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研人员人文素养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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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研人员人文素养问题的思考
作者:张丽杜培林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18期
摘要:科研人员的人文素养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从道德修养、哲学素养、中国特色的国学修养以及“跨学科”合作等方面讨论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对科研工作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科研人员;人文;素养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8-0089-02
引言
人文素养一般指人格、气质、道德修养、哲学修养、艺术修养、历史修养、法律修养等。
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对应,二者是当代人需要同时具备的两种基本素养,但对于不同的人群这二种素养要求可能会有所不同。
科研人员需要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科研人员不能只有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还要有人文素养,只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两者相结合,才能让自己的思维有所突破,成为创新型的优秀人才。
一、科研人员应具备深厚的道德修养
选拔科研人员的普遍标准是德才兼备。
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有这样的评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 依照司马光的人才选拔标准,他在用人时先看重的是德,其次是才,有才无德者他宁愿不用。
古今中外,伟大的科学家们不但都具有很高科学素养,而且具有很深的道德修养,中国杰出的爱国科学家钱学森就是很好的例子。
正是科学家们的道德修养与科学素养的良好结合,成就了他们伟大的科学事业。
二、科研人员应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
科研人员的思维方式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现已得到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普遍认同,每个人的人文与哲学素养与思维方式的形成和转变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西方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也赞同这一点。
例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有名望的教授P.莫兰说过:“直到今天,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于认识思维范畴的辩证关系和运用辩证法来探讨自然科学问题仍具有重大价值。
”[1]
科研人员哲学素养的提高,有很多种途径,其中阅读是最有效的方法。
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从小就对哲学十分感兴趣,他13岁就开始读康德写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
其在奥林匹亚科学院学习期间,他大量阅读了很多有关自然科学与哲学的著作,逐渐培养与训练出来的特有的批判性的哲学头脑使他进入前人所设置的科学禁区,积极的哲学思维使他开拓出新的奇妙的科学天地。
三、科研人员应具备一定的国学修养
作为中国的科研人员,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的上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一无所知的话,那就有愧为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了。
科研人员或许都有经历或者同感,我们做研究工作经常跟在西方科研人员的后面。
现在情况开始变化了,例如,被誉为“21世纪的管理圣经”的《第五项修炼》[2](The Fifth Discipline)的作者彼得·圣吉(Peter M.Senge),是当代学习型组织之父,十大管理大师之一。
彼得·圣吉的成就众所周知,但有一点大家未必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南怀瑾与彼得·圣吉》[3],收录的是国学大师南怀瑾与彼得·圣吉等人的对话语录。
他们的访谈对话涉及到禅宗的修持方法、认知科学以及生命科学等很多内容。
近年来,彼得·圣吉多次拜访过南怀谨,接触了不少中国的儒家、佛家和道家思想。
彼得·圣吉的理论有很多都是受到南怀谨的国学思想的影响,这也显现了东西方文化汇流的趋势。
又例如,美国市场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是现代市场营销集大成者,被誉为现代市场营销学之父,我们现在国内的市场营销学本科生大部分都在使用菲利普·科特勒写的教材。
近年来,菲利普·科特勒在他的新书《持续营销模型》[4]中,也引入了中国的道家“太极阴阳图”解释他的营销学理论。
正如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所说,东西方文化之间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化流行于全世界并不是历来如此,也绝对不可能永远如此。
21世纪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人类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科研人员如果对自己的国学国术都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该是如何尴尬。
四、科研人员应具备“跨学科”合作意识
科学研究工作经常需要科研工作者具有不同学科的知识储备,这客观上要求不同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除了具备对本专业有深入理解的能力,还要相互沟通与交流,具备“跨学科”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科研人员要做到有效的沟通与合作,除了需要有良好的口才和文字表达能力之外,人文方面的素养对科研人员来说就愈来愈重要了。
科研工作者在中国属于“文人”,中国文人有一个共性即“文人相轻”,同行之间很容易看轻别人,抬高自己。
这一点非常不利于“跨学科”合作。
如果科研人员首先能够做到愿意与别人合作,并且在合作过程中表现出崇高的人文素养与个人魅力,尊重并追求科学精神,放下架子,同时多给别人一些面子,这非常有利于提高科研人员的“跨学科”合作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更深层意义上的跨学科,如东西方“跨文化”的碰撞,可以产生奇妙的效果。
例如科学史上曾经出现过德国大科学家莱布尼茨与中国周易的典故[5~6]。
早在1679年,莱布尼茨已经完成了他的《二进制算术》论文。
但因为当时电子计算机并未出现,其二进制理论太过于创新与超前,莱布尼茨一直也没有看出他
的论文的实用价值,所以一直没有将其研究成果公开发表。
后来一次偶然机会,莱布尼茨得知他的论文与中国三千年前的《易经》有联系,他非常兴奋并且拓展了二进制理论的效用,并进一步对中国古代伏羲八卦图进行了二进制理论上的解释和探讨,因此让西方了解了中国的传统周易哲学,拉近了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距离。
参考文献:
[1] 齐振海.未竟的浪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3] 南怀瑾.南怀瑾与彼得·圣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菲利普·科特勒.持续营销模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 王汝发,李德生.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两大发现[J].殷都学刊,1997,(4).
[6] 孙小礼.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两大发现[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of Researchers’ Humanities
ZHANG Li1,DU Pei-lin2
(1.Shando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Jinan 250014,China;2.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02,China)
Abstract:The humanistic literacy of the researchers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and role for carrying out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The article start from the moral training,the philosophy accomplishment,the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cultivation of the human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to work on research Facilitating role.
Key words:researcher;humanity;literacy[責任编辑陈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