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案件中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几点思考

对刑事案件中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几点思考石柏非金娟娟马金芸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任何个人与群体、个人与他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其行为都应受法律的调节。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平等参与社会活动既是精神病人的权利，也是文明社会应有的特征。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目前全世界有精神障碍患者4．5亿人。

各类精神疾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已占全球的近11％。

前10位造成功能残缺的疾病中有5个属于精神障碍。

而我国目前各类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12％。

以上，患病人数大概是1600多万。

此外，还有约600万癫痫患者。

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每年涉诉的案件不在少数，并且呈上升趋势。

如何解决精神病人的涉诉问题，不仅是精神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直接关系到我国全民族的人口素质、文化水平、法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尤其在刑事领域中，涉诉精神病人的精神状况，往往直接关系到其人身利益，对此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精神病人，又称为精神病患者或精神障碍者，是指精神活动异常的人。

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指具有资格的临床精神科医师或具有精神科经验的法医师依法对被鉴定人某时的精神状态进行正确的评价，进而对被鉴定人在法律上行使某种权利和承担某种义务的能力进行恰如其分的评定。

从而给司法人员提供判断行为人应否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依据。

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对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制度也正在进行不断的完善，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制度仍然存在着缺陷和弊端。

一、我国刑事案件中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立法现状及弊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第158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

”第159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上述法律规定显示了我国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条件制度，精神病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其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经过法定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程序后确认。

在侦查、起诉阶段，公安机关发现案件涉及精神医学问题的，应当指派、聘请有司法精神医学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在法庭审理阶段，合议庭对司法精神医学鉴定证据有疑问的，可以进行重新鉴定。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若对案件中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证据有怀疑，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法官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从规定上看，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决定权由公安、检察和法院共同行使。

但从诉讼的进程看，诉讼分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审判是最后一道程序，而案件只有经过审判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阶段的鉴定决定权才是最终决定权。

而对于鉴定制约制度，我国目前没有具体的规定。

在刑事诉讼中，鉴定决定权由公安、检察、法院行使，由于诉讼程序先后的关系，公安的鉴定权受检察院、法院的制约，检察院的鉴定权也受法院的制约，但法院的鉴定决定权就没有制约的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司法人员滥用鉴定决定权的现象，使一些应当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申请，被司法人员无理由拒绝而没有进行；或者通过做虚假的司法鉴定使罪犯得以逍遥法外。

由此导致诉讼的不公，司法人员的腐败。

因此有必要加以改进，促进司法公正。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决定制度可以归纳为：（1）决定权可以由侦查、起诉、审判三方行使；（2）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启动可以由侦查、起诉、审判三方任一方加以启动；（3）对法院鉴定决定权的行使没有相应的制约制度。

笔者认为目前的这种制度规定，至少存在以下弊端：（一）影响诉讼效率、导致诉讼延迟在一个案件中，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均享有鉴定决定权，常舍导致各机关分头鉴定，拖延案件的审理，影响诉讼效率，最终导致有限资源的浪费。

如在实际中就有这样一个涉嫌故意杀人案，案情如下：某甲与乙是邻居，甲一直怀疑乙利用“超声波”、“磁场”等各种手段迫害自己，情急之下，于1992年某月某日在自己的水壶中投毒，后邀请乙到家中商谈。

乙应约携同伴丙前来，乙、丙饮用加毒的茶水后中毒死亡。

本案发生后，甲亲属提出甲有精神病，要求进行鉴定。

经鉴定为精神分裂症，部分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属限制责任能力。

一审又进行了两次鉴定，一次为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力，另一结论为精神分裂症，限制责任能力。

法庭采信了限制责任能力的结论，并作判决。

甲方上诉后，二审法院又委托鉴定，结论是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力。

二审法院面对二比二的鉴定结论犯了难，进行了第五次的鉴定，结论为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力，二审法院在案发四年后最终作出终审判决。

该案成为鉴定导致审判延误的典型案例。

（二）提高诉讼成本，浪费诉讼资源根据我国法律，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造成的危害，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然而由于我国程序法规定对于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可以在侦查、起诉、审判的任何一个阶段提起，因此对嫌疑人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往往要到起诉阶段，甚至审判阶段才能确定，而此时，侦查、起诉、审判机关往往已经将大量的物力、人力投入到一起不能让嫌疑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件中去，造成了较高的诉讼成本。

（三）鉴定后处置权分散，可能导致司法腐败一些刑事案件（甚至重大刑事案件）当事人在公安委托鉴定以后，如果结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往往是不经审判便直接由公安部门释放或交还给监护人处理。

由此导致屡屡产生伪装精神病、做虚假鉴定等问题，不仅影响了司法的客观公正，而且可能导致一些司法腐败现象的出现。

二、关于我国司法精神鉴定的立法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决定权由公、检、法多方行使，已在司法实践中暴露诸多弊端，笔者认为应该根据现代诉讼理论的原则，借鉴国外鉴定制度，对有关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将刑事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前置，即对被鉴定人在法律上行使某种权利和承担某种义务的能力进行评定时间前移，而对鉴定以后的处置权则后移，即由法院最终裁定有否刑事责任以及是否采取医学措施。

初次精神医学鉴定在侦查阶段完成，尤其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行为人，应将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作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由法律加以规定。

使刑事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制度更趋合理性及可操作性，以达到维护程序公正的要求。

理由如下：1．精神问题涉及刑事责任的承担，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刑事责任能力主要分为三级：（1）完全刑事责任能力；（2）限制刑事责任能力；（3）无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又对这三级刑事责任能力规定了不同的责任承担，即：“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辨认犯罪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犯罪减轻处罚。

”可见，嫌疑人是否具有精神病，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直接关系到其刑事责任的承担。

特别是在重特大案件中，如果忽视对精神鉴定的重视，极有可能造成“出人人罪”即嫌疑人有刑事责任能力则可能被处极刑；无刑事责任能力则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承担；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则可能相应减轻其刑事责任的承担。

现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带来了更大的个人压力。

在压力上升的同时，缓解个人压力的社会保障措施如心理咨询部门、心理治疗中心等，在我国却并未相应普及，人们在观念上也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部分人逐渐发展成为精神障碍，并诱发一些犯罪和危害社会的行为。

据对全国20家司法鉴定机构1997年7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连续5年鉴定案例的统计分析，在全部4783起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案例中，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有1565起，占32．72％；部分责任能力的有1038起，占21．70％；无责任能力为2180起，占45．58％。

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应当成为审查案件的重要部分，对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应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程序。

2．符合现代诉讼程序公正的要求我国目前法律对司法精神鉴定在程序上缺乏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造成了目前实践中对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存在着随意性。

由于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司法精神鉴定的提起由承办人的经验而启动，然而实际上某些精神病的表现通过没有医学临床经验的案件承办人的几次接触是很难发现的。

如华西医科大学法律精神病学教研室胡泽卿、刘协和曾对281例精神病违法者进行研究，发现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组中，有74．63％是有精神病态的，而25．37％是无精神病态的。

可见，仅仅靠案件承办人的个人经验可能会遗漏应当进行司法精神鉴定的嫌疑人。

而且在鉴定中，办案人员所起的作用很微妙，因为在精神病史的搜集中，很多资料都要由他们来提供，如果被鉴定人发案当时或发案后精神症状很明显，那么办案人员可能会相应的对其病态表现作详细的调查，多提供一些异常的情况，而如果案件动机比较明确，仅有精神病史，或仅是由被鉴定人家属提出要求鉴定，办案人员可能会忽视一些异常情况的调查，提供不出特别的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鉴定人对鉴定当时被鉴定人的症状的掌握感觉不是很踏实的话，一般会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即依照谁定无病的原则，如无确实证据，不能认为其有精神障碍。

由此可见，对司法精神鉴定在程序上加以规定势在必行。

3．避免鉴定失真、保障人权的需要精神病种类较多，常见的有：偏执型，也属于妄想型，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青春型，患者年轻，思维破裂，行为紊乱；紧张型，患者不吃不动，肌肉张力增高；单纯型，缓慢发病，没有典型的妄想，逐渐对生活失去兴趣，对人越来越冷漠，六亲不认。

这都是典型普遍的症状。

某些精神病人如在心因性反应、分裂样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情感性精神障碍中精神疾病的诊断，因鉴定的时间不同会产生差异，但多数情况下鉴定时机对结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在心因性反应、某些重性精神障碍的鉴定中，不同时间的鉴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在发案时鉴定，被鉴定人处于精神分裂症早期，症状不易察觉，提供的相应证据不足，即使其违法行为已经是在其精神症状作用下发生的，还是很可能被诊断为无精神障碍、人格障碍或轻型精神障碍等，负有相应的责任能力；但在收审关押后，症状发展，病情表现充分，病程也达到了一定时间，这时鉴定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及时采取精神鉴定，则可以尽可能地缩短嫌疑人作案于被鉴定之间的时间差距，使鉴定人能把握鉴定时机，掌握嫌疑人作案时精神状态的证据，避免因鉴定时机不同，而作出不同的鉴定结论。

尤其这对于间隙性精神病人尤为重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具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惩罚犯罪；二是保障人权。

精神病人由于其本身对自身行为的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的欠缺，从而使其对自己造成的刑事危害具有部分或全部的免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