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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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鄂西南山区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变迁》评介作者:潘洪钢贾石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10期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迅速增长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关系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
与之相适应,此前视为蛮荒之地的山区,尤其是不同地貌、不同省区交界处的山区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
无论从区域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关系史角度,还是从环境史的角度上观察,这一时期山区开发问题的研究,都具有学科理论和现实意义。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新立的著作《清代鄂西南山区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变迁》(以下简称《鄂西南山区》),2013年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已于2018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是学术界区域环境史领域的最新成果。
该成果在环境史视域下,以清代鄂西南山区为对象,探究特定区域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的互动。
《鄂西南山区》兼采历史学、经济学、环境学等方法,将这种互动以经济发展、社会变化、文化演进等诸方面,层层铺开,呈现给读者。
其中,经济发展方面,从人类的衣食住行,谈到鄂西南山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矿业开发等;社会变化方面,从人口结构、人口运动说起,探究山区的土著、客民、绅士、宗族、土司等不同社会群体、阶层,在资源的利用甚至竞争中的不同立场和行为;文化演进方面,分析了山地环境对文化传播的阻断效应及环境变迁与地方性文化传承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作者在考察兼具边缘性与过渡性的鄂西南山区问题时,形成了其独特的研究风格。
纵览《鄂西南山区》全书,特色鲜明,新意频出,兹简述如下:其一,在研究对象的时空选择上,颇具匠心。
研究对象的选择是一切研究的先导,通过对学术前史的梳理,作者认为以往学界对鄂西南区域环境史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山区开发、平原湖区开发和长江、汉水等河流水利等角度出发,考察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成果亦多集中于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资源变迁的层面上。
对于鄂西南山区与诸如市场、农作物、土地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以及特定的山地环境背景下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尚有待补足之处。
经济史纲要复习题名词解释:1.阶级: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范畴,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团。
2.耕作制度:又称农业经营制度,它是指以土壤耕作为中心,包括施肥、灌溉、除草、水土保持、轮作倒茬等各项农业技术措施在内的农作体系。
耕作制度在一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并随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而发展变化。
在农业发展史上,其演变过程大致由撂荒耕作制、轮荒耕作制、连作复种制和多熟制。
3、租佃制: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以土地出租给农民,从而剥削、奴役农民的制度。
是战国以来随着封建生产方式而出现的一种封建生产关系的形式。
这一制度自战国经秦汉至明清,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这两千多年中不断地发展变化。
4、押租制:产生于明代,清代普遍流行,是明清时期租佃制的一种新类型。
地主为防止佃农拖欠地租而在出租土地时索取地租抵押金的一种租佃制度。
押租制有利于保证地主地租的实现,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佃农的移动自由。
5、永佃制:中国历史上农民依约向地主交纳地租、永久佃种地主土地的一种租佃制度。
其特征是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永久分离。
在这种租佃制度下,永佃农有更大的人身自由,生产生活亦不受地主干涉,生产积极性更高,更有利于农业发展。
6、牙行:是指古代城乡市场上,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借此抽取佣金的商行,亦指牙商的同业组织。
牙行有官牙、私牙之分。
官牙由官府指定,私牙须官府批准。
明清时期,官府对牙行态度曾几点变化,至清雍正时,牙行管理进入法制化轨道。
7、黄册:又称“赋役黄册”,创立于洪武十四年,是朝廷为征调赋役而编制的户籍册,因上交户部的一份为黄色封面而得名。
黄册把口、田产、赋税三者合一,是国家征收赋役的根据。
8、鱼鳞册图:亦称“鱼鳞册”、“鱼鳞图”。
为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
册中将田地山塘挨次排列、逐段连缀地绘制在一起,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册图”。
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1)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国内外都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然而,由于环境史研究起步比较晚,是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因此,对环境史研究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
当此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应当对这项研究的性质、目的、内容、重点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明确环境史的研究方向,加快环境史研究就的前进步伐。
一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环境有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别,本文所说的环境系指自然环境而言。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是自然界(地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
人类具有自然的属性,其生理活动(如新陈代谢、性欲、生殖)与其他哺乳动物并无太大的差别。
人们常说人有兽性,如果抛开其中的侮辱成分,就人类的生理活动来说,确实与兽类(哺乳动物)有相同、相似之处。
人类必须从自然界中索取食物,才能保证正常的生理活动需要,维持生命的存在和种群的延续。
人类永远离不开自然,自然环境的优劣、自然环境的变迁,都会对人类产生程度不同影响。
人类有语言文字,能够从事劳动,创造财富,这是其他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所不具备的。
因此,人类从这个角度来说,又是同自然相对立、相分离的。
人类要永不停顿地向自然索取,如果这种索取停止了,人类也就不会存在了。
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将废弃物归还自然。
这是一个物质交换、能量交换的过程——人类与自然种种关系的本质,即在于此。
环境史要研究的对象,不是环境变迁,而是人类与自然物质交换、能量交换的历史过程及其结果。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类出现以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单纯依赖自然发展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然后转变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
这三个阶段的产生,与人类智慧的开发、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直接的关系,是人类对自然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人类在出现之初尚处于童年时期,对自然的认识相当肤浅。
1953 2003年间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变张连辉(湖北大学商学院 430062赵凌云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430077)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显现和恶化,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并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之前,发展战略是影响环保政策特征与演变的主要因素;之后,经济体制则成为影响环保政策特征与实施绩效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并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保政策体系,则是提高环保政策绩效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中国环境保护政策 演变 发展战略 经济体制 政府职能本文以发展战略演替为主线,对1953 2003年间中国制定并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进行历史的考察,以探寻有益于今后我国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提高政策绩效的历史启示。
一、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期的中国环境保护政策:1953 1978年(一)1953 1978年间中国制定并实施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背景一五 计划时期(1953 1957)中国形成并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为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政府通过 一化三改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渐形成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强调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的优先发展,使新中国在工业化之初即选择了高污染的产业结构。
同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强调工业总产值和工业产出数量的增长,忽视经济质量的提高,从而形成了典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期中国工业 高速度、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 的特征;缺少有效激励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使企业难以走出低效率状况。
可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种高污染型的发展战略。
(二)1973 1978年间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及特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之初,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主要表现为局部个别现象,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环境问题 。
因此,直到1972年之前,我国并未制定和实施系统的环境保护政策,只是在一些相关法规中提出了一些环境保护的职责和内容。
河网、湿地与蚕桑嘉湖平原生态史研究一、本文概述《河网、湿地与蚕桑嘉湖平原生态史研究》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嘉湖平原的河网、湿地以及蚕桑文化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
嘉湖平原位于中国东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生态系统和文化传统。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对嘉湖平原的河网湿地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以及蚕桑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
文章首先将对嘉湖平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特征进行概述,包括其河网密布、湖泊众多、湿地丰富的特点。
随后,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将追溯嘉湖平原河网湿地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一生态系统在历史上的演变和影响。
同时,文章还将深入探讨蚕桑文化在嘉湖平原的兴起与发展,分析其与当地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将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生态学、历史学、地理学等,以揭示嘉湖平原河网湿地生态系统与蚕桑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还将关注人类活动对嘉湖平原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当地人民如何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形成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
本文将总结嘉湖平原河网湿地生态系统与蚕桑文化的历史演变规律,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文章还将展望未来嘉湖平原生态环境的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建议,以期为当地生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嘉湖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嘉湖平原,位于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北部和江苏省南部,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地区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形成了独特的河网湿地生态系统。
嘉湖平原的气候属于典型的东亚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这为湿地生态系统的发育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嘉湖平原的河网系统是其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特征。
这里的大小河流纵横交错,如蛛网般密布,构成了复杂而密集的河网。
这些河流不仅为平原带来了丰富的水源,还促进了平原的排水和灌溉,对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
湿地是嘉湖平原的另一重要自然地理特征。
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从历史技术与环境互动的角度解剖中国西部——评《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蓝西部大开发,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可能要做的事情太多。
我们知道,中国西部曾有过汉唐的辉煌,也曾有一段东部难望其项背的岁月。
可是近一千多年来,西部落后了。
原因何在?我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回顾及思考》一文,对西部落后的原因作了初步的分析,但总感还有许多原因没能道明。
中国西部太复杂了,复杂的地貌、多样的气候、众多的民族,现实的许多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是难以说清楚的,历史上的问题就更难了。
萧正洪先生将历史上的中国西部作为自己研究的时空,是很有意义而富有挑战性的。
从经济史的研究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经济史只是一部社会经济史,近来人们开始关注人地关系,提出了要加强生态经济史的研究。
近十多年来,已经有一批历史地理学者、农业科技史学者,依托《中国农史》、《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阵地,较多地讨论了生态经济史。
不过我们所做的工作更多的乎是在复原过去的经济地理状况,讨论宏观矗人地互动关系,多是融入如气候变化影响农业、人为破坏影响生态环境、农业生态结构等等观念。
这些研究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从现在的学术前沿来勇看,这些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地具体和深入O 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较早注意了区域细部的人地互动关系,卜凯、珀金斯、何柄棣、赵冈等都做过或多或少的尝试。
这样,虽然近20年来,国内学者的经济史论著,特别是历史农业地理论著中不乏人地关系的论述,已经有学者关注了区域的细部的人地互动关系,但系统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用技术选择作为切入口来解剖一个地区的农业经济史的专著还没有出现。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一一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O清代中国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史在许多方面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纵观《环境与技术选择》(以下简称《环境》)一书,首先将清代中国西部农业分成精耕细作、原始摇荒、粗放三种类型,然后先后分析了黄土高原、西北地区(黄土高原以外的西北地区)、青藏高原、西南地区的农业技术地理特征,最后系统分析了西部农业技术的区域不平衡性及其空间相互作用、农业技术选择与生态环境要素、西部农业技术与社会经济和文化要素,仅就其研究的内容和思路上来看,就是有了许多创建。
中国史的研究动态论文:跟踪中国史的研究动态,加强学术图书的选题开发总结了2006年至今中国史研究中的重点论题和几个热点问题,旨在跟踪学术动态,加强出版界与学术界的互动,关注近年来中国史研究者主要在做什么工作,他们能为出版者提供什么资源,他们还需要出版者做些什么,等等。
中国史;学术动态;学术著作;出版学术界和出版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涉及学术著作出版业务的出版社来说,更是如此。
跟踪学术动态,加强学术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对于策划选题、发掘作者资源、了解读者需求、展开市场营销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以下的重点论题和热点问题主要是根据最近5年内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论著、学术会议和相关的研究综述汇总而成。
一、中国史研究近年来的重点论题(一)先秦秦汉史近年来的重要论题:中华文明探源、机构与职官研究、市场与盐业史、财政、赋税与货币、区域经济、经济思想、环境与经济发展、户籍、人口与社会问题、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与社会救济、经学学术思想、边疆与民族史、张家山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等。
资料相对短缺长期困扰先秦秦汉史研究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以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为代表的新素材的不断出土、整理和出版,先秦秦汉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出土简帛仍然是秦汉史研究的重点,本年度很多有价值的选题大都是在简帛作为历史载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研究的新进展也大都得益于简帛史料。
秦汉简牍中的法律资料极为丰富。
依据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研究秦汉法律,是秦汉史研究的重心之一。
” [1](二)魏晋隋唐史近年来的重要论题:文书行政、地方行政制度、土地制度、农业、水利、商业与消费、财政与税收、区域经济、人口与移民、生态环境、灾害与赈济、唐文化、敦煌学、唐宋变革论、《天圣令》、专卖、女性消费等。
(三)辽宋夏金元史近年来的重要论题:土地制度与产权、区域经济、贸易、货币、专卖、物价、城镇、市场、财政、赋役、金融、人口、交通、灾害与救济、家族与宗族、基层社会、经济开发、城乡关系、精英政治、妇女和婚姻、社会生活、宗教、文学、古都(临安、大都等)、饮食文化、辽代墓葬壁画碑刻、元青花瓷等。
面临着日趋严重的人口,粮食、能源、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开始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便是一例。
本文则欲从历史研究的立场出发,对社会经济史研究和生态环境问題的联系,以及生态经济学理论向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引入问題,进行初步探讨,意在抛砖引玉。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史是以已往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亦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再生产过程(包括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为研究对象,探索总结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特点及规律性的学科。
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质上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进行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马克思曾经对生产劳动作过如下解释:“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①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改造、利用白然条件,以此取得对自己有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求得人类生存、社会发展。
因此,可以说自然界或者生态环境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基础。
也可以说,不仅是生产劳动,自然界也是社会物质財富的源泉。
假如没有水、土、光、热等自然.资源,包括众多的动物,植物、微生物资源,人们耍进行生产是不叮能的。
从原始的集体采集、渔猎,古代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到近现代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或直接、或间接,无不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生产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来说,则是一种消费过程。
因为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概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是相伴、共生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可同时产生经济、生态两种效益。
无论效益是高是低,是好是坏。
甚至有不少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往往成为生态平衡的破坏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
对于社会经济来说.生态环境并不是纯被动地接受人类的改造和利用,它具有某种不自觉的能动性。
生态效益如何,或早或迟、直接、间接地关系着经济效益的好坏。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无论这个生态环境是原始自然的还是人们劳动生产改造过的。
例如,我国古代南方劳动人民创造的桑蔗基鱼塘,北方的枣粮兼作等等.相反,如果有意无意地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来换取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能够获得成功,也只能是暂时的,最终必将受到惩罚,或得不偿失,甚至导致整个地区文明的衰亡。
马克思以自然与社会客观法则的认识为依据,指出过人类对自然采取掠夺式、敌对的、糟踏的态度,就等于损害了自身生命进程的自然源泉。
恩格斯曾经督促人们注意,自然界并非处于被征服状态被人类控制,人类对待自然不能象对待被征服民族那样随心所欲。
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到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②自然界对人类违背生态平衡的客观要求而盲目行事的惩罚,不止表现为自然现象的剧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它将不同程度地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失。
这就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約紧密关系已甚明了。
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生态环境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反馈干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经济效益。
人们正在进行生产活动的生态环境乃是已往生产活动的结果之一,此次生产活动作用后的生态环境,将成为下次生产活动的基础。
很明显,研究社会经济史,如果只看到经济发展而看不到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生态环境演变对于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是很不够的,它无法圆满解释社会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增长与停滯甚至倒退的复杂现象,一时的生产力发展或生产关系进步而社会经济反而呈萎缩状况的现象等等。
田此,和现实中制订经济发展规划要同时考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一样,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史,也不能忽视经济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把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和生态环境演变对经济效益的制约作为考察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