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建筑报/2013年/5月/21日/第011版
评说
高密度城市环境下的建筑学尝试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董春方
城市高密度，曾经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是和香港、东京、纽约或者荷兰等地区、城市或国家相关，无论高密度是“拥挤文化”，还是人类“生存的梦魇”，似乎并不能引起大多数建筑学者的关注。
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就是在今天，城市化结果的典型表现便是城市密度的激增。
对于中国和绝大多数高密度人口的亚洲国家来说，就人口密度和适宜居住的有限用地这两项制约因素来考虑，已经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紧缩的城市空间和发展模式。
事实上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口总量很大的高速发展国家，或者人口密度很高的多数亚洲国家，密集化的城市结构不仅仅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一种选择，而且早已是历史上或现实中的经验和存在。
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紧缩的城市和高密度的城市环境是他们从事建筑创作和研究的现实与预设以及难以回避的一种前提条件。
建筑师或建筑学者应该懂得一点处理高密度的艺术
紧缩城市必然促成中心城区或城市局部地区高密度区的形成，有些地区甚至形成极端的高密度现象。
一方面，紧缩城市为城市空间和功能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也为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提供了条件。
城市高密度地区提供了密集而丰富的生活，并且这种生活意味着高效率，节约了时间和精力；高密度城区创造了城市生活的活力并产生令人振奋的景象和魅力，而密集的建筑集群能够促使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界面更加连贯和统一，并有助于完善和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密集的城市空间环境使城市气氛变得活跃而且促进城市生活和文化活动以及相关城市功能和设施的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些城市高密度地区，城市交通处于瘫痪边缘，空气污染严重，城市公共空间和建筑物之间的空间过度拥挤，而且空间质量不符合人类宜居环境的理想要求。
建筑物的接近和疏散以及人们的出行变得异常艰难。
如果还是以传统方法应对高密度所带来的挑战，其结果无疑只会加剧高密度地区城市和建筑空间的恶化，愈加远离人类宜居的要求。
传统建筑空间的思维和操作方式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下将失去效力，因此，建筑师或建筑学者至少应该懂得一点处理高密度的艺术。
由于城市本身具有复杂性，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的难题，同时城市使用者的生活体验和工作方式存在种种差异，建筑师或建筑学者面对高密度状态常常感到困惑而力不从心，探索研究建筑应对策略也变得愈加艰难和充满不确定性。
那么，在城市高密度环境作为建筑创作和研究的一种预设前提时，建筑师或建筑学者究竟能够做些什么？
荷兰MVRDV：寻找并利用空中的空间
荷兰建筑学领域对城市高密度与建筑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这也许源于荷兰强烈的土地稀缺危机感。
荷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人均可居住用地也是世界上最少的国家。
也许是一直生活在土地稀缺、人口密集的国度中，密度研究成为荷兰当代建筑师关注和思考的一个迫切问题，也成为许多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
“我认为密度是一个‘生存策略’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地球很小，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利用空间……对于中国而言，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因为它有助于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案，在保持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之间达到平衡。
问题在于，密度本身如何能够成为对城市有利的要素，以及你如何解决矛盾？”
这是荷兰建筑师事务所MVRDV的马斯于2003年在北京接受访谈中的一段话。
在大多数建
筑师被动地接受城市高密度的现实时，MVRDV却勇敢地接受挑战并着迷于城市的密度，密度研究成为他们创造力的丰富源泉。
寻找挖掘空间、想方设法利用空间便是从中得出的方法，而这正是高密度城市环境下的建筑对策的关键。
汉诺威世博会荷兰馆是他们基于密度进行研究和思考并付诸建筑实践的典型代表。
不同的城市功能可以在一栋建筑的垂直向度上分层混合累叠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城市用地，在有限的用地上提高密度的同时获得舒适的空间环境以及提高城市生活质量。
荷兰馆建筑外侧的连续楼梯似乎是原来城市地面水平向度街道向垂直竖向的延伸，垂直立体分层的空间重构在拥挤的城市空间中创造出空中庭院、空中剧场、空中展馆和空中森林。
最终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这是一座具有荷兰独特幻想的立体田园。
香港：杂交、共生的公共空间与垂直都市主义的高密度实践
香港建筑师在密集的城市夹缝中顽强地用一种非常规的空间思维和空间操作方式寻找解决超常高密度问题的手段。
早期的香港城市高密度实践还引来了建筑领域内的很多批评，但是随着集中紧缩城市观念越来越被接受，以及对于土地稀缺国家或地区来说无可回避的事实，香港的高密度经验得到了国际建筑界的广泛重视。
一方面，香港城市的极端高密度所带来的城市生活的窘迫的确似乎在描绘着高密度带来的梦魇，就如有香港建筑师自嘲一边在自家的客厅里喝茶，一边可以观看对楼卧室里的电视新闻。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密度的压力和窘迫，才激发出香港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的惊人勇气和处理密度的智慧。
在香港的高密度实践中，传统的二维平面建筑学方法几乎已经失效，无论是城市公共空间还是建筑交通空间都可以三维立体多层次建造和驳接。
对习惯于平原低密度建筑空间体验的使用者来说，在香港，使用者有时找不到建筑的主入口和主门厅，原因即是建筑主入口和公共空间的分层安置。
传统建筑学的功能分布观念在香港高密度环境中也不再适用，香港的一栋大体量建筑中可以如“三明治”方式容纳地面多层的商业、中间多层的停车空间，然后在上部安排超高层的公寓，而超高层的住宅楼下可插进一所中等规模的学校。
“一个高密度城市已经无法仅是单一平面维度的。
也就是说，仅从平面上选择发展模式，或是从剖面上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已经不再有效……我期望在未来的设计中见到对于大体量建筑空间的多层面利用。
而且，我也期望见到设计能够突破现代主义经典‘高层塔楼平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有机渗透的三维城市，这将使空间得以更好地被利用。
”
如果说香港中文大学吴恩荣教授是基于一个建筑学者的角度，对有关香港的高密度实践提出一个三维空间的建筑学命题。
那么荷兰建筑师张为平先生《隐形逻辑》一书就从现实分析中比较全面地描绘了香港高密度环境下建筑空间的特征——杂交、共生、暧昧不明的公共空间和垂直都市主义。
这些特征即是香港建筑师或建筑学者在城市极端高密度条件下获得的行之有效的建筑学应对策略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