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作者简介：孔飞力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

他于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当费正清教授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

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并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叫魂》一书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作奖”。

一、整体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叫魂》一书可以说是整体史、自下而上历史观的典范之作，此书所要揭示的是清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的通讯运作机制，属政治史的范畴。

却选用了“叫魂”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视角，通过“叫魂”这一历史事件来捕捉国家与社会关系之类的大问题，是将政治置于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历史分析。

也即是用社会史的眼光来谈政治的意义，（这里需要指出，这本书的译名有点问题，Soul stealers似译为“勾魂者”或“窃魂者”更合适，因为过去中国人常将孩子因病昏睡或昏迷视为“丢魂”，而招魂的把戏通常就是在门外或者被认为丢魂的地方大声地叫，所以又被称为叫魂，这种现象，孔飞力的书中也曾提到，故而将Soul stealers译为“叫魂”似有造成混乱之嫌。

）这是一种社会史视野中的政治史，一种新的政治史。

作者叙述“叫魂”事件，从横向看，它涉及了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从纵向看，它既有对清初征服年代的回顾，又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比较。

这样就给了解叫魂事件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场景、多维的视野。

这是一种以叫魂案为中心、切入点的“大叙事”，一种整体史。

同时它的研究“不再是政治的历史，而是政权的历史；不再关注那些大人物诸如国王和大臣是谁，而是探讨解释政权在何处，拥有政权的是谁，社会的权利在哪里”。

它详细分析了在叫魂事件中恐慌的民众的所作所为，给我们了解18世纪中期中国社会下成层众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历史画卷。

因此也是一部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历史。

二、独特视角中的深髓思想不仅该书的切入视角独特，论述的观点、学术思想也颇耐人寻味。

在“叫魂”事件中, 作者演绎说明的主要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关涉到弘历的个性特征、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满汉文化的冲突、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等，第二个版本关涉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引发的骚动，以及骚动背后所隐含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社会权利的渴望。

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常规运作的官僚们，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

这三个版本不是相互孤立的。

正是由于起初被地方官僚按下淡而化之的在民间流传的“叫魂”恐慌最后通过皇帝的耳线而为对满汉统治异族敏感和对官僚汉化腐败愤慨的弘历所侦知后，他便为了消除剪辫隐忧和整饬已陷常规模式的官僚体制而对此事件倾注了全副的精力，而来自官方的正式行为则成了蜚短流长的佐证，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焦虑，民众便把自己的愤慨更加对准了那些具有“污染”的特质和处于流动状态的陌生的僧道和乞丐们，妖术恐慌更加异乎寻常地弥漫开来了。

在书中作者多次对三个版本不同人物的心理心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描写。

也可以说是心态史学的典范之作。

这里作者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普通民众由于社会竞争的加剧导致对自身命运的危机感以及由于平日的稀缺而对权利的渴望，使得在叫魂恐慌来临之际人们拼命抓住这个机会来解决自己的宿怨。

其中有一段文字是：“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

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在这个权利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

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利为他们提供了解脱。

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

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他提供了奖赏。

对妒嫉者，他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利；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

”在这场妖术恐慌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怨怨相报的现象。

但普通民众对于“叫魂”的恐慌还是主要基缘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很少的是对权利的渴望和由社会竞争加剧造成的。

也即普通民众谋取权利幻觉的程度没有作者论述的那样带有普遍性。

该书的最后，原来令人心惊肉跳、悬念叠生的“叫魂”妖术结局却犹如镜中观月，大多成了庸人自扰的子虚乌有。

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是令人啼笑皆非。

但作者却笔锋一转，从深层次上通过这样一场闹剧的发生来揭示开了清代政权运行机制这样一个深刻的话题。

并提出了“官僚君主制”的命题。

（我认为此书的高明之处也就在于此，他能从一堆乱糟糟的结果不值得一提的事件中挖掘出中国官僚制度运行机制的深刻话题，可见作者的独具慧眼和立意之深。

）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君主专权与地方官僚常规权力处于一种二元背反的状态中，皇帝偏向于按照感性来统治，他极力想了解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掌握政情于拳掌之中。

因此希望其臣下对他忠心耿耿，客观全面地向他禀告地方上的政务，使自己的统治不受障碍。

而地方官僚则倾向于按理性来施政，把来自上级的一切政务都纳入到平日的常规事务中去，甚至隐瞒过错和地方政情，以求天下太平，政治稳定。

这样一方面是渴望权利的成功高效执行，一方面是希望施政的不紧不慢的日常程序化节奏，二者的冲突便不可避免。

皇帝为防止自己的统治在日常官僚秩序运作中的彻底“制度化”，需要一个事件或机制来点燃他整个的官僚运作系统,以使他高效地运转起来。

在这里作者运用了“政治罪”这个概念,“政治罪”包括所有形式的谋反，它危及到的是王朝制度的根基。

皇帝借用危及国家重大安全的“政治罪”来打破官僚昔日统治的常规，借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整饬整个官僚系统，提高执政效率。

（本书中弘历正是借用了他认为的有反清倾向的“叫魂”剪辫案小题大做来就他长期以来愤慨的江南官僚的腐败以及官员个人的忘恩负义而向他们直接摊牌的）。

这一立论不能不说极为深刻。

在书的最后，作者写道“（旧中国的官僚制度）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

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

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

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就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这种对于中国封建官僚制度的赞美虽是旧论但用在此处，却颇有些独特。

联系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那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作者的议论也的确发人深思。

三、生动叙述的语言特色中外史家向来注重文字表达的功夫，古语：“文史一家”即为明证。

许多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传世的文学名著。

中国司马迁的《史记》、古希腊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无不如此。

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史学的科学化开始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主流，在所谓“计量史学”的号召下，一些历史著作开始为数据图表、公式模型所充斥。

以往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叙述、精巧的布局不复得见，从而产生了历史表述上的困境，史学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美感和可读性。

然而《叫魂》一书，作者以精细入微的笔触、轻快流畅的行文娓娓地讲述了发生在1768年的那场妖术大恐慌，从结构上来说,它分析“叫魂”这一历史事件，不仅详述它的的具体经过、而且还大背景地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满汉文化的冲突、社会的风俗迷信、乾隆皇帝（书中使用的是乾隆的原名弘历）及民众的心理心态诸方面来剖析妖术恐慌殃及僧道乞丐的由来。

最后点出结果并通过这一历史事件从理论高度剖析了清代中国官僚运行机制的内容。

文章布局可谓环环相扣，结构严谨。

同时语言叙述也生动有趣，扣人心环。

可以说是史学叙事传统的回归。

可举两例：“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1768年7月下旬，炎热的暑热笼罩着北京城。

紫禁城里，人们开始为年复一度夏都承德的转移做准备。

在那里,在长城外曾是满族人旧日家园的山丘丛林之间,有着一片按照江南——亦即弘历如同他祖父那样喜欢出游的长江下游地区——的风格与神韵巧妙设计而成的园林。

在近八千亩的土地上，坐落着富有南方情调的豪华宫殿令人赏心悦目的亭台楼阁，四周是柳树环绕的幽静湖泊。

……整个夏季,生活中的幽雅会在这里被勇武刚烈所取代；同时，不管多么短暂，定居生活的积尘也会在这里被这些征服者抖落于足下。

”另外，《叫魂》还把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析巧妙的穿插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往往在故事情节出现曲折、读者情绪随之出现高涨的时候，作者却将其按下不表，掉转笔锋去分析论述有关的原委。

正如《纽约人》杂志社的评论那样：“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四、完美中的缺憾《叫魂》一书的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但由于作者自身一些难以克服的原因，该书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探讨的。

除了上面在评论时所提到的外，还有作者没有注意到叫魂事件发生在1768年的中国的内部特性。

在书中作者为了突出叫魂事件的政治意义，过分强调了事件中人们对权利的争夺，却没有对叫魂现象在1768年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进行分析。

毕竟叫魂在中国古代甚至现在某些地区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习以为常。

如果作者能够对“叫魂”这一本来常见的现象何以在1768年突然异乎寻常地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甚至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妖术大恐慌有所简单交代的话，将会使本书锦上添花。

另外本书中作者的某些观点也值得商榷。

如作者认为湖广政府在处理叫魂案件时进行官员集体出席审讯是官员们面对弘历结成了统一战线，以人数来赌政治生涯的安全。

但一般认为官员们集体出席审讯也可理解为他们对皇帝谕令及当时叫魂恐慌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1．崔军锋：《叫魂读后》，《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2．穆红琴：《在读<叫魂>——困惑与反思》，《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3．董敬畏、龚翰：《历史与想象——对<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的追问及其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