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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作者：陈裕贤来源：《传播力研究》2018年第16期摘要：新闻思想史的研究离不开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指导，在思想史资料方面，除了继续强调广泛搜集思想史的资料，重视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之外，需要特别注意“作为思想史资料的古舆图”等。
思想文化研究中也需讲求“加法”和“减法”、从“创新性思想”走向“妥协性思想”、以及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意识。
本文通过文献法，从思想史研究探讨中国新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创新，使中国新闻思想史研究实现角度、技巧、学科和地域上的拓展和创新。
关键词：思想史；中国新闻思想史；研究方法一、新闻思想史研究角度的创新葛兆光先生《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提出来我们在对于思想的研究中的两种思考范式，创造性思想与妥协性思想。
创造性思想指我们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在过去的时候都关心“新”的，这个“新”指代的是以前没有的某种思想和文化现象，现在被某人提出来或者在某处出现了，因为这种“新变”，写思想史、文化史的人，会把这种新发现记载下来。
面对这种新的发现，我们在研究中不止要把这种新变记录下来，作为研究者，更应该深入考量，对新东西进行追根溯源，探讨它出现的条件和必然性。
这是我们对待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应该有的态度和基本的思考逻辑，为自己记录和论述的新内容寻找历史解释的根据，做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这里面需要我们明白的是新的思想和文化再出现，只是少数精英的想法和少数先进的自觉行为。
新文化运动发起的使用白话文，不用文言文在当时这种新思想就是在少数先进人中，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没有推广开来。
在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发展中，他们要经由普及变成常识习俗甚至是制度的过程，这种思想我们才会真正的说他进入了我们的实际生活。
新的思想最早被精英提出来时候都带着理想和晦涩，但是在思想的传播中，他会逐渐演变的容易理解，更加趋于现实化，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妥协性思想。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一直都在关注新思想和新文化现象的创造，如果转移到思想和文化的妥协，转向他们世俗化、制度化、常识化的过程，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过去思想史很少关心的领域①。
复原：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内容提要思想史研究的剑桥学派又被称作“历史语境主义”，他们认为要准确地理解历史，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支配，就必须复原思想的本来面貌。
社会科学各门类之间是相通的，剑桥学派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领域，复原历史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的完整内涵；通过对先秦时期先行思想资料的复原，可以在中国的文化源头发现自由竞争的“前科学”因素。
关键词复原思想史方法“前科学”作者钟祥财，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２０００２０）一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斯金纳、波科克和达恩等人，对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
传统观点认为：思想史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把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系统化，以此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
在他们看来，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在过去某个时代影响最大，在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中具有标志性，只有理解它们，才能够很好地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和观念。
斯金纳等人则提出：思想史不只是精英的思想史，也要注意二、三流思想家的作用，他们的观点有时更反映思想的历史真实。
由于思想或观念是历史运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要准确地理解历史，就必须复原思想的本来面貌。
为了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支配，需要把前人的思想放在特定的语境——即历史状态——中加以考察，所以剑桥学派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作“历史语境主义”。
运用上述方法，斯金纳在其荣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的学术讲座中，对１７世纪英国新罗马法的理论家们的自由思想进行了“复原”，其结论截然不同于伯林关于两种自由的权威解释。
伯林把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类，前者指人的行动不受其他人或群体的干涉，后者指人的生命和决定依靠是自己，“而不是受别人的意志行为所支配的……不是被外来的原因所影响”。
［１］“积极自由”在政治层面的体现，就是要求民主的权利。
思想史写作的方法论一、资料搜集1. 多方渠道搜集资料在进行思想史写作时，首先需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搜集。
这包括书籍、期刊、论文、历史文献等各种形式的资料。
而这些资料的来源也应该多方渠道，并且要注重选择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的资料，以确保写作的基础数据准确。
2. 深入挖掘重要资料在进行资料搜集时，需要特别注意对重要资料的深入挖掘。
这些重要资料可能来自于某一位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某一时期的历史文献等，对这些资料的深入挖掘可以为写作提供更为丰富的素材和更为深刻的见解。
3. 注重细节和背景资料在资料搜集时，必须注重细节和背景资料的收集。
了解一个思想的起源、发展、影响等方面的细节和背景资料，可以为写作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和更为深入的分析，使作品更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二、资料分析1. 逻辑分析资料在进行资料分析时，需要注重逻辑性。
对于收集到的资料，需要进行合理的整理和分析，清晰地呈现出思想的发展逻辑、影响路径、历史背景等方面的特点，形成清晰的思路和逻辑架构，使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
2. 综合分析资料在进行资料分析时，需要注重综合性。
思想史写作往往需要综合多个方面的资料，并从整体上把握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地位。
在进行资料分析时，需要注重综合各类资料，构建全面的信息体系，以确保对思想史的全面把握。
3. 突出重点资料在进行资料分析时，需要突出重点资料。
由于思想史涉及的资料往往非常丰富，因此需要对其中的重点资料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挖掘，以确保对思想史的核心内容进行全面性的呈现。
三、写作逻辑1. 逻辑性思想史写作需要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作品应该从思想的起源和发展逻辑出发，清晰地呈现出思想的发展过程和影响路径，使读者能够理清思想脉络和历史背景，从而对思想史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2. 结构性思想史写作需要具有合理的结构性。
作品应该使用清晰的结构框架，将思想的发展过程、历史影响等方面的内容有机地连接起来，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使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
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刘笑敢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liux@.hk2008,2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目录）序（劳思光）[待补]说明与致谢内容提要引论：中国哲学之身份与诠释学理论一、中国哲学的三种身份二、全面理解诠释学理论前编纵横反思引言第一章传统篇——注释、诠释，还是创构？一、中国哲学发展的诠释传统二、注释的形式与思想的创造三、哲学诠释传统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四、哲学诠释传统的成因、意义与局限第二章古今篇——“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一、“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历史考察二、“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与两种定向三、两种定向区分之必要与可能四、诠释学理论与学术的严肃性第三章中西篇——“以中释中”还是“以西释中”？一、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二、困难举例之一：物质与精神的判断三、困难举例之二：实然与应然的关照四、面对困难的思考与探索中编定向古征引言第四章定向篇——内在定向与外化实例:王弼与郭象一、进入“实验室条件”二、文本性定向的外化代表：王弼《老子注》三、表现性定向的外化代表：郭象《庄子注》四、关于不同定向的解说第五章逆向篇——两种逍遥与两种自由：从庄子到郭象一、庄子之超越现实的逍遥二、郭象之满足现实的逍遥三、对于逆向诠释的两种评价四、郭象之诠释学方法初探第六章徘徊篇——在两种定向之间: 从论语到理学一、跨文本诠释二、融贯性诠释三、两种定向，两种标准四、朱熹的努力与启示后编定向今例引言第七章文本篇——《老子》之雌性比喻的诠释问题一、相关文献解读二、雌性比喻的意义诠释三、雌柔原则的现代启示四、相关的诠释学讨论第八章接转篇——以《老子》之自然的诠释为例一、“人文自然”的提出二、“人文自然”的三个层次三、人文自然与现代社会四、两种定向之衔接和转化第九章发微篇——道家式责任感与人际和谐一、马斯洛的启示二、道家式责任感的根据与内容三、道家式责任感的特点四、道家式责任感与人性假设续编现实取向引言第十章分析篇——从老子理论看生态平衡一、道家思想与生态问题的相关性二、“道”作为宇宙统一性之根源的启示三、“自然”作为中心价值的启示四、“无为”作为原则性方法的启示第十一章拓展篇——人文自然与人类和谐一、老子之自然的理论意含二、孔老相通及道家对理学的补正三、关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四、人文自然与人类和谐附录：关于反向格义之讨论的回应图表目录中国哲学的三种身份示意图引论诠释传统与现代学术导向示意图第一章关于两种定向的一般表述（表格）第二章关于两种定向的各种表述（表格）第二章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示意图第四章经典诠释传统之内在定向及外化示意图第六章引用书目人名及常用书名索引概念术语索引后记[待补]。
思想史写作的方法论思想史写作是一种对历史中的思想进行研究和阐述的方法。
它通过考察思想家的思想观点、思想体系和思想史背景，帮助我们理解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并为当下的思维和问题提供启迪和指导。
以下是思想史写作的一些方法论。
思想史写作要注重历史背景的考察。
每个时代的思想都是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相关的，只有了解这些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在写作思想史时，我们需要对相关历史事件、社会制度、文化风气等进行深入研究，以帮助读者理解思想的时代特征和背景。
思想史写作要注重思想观点的梳理和分析。
思想史的核心是思想观点的演变和交流，在写作中我们需要将思想家的观点进行整理和分析，探究其思考方式、论证逻辑、价值取向等，帮助读者全面理解思想的内涵和推论。
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思想家的观点，揭示出思想演进的逻辑和规律。
思想史写作要注重批判性思考和评价。
思想史并不是简单地罗列思想家的观点，而是要通过批判性思考和评价，对这些观点进行筛选和评估。
我们可以从逻辑、方法、实用性、历史意义等多个角度来评价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发现其中的优点和不足，并将其与现实的问题进行连接和对话。
这样的批判性思考和评价能够使思想史写作更具有独特的洞见和启示。
思想史写作要注重对比和关联。
思想的演变往往是相互关联和交叉影响的结果，它与其他学科和思想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
在思想史写作中，我们需要将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的观点进行对比和关联，揭示出它们之间的接续关系和相互影响。
这样的对比和关联能够加深我们对思想演进和发展规律的理解，为跨学科研究和综合思考提供支持。
思想史写作的方法论一、研究对象思想史写作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思想活动和思想体系，涉及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艺术、科学等多个领域。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多角度分析。
思想史写作不能仅仅从一个学科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而是要采用多学科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分析和解释思想活动和思想体系。
2.定期更新。
思想史写作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思想活动和思想体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思想的发展，研究对象也会发生变化。
研究者需要及时更新研究对象，关注当前的思想动态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3.深入挖掘。
思想史写作的研究对象往往非常广泛，研究者需要对其进行深入挖掘，找出其中的关键问题和重要节点，并通过比较、总结和梳理，呈现出思想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过程。
二、研究方法思想史写作的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采用一定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来进行观察、分析和解释的方法。
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是思想史写作的基本方法之一，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梳理思想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
文献研究要注意收集全面、准确的资料，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评估和解读。
2.历史比较。
历史比较是思想史写作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比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学科的思想，找出其共性和差异，揭示思想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3.逻辑分析。
逻辑分析是思想史写作的基本方法之一，通过梳理思想的逻辑关系和演绎过程，揭示思想的内在结构和演变规律。
逻辑分析要注意运用形式逻辑和实证逻辑的方法，避免主观臆断和片面观点。
4.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是思想史写作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实地走访、采访和观察，了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想行为，揭示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三、研究逻辑思想史写作的研究逻辑是指在研究过程中，遵循一定的思维规律和论证方式，合理组织研究材料和论述层次的逻辑。
下面介绍几个常用的研究逻辑。
1.历史演进逻辑。
历史演进逻辑是思想史写作的基本逻辑之一，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思想的演进过程和发展趋势。
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新领域思想史作为一门既历史又哲学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涵盖了从人类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范围。
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很多样化，其中最常见的是历史学和哲学学科的研究方法。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术界的发展，思想史领域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发展，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思想史的研究方法1.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是思想史领域中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
它通过对历史时期、地域、文化背景、思想流派、文献等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从而尽可能地还原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历史学研究方法以时间为轴心，重点在于还原过去的历史现实，描绘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特征和思想观念，探究其在人类文化与文明史中的作用和影响。
这种方法先发现再系统化，注重对于它所涉及的史实的描述和考证，不以理论推演来代替对史实的考证。
2.哲学的研究方法哲学是思想史学科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研究方法。
哲学从理性的观点出发，对人类思想史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它主要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对人类思想史的问题进行探究，分析语言和概念的运用、逻辑推理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和问题，从而提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
哲学研究方法通过抽象思考，从各种角度和维度解析人类思想史，体现了思想史在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3.其他研究方法在目前的学术界，除了历史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之外，还有社会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来探讨人类思想史的发展。
这些方法注重文化、社会、文学等方面的分析，强调“文化的意义”和“文化的表述”，将思想史与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进行整合，从而更全面地展现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进程。
二、思想史领域的新领域1.人类学与思想史人类学是对人类活动进行持续观察、记录和分析的学科，并与思想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类学关注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涉及到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对于人类思想史的研究有着独到的价值。
与历史学和哲学不同，人类学研究的是具体而微观的个体和群体，注重多元文化交流，并提出本土、多元和边缘话语的重要性。
J O URNAL O F NANJ I NG UN I VERS I T Y(Phil o s ophy,Hu man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2,2007・思想史研究・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刘笑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摘 要:借用经典注释的形式创造和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形式。
对于这种传统和思想创构的内在思想机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缺少深入的探究。
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可能是借重经典注释而创建新的哲学体系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或方法。
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若干实例可以说明朱熹是如何运用跨文本诠释方法的;同时,朱熹将理学的主要概念一以贯之地全部注入对语、孟、学、庸的解释之中,则是融贯性诠释的范例。
在经典诠释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定向的紧张和冲突。
两种定向的简单表述即是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和面向当下和现实的主观性定向。
一部诠释作品就是两种内在定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思想“化石”。
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之形式与体系之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朱熹都是成就最突出的。
但是朱熹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和抹煞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以及语孟学庸与二程学说的不同。
关键词:经典诠释;朱熹;《论语集注》;跨文本诠释;融贯性诠释与西方哲学或现代哲学的理论建构和发展相比,中国古典哲学发展传统的重要特点可以说是不断以经典诠释的形式建构新的哲学体系,其更突出、更重要、对现代人来说更有挑战意义的特点则是以完整的经典注释的形式进行诠释,并创构新的哲学体系①。
这里用“创构”一词是为了区别一般常说的建构或重构。
笔者认为,通常所说的建构或重构没有区别这种理论构造活动中的方向和定位问题。
在经典诠释活动中的所谓重构其实包含着以回归或仿真经典原有体系的努力和自创新体系的追求,二者的学术活动方向及其作品的性质有重要不同,而评价标准也应随之有所不同。
为了学术研究的准确和深入,笔者建议以“拟构”来描述以忠于文本为努力方向的重构活动,以“创构”来描述以创造不同于原典时代的新的思想体系为目标的重构。
显然,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创构”的代表作,而不是“拟构”的典范。
“拟构”代表了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创构”代表了面向当下和现实的主观性定向。
这也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两种定向”与“两种标准”的问题。
关于诠释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比较普遍的承认和重视②,但是,对于以经典注释的形式进行诠释并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这种特点的内在运作机制或机理,以及不同哲学家在这方面的不同做法和特质,学术界还很少研究。
本文则尝试借助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对这①②参见刘笑敢:《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如汤一介提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课题,傅伟勋更提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五个层次的创造性诠释学,成中英提出了本体诠释学的概念,余敦康则认为诠释学方法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
◇刘笑敢 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 两个标准思想史研究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索。
在研究王弼《老子注》和郭象《庄子注》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可能是借重经典注释而创建新的哲学体系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或方法,这些方法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重要。
当然,注释者、诠释者或建构者本身不一定意识到这些因素的存在,不一定是有意识地运用这些方法。
①简单地说,跨文本诠释是指以一部作品的内容(观念、概念、命题、理论等)去解释另一部作品,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无穷多的可能性。
但是,影响诠释结果最大的因素可能是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异性的大小。
跨文本诠释所借用的文本和诠释对象之间的差异越大,偏离诠释对象文本的可能性也越大,所产生的诠释作品也可能越新奇(或谓之为越有创造性)。
在借用多种文本以及有多种诠释对象文本的时候,一个成功的诠释体系就必须有大致的融贯性。
所谓融贯性诠释就是指在多种借用文本和对象文本的差异性之中制造出一种统一性,贯穿于诠释作品之中。
并非所有跨文本诠释都能达到融贯性诠释的水平,但达不到融贯性的水准就不会有新的思想体系诞生。
显然,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的关系是不对称、不平行的,也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
二者只是“可以”而并非“必然”相交或互含的关系。
在借助注释或诠释来创构新体系的思想活动中(并非在一切诠释活动中),跨文本诠释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或外在条件,融贯性诠释则主要揭示能够成功建构哲学体系的诠释作品的必要的、内在的条件。
从程序上来讲,先有跨文本诠释的工作,才有所谓融贯性诠释的要求。
但跨文本诠释并非必然导致融贯性诠释,并非所有的跨文本诠释都可以达到融贯性诠释的结果。
对于哲学体系的成功建构来说,融贯性诠释是必要的,但跨文本诠释则不是。
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跨文本诠释都可能促成新的背离诠释对象的思想体系的产生,但是,它既不是创构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创构的充分条件。
如王弼《老子注》并不是跨文本诠释的产物,却创构了新的思想体系,而很多跨文本诠释的作品都未能成功地建构新的思想体系。
跨文本诠释是一种极为普遍、极为广泛的现象。
宽泛地说,任何借重现代概念或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典籍的做法都是一种跨文本诠释,比如,用德性伦理的观念来解释先秦儒学的伦理学,用康德的范畴解释孟子的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宽泛意义上的跨文本诠释。
古人用道家的概念来解释佛教的思想也是一种广义的跨文本诠释。
这种宽泛的跨文本诠释没有明确的典籍作依据或参照,是任何诠释活动中都有的现象,而且难以深入考察,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②较严格地说,自觉或不自觉地、比较明确地、有迹可寻地用一部经典的思想、概念、理论框架来解释另一部经典的做法才是跨文本诠释的表现。
如王弼以《老子》解《论语》,今人以郭象解《庄子》都有明显的文本依据,就是较严格意义上的跨文本诠释。
更严格意义的跨文本诠释则是“自觉地”以一部经典的思想理论来解释另一部经典的思想。
是否“自觉”,往往难以判断,所以严格和比较严格的说法之间是难以截然划分的。
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知道或推断某个诠释者是比较自觉地以甲释乙,或以乙释丙的,这时,就可以将其做法归之为严格意义上的跨文本诠释。
严格意义或较严格意义上的跨文本诠释的例子也很多,仅在黄俊杰教授最近主编的两部关于《四书》的论集中就有明显的两例。
一例是刘逢禄用《春秋公羊传》解论语[1],另一例①②“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的概念首先在《从超越逍遥到足性逍遥之转化──郭象〈庄子注〉之诠释学探索》一文中提出,宣读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王弼与郭象———经典诠释与哲学体系之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2月16-19日。
某些跨文本诠释可能是一种格义或反向格义,参见拙著:《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二○○七年第二期专题研究系列则是何晏以《易传》解《论语》[2]。
本文所要讨论的《四书章句集注》则是更为典型的实例。
朱子在注释四书时,有复杂的、多层次的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
比较明显的是用《孟子》的性善论来解释《论语》,用《中庸》的兼人、物之性来扩展《孟子》的人性善理论,并以张载、程颐的性二元论来解释《孟子》的性善论;同时,在这种跨文本诠释的过程中建立了融贯一体的新的哲学体系。
限于时间和篇幅,本文主要集中于朱熹的《论语集注》。
一、跨文本诠释我们先以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若干实例来说明朱熹是如何运用跨文本诠释的方法的。
(1)《论语》开篇第一章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句话没有讲明所学何事,似乎给后人留下很宽的“合理”的联想、发挥、诠释的空间。
但是,熟悉孔子生平及其历史背景的人则不难判断,这里的所学应该是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的社会行为规范、基本知识和技能,这里包含着道德教育的因素,但不是以道德培养为中心的。
但是,朱熹注则明确地说:“学之为言效也。
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3]47注文中的“人性皆善”,显然来自孟子思想。
文中“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的论断显然脱胎于《孟子・万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一段①。
接着,朱注又多次引程子及其弟子,是自觉而明显地以《孟子》和程子之思想解释《论语》。
《论语》下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句中乐的原因仅在朋友之远来,没有道德教化的意味,但朱注引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
”将乐的原因解释为行善及其结果,显然将原文纳入了道德教育的方向。
作为对《论语》全书第一章的注释,朱熹奠定了对《论语》解释的基调,也就确立了后人通过《孟子》和程朱理解《论语》的新传统、新标准。
这就是以人性善为基础,以德性修养为中心,通过天理人欲之辨的形而上学体系去重新理解语、孟、学、庸。
这是自觉地跨文本诠释的结果。
这样做一方面赋予《论语》思想以更明确、更集中、更严密的思想系统,另一方面也使《论语》中古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变得狭窄、简单,并以理学化、理论化、抽象化的发展掩盖了原始儒家更注重现实生活和现实的人格培养的一面,亦即原始儒学本来就有的感性化的、生动活泼的一面。
(2)《论语》开篇第二章主要内容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章重点在“孝弟”、“务本”、“仁之本”三个观念。
先讲“孝弟”之重要,次讲“务本”之重要,最后结合二者得出“孝弟”即“仁之本”的结论,条理十分清楚、明确。
这里讲的显然是“仁之本”,完全没有涉及“为仁”或“行仁”的问题。
但是,朱子根据程颐之说,将孝弟解释为“行仁之本”,而不是“仁之本”。
朱熹注云:……本,犹根也。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为仁,犹曰行仁。
……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
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
○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
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
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
故为仁以孝弟为本。
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
”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
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
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
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
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47①《论语・宪问》有云:“不逆,不亿‘不信’。
抑亦先觉者,是贤乎?”是《论语》中有“先觉”的说法,但未用先觉觉后觉的说法。
◇刘笑敢 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 两个标准思想史研究对于朱注,钱穆按云:“此条引程子,又显与《论语》原意相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