或是观赏过许多类似于人头移植等关于科技伦理的辩论赛,对于辩论赛我一直以为其更多的是一种技巧,辩才的展示和竞技,辩题往往无论对错,所以,辩论的过程除了你放我方互相挑刺,唇枪舌战之外,对于解决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问题还摆在那儿,怎么解决,还是个问题。
联系到挺久远的一次医学人文讲座,时间把记忆洗刷得只留下些残片碎甲,启示和感悟还是历久弥新的。
主题是关于医学伦理的新挑战。
由唐仲英血液研究所的王建荣教授讲解。
记得他开始讲的故事挺有意思。
说是澳大利亚有人匿名举报羊毛加工厂在羊群面前说脏话,有害羊的福利。
但是加工厂负责人否认该项指控,他认为羊不懂英语,无法构成。
在科学文明的社会里,羊的福利都受到了良好的保护,更何况人呢?
当今社会,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对道德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西方,医学伦理也越发受到关注。
王教授然后从科学的重大发现和突破讲起人类基因组项目、DNA重组,再从核移植到克隆,引起关于“克隆人”的担忧。
毫无疑问,克隆技术的出现,是人类史上的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其打破了传统的伦理学上人的诞生。
刚刚学过胚胎的发生,每一个人都是经历过那一系列神奇的阶段,从简单的受精暖开始,到胚泡的形成和胚盘胚层的演化,再到漫长的人体器官和结构的发生发育。
这复杂的背后是整个人类甚至是生物圈的自然守则,多少的世纪,一直如此。
而如今,克隆技术的出现,将人类的出生脱离母体,这无疑对人类的伦理情感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多利羊的出现标志着动物克隆的成熟,但是,在人类社会,克隆将会面临更多的质疑与压力,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他们是什么关系,克隆人和被克隆者的家人,圈子又是什么关系,克隆人的意识和被克隆者是一样的吗,这两个人如何辨别。
一连串的问题苦恼着科学家,也让克隆人的计划一直处于搁浅状态。
在我们沉浸在对克隆的讨论与思考的同时,王教授提出一个新的话题,关于基因与遗传。
自从基因技术开始发展以来,人们可以选择不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安排(这在西方宗教里也算是对其的一次严正挑战吧),因为人类可以通过基因技术选择和改变各种生物的形状,让他们为我们所用,这对那些被动地接受改变的生物来说,是否是合乎伦理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类社会里,人为地改变人类基因是对人类遗传的信息的根本改变,那么,谁对这些遗传信息负责,该有谁决定是否可以更改。
不仅如此,在人类关系上,医生是否应该真实地告知患者的遗传信息?公司的雇佣者是否有权利了解申请人的基因信息?恋爱对象或夫妻双方是否有权利了解对方的基因信息?这些伦理问题都会分明地摆在眼前,成为科技进步过程中无法摆脱的关卡。
是继续还是终止,这是个问题。
科技对伦理的冲击,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科技与伦理的取舍之间,人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很多的问题要克服。
但是,我们相信,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未来,我们会以更加积极包容的心态拥抱科技,拥抱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