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中庸”之提出
【摘要】“中庸”已成为人们行为处事的重要思想和准则。本文概述了孔子“中庸”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阐释了孔子“中庸”思想理论渊源及逻辑起点：首先，原始巫术图腾时代向人本位转变的观念为孔子“中庸”提供了思想基础；其次，深远的历史文化及优秀的思想成果为孔子“中庸”提供了理论渊源；再次，社会动荡致使思想纷繁杂乱，基于历史现状，人们渴望能拥有统一理论来指导生产生活；第四，“尚中”观念成为孔子思想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孔子；中庸
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产生于社会存在，并由社会存在决定。[1]社会历史产生相应社会反映，人们对所处时代做出哲学思考，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然，“中庸”思想于先秦动荡时期孕育而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及中央集权的政权结构是孕育“中庸”思想理论的社会土壤。任何一种思想的诞生、确立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思想的衍生、发展也定有其轨迹可循。孔子面对当时变动的社会环境勿忘勿助其长（《孟子·公孙丑上》），冷静观察，总结规律，借鉴前人的思想和智慧，提出“中庸”的适时思想。“中庸”思想在其后来思想学说不断地演进和发展中逐渐确立了其核心地位。
一、孔子提出“中庸”的历史背景
春秋末年，周室式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旧体制、文化观念渐趋瓦解，新格局尚未成形，社会
变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皆有体现。如此社会，生于其中的孔子喟然叹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一词首次提出。
政治上，当时诸侯争霸、天下失去了应有秩序。诸侯各国发展失衡，突出表现便是周王室衰落、诸侯国崛起与纷争。东周天子大权旁落，徒有虚名，驾驭不了旗下诸侯，他们彼此争霸，连卿大夫及其家臣也效法诸侯出现凭借占据自己采邑领地闹独立的局面。孔子深谙社会动荡危险，警示各等级：“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目睹这些，孔子寻找根源，加以反思，意欲恢复具有中庸意蕴的周礼。
其次，经济上私田代替公田，初税亩代替井田制，生产发展促进个人意识及家庭意识的觉醒与维护。西周末战国初，铁器、牛耕的广泛采用使生产力较大提高，新兴地主阶级采用“与之分货”（《管子·乘马》）的分租制，奴隶“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吕氏春秋·审分览》），使得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井田制遭破坏，代之土地的私有。随着生产力的改变，古代奴隶制中人们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始巫术图腾时代渐被维护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秩序、宗族模式代替，同时义、利矛盾随之突显。孔子看到当时统治阶级为利益置民众于不顾，无度剥削百姓便感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只知追求功利置伦常之理于不顾之人缺乏教养，势必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为调和“君子”与“小人”间的冲突与矛盾，孔子提出“仁”的学说。
“仁”学体系作为“礼”的理论基础，使内“仁”与外“礼”、内圣与外王渐而合一。孔子思想核心之“仁”，认为要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理想状态必由之路是行“中庸”。
二、孔子“中庸”的理论渊源
孔子批判并保留周制“天人合一”的信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礼记·中庸》）。他充分吸收先人优秀思想，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提出“中庸”的学说。就理论渊源言，孔子是承继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精神基础的“中庸”观念。当然，主要是为解决实践性伦常之教及与天道的关系问题，这在社会习俗、文化传承等方面有所体现。
首先，原始巫术图腾时代向人本位转变的观念为孔子“中庸”提供了思想基础。周王室认为“商无德而国亡”（《尚书·康浩》），孔子极推崇周公之典，把道德标准当作贵族君子所志、所据的至极理想人格，把努力提高心性作为达到与天地为一、宇宙同体至极境地的必修门径。“礼”原本作为祭祀祖先神的仪式渐使社会愈加富有秩序，氏族成员聚在一起载歌载舞，“致其敬于鬼神”（《礼记·礼运》），也使人民更加归顺。在孔子“中庸”体系之中，“礼”是核心观念“仁”得以实现的保障：“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若说“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核，那“中庸”便是使内容（仁）同外在形式（礼）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其次，深远的历史文化及优秀的思想成果为孔子“中庸”提供了理论渊源。孔子极好地表现并发展了夏、商、周的思维方式及理论
成果，特别是同时代老子“道”的思想。尧的“允执其中”，周公的“中正”、“中德”，《周易》的“中行”及晏婴的“中和”等，这些无不成为孔子“中庸”思想的重要源泉。
商末周初，社会矛盾突出，思考、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文王及先哲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审人情”，完成中哲史上奠基性著作《周易》。《周易》对前夏《连山易》及商《归藏易》中人们“群”形态的矛盾作用的认识予以承继和发展，开启了中国哲学宇宙生成论的理路，也成为三道（即天、地、人）统一的系统论思维模式。与此同时，因强调敬德广业、崇德修业，确立了性善论的道德哲学和创造生命的价值系统。当时人们虽受夏商周以来祖宗崇拜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沉溺于其偶像式的崇拜，然恰恰是这种土壤孕育了“中庸”文化。
文明初期，氏族发展不平衡性尚不明显，氏族间相互作用中主、次矛盾不突出，这从箕子“五行”理论中可得。西周末年，社会矛盾再次尖锐，太史伯在肯定箕子五行思想前提下看到金、木、水、火、土间相互关系的主次之分，这时期伯阳父又总结出阴阳二气，并用其间相互作用认识和分析对象，强调统一体两方面的协调对统一发展的重要。此后，《易经》与五行并用，但思想体系仍各有侧重。儒家思想体系较重《易经》认知模式，道家思想体系则重五行。儒家与道家各有不同又相互补充，然正是二者皆崇尙中和的特征使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主干，支撑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把握《易经》和五行两种认知模式，将二者有机统一，对理解中国文化尤其
是“中庸”思想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易经》及“五行”，加之老子“道”与“德”学说，与孔子“中庸”内在相通，与战乱纷争中人民社会安定统一愿望整体相合，从总体上反映了上古生活，保留了丰富史料。天道与人事、自然与社会，自然变化律则与社会人事条理相互联系，强调两者的同一及相互感应，强调从大的空间与长的时间考虑问题，以及自然与社会人事相互平衡与和谐。老子的自然之道虚其心，孔子人伦之用诚其心，正是二者与孔子人伦之用的相合才成为不悖的人“道”、宇“道”，世界观、宇宙观由以鬼神为中心的巫术图腾时代向自然、人道的转变才终得以完成。可以说，是“中庸”思想的助推，一切才得以完成。无论哪家学说，其讨论对象无不以“人”作为主体谈及，“人”为学说间相通提供依据。取“中”成为中华民族历来择取的理想状态，也成为各家学说联系的纽带。
再次，社会动荡致使思想纷繁杂乱，基于历史现状，人们渴望能拥有统一理论来指导生产生活。自古先民内心“中”观念使长期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令人们在生产中逐渐认识执中原则对处理人与人、自然、社会间关系的适用性、实用性。处理与自然、其他部落关系中，人们感受到个体渺茫，为了生存不得不统一行动，和的观念也因此为人们愈加推崇，久之确立了“守中”观念。正确和谐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关系，关键在如何处理、把握“度”，怎样能够更好更快实现预定目标、和谐与共、共同发挥作用等都为孔子“中庸”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