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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家人物传记与思想对比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分支，涵盖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人物及其对经济学的贡献与思想。
本文将选取几位西方经济学家的传记，并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对比，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思想。
1. 亚当·斯密（Adam Smith）亚当·斯密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的著作《国富论》被广泛认为是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奠基之作。
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自动调节资源配置和价格，实现最大利益。
他主张政府应当保持最小限度的干预，将经济交由市场自由运作。
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凯恩斯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著作《通论》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凯恩斯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理性行为的总和并不能导致整体经济繁荣，政府需要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活动，以实现就业与经济增长。
3.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哈耶克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强调了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
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创新，政府干预往往会导致经济歪曲和市场失灵。
4.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是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对后来的经济学有着广泛的影响。
弗里德曼主张市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他提出的货币数量论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引起的，应该通过稳定的货币政策来控制。
5. 费雪（Irving Fisher）费雪是20世纪初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货币理论和数量理论领域。
费雪提出了货币数量论，指出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水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他还发展了“交易方程”理论，用于解释货币流通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
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美]约瑟夫·熊彼特著目录第一章由一定环境所制约的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 (7)第二章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 (29)第三章信贷与资本信贷的性质及其作用 (44)第四章企业家利润 (57)第五章资本的利息 (70)第六章经济周期——初步评述 (94)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 (112)中译本序言——对本书的介绍和评论（一）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人，是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
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
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越数年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
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
现在的中译本，据此英译本译出。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
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肄业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
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
迨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
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
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私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
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一、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最先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斯密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经济学之父。
《国富论》是在英国刚刚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下，在总结自威廉·配第开创古典经济学先河以来的古典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经过斯密十多年的观察、潜心研究和教学实践而写成的，集中体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
从它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来看，《国富论》对重商主义持否定态度，因此可以说，它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
《国富论》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出发点，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国富论》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国民财富问题，即国民财富是由什么构成的，它的增长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从而探究其增长的规律是什么。
在斯密看来，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总和，劳动则是财富的源泉。
而衡量一国财富的多少是以人均国民财富的多少而定。
全书共有五篇，其中心思想是探究如何增加国民财富。
在斯密看来，增加财富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农业生产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生产劳动者的人数。
《国富论》的理论体系基本是围绕解决和阐释这两条途径，以及为实现这两条途径而需要扫除的制度障碍与思想障碍、为使财富增长而需要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而建立起来的。
思想汇报/sixianghuibao/(一)有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论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国富论》第一篇题为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所要阐明的基本内容。
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是按一定自然秩序进行的。
他认定促使国民财富增长的最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根本方法是分工。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演变和主要理论分析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涉及到了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形态的演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
一、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亚当·斯密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经济学思想被誉为经济学理论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斯密提出了“自由放任经济”理论，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
他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自我调节，达到最优化的状态。
斯密的经济学理论重点在于分析劳动分工的价值和市场的竞争机制。
二、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卡尔·马克思则是政治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他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重点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剥削和经济危机，最终会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
三、凯恩斯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后兴起的一种经济理论，其核心在于通过政府干预来调节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就业水平。
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存在着不完全就业和萧条的问题，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就业和消费。
四、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在于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和自我纠正的能力，政府应当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它主张减税、降低社会福利开支和市场自由化等政策。
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期间在西方国家盛行，被认为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次反击。
然而，新自由主义也面临着市场失常、收入不平等等问题的挑战。
五、制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制度、规则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认为政治因素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运作，甚至可能影响经济体系的运作效率。
因此，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制度经济学还研究了合作的重要性，认为在解决一些市场失灵的问题上，合作比竞争更加有效。
经济学流派发展历程经济学是研究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的学科，随着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经济学不断发展、演变和分化出了多个流派。
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经济学流派的发展历程。
1. 古典经济学流派古典经济学流派是经济学的最早期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
他们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经济，并且坚信劳动价值论。
2. 马克思经济学流派马克思经济学流派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而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尔·马克思，他批判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
该流派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倡导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3. 新古典经济学流派新古典经济学流派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纳尔逊·维克塞尔、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
他们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否定，并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流派强调市场的供求关系对经济决策的影响，并赞成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行。
4. 凯恩斯经济学流派凯恩斯经济学流派是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他的代表作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凯恩斯经济学流派反对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以解决失业和经济不稳定问题，提出了“有效需求”和“多重均衡”的理论。
5.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流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流派是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斯、杰克·哈尔等。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流派强调市场的完全竞争和效率，主张个体理性行为和市场均衡的重要性，提出了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平衡分析。
6. 行为经济学流派行为经济学流派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丹尼尔·卡尼曼、理查德·塞勒等。
行为经济学流派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并研究了个体的认知偏差和择优报酬等非理性因素对决策的影响，提出了认知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等新的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名著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一百本参考书目（排名不分先后）拉斯维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舍克，《嫉妒论》；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呵利润》；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贾汉贝格鲁（编）：《伯林谈话录》：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好书)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卡尔，《历史是什么》；卡尔，《20 年危机》；查尔默斯，《科学是什么》；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被西方哲学界盛誉为“英国人对现代历史哲学的唯一贡献”。
) 米尔斯，《权力精英》；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拉里，《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张岱，《夜航船》；曾伯格（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弗格逊，《金钱关系》；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麦基（编），《思想家》；孟柯，《孟子》；基辛格，《大外交》；布热津斯基，《大棋局》；奥尔森，《权力与繁荣》；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诺斯等，《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诺斯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诺齐克，《无ZF、国家与乌托邦》；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本尼迪克特，《菊与刀》；费正清，《美国与中国》；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触史》；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费予通，《中国绅士》；布罗代尔，《资木主义论丛》；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利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奈格里和哈特，《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道金斯，《自私的基因》；洛伦兹，《攻击与人性》；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弗兰克，《白银资本》；尼布尔，《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木主义精神》；霍布斯，《论公民》；卡多佐，《法律的生长》；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加尔布雷斯，《权力的分析》；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布坎南，《则产与自由》；富布莱特，《帝国的代价》；阿罗，《信息经济学》；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德沃金，《法律帝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康德，《道德行而上学原理》；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罗素，《自由之路》；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谢林，《冲突的战略》；詹宁斯和瓦茨（修汀）《奥本海国际法》；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斯蒂格勒，《产业组织与ZF管制》；斯蒂格勒，《经济学家与说教者》；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汤因比与迟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希克斯，《经济史理沦》；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希尔斯，《论传统》；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德勒巴克（编），《新制度经济学前言》；斯笛尔（编）, 《20 世纪七大思想家自述》；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哲学与当今世界】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正义伦理之比较———以政治经济学为界罗贵榕（广东海洋大学思政部，广东湛江130012）摘要：从政治经济学切入，能更真切、更深刻地考察现代正义伦理的演化轨迹。
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思想中都存在着正义伦理的体系。
斯密的理论体系以财富逻辑为主线而展开，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则以资本逻辑为线索。
斯密与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某种相融、相交状态及重大的差异性，使他们的正义伦理体系具有充分的可比性。
在资本的机能、国民收入及其源泉、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等问题上，斯密与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交锋，但在阶级的分析、劳动的价值尺度、人民大众的利益、正义伦理的结构等重大问题上，斯密与马克思的理论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比较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正义伦理，可为当代正义社会的建构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亚当·斯密；马克思；正义伦理；政治经济学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3）０9－００11－05收稿日期：2013-0８-１５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CKS025）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罗贵榕（1971－），女，福建长乐人，广东海洋大学思政部副教授，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201３年9月（第9期，总第197期）Sep.,2013（No.9,General No.197）近代以来，正义伦理的主要关切点是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问题的发源地是经济领域，即根源于近代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巨变。
现代启蒙话语系统使平等、自由、天赋人权、公平等新型理念则成为正义问题的催化剂。
关乎权利的政治正义与关乎平等的经济正义成为社会正义的两大主题。
因而，从政治经济学切入，也许能更真切、更深刻地考察正义伦理的起源与演化趋势。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几次重大理论争论研究汇报人：2023-11-30CATALOGUE 目录•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争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争论•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争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争论•结论和展望01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争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和李嘉图等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等重要观点。
劳动价值论的争议一些经济学家如萨伊和马尔萨斯等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它不能解释现实中的复杂经济现象。
劳动价值论的起源劳动价值论最早由马克思提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价值的本质和来源。
剩余价值论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剩余价值论，提出了剩余价值生产、流通和分配等一系列重要观点。
剩余价值论的争议一些经济学家如庞巴维克和米塞斯等对剩余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它不能解释现实中的复杂经济现象。
剩余价值的起源剩余价值论最早由马克思提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的来源和分配。
阶级斗争的起源阶级斗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阶级对立和斗争的根源。
阶级斗争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重要观点。
阶级斗争的争议一些经济学家如熊彼特和哈耶克等对阶级斗争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它不能解释现实中的复杂经济现象。
同时，一些右翼政治家和学者也利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争论02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争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争论坚持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
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认为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应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包括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等。
传统计划经济观点主张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计划管理，限制市场的作用。
经济思想史上的大师们/article.jsp?oid=19852266当下中国包括经济学界在内的学术界都在兴起一种“造师”运动。
什么才算得上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大师，或许从经济思想史大师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一书中可以梳理出某些线索。
首先，经济思想具有超越时间的生命力的人物算得上大师。
关于这点，熊彼特在论述马克思时讲得最多。
他说，“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思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
这段时间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
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熊彼特尽管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仍然力推马克思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大师级人物。
他说：“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并不能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
”当然，也仅凭这一点，熊彼特作为经济思想史上的大师、与国内时下那些动辄宣称“马克思已过时”却也被冠以“大师”称号的某些“经济学家”比较，谁才是真正的大师高下立判。
其次，在经济学理论上真正有创新的人物算得上大师。
关于这一点，熊彼特在论述瓦尔拉时讲得最清楚。
瓦尔拉是熊彼特书中放在马克思之后第二个力荐的大师级经济学家。
熊彼特说：“经济学是一辆大公共汽车，搭载着许多兴趣和能力不相称的乘客。
但就纯经济理论来说，我认为瓦尔拉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他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结合在一起，这是唯一能和理论物理学的成就相类比的经济学家的作品。
”熊彼特还将瓦尔拉与马克思作比较认为，马克思和瓦尔拉截然不同，一个试图给出经济变化的逻辑解释，另一个给了我们一个“理论工具，它在我们的科学史上第一次有效地使用了经济数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粹逻辑”。
除了看重经济思想与经济理论工具之外，仔细读熊彼特在其著作中所推崇的经济思想史上的大师，还可以从其字里行间看出这样的思想：真正的经济学大师必须具备某种特立独行的“反潮流”精神，而那些只想着追逐当下世俗荣光的“赶潮流”的主流经济学家，很少能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真正的大师。
斯密、马克思、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比较研究摘要；斯密、马克思、熊彼特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跨越三个世纪），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思想，但对当代发展经济学影响甚大、作者认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思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既有质的区别，又有着一定的“继承性”。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比较研究一、关于研究方法的比较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是在吸收前人思想结晶的基础上，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产物。
由于深受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斯密的社会观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一方面，他认为经济现象是有其内在客观规律或自然秩序，人们所认识的各种事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另一方面，他把所谓人类利已主义本性当作经济研究的前提，把经济现象看成是具有利已主义本性的经济人活动的结果，并认为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秩序所要求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范畴是自然的、永恒的，因而具有超历史的一般性质。
斯密这种在社会观上的矛盾，决定了他的研究方法具有二重性。
在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斯密一方面采取抽象演绎法，力图撇开次要的、表面的现象，找出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性及其规律性。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把这种科学的方法贯彻始终，时而又在经济现象的表面上打转转，进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符合人性的、自然的、永恒的制度。
斯密二重的研究方法和他的二重的理论一样，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都开了先河。
从此以后，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上，也分成了两大流派，一是从李嘉图到马克思，这一派坚持抽象法，并把它逐步完善；另一派是由马尔萨斯和萨伊起，再经过庸俗学派，直到今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要求从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一切经济现象。
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体现在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上：第一，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切经济范畴、规律都辩证地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指出它们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过程。
而斯密却以形而上学的非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范畴、规律都是自然的、永恒的。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矛盾运动是变化的动因。
马克思说：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这既是以往各种生产形式兴衰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兴衰的道路。
如果说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必然导致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解剖时，把一些次要的、表面的、非本质的东西加以抽象，把它作为纯粹的形式来加以分析，作出科学的结论，制订出揭示社会生产关系本质的经济范畴，建立起反映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范畴系统，用科学概念的极其严密的逻辑结构阐明或者说再现客观经济过程的真实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初，马赫卢普（Eritz Machlup）在一篇专门悼念熊彼特的文章——《熊彼特的经济方法论》中指出：在熊彼特的44年的著述生涯中，他执着地追求着把历史的、统计的和理论的分析综合为一体。
1939年熊彼特出版的《经济周期》一书的副标题就是“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
他的其余几本代表作，也都体现了这种方法论上的特点。
因此，以“创新”理论为核心的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在其方法论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发展观点和内在因素。
有人认为熊彼特很可能受过马克思的思想影响。
实际上熊彼特的“发展”的观点和马克思的思想是绝对不同的。
马克思的发展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用在社会问题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熊彼特虽然也采用了“发展”观点，但他的“发展”观点是很不彻底的，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成份。
第二，强调采用历史方法。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运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
在这方面，他与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分析大不相同，而与马克思存在着共识，尽管这种历史的观点带有进化论的色彩。
第三，强调应用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
在《经济周期》一书中，熊彼特试图对资本主义运行的过程，综合地进行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他在建立“多层次”的周期理论上，特别是在建立“长周期”或“长波”的理论上，引用了大量的历史的统计资料，作为周期形成的实际根据。
熊彼特本人虽然没有真正运用过数学方法来进行经济理论的分析和探讨，但他却竭力主张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推广使用数学分析以及数学方法。
在这点上，他与马克思的观点也是较吻合的。
二、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斯密、马克思、熊彼特由于三者所处的时代、所代表的阶级、所持的观点和方法等诸多因素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他们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思想时，其所涉经济发展思想的许多基本概念也有很大的差异。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是一例。
斯密是以国民财富和一国经济发展为研究的总题目，并取得卓越成就的第一人。
他在经济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全貌。
但斯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关于经济发展的概念。
他的经济发展指的就是经济增长，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他所研究的国民财富或国民收入的增长问题，实质上所涉及的就是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概念不同于斯密的经济增长。
他认为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新性质的现象。
只是如同自然条件变化一类的适应过程，即只是传统过程基础上的重复和继续。
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如人口和财富所表明的，在这里也不能称作是发展过程，象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
而经济发展是革命，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打破原有平衡，改变与代替传统方式的、自发的、不连续的变化。
然而，马克思赋予“经济发展”的内涵要比斯密和熊彼特丰富得多。
它包括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人的全面发展。
通过经济计划来实现增长、尽量利用生产力；通过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来实现经济和社会上的公平；通过消除旧的分工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
尽管上述论断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言的，但也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含义的基本看法。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全面地、辩证地论述了王者的关系。
其中，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是发展的力量源泉。
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一方面，经济增长为公平和全面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公平和人的全面发展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极大地解放社会生产力。
从战后实践来看，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很少有国家能实现经济发展。
如拉美等国家贫富悬殊；南韩等国长期以低工资作为增长的代价，工人普遍成为机器的附属物。
由于忽视了公平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口号在一些国家减少了应有的魁力和号召力。
同时，对“经济发展”含义的片面理解，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对抗和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三、关于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资本由于服务于不同研究层次的分析目的而有不同的定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为资本下过多种定义。
在经济发展理论的比较分析中，我们舍弃了生产关系的质的规定，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资本”的概念：表示“带有增殖的价值”。
按照斯密的逻辑，为扩大生产而使生产劳动者人数的增加，是以资本的增加为必要前提的。
因此，他从扩大社会生产，增加资本主义财富出发，提出了资本形成即资本积累的问题，并认为资本是国民财富增长的物质条件。
在斯密看来，如果分工是在对新的生产建筑、设备、运输工具的投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分工的效率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所以，要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积累是绝对必要的。
斯密首先论证了积累的客观界限。
他指出，一个人的全部资财如果是够维持其一定时期的生活，他就会把所有资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以维持目前的消费，另一部分用来取得新的收入。
从社会再生产的意义来看，这种看法实际上说明了积累是前期劳动生产物中超出消费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反映了积累对于再生产的意义。
接着，斯密在论述了用于积累的资本可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等以后，又论证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同资本积累乃至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
斯密把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认为二者的比例关系制约着一国生产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程度。
他认为：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生产物的数量无论怎么大，决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
因此，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小。
反之，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多。
除了土地天然生产的物品，一切年产物都是以生产性劳动的结果。
而要增加生产劳动，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
由于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因而只要把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居民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把资本积累用于扩大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用于扩大生产劳动，就能够不断地发展经济。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与斯密有许多共同之点。
马克思同样认为，要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进行积累。
虽然马克思的“积累”的内涵有别于斯密，但通过对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积累增加虽然意味着全社会总消费时的相对减少，但生产性的劳动者的消费却绝对地增加了。
因此积累不是来源于一般地缩减消费，而只能是来源于剩余产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积累的唯一源泉只能是剩余价值。
因此，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不能一般地缩减人民的消费以增加储蓄，而应减少非生产性支出，特别是减少富有的剥削者的挥霍浪费，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资料和合格劳动力的再生产。
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把追加的劳动力和追加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再生产就能以扩大的规模进行，积累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
不过，马克思比斯密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更进了一步。
他认为除了增加要素投入之外，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来实现经济增长。
生产的扩大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
第一，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
通常第一条途径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一般称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通过第二条途径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称为内含的扩大再生产。
实践证明，是否能通过第二条途径来推进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因此，主要通过第一条途径实现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高成本增长”，而主要通过第二条途径实现的经济发展是“低成本增长”，二者的经济效益有很大的差别。
熊彼特没有像斯密、马克思一样有完整的资本形成理论，但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还是强调了资本在“企业家”“创新”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