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论诸子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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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6期第42卷总第220期泰山学院学报JOURNAL OF TAISHAN UNIVERSITYNO. 6 2020Vol.42 General NO. 220学衡派研究的现代性维度—缺失与重估刘正正(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山东泰安271021)[摘要]长期以来,对学衡派的研究深受二元对立思维等影响,因此将学衡派的思想特征界定为“复古”或“保守”似已 成定论。
然从学衡派的思想主张、西学渊源及其跨时代的历史背景和命运来看,学衡派思想有着显著的现代性特征。
以往的研究思路大都强调了学衡派思想的保守性,却忽视了其现代性。
当代学衡派思想的研究必须超越以前的研究局限, 将“现代性”作为重估学衡派价值的必要维度。
[关键词]学衡派;现代性;文化保守主义;重估[中图分类号]丨2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 - 2590(2020)06 - 0076 - 07 [收稿日期]2020-09 -02[作者简介]刘正正(1982 -),女,山东潍坊人,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学衡派思想自产生以来,先是因与新文化运动相互攻讦而被垢病为“复古”、“守旧”,后受国内左倾 政治打压,被定性为“反动”、“消极”的思想,其文化价值和意义在长时间内几近雪藏。
直至上世纪80 年代以降,随着我国文化转型期的到来、儒学复兴以及学界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再审视,沉寂近半个世纪 的学衡派重又回到学术研究的视野中,其思想得以被重新认识和广泛研究。
但综合来看,延续传统研究 脉络,固守二元对立思维仍是新时代学衡派研究十分显著的特点。
将学衡派视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立 的、固守传统的保守派,借西方“保守主义”之名界定其思想特征,将“保守主义”等同于“保守”是以往 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从以往研究对学衡派的历史评价来看,学衡派的“保守性”似乎已经盖棺 定论。
然而,深人考察学衡派之思想主张、西学渊源以及其跨时代的历史背景和命运可以发现,仅用 “保守”来概括学衡派思想的根本特点存在着严重不足,它忽略了学衡派思想中与“保守”相生相伴的另 一根本属性——现代性。
与学衡派的论争名词解释
学衡派名词解释:宣传复古思潮和“孔教救国说”的思想派别。
因办《学衡》杂志而得名。
1922年1月由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创办。
该刊反对“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维护封建文化。
认为中国最大之病根在于“不行孔教”。
主张用孔教及旧道德去挽救“混乱”的中国,进而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
其具体办法是依靠一大批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通力合作,先对中西文化作彻底研究,进而“发扬光大”与“改造”固有文化,并吸取他人文化,然后“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
诬指“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观”(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
认为文学改革是“盲人说烛”,“不过是枯燥无味之教训主义”(胡先骕《评尝试集》)。
指斥宣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愈激烈则愈是以耸观听,而愈不近人情”,断言“今中国犹未至资本制实现之时,则今日在中国倡社会主义,虽欲谓非无病而呻得乎?”(萧纯锦《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当时即受到鲁迅等的反驳。
到1922年底,作为派别实体已趋于分解和消亡。
学衡派名词解释学衡派(学派)是明代朱熹的学术思想流派,与理学正学并称为明代理学的两大流派之一。
学衡派强调经义之学,主张以程颢、程颐的学说为基础,弥合程朱之争,旨在达到思想上的平衡。
学衡派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嘉靖年间,最早的学者是朱熹之弟子李贽。
李贽将朱熹的学说进行了扩充和发展,形成了学衡派的主要思想体系。
学衡派主要围绕着四个核心概念展开研究,即“学、文、衡、明”。
“学”指学术研究,学衡派强调通过学习和研究经典文献,理解经义的真正含义。
学衡派认为,通过深入研究经典文献,可以获得真知灼见,从而达到人生的真正境界。
“文”指文化传承,学衡派注重传承和发展经典文化。
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要通过传承和发扬,使其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衡”指思想调和,学衡派主张思想上的平衡和调和。
他们认为,理学应该包容不同学派的观点,通过对不同观点的衡量和比较,找到真正的道理。
“明”指明理释义,学衡派注重理论的解释和阐释。
他们认为,理学的核心是明理,即通过对经典文献的深入解读,找出其中的道理,使其为人们所理解和遵循。
在实际学术研究中,学衡派主要采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方法,强调从个体修身到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使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秩序达到平衡和和谐。
学衡派的思想在明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对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学衡派是明代朱熹学说的一个重要流派,强调经义之学,注重对经典文献的研究,致力于思想上的平衡和调和。
学衡派的主要思想体系包括“学、文、衡、明”,强调学术研究、文化传承、思想调和和明理释义。
学衡派的思想对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典常谈中诸子的主要内容诸子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流派,涵盖了众多的学派和思想家。
以下是关于诸子的主要内容的列举,以便让读者了解这些学派的基本观点和思想。
一、儒家学派:1. 仁德教育:儒家注重培养人的德性和道德修养,强调仁爱之道,提倡以仁德来教育人。
2. 五常道德:儒家倡导的五常包括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被视为人类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3. 君臣父子的关系:儒家强调君臣、父子等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合理,主张各个阶层的人都应该尽责、尽义务。
二、道家学派:1. 道的哲学:道家强调追求自然和谐,通过修道修炼来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2. 无为而治:道家认为,人们应该放弃功利和欲望,顺应自然的变化,通过无为而治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3. 自然观念:道家强调自然的无穷智慧和自由,主张顺应自然的规律,追求自由平和的生活。
三、墨家学派:1. 兼爱非攻: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和暴力,提倡爱和平,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2. 公平公正:墨家强调公平和公正,主张以公正的原则来治理社会,消除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3. 功利主义:墨家注重实用主义,关注实际的利益和效益,追求人们的幸福和利益。
四、法家学派:1. 法治思想: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约束和规范,通过法律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2. 严刑峻法:法家认为,只有通过严厉的刑罚和惩罚,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全。
3. 重视实际:法家注重实际和效率,主张以实际的成效来评判和决策,追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五、阴阳家学派:1. 阴阳五行:阴阳家强调阴阳和五行的相互关系,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和发展都遵循着阴阳和五行的规律。
2. 命运观念:阴阳家关注人的命运和运势,认为人的命运受到天地阴阳和五行的影响,通过调整自身的阴阳平衡来改变命运。
3. 预测卜筮:阴阳家借助卜筮和预测来了解和预测未来的变化,以便人们能够做出合理的决策和安排。
六、纵横家学派:1. 权谋政治:纵横家注重权谋和政治策略,主张以权力和利益为中心,通过权谋和策略来达到自身的目标和利益。
《艺文志诸子略》文言文翻译《艺文志》是根据西汉刘歆的《七略》写成的,是正史中最早的关于图书目录学的篇章。
其中的《诸子略》是根据刘歆《辑略》中有关诸子部分及其《诸子略》写成的。
下面是小编为您整理的关于《艺文志诸子略》文言文翻译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原文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X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
”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
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
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义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
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
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此其所长也。
及讦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其所长也。
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兼儒、墨,合名、,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以下是整理的《诸⼦百家概略》,希望⼤家喜欢!诸⼦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孔⼦、庄⼦、墨⼦、孟⼦、荀⼦等学术思想的代表⼈物;百家指的是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学术流派的代表家。
诸⼦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物和派别的总称。
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不同学派,⽽⾄战国中期,许多学派纷呈,众多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化发展奠定了宽⼴的基础,中国术语上把这⼀时期称为诸⼦百家或百家争鸣时期。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说家。
吕思勉认为“术数”、“⽅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可算为⼗⼆家。
⼀、儒家⼜称儒学、儒教,东亚地区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中国思想⽂化主流,前5世纪由孔⼦创⽴,脱胎⾃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价值,着重君⼦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承,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轻徭薄赋,抨击*,⼒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保国安民,富于⼊世理想与⼈⽂主义精神。
主要代表⼈物:孔⼦、孟⼦、荀⼦等。
儒家起初仅属诸⼦百家之⼀,在秦代⼤受迫害,⾃汉代起却得到朝廷独尊,成为官学与国教,掌握⽂化教育与⼊仕之途,奠定儒家在中国历史⽂化的崇⾼地位。
在两晋南北朝和唐代,儒家与佛、道⼆家并称三教,儒学⼀度失去在哲理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继后经宋儒重新阐释,形成理学,发展⼼性之学,儒家得以重振声势,伦理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层⾯,并流传到朝鲜、⽇本、越南、琉球等地,⼤受尊崇,成为东亚⼀⼤学术思想体系,在朝鲜尤其深⼊民⼼,其流布较在中国本⼟更为普及。
儒家尊崇孔⼦为圣⼈,以四书五经为经典,得孟⼦、荀⼦、董仲舒、韩愈、⼆程、朱熹、王阳明、顾炎武、朝鲜李退溪、⽇本⼭崎闇斋等等⼤儒加以发扬,历久⽽犹新,对东亚政治⽂化与道德教育都有重⼤贡献。
学衡派论诸子学(一)
活跃于20世纪20-30年代,以梅光迪、吴宓诸人为代表的学衡派,服膺新人文主义,不仅在文化主张上独树一帜,而且于中国史学发展也成一家之言。
本文单表学衡派论诸子学,求正于方家。
清末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诸子学已渐日兴。
迄辛亥丕变,尤其是经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儒学独尊即告终结,诸子学更蔚为大观。
“鼎革以后,子学朋兴,六艺之言,渐如土苴。
”1]“近人学者,更喜谈诸子之学,家喻户晓,浸成风气。
”2]其中,1919年初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纵论诸家学说,最具代表性。
但是,从学术上看,胡适以实用主义评说诸子学,又难免“扬墨抑孔”,有失偏颇,故又引起了批评和争论。
学衡派之论诸子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从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始的。
关于诸子学的缘起,汪中、龚自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夏曾佑诸人都以为出于王官。
但胡适却认为,先秦社会黑暗,诸子是应时而起反抗现实的结果,而与王官无涉。
他将王官比作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教会,强调王官绝对不能容忍私家学术的存在。
学衡派持诸子出于王官论,于胡适的见解大不以为然。
他们指出,任何学术思想的形成都有它的前因与当时之因。
西周学术皆守王官,官师合一,至春秋而天子失官,官师之学遂分裂成私家之学,这是诸子学说的前因。
诸子书多为匡正时势之言,知其是应时而起,这是诸子学说的当时之
因。
徒有前因而无当时之因,诸子之学无自起;徒有当时之因而无前因,诸子之学无自出。
胡适抹去诸子学的前因,仅仅讲其当时之因,诸子学便成了宋人所谓的“无头学问”了。
柳诒征说,《庄子·天下篇》讲“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之”,是诸子之学各有所本,并非仅以忧世之乱应时而生。
胡适的书再三称引是篇,何以惟独忘了此说?很显然,胡氏的病源在于疑古过甚,无视诸子之前中国古代已有治教并兴的事实。
而“若削去此等事实,则后来事实都无来历,而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说转似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
”3]至于古代王官与欧洲教会,在学衡派看来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缪凤林指出:其一,欧洲中世纪时,教育并非尽在教会,如意大利北部即在其外,这与中国古代教育尽掌于王官,非吏无以为师不同。
胡适谓中世纪书籍多在寺院,但西欧之书远不如东欧及阿拉伯人所藏,中世纪后期西欧书籍也多由阿拉伯人及东欧输入,其关键在于十字军远征及东罗马灭亡。
这与我国古代典籍尽守王官,非仕无所受书也不同;十世纪前欧洲教会掌教育,实无学术可言,此后阿拉伯输入医药天文等知识,十字军转运更多,学术才渐渐兴起。
这与我国古代王官之外无学术,更是大不相同。
其二,教会的黑暗专制与古代王官绝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并不存在古代王官类似教会摧残学术的事实。
所谓诸子之学若与王官并世,必为焚烧坑杀,纯属主观臆造,“非将国史改成欧史,恐无丝毫可言之理也”。
缪凤林以为,如果强以文艺复兴为类例,恰可以进一步证明王官为诸子学的前因,因为城市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出现、教会势力衰败、思
想解放、人文教育和印刷术的发明等等,固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条件,但其藉口欲复兴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存在,显然又是其前因。
以此相例,古学皆在官守,王官为学术总汇,相当于文艺复兴时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诸子之学兴必有所承,是显而易见的4]。
诸子学是否出之于王官,见智见仁,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尽管现代学术界对此持肯定的观点5]。
但是,平心而论,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的出现,都不能不藉先驱者的思想资料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就此而言,胡适仅将诸子学之兴归于“因救时弊”,是失之简单化。
梁启超于此也不满意,提出推求诸子学勃兴的原因,“当注意”学在官守格局的打破、文化多元发展、列国并立、人才竞争激烈、言论自由、思想解放等十二事6]。
学衡派则将问题归结为“远因”与“当时之因”,缪凤林且引西方学者的话说:“任何时代之哲学,皆为全部之文明与其时流动之文明之结果”7]。
他们实际上是提出了诸子学的思想资料凭藉问题,所见更为深刻。
他们对胡适将王官与欧洲教会相提并论的批评,同样也是有说服力的。
至于柳诒征以为胡适的失误在于疑古过甚,则是触及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自有其合理性。
学衡派同样主张以平等的态度看待诸子学,强调诸子学大都相因而生,有因前人之学而研之益深,有因他人之说而攻之甚力。
例如,杨朱列御寇之学,均出于老子,而其言天人性命之说,却又近于老子;墨子学说既与杨、列相反,又专攻孔子,而以先圣之学,别立一宗。
孟子承孔子之学,言性言政又近于孔子,而力辟杨、墨二家之说,但其痛
恨当世穷兵黩武之风,则与墨子同。
宋钅开、尹文主非兵救民,似与墨同,而其以心为主却与墨异,以利为言复与孟异。
庄子之学,近于杨朱列御寇,复称述孔墨,而以“齐物论”为指归,但又与慎到等的齐物论立异。
荀子宗礼而非墨,但主性恶与孟子相反。
其治名学近于孔、孟,却复与墨子同源,如此等等。
诸子学众流竞进,异彩纷呈,不仅各有功于世,其文之精美,又成为后世文章之宗;而且战国后期的思想已呈现“混合”的明显趋向,例如,以儒家为主而兼采墨、道的有荀子;集法家各派之大成的有韩非;最后秦相吕不韦命众门客合纂了一部《吕氏春秋》,更无异于是其时各派思想的“杂货店”。
所以,柳诒征说:“故诸子之学,固皆角立不相下,然综合而观之,适可为学术演进之证。
其所因于他人者,有正有反,正者固已穷极其归宿,反者乃益搜集其剩余,而其为进步,乃正相等也。
”8]
学衡派主张诸子学术平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孔子及其儒学作出崇高的历史评价。
他们强调孔子是人并非神,梅光迪的《孔子之风度》一文将孔子描绘成是一个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品格高尚、充满人情味和幽默感的君子。
他们认为,奠定孔子的历史地位,主要是由他作为一个伟大教育家的贡献。
柳诒征的《中国文化史》对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作这样的概括,可视为学衡派对孔子的总体评价:“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
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
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
”9]学衡派对于孔子的评说,在某些具体提法上容有过当,但是在总体的把握上,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比较客观的。
毛泽东在谈到继承中国历史遗产的问题时,曾说过从孔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批判地继承。
在这里,他显然是将孔子广义地视作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代表。
这与学衡派的上述总体表述无疑是相通的。
不过,学衡派对于老、孔尤其是孔、墨的评说,就显得醇驳互见,并存在明显的分歧。
胡适肯定老子即老聃,着有《老子》,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且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正是从老子的哲学思想讲起。
蔡元培因之称赞他独具慧眼。
但是梁启超却提出了老子的年代问题,以为老子当生在孔子百年之后,《老子》一书也应晚于孟子。
这引起了争论。
冯友兰也主梁说,他的《中国哲学史》即从孔子讲起。
在这个问题上,学衡派多与胡适持同样的观点,而且也主张中国哲学史当从老子讲起,例如,柳诒征说“吾国形而上学之哲学实自老子开之”10]。
但是学衡派以为胡适“扬墨而非老孔”,不能苟同。
柳诒征指出:老子之学,在先反求其本,致虚极静,不为知识嗜欲所迷溺,然后无入而不可得,故曰“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是根本,淡泊名利,宅心高远;“无不为”是应世,归于致用。
如果老子果真是摒弃了一切声色财货,那么老子岂不成了毫无价值的人了?“此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之真本领,不知此等境地,不能解老子也。
”11]柳诒征还强调说,老子所谓的“愚民”与后世所谓“愚民之术”不同,“老子之所谓‘愚民’,则欲民愚于世人之小智私欲,而智于此
真精之道,反本还原,以至大顺”12]。
所以,胡适认定老子主张“极端的放任无为”、“破坏一切”和使民成为“无思无虑的愚人”,是没有真正读懂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