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事前无受贿意图事后收受贿赂是否构成犯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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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由此得出受贿罪包括两种形式:索取贿赂和收受贿赂。
索贿不论行为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即构成受贿罪,但收受贿赂须以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必备要件之一。
司法实践中,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理解,分歧较大,莫衷一是。
笔者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与大家商榷。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行为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
有人理解它是受贿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有人理解它是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持主观要件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贿赂犯罪过程中,受贿人实施收受他人财物行为过程中主观上产生的一种答谢、报偿心理,应属受贿罪主观要件的范畴。
只要行为人收受他人贿赂时主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流露,不论是否实施谋利行为都构成受贿罪。
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属受贿罪的客观要件,理由如下:1、按照字面理解。
“谋”即商议,想方设法寻找,“取”即获取,取得:“为他人谋取利益”就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表现想方设法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客观上表现为他人取得了利益。
2、按照罪状结构分析。
受贿罪的条文本身是一种叙明罪状,其结构是“主体+手段+行为+结果”,这里“国家工作人员”是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手段,“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则是结果。
3、从哲学内外因关系原理分析。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只是外部条件,属于外因,“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才是行为人的内因。
正是在行为人的内因(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作用下,才导致事物的发展变化,即“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结果的实现。
4、从受贿罪侵害的直接客体分析。
受贿罪侵害的直接客体通常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或不可收买性。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人与行贿人的交换条件,是一种权力与利益的交易。
Feb. 2021No.l Ser.No.2022021年02月第1期总第202期湖北警官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Police 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张志强卢玉良2(1.北京京凯律师事务所,北京100191:2.都柏林大学,爱尔兰都柏林D04V1W8)【摘要】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
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
通过对中外受贿 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 “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
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 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 具备合理性。
【关键词】约定受贿;犯罪形态;法益的解释论;体系解释;量刑规则;加重的构成要件【中图分类号1D9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91(2021)01—0137—10[D01]10.19828/j.issnl673-2391.2021.01.013一'司法实践中的不同观点本文所称“约定受贿”,是与索取型受贿、收受型受贿相对的概念,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与行贿人约定贿赂,但贿赂款(物)一直未脱离行贿人控制, 至案发时受贿人未实际取得的情形。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约定贿赂案件。
尤其在十八大以后持续高压的反腐形势下,一 些官员对贿赂采取骑墙态度,既不敢马上收,又不愿真心拒,约定贿赂便成为一种自认为更“安全”的 方式。
如国家工作人员甲多次为私营业主乙谋利,乙为表示感谢,几次提出要送给甲1000万元。
甲 对乙讲:我目前不需要用钱,先放你那儿,需要的时候再跟你拿。
这便是典型的约定贿赂。
对于约定受贿如何认定,司法实践中有受贿既遂、受贿未遂、不构成犯罪几种观点。
贿赂行为中的虚假承诺与定罪作者:张友来叶燕来源:《法制博览》2016年第11期摘要:现实中,贿赂行为中的虚假承诺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不同形式的虚假承诺,决定着不同的犯罪构成,正确区分不同形式的虚假承诺有助于精准定罪。
认真探讨贿赂行为中的虚假承诺与定罪,本文专就请托人虚假承诺与受托人虚假承诺进行阐述。
关键词:贿赂行为;虚假承诺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32-0147-02作者简介:张友来,男,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负责人,全省检察业务专家;叶燕,女,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部负责人。
贿赂行为中的虚假承诺,既包括受托人收受请托人财物后,虚假答应为其提供职务上的便利的承诺,又包括请托人虚假许诺在受托人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后给予受托人财物的承诺。
根据承诺对象的不同分为请托人虚假承诺与受托人虚假承诺。
请托人虚假承诺就是请托人对受贿人所作的虚假承诺;受托人虚假承诺就是受托人对请托人所作的虚假承诺。
请托人虚假承诺的对象只能是受托人,受托人虚假承诺的对象只能是请托人。
请托人虚假承诺的目的是为了诱骗受托人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受托人虚假承诺则是为了非法获取请托人财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请托人作出虚假承诺的,请托人因没有行贿事实而不是行贿人,受托人因没有受贿事实也不是受贿人。
受托人作出虚假承诺的,受托人因已经收受了请托人财物而变了受贿人,此时的请托人也变成了行贿人。
请托人作出虚假承诺的时间既可以是谋取不正当利益前也可以是谋取不正当利益后;受托人作出虚假承诺的时间只能是收取贿赂后。
一、请托人虚假承诺与定罪请托人的虚假承诺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请托人表面上答应给予受托人好处,但实际上并不准备在获取了不正当利益后给予受托人好处。
换言之,请托人对受托人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开出的是一张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
由于贿赂犯罪是对合犯,故请托人与受托人任何一方的虚假承诺行为都与对方是否入罪、构成何罪密切相关。
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立案标准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的立案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的立案标准之一是行为人的身份。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单位中担任职务的人员。
这些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或者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就构成了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
其次,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的立案标准还包括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应当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这就意味着,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的立案标准之一是财物的数额较大,具体标准由司法解释规定。
另外,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的立案标准还包括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就意味着,行为人必须是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目的,才构成了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
最后,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的立案标准还包括行为的严重性。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这就意味着,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的立案标准之一是情节的严重性,具体标准由司法解释规定。
综上所述,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的立案标准主要包括行为人的身份、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以及行为的严重性。
只有符合了这些标准,才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收贿罪,才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希望广大国家工作人员能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做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公民。
案发前退交财物行为的定性研究齐秋敏【摘要】对案发前退交财物行为的定性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不应该将其认定为受贿;另一种观点是根据设定的具体财物退交时间,来确定退交是否及时,进而判断其行为是否构成受贿.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缺陷.行为人在收受财物时主观上有无受贿故意是定罪的关键.对此分析得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行为人无受贿故意且事后立即设法退交,这种情形不具备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另一种情形是行为人已有受贿故意且收受财物后未立即退交而在案发前退交,这种情形应当入罪.在此基础上进行财物退交及时性的判断,对受贿罪的认定会更准确.【期刊名称】《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23)003【总页数】5页(P70-74)【关键词】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退还;定性【作者】齐秋敏【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9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4.392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为《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惩治新型贿赂犯罪有法难依、无法可依的压力。
但《意见》的第九条第一款即“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这一规定引发了学界激烈的讨论。
学界对此主要形成两派观点:有人认为只要不属于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且在被查处前将财物主动退交的都不是受贿[1];有人认为应当为退还或者上交财物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只有在此期限内退交的才属及时退交,不以受贿论处[2]。
笔者认为行为人收受财物后案发前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情形非常复杂,应当从行为人在收受财物的时候是否具有受贿故意这一角度,来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同时,笔者认为不宜具体设定退交财物的时间界限,而是要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灵活认定退交财物行为是否及时,这样才能避免僵化地应用该规定。
有学者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认为根据第一款规定,只要行为人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在案发前退还或者上交的,都属及时退交,不认为是犯罪[3],这样有利于一部分想悔改的国家工作人员及时改正自己的行为。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解释是怎样的两⾼院已于2016年3⽉28⽇由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最⾼⼈民法院、最⾼⼈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解释》,那解释具体有哪些内容呢?接下来由店铺的⼩编为⼤家整理了⼀些关于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解释⽅⾯的知识,欢迎⼤家阅读!最⾼⼈民法院最⾼⼈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解释是怎样的(2016年3⽉28⽇由最⾼⼈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次会议、2016年3⽉25⽇由最⾼⼈民检察院第⼗⼆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2016年4⽉18⽇起施⾏)为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法律的若⼲问题解释如下:第⼀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数额较⼤”,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
贪污数额在⼀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曾因贪污、受贿、挪⽤公款受过党纪、⾏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四)赃款赃物⽤于⾮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作,致使⽆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多次索贿的;(⼆)为他⼈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数额巨⼤”,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或者没收财产。
何为受贿罪认定中的“为他⼈谋取利益”何为受贿罪认定中的“为他⼈谋取利益”?很多朋友并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以下是店铺⼩编为您整理的相关知识,欢迎⼤家积极阅读。
何为受贿罪认定中的“为他⼈谋取利益”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作⼈员利⽤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财物的,或者⾮法收受他⼈财物,为他⼈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司法实践中,在受贿罪的认定上如何理解和把握为他⼈谋取利益”⼀直存在争论。
⼀、为他⼈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依据现⾏法律的规定,对国家⼯作⼈员利⽤职务上的便利,⾮法收受他⼈财物构成的受贿罪中,为他⼈谋取利益”是必要条件,但究竟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却不⽆争论。
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谋取利益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只是⾏为⼈的⼀种主观意图,因此,受贿罪是⼀种意图犯”(或⽬的犯”)。
客观要件说⼜可以分为旧客观要件说和新客观要件说,旧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谋取利益”应当是⼀种⾏为,这种⾏为是否现实地为他⼈谋取到了利益,并不影响定罪。
新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谋取利益”只是受贿⼈的⼀种许诺,⽽不要求客观上有为他⼈谋取利益的⾏为和结果。
但是,许诺⼤多是⾏贿⼈与受贿⼈之间作出的较为隐蔽的⾏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很难有证据证明,因此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在现⾏的法律框架下,认为为他⼈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是主流观点。
⾸先,它可以把那种意图为⾏贿⼈谋取利益,但还未来得及实施或因某种原因未能谋取到利益的情形,纳⼊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这对于国家的廉政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这符合我国设⽴受贿罪的⽴法⽬的,即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公务⾏为的廉洁性以及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为他⼈谋取利益”的司法认定既然为他⼈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把握这⼀标准呢?最⾼⼈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作座谈会纪要》认为:为他⼈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为。
只要具有其中⼀个阶段的⾏为,如国家⼯作⼈员收受他⼈财物时,根据他⼈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谋取利益的要件。
受贿与受礼的比较分析作者:热夏提·亚力坤来源:《大经贸》 2019年第12期热夏提·亚力坤新疆大学法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7【摘要】与职务有关的“礼金”有条件地纳入了受贿的评价范围,严密了受贿罪的刑事法网。
贿赂的成立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判断,认定“礼金”形式贿赂时严格遵守以罪刑法定原则。
明确收受“礼金”的罪与非罪界限,严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防止收受“礼金”的入罪范围过度扩张。
正确掌握界定受贿罪与礼金,可以通过比较贿赂犯罪各个方面,综合判断。
因受贿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如若能够判断出对价关系的存在,可以实现受贿的实质判断。
受礼与受贿的概念礼金的概念来自于贿赂新型式的研究。
随着法治化水平的提高,用于挂靠权力的新型式,即长期感情投资,变成了贿赂犯罪的焦点。
礼金,本来是社会交往中人们为了表示敬意或庆贺所馈赠的现金或者财物。
因为,赠礼或收礼是社会生活正常现象,所以一般认为礼金不是刑法专用语。
礼金发生在婚丧嫁娶、生病住院、逢年过节等场合,如果超出了正常社交范围,就有变成贿赂犯罪的嫌疑。
由于贿赂与礼金内容上都是财物,一般财物如若穿上了“礼金”的外套,就很容易逍遥于法外之地。
刑法中的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受贿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等内容缺一不可。
所以,有时与职务有关的“礼金”也符合了受贿的规定。
收受与职务、职权有关的“礼金”的行为,即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利用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包括下属单位)或者收受与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职务有制约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以“贺礼”、“奖金”、“福利”、“慰问金”等名义所赠送的财物,由于赠送者并没有当场向国家工作人员提出具体的请托事项,也不能证明国家工作人员曾经或者承诺利用职权为送礼者谋取利益,则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该“礼金”的合法或者非法、违纪抑或犯罪的性质,很难区分。
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也有所争议。
《刑事审判参考》分类索引:贪污贿赂、渎职犯罪《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分类索引——刑法分则篇之一: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编者说明1.由于同一案例可能涉及贪污、受贿等数个罪名,因此同一案例可能在不同罪名归类中多次出现;2.指导案例连载的时间跨度长达16年,在此期间,由于刑法、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颁布、修订和变更,案例的指导意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本文所涉及章节的犯罪,新增了很多相关罪名,变化更为明显,请各位同仁相加比较、区分,灵活运用指导案例;3.指导案例编号与所在期刊号的对应关系请查询附后目录;4.由于原刊物案例编号存在错误且进行了修正,导致【第1019号】和【第1020号】分别在总第99集和总第100集各出现了一次。
为加以区分,我将之标注为【第1019号】(总第99集)和【第1019号】(总第100集);【第1020号】(总第99集)和【第1020号】(总第100集)。
贪污贿赂罪贪污罪【第三百八十二条】【第29号】陈贵杰等贪污案——银行临时工与外部人员勾结监守自盗应如何定罪?【第30号】苟兴良等贪污、受贿案——具有两种不同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侵吞企业财产、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第63号】肖元华贪污、挪用公款案——定额承包者占有或者支配本人上缴定额利润后营利部分是否构成贪污罪? 【第79号】李平贪污、挪用公款案——对贪污、挪用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83号】陆建中被控贪污案——律师事务所主任将名为国有实为个体的律师事务所的财产据为己有不构成贪污罪【第124号】徐华、罗永德贪污案——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隐瞒资产真实情况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如何处理?【第125号】刘忠伟私分国有资产案——集体私分国有资产行为与共同贪污行为如何区分?【第136号】宾四春、郭利、戴自立贪污案——如何认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成员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195号】左佳等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回扣款、并为少数领导私分行为的定性?【第216号】于继红贪污案——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第236号】彭国军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以挪用公款手段实施的贪污犯罪?【第275号】胡启能贪污案——截留并非法占有本单位利润款的贪污行为与收受回扣的贪污行为的区分?【第292号】胡滋玮贪污案——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第311号】江仲生等贪污案——贪污罪犯罪对象的理解与认定?【第312号】尚荣多等贪污案——学校违规收取的“点招费”能否视为公共财产?【第313号】杨代芳贪污、受贿案——私分国有资产与共同贪污的区分?【第334号】阎怀民、钱玉芳贪污、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单位的名义向有关单位索要“赞助款”并占为己有的行为是索贿还是贪污【第355号】朱洪岩贪污案——租赁国有企业的人员盗卖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处理【第377号】李祖清等被控贪污案——国家机关内部科室集体私分违法收入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第383号】郭如鳌、张俊琴、赵茹贪污、挪用公款案——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分单位违规自营炒股盈利款的行为如何定性【第422号】王铮贪污、挪用公款案——已办理退休手续依然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仍构成挪用公款罪主体【第446号】顾荣忠挪用公款、贪污案——由国有公司负责人口头提名、非国有公司聘任的管理人员能否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第454号】陈焕林等挪用资金、贪污案——无法区分村民委员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款项性质的如何定罪处罚【第462号】高建华等贪污案——使用公款购买房屋构成贪污的,犯罪对象是公款还是房屋【第594号】廖常伦贪污、受贿案——村民小组长在特定情形下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第642号】钱银元贪污、职务侵占案——如何理解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第692号】黄明惠贪污案——利用受国家税务机关委托行使代收税款的便利侵吞税款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第695号】王志勤贪污、受贿案——余罪自首的证据要求与证据审查【第710号】石敬伟偷税、贪污案——被羁押期间将他人串供字条交给监管人员,对进一步查证他人犯罪起了一定的协助作用,虽不认定为立功,但可酌情从轻处罚【第734号】王妙兴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案——对国有公司改制中利用职务便利隐匿并实际控制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认定【第771号】李成兴贪污案——社保工作人员骗取企业为非企业人员参保并私自收取养老保险费的行为,如何定性【第786号】刘某贪污案——适用减轻处罚情节能否减至免予刑事处罚【第805号】姚太文贪污、受贿案——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虽然在事后收取对方财物,但难以证实借款当时具有谋取个人利益目的的,如何定罪处罚【第871号】黄友强贪污案——在不同证据所证内容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案件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第1016号】李培光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审查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受贿罪【第三百八十五条】(编者注:考虑到关联性,其中包含3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第一百六十三条】)【第14号】翟鲁光受贿案——银行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行为如何定罪?【第15号】刘群祥被控受贿案——索要正当合伙承包经营的分成不构成受贿罪?【第30号】苟兴良等贪污、受贿案——具有两种不同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侵吞企业财产、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第32号】余永恒受贿案——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犯罪应如何掌握具体处刑? 【第38号】张德元受贿案——对受贿犯罪分子应如何适用刑罚?【第64号】陈晓受贿案——事后收受财物能否构成受贿罪? 【第113号】王海峰受贿、伪造证据案——受国有公司委派担任非国有公司诉讼代理人过程中收受他人财物能否构成受贿罪?【第195号】左佳等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回扣款、并为少数领导私分行为的定性?【第218号】姜杰受贿案——逢年过节收受下级单位“慰问金”的行为如何定性?【第257号】蒙某受贿案——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赞助费”不征应征税款的行为如何定性?【第320号】杨志华企业人员受贿案——筹建中的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财物的能否以企业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第334号】阎怀民、钱玉芳贪污、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单位的名义向有关单位索要“赞助款”并占为己有的行为是索贿还是贪污【第335号】曹军受贿案——对于依照公司法规定产生的公司负责人能否认定为受国有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第340号】李葳受贿案——利用与其他单位共同开发房地产的职务便利要求合作单位为其亲属提供低价住房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第384号】胡发群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要高额投资回报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第385号】鞠胤文挪用公款、受贿案——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行贿构成犯罪的,是择一重处还是两罪并罚【第399号】钱政德受贿案——在国家机关设立的非常设性工作机构中从事公务的非正式在编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第407号】方俊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以“劳务报酬”为名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应认定为受贿【第470号】马平、沈建萍受贿案——以房产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犯罪敷领认定问题【第562号】梁晓琦受贿案——收受无具体金额的会员卡、未出资而委托他人购买股票获利是否认定为受贿【第584号】周小华受贿案——特定关系人在受贿案件中的认定问题【第585号】蒋勇、唐薇受贿案——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的共同受贿行为【第594号】廖常伦贪污、受贿案——村民小组长在特定情形下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第595号】张留群受贿案——村民组组长依法从事公务的认定【第607号】汪光斌受贿案——没有利用查禁犯罪职责获取的线索可以构成立功【第608号】李万、唐自成受贿案——国有媒体的记者能否构成受贿罪的主体【第652号】黄德林滥用职权、受贿案——滥用职权同时又受贿是否实行数罪并罚【第693号】黄长斌受贿案——国有企业改制期间,国家工作人员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还能否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从而构成受贿罪【第695号】王志勤贪污、受贿案——余罪自首的证据要求与证据审查【第707号】沈同贵受贿案——阻止他人犯罪活动,他人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的阻止行为仍构成立功【第724号】朱永林受贿案——如何认定以“合作投资房产”名义收受贿赂【第734号】王妙兴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案——对国有公司改制中利用职务便利隐匿并实际控制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认定【第754号】陆某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情人职务上的行为收取贿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如何定性【第805号】姚太文贪污、受贿案——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虽然在事后收取对方财物,但难以证实借款当时具有谋取个人利益目的的,如何定罪处罚【第806号】吕辉受贿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管员为医药销售代表“拉单”收受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第823号】渚明剑受贿案——法院如何审查受贿案件辩方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第855号】杨孝理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分别在国有独资公司委派到国有参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改制为非国家出资企业任职期间收受贿赂的行为如何定性【第884号】周龙苗等受贿案——非特定关系人凭借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挂名”取酬并将财物分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是否构成共同受贿【第885号】雷政富受贿案——以不雅视频相要挟,使他人陷入心理恐惧,向他人提出借款要求且还款期满后有能力归还而不归还的,是否属于敲诈勒索以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授意他人向第三人出借款项,还款义务最终被免除的,是否属于受贿【第937号】陈凯旋受贿案——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委派到市、县、乡、镇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的人员是否属于“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第959号】宋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如何认定国有控股企业中一般中层管理干部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第960号】高世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村民委员会主任在村自行修建道路中收受他人贿赂的,如何定一性【第974号】章国钧受贿案——如何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第975号】胡伟富受贿案——如何区分国家工作人员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房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第1017号】周标受贿案——案发前主动退还贿赂款的行为如何处理以及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应当制作何种文书【第1018号】卫建峰受贿案——如何认定公司改制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第1019号】(总第99集)凌吉敏受贿案——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租房屋,所收取的租金与市场价格的差额是否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第1020号】(总第99集)刘凯受贿案——因受贿案发后又主动交代用受贿款向他人行贿事实,使其他贿赂案件得以侦破的,是否构成立功【第1040号】尹某受贿案——如何审查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不同期间所作供述的合法性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四条】【第13号】苏豫鲁挪用公款案——二审宣告无罪的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第31号】韩义昌徇私舞弊、挪用公款案——滥用职权释放犯罪嫌疑人并将公款出借搞“资产解冻”活动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应如何定罪?【第55号】陈超龙挪用公款案——以假贷款合同掩盖挪用公款的行为如何定罪?【第63号】肖元华贪污、挪用公款案——定额承包者占有或者支配本人上缴定额利润后营利部分是否构成贪污罪? 【第75号】王正言挪用公款案——以使用变价款为目的挪用公物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第79号】李平贪污、挪用公款案——对贪污、挪用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194号】梁某挪用公款、张某挪用公款、盗窃案——如何通过客现行为判断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第195号】左佳等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回扣款、并为少数领导私分行为的定性?【第217号】万国英受贿、挪用公款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借用下级单位公款进行营利活动、能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第236号】彭国军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以挪用公款手段实施的贪污犯罪?【第326号】歹进学挪用公款案——工商营业执照上标明的企业性质与企业的实际性质不一致时如何确定企业性质【第333号】丁钦宇挪用资金案——材民委员会成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个人借用村集体资金或者将村集体资金借给他人使用的,能否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第356号】冯安华、张高祥挪用公款案——多次挪用公款的如何计算犯罪数额【第383号】郭如鳌、张俊琴、赵茹贪污、挪用公款案——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分单位违规自营炒股盈利款的行为如何定性【第385号】鞠胤文挪用公款、受贿案——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行贿构成犯罪的,是择一重处还是两罪并罚【第406号】刘某挪用公款案——国有公司长期聘用的管理人员是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是受国有公司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第422号】王铮贪污、挪用公款案——已办理退休手续依然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仍构成挪用公款罪主体【第446号】顾荣忠挪用公款、贪污案——由国有公司负责人口头提名、非国有公司聘任的管理人员能否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第502号】张威同挪用公款案——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没有谋取个人利益的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第510号】马平华挪用公款案——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原国企中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如何认定【第574号】杨培珍挪用公款案——利用职务便利将关系单位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用于清偿本单位的债务,同时将本单位等额的银行转账支票出票给关系单位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第709号】吴江、李晓光挪用公款案——职务犯罪中自首及协助抓捕型重大立功的认定【第755号】刘某、姚某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及把握“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范围【第1016号】李培光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审查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行贿罪【第三百八十九条】【第385号】鞠胤文挪用公款、受贿案——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行贿构成犯罪的,是择一重处还是两罪并罚【第787号】袁珏行贿案——配合检察机关调查他人受贿案件时,交代向他人行贿的事实,能否认定为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第1020号】刘凯受贿案——因受贿案发后又主动交代用受贿款向他人行贿事实,使其他贿赂案件得以侦破的,是否构成立功私分国有资产罪【第三百九十六条】【第125号】刘忠伟私分国有资产案——集体私分国有资产行为与共同贪污行为如何区分?【第293号】张金康、夏琴私分国有资产案——如何区分变相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犯罪与违反财经纪律超标准、超范围发放奖金、福利等行为的界限?【第313号】杨代芳贪污、受贿案——私分国有资产与共同贪污的区分?【第377号】李祖清等被控贪污案——国家机关内部科室集体私分违法收入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第939号】徐国桢等私分国有资产案——在仅能由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形下,能否认定非适格主体与单位构成共犯渎职罪编者注:2002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罪名修改为为“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罪名,第164号之前的相关指导案例均为变更罪名前的案例,请谨慎参考滥用职权罪【第三百九十七条】【第31号】韩义昌徇私舞弊、挪用公款案——滥用职权释放犯罪嫌疑人并将公款出借搞“资产解冻”活动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应如何定罪?【第196号】陆飞荣玩忽职守案——新刑法生效之前实施的滥用职权行为的法律适用?【第327号】包智安受贿、滥用职权案——滥用职权行为与损失后果之间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第563号】张群生滥用职权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擅自出借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造成巨大损失的行为如何定罪【第652号】黄德林滥用职权、受贿案——滥用职权同时又受贿是否实行数罪并罚玩忽职守罪【第三百九十七条】【第14号】翟鲁光受贿案——银行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行为如何定罪?【第16号】王文强玩忽职守案——行政机关的行政罚没款能否认定为玩忽职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第46号】林世元等受贿、玩忽职守案——玩忽职守罪适用法律时效应如何理解?【第196号】陆飞荣玩忽职守案——新刑法生效之前实施的滥用职权行为的法律适用?【第294号】龚晓玩忽职守案——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判断?其他渎职犯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第三百九十八条】【第210号】于萍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辩护律师将在法院复制的案件证据材料让被告人亲属查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第258号】李宝安、昝旺木、李兴案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利用中考命题工作的便利将考前辅导内容作为中考试题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第四百零二条】【第209号】丁锡方彻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认定询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否应以未移交的犯罪嫌疑人已被生效判决确定有罪为前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第四百零四条】【第809号】杜战军徇私舞弊不征税款、受贿案——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的认定及损失数额的计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四百零六条】【第270号】高原、梁汉钊信用证诈骗,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如何理解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客观要件?违法发放林木采代许可证罪【第四百零七条】【第694号】李明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如何判断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与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第四百一十五条】【第100号】张东升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案——边防检查人伪造入境记录的行为如何定性?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第四百一十七条】【第129号】杨有才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参与案件侦查工作的公安机关借用人员是否属于司法工作人员? 【第186号】李刚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执行法官能否成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第357号】潘楠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受贿案——帮助逃避行政处罚的行为能滞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基本概念1.受贿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2.单位受贿罪: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手续费的行为。
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
4.行贿罪: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含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费、手续费)的行为。
5.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行为。
6.介绍贿赂罪:指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
介绍贿赂罪在主观方面属于故意,即明知是在为受贿人或者行贿人牵线效劳,促成贿赂交易。
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进行联系、沟通关系、引荐、撮合,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的行为。
构成介绍贿赂罪还必须具备情节严重的条件。
重点考点详解一、受贿罪(一)不法与责任要素1.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不包括受委托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
(1)包括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2)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3)一般公民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4)特定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①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中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索取财物的。
论事前无受贿意图事后收受贿赂是否构成犯罪(一)
内容摘要
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关于事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事后受贿罪是行为人利用原职务造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收受财物。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学理界及法律上规定的这种受贿罪并不符合受贿罪的基本构成条件,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理论界也很少予以研究,客观上形成一个真空地带,司法实践难以认定,从而使此类受贿人逃避了刑罚。
因而,法律有必要对这种受贿形式作出明文规定。
请托人事先是否请托或事后是否明知,以及行为人事前无受贿意图,事后收受贿赂的,能否影响行为人受贿罪的成立问题。
这也是评为人受贿罪中的认识较为模糊的问题。
行为人事前没有受贿意图,事后有收受贿赂行为的仍可以认定其具有主观上的受贿故意。
国家工作人员在其履行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特别是谋取正当利益时,并没有立即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甚至也没有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收受故意,但在事后明知他人赠送财物的收受故意,但在事后明知他人赠送财物与其履行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有关,而收受其财物的,仍然属于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受贿罪。
行贿方事先是否请托或事后是否明知,均不影响受贿罪的客观条件的成立。
不论请托人事先是否请托或事后是否明知,都不影响行为人曾实施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及收受贿赂的行为的客观存在,也不影响二者之间因果关系的成立。
行贿方不知道受贿者如何帮助自己谋取利益而给予其好处,并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本案中贾某的第二种行为即斡旋并收受对方财物行为的定性问题,在理论上值得商榷。
将为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而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排除在受贿罪之外,违背了受贿罪的本质,也有纵容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放纵犯罪之嫌,不利于反腐倡廉斗争的深入开展。
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贾某多次为某公司(以下称受益公司)谋取利益,贾某采取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利用自己担任的职务,在参加有关行业协会组织召开的论证会时,发表对受益公司有利的意见,并依照职权,在行业协会报批的文件上签署了这样的意见;二是接受法人公司的请托后,利用自己职务和地位的影响,向与受益公司有纠纷的另一方领导进行游说,使其做出让步,帮助受益公司达到了目的;三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经验,为受益公司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意见,但是受益公司领导并不知道,贾某究竟担任什么职务,也不知道贾某曾经在有关行业协会组织召开的争论会上表态,并签批文件的情况,他们只向贾某提出了后二项请托事项,并于事后为感谢而给予贾某人民币40余万元的好处费。
在能否认定犯罪嫌疑人贾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认识。
第一种意见认为,贾某虽然利用职务之便为受益公司谋取了利益,但这一情况对方并不知晓,对方给其好处费。
针对的是贾某曾帮助其进行斡旋和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意见,所以贾某第一种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由于贾某的斡旋行为缺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提出咨询意见,缺乏利用职务之便的要求,所以贾某的后两项行为也不构成受贿罪。
第二种意见对贾某后两种行为的定性与前者一致,但对于第一种情况,认为贾某主观上有收受贿赂的故意,客观上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及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认定受贿罪。
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利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现实,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集体所
有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
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
2、个人受贿额不满五千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受贿行为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2)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
(3)强行索取财物的。
单位受贿案(第393条)
单位行贿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2、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
(2)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3)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及执法人员行贿的;
(4)致使国家或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规定有关个人行贿的规定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日本,事先受贿罪是指将要充当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在其关于其将要担任的职务上,接受请求而收受或要求约定贿赂后,当公务员或仲裁人。
对事前受贿的行为人,是待其当上了公务员或仲裁人后才开始给予惩罚的。
事后受贿罪是指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当其在职时接受委托,关于职务上曾从事不正当的行为或不从事当作的行为,而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
即公务员或仲裁人在职期间为行贿人谋利益,在离职后受贿的行为。
一般受贿罪是指利用自己(现)在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现)在职务形成的职权范围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利而索取或收受贿赂的行为。
关于事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我国刑事理论界同日本学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同志认为,事后受贿罪是行为人利用原职务造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收受财物。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学理界及法律上规定的这种受贿罪并不符合受贿罪的基本构成条件,因为(1)此种情况下,如离退休人员已不具备法人罪的主体资格;(2)在客观上,为行贿人谋利益的方式全是出于人情,而不是利用“职务之便”。
因此,对这类情况以受贿罪论处显然不要,当然,公职人员在离任或退休之后,利用过去职务影响,继续在任职期间接受的请托,为行贿人谋利益而接受贿赂的行为,则自然属于事后受贿的一种特殊形式,关于事前受贿问题,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理论界也很少予以研究,客观上形成一个真空地带,司法实践难以认定,从而使此类受贿人逃避了刑罚。
因而,法律有必要对这种受贿形式作出明文规定。
就本案而言,笔者同意认定贾某受贿罪成立的意见,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务,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受贿罪本质在于亵渎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即受贿人的“公共权力”与行贿人的“个人私利”之间形成一种“以私利亵渎公权”的不法交换关系。
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出卖公共权利,捞取个人私利,相对人则用非法利益换取公共权力为其个人谋取利益。
贾某的行为显然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和本质特征。
综观本案中两种不同意见,其分歧的焦点在于:请托人事先是否请托或事后是否明知,以及行为人事前无受贿意图,事后收受贿赂的,能否影响行为人受贿罪的成立问题。
这也是行为人受贿罪中的认识较为模糊的问题,下面结合本案对此进行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