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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府城遗址文化遗存分析作者：袁广阔来源：《文物春秋》2024年第01期【关键词】府城遗址；河南焦作；辉卫文化；二里岗文化【摘要】焦作府城遗址发现有夏、商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夏代遗存属于辉卫文化的范畴，商代遗存分二里岗和白家庄两个时期，与郑州地区商代文化面貌接近。
夏代焦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以沁河为界，以西的遗址属二里头文化，以东的遗址属辉卫文化，但它们都被二里岗下层文化替代，体现了商人灭夏的过程。
夏商时期太行山南麓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与夏商王朝政治中心的转移有一定关系。
府城遗址位于焦作市西南郊府城村北，北距太行山约15公里，西南距沁河20公里。
1957年秋，遗址被焦作市文化馆调查发现。
1992年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和调查，发现古城址内包含有龙山、先商、早商、西周等时期的文化遗存。
其中早商遗存较为丰富，主体部分都是先商遗存的继续和发展，文化面貌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基本相同。
城墙内凹凸相套的圆形圜底夯印与郑州商城基本相同，其始建年代不会晚于早商。
调查者结合府城遗址的文化内涵、地理位置、年代和文献记载，认为它是商代雍邑、周代雍国无大疑问[6]。
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
1998年9月至1999年6月，为详细了解府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城址的性质与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日本京都大学对遗址进行了连续发掘[5]。
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遗址进行了第4次发掘。
累计发掘面积3600平方米，发掘成果丰硕。
府城商城城墙保存较好，城内大型早商夯土基址已经全部揭露，并发现三层基址的叠压打破关系，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了解该城址年代、布局、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信息，府城遗址发现的商文化遗存叠压、打破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地层关系，而且对于建立沁河中下游考古学文化谱系，明晰夏商分界、夏商文化演变脉络等问题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遗址获评“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学理论论文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学理论论文99－201X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开始呈一种上升趋势，这不论在发表的研究成果的数量方面还是在质量方面，都可以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来。
相对而言，两年来寺院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研究比较活跃。
综合性研究宁可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1X）第一册包括魏晋南北朝卷；第二册包括隋唐五代卷。
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年“隋唐文化研究丛书”历史篇中有10部著作，其中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是张泽咸《隋唐时期农业》、韩国磐《唐代社会经济诸问题》、陈国灿《唐代的经济社会》、邱添生《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以及刘健明的《唐代政治与对外政策》等。
宁可主编，闫守诚、宋家钰、魏明孔、宋杰、宁欣撰写的《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1X）分为农业、土地关系、手工业、商业、货币与物价、城市与交通、区域经济、财政等8章，计50万字。
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杨鸿年《隋唐西京坊里谱》，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等，是比较重要的成果。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是近年来这一方面研究的比较少见的重要成果。
张泽咸《隋唐时期农业》计9章，第一章绪论（户口分布与劳动力、大农业体系生产、旱地与水田农业、内地农业与边地农业、农业经营方式），第二章内地农业鸟瞰（华北地区农业、江淮以南农业），第三章河西、西域区农牧业（河西地区农牧业、西域地区农牧业），第四章蒙古高原农牧业（汉隋间高原地区畜牧概况、唐代高原地区畜牧状况、唐代高原地区的种植业状况、阿拉善高原农业梗概），第五章东北区农牧业（汉魏北朝时农牧概况、隋唐时靺鞨渤海为中心的农牧状况、唐五代奚契丹为中心的农牧状况），第六章岭南农业，第七章西南高原区农牧业（云贵高原农牧业、青藏高原农牧业），第八章水稻生产（北方地区种稻、江淮以南种稻、水稻种植技术），第九章茶叶生产。
思隔山河，义出尖新——评谷中信一《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 林训涛 郑舒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产生了一大批对人类思想史影响深远的典籍。
长期以来，先秦秦汉时期的典籍进行了不懈地研075书的创新点主要在于：第一，由“庄周梦蝶”展开毛虫蝴蝶之辩。
在《庄子何故梦中化蝶·寓言中的“物化”思想》一节中，本书突破常规，逻辑紧密地爬梳了历来关于“蝴蝶之梦”的既有解释，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探讨为何庄子所梦是蝴蝶而非他物。
谷中信一明确指出“蝴蝶之梦”是虚构创作，并非作者实际经验，而应是解说“物化”之理而构想的寓言，这是作为寓言独有的妙趣与含蓄。
结合《庄子》一书中出现的动物形象，他引入一个全新的物质存在形态——丑陋的毛虫，认为正是这样的毛虫完成了本质的蜕变：由破茧而化为美丽的蝴蝶。
毛虫化蝴蝶时进入了一种休眠状态，那就是梦的境界，而蝴蝶的诞生如同从梦中苏醒。
谷中信一强调，毛虫和蝴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它们没有意识到互为对方的前世今生，这正是“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的绝佳诠释，这两种生物并未融合为一体，而是彼我分明的物态。
庄子就是从这一生灭变化的“物化”现象中发现了万物齐同之理。
作者的结论是，庄子以观察自然现象的方式来推导“齐物论”这一认识论，而这只是我们所见的表象，归根结底：作者的终极目的还是在阐释作为这种认识论哲学依据的“物化”之理。
这种细腻入微的学术思辨能力体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收集、归纳功力和独具慧眼的思辨意识。
第二，由墨家空泛的“人性论”及其思想所追求的普遍性出发来探讨其衰落原因。
历来对墨家衰落的原因探讨很多，然多从当时社会政治现实、墨家思想内容固有矛盾等进行总结。
谷中信一则创新性地指出，墨家没有成熟的人性论是使其思想缺乏现实性而不能长久维持其学说的重要原因，而墨家所追求的普遍性理想由于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则加速了墨家的迅速消亡。
通过对墨家的天人论、欲望论、性情观三方面逐一探赜索隐，谷中信一巧妙借用儒家有差别的爱来揶揄讽刺墨子理想的局限性和空谈性，以及旁引《荀子》《庄子》《淮南子》《史记》等史书的佐证之言加以批判其不分场合的普遍性执着，同时援用津田左右吉氏和渡边卓氏的论断证明墨子的兼爱说缺乏实践的可能，批驳其整一套学说充斥着盲目的乐观和高调，指责其利用的实证依据也非常粗糙和草率。
简述日本古代历史日本古代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60 年左右，据传说，当时的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即位，开启了日本的王朝时代。
但这段早期历史多有神话色彩，缺乏确凿的考古和文献证据。
在日本古代历史的早期，绳文时代（约公元前 12000 年公元前 300 年）是日本原始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一时期的人们主要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居住在简陋的洞穴或半地穴式房屋中。
他们制作了精美的绳文陶器，这些陶器上独特的绳纹装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和生活方式。
随后的弥生时代（约公元前 300 年公元 300 年），标志着日本从原始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
这一时期，水稻种植技术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人们开始定居生活，形成了部落和村落。
金属工具，尤其是铁器的使用逐渐普及，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
同时，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推动了文化和技术的传播。
古坟时代（公元 300 年公元 592 年），巨大的前方后圆坟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这些古坟反映了当时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社会阶层的分化。
在这一时期，大和政权逐渐崛起，统一了日本的大部分地区。
飞鸟时代（公元 592 年公元 710 年），圣德太子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试图加强中央集权。
他制定了“十七条宪法”，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规范人们的行为和道德准则。
同时，日本开始积极向中国隋朝和唐朝学习，派遣了大量的遣隋使和遣唐使，引进了先进的政治制度、文化和技术。
奈良时代（公元 710 年公元 794 年），日本仿照唐朝的长安城建立了平城京，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
这一时期，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兴建了众多的寺庙和佛像。
文学、艺术、医学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如《万叶集》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
平安时代（公元 794 年公元 1192 年），日本的都城迁至平安京（今京都）。
这一时期，日本的政治制度逐渐成熟，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系。
同时，贵族文化繁荣，出现了和歌、物语等文学形式，如《源氏物语》。
2024年九年级语文中考名著阅读复习《经典常谈》检测卷一、单选题（每题1分，共17分）1．《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先生的作品，全书共（）篇。
A．15B．18C．13D．302．《诗经》被称作“诗三百”，现在实存（）篇。
A．300B．301C．303D．3053．下列不属于四书的是（）A．《大学》B．《中庸》C．《论语》D．《春秋》4．《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占了全书的过半数。
A．本纪B．世家C．列传D．表5．下列不属于五经的是（）A．《易》B．《书》C．《大学》D．《春秋》6．（）这部书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
A．《左传》B．《春秋》C．《公羊传》D．《战国策》7．杜预作《春秋序》，论到（），说“其文缓，其旨远”，“缓”是委婉，“远”是含蓄。
这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
所以这部书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
A．《左传》B．《春秋》C．《公羊传》D．《战国策》8．反对侵略战争，但是擅长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是（）A．老子B．庄子C．韩非子D．墨子9．中国文字相传是（）造的。
A．黄帝B．炎帝C．尧D．仓颉10．在人家门头上，在小孩的帽饰上，我们常见到八卦那种东西。
讲八卦的便是（）这部书。
A．《春秋》B．《诗经》C．《中庸》D．《周易》11．（）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
包括虞、夏、商、周四代。
A．《春秋》B．《尚书》C．《左转》D．《战国策》12．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是（）A．《春秋》B．《资治通鉴》C．《左转》D．《战国策》13．下列不是儒家代表人物的是（）A．孔子B．墨子C．荀子D．孟子14．（）不但是老、庄的信徒，也是佛的信徒，他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画山水的人。
A．陶渊明B．孟浩然C．谢灵运D．陶弘景15．善于写“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给诗开辟了新世界的诗人是（）A．李白B．杜甫C．孟浩然D．李商隐16．下面对《经典常谈》中相关内容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A．全书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等经史子集共十三部分内容，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脉络，是介绍传统文化的典范之作。
考古学概论导言: 原始社会的考古夏商周时期的考古春秋战国（东周）时期的考古秦汉时期的考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一、考古学的意义及其研究对象 : 1]考古学的意义:考古学一词是从希腊文中翻译过来的，英文为“Archeaology”，它出自于古希腊字“Dpycos”（古代）和“Aolyos”（科学），意为“古代的科学”。
在国外有“古迹学”、“古物学”等一些译法，我国将之译为“考古学”。
何谓考古学呢？简而言之，考古学就是根据实物的历史材料研究人类历史过去的科学。
2]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物质，而且主要是社会物质，只有少量的自然物质。
具体来讲，一类是人类本身的化石、遗骨，以及与当时人类共存的动、植物遗骸，二是经过人类制造或加工的物质，即物质史料，它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最主要、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但有一些物质史料不属于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如太平天国的武器、印玺以及一些革命文物。
在我国，考古学研究的历史范围上迄原始社会，下至于元代，明清不属于考古学研究的范围，这是因为明清留下的遗址、遗物相当多，记载周详，有史可查、有物可证，但是明清的瓷器又属于考古学的范围，明清的有些遗物也要视其价值的高低来确定其是否属于考古学的范围，如陵墓。
3]考古学的分类: 考古学的分类方法很多，至今无法统一。
按物质形态分，可分为石器时代的考古、青铜器时代考古、铁器时代考古；按社会形态分，可分为原始社会考古、奴隶社会考古、封建社会考古；同时为了研究的方便，考古工作者往往将考古学分为普通考古学和专门考古学，前者包括考古学通论以及各方面材料和考古方法的一般知识等，后者为较深一步的考古学研究，它又分为众多的种别，如铭刻学、古钱学、印章学等等。
二、考古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及学习考古学的必要性: 1.考古学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考古学可以订正历史文献资料之谬误三、考古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 1.考古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2.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3.考古学与应用技术及工艺的关系四、中国考古学发展概况: 1.中国考古之发生至以金石学为主要部门的考古时代 2.西方考古学者来华时期 3.科学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4.中国考古之发生至以金石学为主要部门的考古时代:1].中国考古行为的原始时代：自商周之际开始，经过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约千余年长久时间方始具规模，人们称之为考古学的发生时代。
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内容提要】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谷川道雄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他最先提出豪族共同体的概念，1970年又与川胜义雄共同系统推出了这一理论，在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辩论，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谷川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坚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先辈的理论，坚持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因而在赋予魏晋南北朝隋唐中世说以新内容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
【作者简介】王大建(1954-)，女，山东莱阳人，山东大学副教授。
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100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他与川胜义雄先生提出的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学术界曾得到广泛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将日本学术界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向深入，其影响至今不衰。
本文拟全面介绍谷川道雄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以期对我国史学界有所启迪。
一谷川道雄先生1925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芦北郡水俣町（今水俣市）。
这个以农业和渔业为主业的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化学工业污染而产生了一种病，就被称为“水俣病”，水俣町也由此而知名。
谷川先生在当地小学毕业后，进入熊本中学，后入大阪府立浪速高等学校（现大阪大学）文科求学。
1945年4月升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
此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日本战败已成定局，7月，谷川先生被征召入伍，8月，在兵营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第二年，重新回到学校。
谷川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时，称自己的学生时代，“是与所谓的十五年战争同步的”。
[1]入小学的前一年，“九•一八”事变；入中学的前一年，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中学四年级，太平洋战争扩大；大学一年级，日本战败。
战争带给日本的不仅是废墟、通货膨胀和贫穷，另一大后遗症是使青年人失去了未来志向。
年轻的谷川置身于战败后的日本，茫然无措，与本来就无多大兴趣的东洋史研究产生了无限的距离感，甚至一度产生了转学科的念头。
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商、周、春秋历史的研究关键字：日本,史学界,春秋,历史,研究1998年，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中国开展了多项国家级的研究项目，与商、周、春秋历史有关的当首推“夏商周断代工程”。
这一项工程，其目的在于确定共和元年（公元前841）以前夏、商、周三代历史事件的绝对年代。
1999年又值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因此，与之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以及纪念活动等也频频地在各地举行。
另外，近几年来，在编年上早于殷墟城址的调查发掘工作也十分引人注目。
又据称，2000年年初，在殷墟的东北发掘了商代规模最大的城郭遗址，其全部情况目前虽然还无法知晓，但这无疑是一条非常值得注目的新闻。
在这种形势之下，对商代历史的关心程度也就一下子提高了，在隔海相望的日本，这种活跃的学术气氛似乎也指日可待。
1999年，虽然也还是一点预兆，但已经可以感受到这种跃跃欲动的兆头了。
作为序幕，小泽正人、谷丰信、西江清高的《中国的考古学》（《世界的考古学》7，同成社）可以说是其中一项较大的成果。
本书全面介绍了汉代以前的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果，虽然是一本内容平易的概说性著作，但是，其中包含了很多最新的见解。
特别是关于早期王朝，与其说是对这一时期考古成果的介绍，勿宁说是执笔者西江清高本人对早期王朝问题的论考。
这部书可以说是治商周春秋历史者的必携之书。
正像此书中所介绍的那样，在编年上早于殷墟的遗址陆续被发掘，这些新发掘的遗址中，如果能够发现比如说文字资料等，那么，早期王朝的研究就会一下子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关于汉字的起源问题，有松丸道雄的《汉字起源问题新论》（论集编集委员会编《论集中国古代的文字与文化》，汲古书院。
以下略称为《文字与文化》）中，提出了这样的假说：甲骨文字是否会是吸取了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文字概念的民族，后发性地在比较短的期间内创造出来的文字呢？关于甲骨文字，去年，铃木敦发表了两篇论文，即《从顺次排列中来把握甲骨文字》（同上）和《论〈甲骨文字典〉中的采字方法》（《Communication学科论集》5，茨城大学人文学科）。
铃木敦在松丸道雄的启发下，从“文字域”这个概念（即将字形上的偏差用“邻域”这个词来进行理解的概念。
也就是说，将某一个字的字形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即使在字形上存在着偏差，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将之认定为同一个字）上对现存的采字方法作了重新探讨。
通过甲骨文、金文以及文献史料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有成家彻郎的《商王朝、西周王朝的实际年代》（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9）一文。
在此文中，成家彻郎根据文献中天象变化的记载，试着对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作了推定。
其中，基于张培瑜所提示的月食资料而推算出来的克殷年代要比历来的说法晚得多，因此，成家氏否定了张培瑜关于克殷年代的推论。
然而，在这以前，平势隆郎的《中国古代纪年的研究》（汲古书院，1996年）一书中已经提出了克殷在公元前1023年这一见解，张培瑜的推论其实是支持并补充了平势隆郎的意见。
因此，若要否定张培瑜的推论，在这以前则有必要先对平势隆郎的意见提出疑问，这才合乎条理。
平势隆郎在《关于我近年对古代纪年的研究》（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3）中，在论及克殷年代除了公元前1023年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性时，作了如下的评说：“那就得看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甲骨文第五期的五祀以及西周青铜器铭文等是否能够全无遗漏地合理地进行排列了，同时还有必要涉及到汉代今古文的争论以及对《国语》的成书及内容的时代性作出论证。
”纯粹依靠文字资料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对于比如国家构造论等一些重大的历史学研究课题，考古学的成果和知识有着重大的意义。
冈村秀典《中国古代王朝形成期的畜产和动物牺牲研究》（平成九——十年度科研费报告书）中，探讨了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的时代性、地域性问题。
指出：新石器时代，将经济效益显著的家猪用于祭祀牺牲的例子占绝对多数，而二里冈期以后，都市和农村，以及中国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王都，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中，牛、马这一类大型的动物被大量地使用，取代了家猪。
通过这些现象，冈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在殷代的王权之下，开始了国家级的祭祀活动。
因此，在举行这种隆重的祭祀活动时，能够显示国家威信的动物被优先采用，从而经济效益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
冈村秀典在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王权与祭祀》（《考古学研究》46-2）中，以前一论文中所得出的结论为核心，整理了殷代王都出土的外地产动物骨骼、卜辞中所见的贡纳记载、青铜器铭文中所见的赠与记载，并对后世编纂的礼书和简牍史料中的相关记述进行了综合考察，对以礼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国家的构造及其到汉代为止的变化过程作了素描。
这篇论文有机地结合了考古资料、甲骨文、金文、简牍甚至礼书，可以说是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
近年来的研究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将考古学取得的成果与文献记载单纯地结合起来，总显得有些肤浅。
冈村的这篇论文却没有落入这一俗套，而是对各种史料做到了恰如其分的运用。
通过对墓葬和出土文字资料的分析来探讨政治社会的论文，还有一篇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宫本一夫的《从琉璃河墓地来看燕国的政体和辽西》（《考古学研究》46-1）。
这一论文中，官本首先对琉璃河墓地的墓群构造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进行了分析，从社会阶层关系上，推断这一墓地的被葬者可以分成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燕侯家族和随行的家臣，第二是原来服属于殷王朝后来又归属了燕国的贵族，第三是世代土著于这一带的豪族。
其次，对位于琉璃河东北的辽西地区的墓葬进行了探讨，将辽西地区的青铜器使用情况分成：将青铜彝器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但却不理解礼制的意义的地域、将青铜武器和工具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并将之随葬到墓葬中去的地域等类型，作者还从各地域技术水平的差异和各集团间的关系考察了当地的政治体制。
宫本在《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地域性及其发展》（上、下，《古代文化》51卷9号、10号）中，还试图从中国北方地区各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地域差别和时代变迁上，对西周后期至匈奴游牧国家成立以前的这一地区的政治构造进行研究。
这两篇论文力图复原当时的政治构造，其特点是通过作者的洞察能力对各种史料进行了深刻分析。
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其他时代和地区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另外，对中国北方出土的青铜器作了全面收集、整理、分类，并指出其问题所在的有三宅俊彦的《中国古代北方系统青铜器文化研究》（《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研究丛书——文学研究科6》）图版丰富，是一项颇有意义的成果。
去年，在以上介绍的各论文以外，通过对出土资料的分析来探讨不见于文献的文化系统的论文比较引人注目。
对出土资料，特别是对青铜器，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的研究，迄今为止在数量上并不太多。
去年有平尾良光《古代中国青铜器的铅同位素丰度》（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9），长友恒人、横田胜、外山洁《范的发光现象真赝判定与X光解析法的成分分析》（泉屋博古馆《纪要》16）。
特别是前者，通过对包含在出土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比率的分析，推测了铜的产地。
还通过对铜的流通过程的分析，论及了国家构造的变化。
据此可知，二里头铜器的原铜产地都在渤海湾沿岸，而进入商代以后，二里头铜器的原铜和三星堆出土的铜器一样，都使用了四川产的铜。
但是，殷墟第二期以后，华北本地产的铜在比例上开始增多，到了商代末期，四川产的铜在华北已几乎没有流通了。
从这一现象中可以推测：二里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是两个疏远的存在，或者在时代上存在着先后；定都于安阳的集团，在定都初期，继承了使用四川铜的传统，但由于铜器生产的激增，从遥远的四川运送原铜已不现实，从而，华北本地产的铜在比例上就大大地增加了。
甲本真之的《环东中国海的先史渔捞文化》（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历史学65）一文，对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九州沿岸出土的钓具及其鱼种作了全面分析，指出：这一广大的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存在着经常性的文化交流。
末房由美子《关于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的臣虎大方鼎》（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9）指出，该鼎出土于远离中原的江西地区，其特异的造型，融合了不同渊源的多种意匠。
并对该鼎各种造型意匠的传播路线及时代作了考察。
冈村秀典《龙山文化后期的玉器传播》（《史林》82-2）首先确认了陕西省北部出土的玉器来自山东或长江中下游地区，然后在这一观点之上，考察了玉器实物和意匠的地域间交流。
在以上介绍的论文以外，考古学的论考则不胜枚举。
小柳美树《稻及诸神的源流》（常木晃编《粮食生产社会的考古学》，《现代考古学》3，朝仓书店），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关于中国各地稻作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状况，与前面提到的《中国的考古学》一样，用平易的叙述介绍了最新的知识，是一部有用的概述书。
林巳奈夫《围绕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泉屋博古馆《纪要》16），将石家河出土玉器中所见的动物、神像的意匠特点与历来出土地不明的“龙山晚期”玉器群作了比较，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神像与文献记载中的诸神作了比定。
广川守《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带钩编年及使用形态（上）》（泉屋博古馆《纪要》16）一文，对迄今为止尚不清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带钩形式变化和编年作了更加精确的考察。
在作者的下一篇论文中，还将考察其变化及多样化的背景，值得注目。
堀大介《中国井的出现及其发展》（同志社大学《文化学年报》48），考察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水井的地域特点和技术发展。
蒋卫东《良渚文化的钺》（中村慎一、高木晃译，《古代学研究》145），通过对良渚文化各期出土钺的考察，找出了随着时代的推移，钺从实用的斧逐渐演变为礼器的轨迹。
横田祯昭《中国新石器时代葬制的考古学研究》（岛根县立国际短大《纪要》6），对近年来中国学界将二次葬与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生结合起来考察的各种研究加以重新探讨。
末次信行《围绕殷墟西北冈王陵区117号小墓》（《邮政考古纪要》27），总结了其先前撰写的《殷墟“有功者”的墓葬》（上、中、下，金兰短大《研究志》26～28，1995～97年），并对李济关于这一墓地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弓场纪知《中国瓷器的起源》（出光美术馆《研究纪要》5），对商代原始瓷器的出现到汉代青瓷的出现这一段瓷器发展史作了总结。
还有，后藤雅彦《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研究》（琉球大学法文学部《人间科学》4），从该地区遗址出土品的分布这一点上，考察了商文化的传入以及该地域内各势力结集的强化过程。
与冈村秀典、宫本一夫那样通过出土文物在广阔的时空中考察历史的动态相比，限于某个特定的地区，对活跃在这一地区的集团的历史进行再构筑的论著为数也不少。
西江清高《西周时期关中平原的“＠①”集团的位置》（《文字与文化》）一文，力图探索周代政治社会的实态，指出，通过考古发掘得知的活跃在关中平原的“＠①”这个集团不见于文献，从这个集团的出土遗物的构成特征及其与散、矢的密切关系上可以推测，这个集团原来应该居住在秦岭山脉的南侧，随着周王朝的势力伸张，该集团被纳入周王朝的伞下，成为关中平原与外部地区接触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