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法学的认识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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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法学的认识与理解
谢子懿F2009029
如果把传统-现代-后现代看作一种分析模式,并将之用于认识和理解西方法学学科及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大致是可行的,因为纵观历史脉络,的确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发展过程。

如果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前,以包括天父耶稣、天主穆罕默德等神为依归、以包括基督、伊斯兰等宗教为主要社会控制手段的历史人文社会视为传统社会,那么,在此历史阶段以后兴起的以人的理性为基础、以法律为主要社会控制手段的社会体系就可以用现代社会来形容;而由于二十世纪各国间利益的冲突而引起的连绵不断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种种不平等、以及民主社会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差别,使人们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对真理的普遍性、理性的力量、法律的权威、平等、自由、公正等现代社会所赖以建立的主要价值采取了普遍怀疑的态度,从而酝酿和催生了一种有别于现代的生活态度、方式、情绪和价值观,被一些学者称为后现代社会状况。

崇尚个人享受、保持对真理和先知的必要怀疑以及践行自我实现的人群,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个人实现情节的高度普及,现代社会的主流人群日渐向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过渡,法学研究不在像过往世俗理论的描述那般,需正襟危坐、皓首穷经,遍历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严肃认
真,不苟言笑,全球网络化的高度科技文明使得我们可以端着一杯可口可乐(当然,如果爱喝百事可乐也无不妨),宽心适意的将自己挤入慵懒的沙发,抱着笔记本电脑随心翻阅各类文档。

拥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国,就在这样一种历史递进式的思潮更迭过程中,逐渐展现出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存,兼容并包、和谐发展的历史新篇。

对于中国而言,它的五千年一贯到底的道德文明秩序没有能够经历像近代西方那样的由宗教文明秩序向法律文明秩序的裂变,它繁衍五千年的一脉相承的古老传统,并没有因为历朝历代的皇权更替发生质的变化,而是一直以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延续到近代。

只有在翻阅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时候,才能在如今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发现,一种包含文化形态、价值取向、社会体制以及法律规则方面的融合,以截然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脉络的非共性形态悄然展开。

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和西方社会一样进入了“现代”,但从文化传统、社会控制手段、人的意识等方面来看,当今的中国在割断了传统,或被传统所抛弃以后,就始终处在追求现代的过程中,而在这一追求现代的尝试和摸索里,不时的出现这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子。

当今的中国社会,在事实上仍然是一种半新半旧、半传统半现代、既向往理性又眷恋人情、宗教与迷信不分、人治与法治杂之的不定型社会,在这种不定型社会体系中,援引西方社会的风序良俗、社会控制、意识形态以及法律规则,中国的法学体系建构与发展也一直处于现代法学与后现代法学的交叠更替中,
蹒跚前行。

从社会框架的发展来看,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所面临的问题和西方截然不同,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法学体系很难按照西方世界的定义和区划,单纯区别和框画出现代法学与后现代法学间明细的界限。

西方曾经面临的是从信仰走向理性、从宗教走向法律、从自然走向人为的问题。

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从人情关系出发去拥抱理性和信仰,从道德走向法律和宗教的问题。

而且,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丧失传统、丢掉自我,为西方文化所吞并的危险。

因此,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分析模式来看待中国,恐怕不是十分恰当的事。

就事论事,对中国的分析模式,可能需要界定成传统--(现代& 后现代)更加妥帖。

事实上,要指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谁是后现代主义者,谁的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与对原教旨主义的界定绝不仅限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各种宗教派别或多或少地存在形式各异的原教旨主义成分。

惟其如此,不少批评者们才会以无法界定为理由拒绝承认后现代的存在,殊不知此种拒绝承认却恰好落入了后现代主义中提倡怀疑与拒绝盲从的核心思想的范畴之中。

通常被归在后现代主义麾下的作者,在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上大都各有所好,不尽一致,而其关心的问题也大不相同。

但能够把这些人用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联结在一起,其根据就在于他们的学说中表现出或蕴含着的一些共同倾向。

而这些倾向也是非常的笼统抽象。

有人对后现代主义的
倾向作过如下总结:
1、否认真理或者为真理所作的辩护具有基础性的或超越性的来源的思想;
2、否认论述、文章或事件有确定的唯一的意义的观点;
3、主张真理及事物的特征为社会或文化建构的产物;
4、反对各种形式的宏大叙事(比如将历史看作是在朝着更加理性或更加自由的方向前进的观点;认为法律经过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的观点);
5、强调非理性或无意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等等。

在人文领域中,可能产生出后现代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建筑设计、或衣饰打扮。

而在社会政治制度领域里,就很难给某一种制度贴上后现代的标签。

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一首后现代的诗、后现代的歌或一幅后现代的画,但我们却很难想象一种后现代的政治或法律制度,尽管也有人,比如女性主义者,在这方面不断努力。

在一些领域中存在的后现代性,在另一些领域中可能并不存在。

法律正是这样一个领域。

我们看到,尽管法学研究中早就出现了后现代思潮,但却没有出现所谓后现代的法律。

尽管有些学者也很关注部门法律的后现代化问题,但现在能作到的还仍然停留在提意见的层面而已,无法更进一步去具体落实。

至少目前还看不到后现代法律即将来临的迹象。

而现实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无论民主还是专制,都在依赖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法律制度。

有些国家的法律现代化开始较早,有些较晚。

开始早
的国家可能成为开始晚的国家模仿的对象,而这种模仿乃是朝着现代、走向现代,还谈不到超越现代而走向后现代。

简而言之,后现代法律思潮还仅仅是一种思潮,没有变成现实。

当然,一种思潮可能永远只是一种思潮;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思潮。

如果成了现实,说不定只是一种灾难,而非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