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过程中以物抵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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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过程中以物抵债问题
执行程序中，法院处置被执行人的财产时，要遵循拍卖优先原则，未经拍卖变卖，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的，法院不仅要征得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双方同意，更要查明被执行人是否有其他债权人及涉及公共利益等情况。未查明其他债权人，或明知有其他债权人存在的情况下，依某一或部分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裁定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以物抵债给某一或部分申请执行人的，因侵害了其他债权人或社会公共利益，该以物抵债裁定应当予以撤销。
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491条的相关规定，法院可以经拍卖变卖程序后，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但是未经拍卖变卖程序，直接抵偿债务，要经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2018年3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和解规定》)第6条进一步规定：“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该协议作出以物抵债裁定。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既需尊重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又要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有其他债权人对争议财产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要严格审慎审查和解协议是否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以防止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或者通过执行裁定来规避其他债务执行等情形发生。
法院执行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执行程序中执行财产处分的拍卖优先原则
根据2004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拍卖变卖规定》)第2条、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执行程序中对执行财产处分要坚持拍卖优先原则。所谓拍卖优先，是指民事执行程序中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变价时，应当首先选择拍卖的方式，只有在例外的情形下才采取其他变价方式。拍卖具有公开、公平竞争等特点，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通过公平竞价的方式公开进行拍卖，有利于防止暗箱操作，充分实现执行财产中所蕴含的金钱价值，提高成交率和溢价率。这既有利于债权的实现，也有利于保护债务人的合法利益。
201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要求对执行财产以拍卖方式处置的，除拍卖财产本身因性质原因不宜通过网络司法拍卖方式外，均应当采取网络司法拍卖方式处置。网络司法拍卖的实施，更杜绝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增加了司法拍卖的透明性、公平性，使执行财产的价值能够充分经过市场的检验，实现执行财产市场价值的最大化。
二、执行和解协议不是法院的执行依据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法院可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包括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其他法律文书。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就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内容等进行协商并达成的合意，是民法上的一种契约，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本质上属于私法行为，只产生私法效果，并不能产生与诉讼和解一样的诉讼法上的公法效果，更没有如同法院的裁判一样的法律效力。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不属于法院可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因而也就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不能成为执行法院的执行依据。
三、执行程序中的以物抵债制度
(一)以物抵债的制度规定
以物抵债是执行程序中一种常用的变价方式，具体是指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双方同意，执行法院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7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493条的规定，以物抵债裁定可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很容易发生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民事诉讼法解释》第491条规定，执行法院不经拍卖变卖直接裁定以物抵债的，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经过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双方同意；二是不得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恶意串通或者通过执行裁定来达到迅速转移债务人财产，逃避债务履行的非法目的。
(二)以物抵债制度的法源及演变
分析梳理制度的演变，可以更好地理解制度设立的初衷，了解法条背后的立法原意，正确适用法律。
以物抵债制度最初来源于1992年的《民事诉讼法意见》，该意见第301条、第302条明确了以物抵债的两种情形：一种是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双方同意的，可以以物抵债；另一种是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单方同意，可以以物抵债。
《拍卖变卖规定》第2条确立了拍卖优先原则，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财产价值，平衡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以及其他债权人等各方当事人的权益。除第2条之外，还有第4、6、14、19、27、28、34、35条等条文均涉及对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等其他债权人保护的情形，而且《拍卖变卖规定》中多条内容涉及拍卖过程中进行以物抵债的具体条件。这些规定实际上已经对《民事诉讼法意见》第301条的适用作了限制，对拍卖和以物抵债的执行方法重新进行了界定。这要求应在不损害其他执行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301条，即在案件没有其他债权人或其他债权人不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可据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达成的合意，出具以物抵债协议。但在有其他执行债权人存在的前提下，执行法院已不能单纯依据《民事诉讼法意见》第301条作出以物抵债的裁定。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制发的采取以物抵债措施裁定书样式的法律适用部分已得以体现。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拍卖变卖规定》第2条确立了拍卖优先的原则，但该条中也规定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而《民事诉讼法意见》第301条关于以物抵债的规定是否属于“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呢？笔者认为，《拍卖变卖规定》第2条但书中“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虽然构成对法院采取拍卖措施的限制，但应在坚持实现拍卖财产价值最大化、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解释适用。一个典型例证，就是《拍卖变卖规定》第34条。该条即属于“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情形，而该条对变卖的条件要求是，“当事人双方及有关权利人同意变卖的，可以变卖”，充分顾及了有关权利人的利益。《民事诉讼法解释》第491条规定，未经拍卖、变卖程序直接抵偿债务，除了要经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外，增加了“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性条件。上述规定对直接抵偿债务增加限制性条件的理由在于，双方当事人协商以物抵债是一种私法行为，属于执行和解的一种形式。执行实践中应当注意依法严格审查当事人之间的以物抵债协议是否存在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在快捷实现生效判决确定权利的同时，防止侵犯他人权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2018年3月1日施行的《执行和解规定》第6条进一步规定：“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该协议作出以物抵债裁定。”至此，在执行程序中，完全废除了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双方协商，未经拍卖变卖直接以物抵债的制度。
通过以上对以物抵债制度法律规定及流变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处置执行财产，平等保护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及其他债权人等各方当事人利益的立法原则与精神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即对当事人自行达成的以物抵债和解协议的审查，既需尊重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又要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有其他债权人对争议财产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要严格审慎审查以物抵债协议是否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以防止当事人恶意串通，或者通过执行裁定来规避其他债务执行等情形发生。
出自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