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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政治必背知识点：近代中国三次大论战 说到考研政治最令同学们头疼的可能就是背诵问题了，考研政治要想得高分，那幺考研政治的知识点就要背好。
下面小编为大家编辑整理了2018年考研政治必背知识点：近代中国三次大论战，希望对你有帮助。
2018年考研政治必背知识点--维新派和守旧派的论战 1898年前后，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
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首先，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一书中反复强调封建的纲常伦理不可变。
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他们提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
小编推荐：2018年考研政治时政热点:一带一路其次，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最后，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反对西学，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
洋务派虽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坚持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不能触动三纲五常。
而维新派则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
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维新派驳斥道：“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
”因为体用是不可分的，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要让“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详解]五四时代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https://img.taocdn.com/s1/m/25134ec532d4b14e852458fb770bf78a65293ae2.png)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史学知识千题（中国史部分-出版1987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1919年至1921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论战。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从五四运动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后他又连续著文论述有关问题），公开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狗阿猫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反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
8月，李大钊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只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在这个时期，陈独秀、瞿秋白等也曾发表文章，批判了胡适的反动观点。
这场论战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次反击。
它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帮助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地主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梁启超、张东荪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来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先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改造》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在“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幌子下，贩卖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宣扬连连资协调，反对暴力革命，认为中国将来可以经过发展协社（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合作社）逐渐蜕变为社会主义。
因此，不必从事工农运动，不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在《新表年》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上述谬论进行了驳斥。
他们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要想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唯一的出路就是实现社会主义。
历史学基础（论述题）模拟试卷3(题后含答案及解析) 题型有：1.1．简述中国古代分封制。
(南开大学2014年中国历史真题)正确答案：(一)西周分封制。
西周初年，统治者为巩同统治，实行分封制。
受封者有三种原因：一为周王的同姓(姬姓)亲属，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
诸侯对天子有隶属关系，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的义务。
诸侯在封国内是君主，初封时就是半独立状态，在封国内亦实行分封制。
封国内的层层分封制也是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就是嫡长子继承制。
周初分封在于用众多的诸侯国以藩屏周，监视被征服的各地民众，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诸侯对王室有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等义务，其内政基本是独立的。
(二)西汉的郡国并行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
西汉初年，郡县制与诸侯王国并行的制度，被称为“郡国并行制”。
当时的郡只有15个，主要设置在旧秦国的疆域之内和魏、韩、楚的西部地区。
王国的政权机构和中央基本相同，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都由诸侯王自己任命。
诸侯王还有一定的军权，有财政权，可在国内征收赋税。
诸侯王国和郡都直属于中央。
郡国并行制引发了严重的诸侯王国问题，直至汉武帝时期才最终解决。
(三)西晋的分封制。
西晋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皇室和世族的统治力量，司马氏家族又恢复了分封制，晋武帝封皇族27人为王，以后又不断增加；除了王国之外，还分封异姓公侯国500多个。
每个王国甚至公侯国都有一定数目的军队。
诸王奉命出镇各地，又拥有地方军政大权，可以自辟僚属，结果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
各王之间争权夺利，互相攻斗，终于引发了“八王之乱”，战争历时16年之久，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四)明代的分封制。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保持朱姓皇室的长远统治，及同元朝残余势力斗争，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又实行分封制，将他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让他们辅翼王室。
朱元璋在分封时虽然为提防藩王势力的扩大，采取“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的措施，但诸王势力的发展，冲破了这种限制。
政治中必须记住的几个“三”▶近代中国三次大论战（1）维新派和守旧派的论战1898年前后，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
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首先，要不要变法。
其次，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最后，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2）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双方论战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第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
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
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等。
（3）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论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论者曾经进行过三次大的论争，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同实用主义的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争论）”；“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旧三民主义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即民族革命，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
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另一方面，强调了对满族封建势力的清除而放松了汉族封建势力，结果就保留了大量封建势力，导致了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的反扑。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摘要：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各种“主义”百花齐放，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避免与其他思想发生论战。
这一时期主要有三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其他社会主义（基尔特）的斗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通过这三次论战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一步发展，驱散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上空的“迷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1915 年至1921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实现了初步结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使得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种发展态势让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感到恐慌，他们中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鼓吹种种反动思潮，或是恶毒攻击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或是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同这些反动思潮做了坚决的斗争，同他们进行了三次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几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几次论战中汲取营养，对于当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通常认为论战的开始时间是1919奶奶7，8月间，但也有把时间提前到1918年底胡适《不朽——我的宗教》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的发表。
但普遍来看还是认为这场争论是1919奶奶7月至9月，有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始。
问题与主义之争本质上是用什么方式改造中国。
生伤心的经验。
半天无人应答,后来一个女生站起来,慢慢地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中写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其实中国近代史，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之伤心史？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骄傲自大的中央帝国，第一次面对着比自己更先进文明的入侵，中国人第一痛苦地认识到自己不再是“天朝上国”，闯进国门的也不是蛮荒边夷，而是在各方面都优于中国的西方列强。
他们带来的是痛苦与屈辱，但同时也是变革与新生，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与救亡图存、追赶先进的任务，使得中国近代史异常的动荡与变革，各种观点、思想、理论的交锋、碰撞，使得这一段历史如此的复杂多样，任何片面的观点都不能清晰地描述这一段时期的历史，都有误读这段历史的可能。
不客气地说，当前的教科书对近代史的解析，依然是不够全面的，甚至是危险的，比如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错误分析，让人无法得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有重新踏入歧途的危险。
一部优秀的近代史著作，依然是当前史学界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
读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大纲》，非常惊异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学者，已经对中国近代史有如此清醒的认识。
近年来学术界的某些观点，早在接近七十年前就早以为我们的前辈所认知。
在这本仅仅五万多字的小书里，蒋廷黻举重若轻地为中国近代史划下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对细节的描述和对事件更为全面的解读，让我们认识到了历史的复杂性。
譬如对林则徐、李鸿章的描述，就远比我们正规的历史教科书完整的多。
他对林则徐的评价是：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而真正的林则徐是传统士大夫的产物，即便惊觉西方列强的文明已在中华帝国之上，依然不敢冒着丧失名誉的风险真正提倡改革；李鸿章即便是当代也是一个争议性极大的人物，蒋廷黻并没有将之脸谱化，他引用李鸿章1864年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证明了李鸿章早在同治三年就敏锐地洞察到日本明治维新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明治维新将使日本成为一流大国，而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谁的改革更快，并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放弃章句小楷之学，将科学工程放在终身富贵的鹄的建议，他清楚地认识到未来中国的头号敌人是日本，故强调海防，主张放弃属国，休养生息而备战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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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首先，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一书中反复强调封建的纲常伦理不可变。
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他们提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
其次，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最后，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反对西学，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
洋务派虽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坚持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不能触动三纲五常。
而维新派则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
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维新派驳斥道：“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
”因为体用是不可分的，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要让“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2)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双方论战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马克思传播过程中的论争主要有三次，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之论争、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之论争，通过深入分析这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系列思想碰撞，横向比较和分析其阶段特征，进而全面性地总结这三次论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如何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 “问题与主义”之争“问题与主义”论争指的是中国“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论争。
“五四”前夕，李大钊提出以发动社会革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才是能让中国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最佳途径，但这一主张遭到胡适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实质上就是借此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改良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能够解决他所说的一个个问题。
胡适之所以认为资产阶级改良比社会主义革命更适合当时中国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辛亥革命和军阀列强的剥削，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仍处于动荡的年代，多次战火的洗礼，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已经难以保障，经济发展更是停滞不前，更别说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认为，社会革命必将再次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摧残，他们认为，中国再想要和平发展，想重新立足于世界，就必须走资本主义改良的道路，因为中国已经无法经受革命的洗礼了，于是，他提出了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论争。
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三次论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在争鸣中迅速传播，为中共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简介早期传播）：1899—1912 梁启超在《万国公报》介绍“麦喀士”马克思主义为何在短短几年内，为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史学界争论不休。
救亡是当时中国的主题，“仿洋救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介绍社义的思潮，马克思主义为先进分子接受。
迅速传播的原因：内、外1、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资级民主共和国感到失望和不满，在寻求新的救国救民方式中选择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探索救亡道路的必然结果。
2、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改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念，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通过比较、论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出现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热潮李大钊的贡献：第一，开辟专栏，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9、5，李在《新》主编《马克思研究专号》。
第二，发表文章介、宣马克思主义。
1919、9，李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阶级斗争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
第三，在北大、北女师开设课程：唯物史观、社义与社会运动。
第四，1920、3，在北大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
还有，留日学生：杨匏安：1919、11，《马克思主义》李达：《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3、俄国十月革命：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影响：第一：救国方式的启示：国情相似根本解决第二：对待中国的态度：外交政策1920年春，中国民众（《东方杂志》登出）第一次看到了苏俄政府早在半年多前（1919 、7）发布的《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
主要内容：废约（日、中、协约国）；中国独立自由的唯一同盟者、兄弟是苏联人民。
4、一战的影响，使国人重新认识了资本主义；第一，一战的残酷及战后的凋蔽，使国人怀疑西方文明的价值；李大钊：“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
”陈：君主专制—→资本家压制；政治不平等—→社会不平等（《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9、15）梁启超：战后游欧，改向基尔特社义多变、善变与不变改良（维新）→君主立宪（与革命派对立）—→议会宪政（进步党、研究系）—→基尔特社义（行会社会主义）第二，民族经济发展的“黄金期”，200万产业工人。
第三，一战后，帝国主义的重新瓜分，爆发了五四运动三次论争：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改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念，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通过比较、论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争论双方：李大钊与胡适唐德刚写胡适回忆，胡“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1、背景：[1] 胡适的政治信仰与李等人的冲突。
唐德刚写胡适回忆，胡“我和马克思主义着冲突的第一回合”。
胡适：1910---1917在美国。
弃农学文，1914，在哥大在杜威实用主义大师门下，受美式教育的熏陶。
宋子文、蒋梦麟、孙科1917年回国，“逼上梁山”，倡导文学革命，与陈一起：“民主、科学、自由”胡适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反对阶级斗争李大钊：根本解决，暴力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2] 《新青年》办报宗旨的改变。
陈、胡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在文学思想界做些开创性的工作。
折衷：1918年底，创办《每周评论》，专谈政治[3] 五四运动前夕，杜威来华讲学，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胡适乘机写作。
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两个月。
《新青年》有专号介绍，陈也信奉。
杜威对待社会问题上的观点：“改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反对根本改造。
”既反对“保持现制派”，又反对“根本解决派”，“进化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一点一点的改良，平民教育。
观念、思想、主义（存疑）——实践（验证）——是否可行存疑与包容陈入狱，李避于昌黎五峰山，胡主持《每周评论》，1919、7，《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揭开了论争的序幕。
2、主要内容：1919、8，李《再论问题与主义》；同月，胡《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1]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作用胡适的观点：认为当前思想界流行的弊病，就是空谈、高谈主义，而不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李大钊的观点：婉转的批评问题与主义二者关系不可分离；社会改造，一方面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要宣传思想的主义。
（初步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章士钊：“彼凡持一理，必先视此理是否合于当时环境，及已是否能实行以为断”[2] 关于拯救中国的途径和方法胡适的观点：反对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
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的改良。
李大钊的观点：主张根本解决中国问题。
经济问题是根本问题，必须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大，19933、论争的性质：[1]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论战，它标志着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公开分化；[2] 论争在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冲突，是五四以来两种思想体系进行的思想交锋。
[3] 论争之后，马克思主义继续同资产阶级思想论战，从而得以迅速传播，扩大影响。
4、性质的争鸣：[1] 传统观点：胡针对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马克思主义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争论。
《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2] 新观点：★《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李良玉，《南京大报学报》1993、1。
第一，胡适写作的主观动机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无任何瓜葛；标注时间1919、5，实际出版时间1919 、9第二，胡适批的“过激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
未点明原因：无----义正被段政府严厉镇压，胡不愿给人以充当政府帮凶的印象第三，胡在这次争论中并未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
“存疑与包容”的态度，反对阶级斗争，赞同唯物史观《三论》、《四论》：承认研究主义的重要性《多——，少——》：末尾：“种种学说和主义我都应该研究。
”★李林《二十一世纪》（91、8）：“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引发论战的唯一原因，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胡论争中的唯一对手。
”“目的热”盛行“手段与目的，理想和现实之间互为参照”，真谛论争陈：“中立偏胡”（董德福）★董国强《近代史研究》（2004、6 ）李：力行；胡：立言；李：现实政治，胡：思想启蒙；李：改造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输入学理的目的），胡：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
★张宝明《“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第一，论争体质上还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五四以来两种思想谱系进行的思想交锋。
第二，今天的学术争论不应总停留在孰胜孰负的判断上。
作为启蒙思想史的一桩公案，论争是思想史上的一次“双赢”的典型个体，“空谷足音”。
李：“言论纸上空谈之多，涉及实际问题之少，以后誓向实际方面去作”胡：《多——，少——》：末尾：“种种学说和主义我都应该研究。
《三论》、《四论》：承认研究主义的重要性★《新潮》：胡、傅、罗、顾，治学“新潮社”，“学术救国”《每周评论》：李、陈、张、邓、高君宇“国民社”，革命救国胡适的悲叹：少了孔丘、朱熹的奴隶，多了泡特金的奴隶无地自由“观念人物”和“行为人物”（殷海光）“不要迷信任何一种学理”，“存疑、求证、实验的态度去寻求真理”和改造社会良方的思想路径恒久的意义”。
（二）第二次论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论争双方：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办《进化》；文章：《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陈独秀：《谈政治》，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背景：“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并扩散到工人中。
虽然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反封建来说有进步的一面，但它同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有必要通过论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2、主要内容：[1] 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从反对一切国家的思想出发，反对暴力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级专政的学说。
“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国家’，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国家’”。
陈、李等人的观点：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明了国家的性质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
[2] 关于无级专政与资级专政的区别问题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
“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一样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
”陈、李等人的观点：明确指出无级专政的国家同资级专政的国家的本质区别。
资：压迫工具无：维护利益[3] 关于建立理想社会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主张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实行“完全平等”、“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陈、李等人的观点：批驳了无者关于理想社会的空想理论。
批驳了无者在生产上的言论：分散自主经营社义：集中的大生产批驳了无者在分配上的言论：不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是空想。
批驳了无者“绝对自由”的言论：自由是相对的，也有纪律和集中。
3、意义：[1] 通过论争与批判，使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区别开来，是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由空想到科学转变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次论争。
[2] 捍卫了无级专政的思想，明确了中国应该建立无级政党的理论，从而为建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3] 体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经历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三）第三次论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战）双方代表：梁启超、张东荪陈独秀、李达[简介]基尔特社会主义：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拘泥于地方的、狭隘的、带有手工业气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
基尔特是拉丁文译音，意即同业联合或行会，故又称“行会社会主义”。
主要代表人物有彭蒂、奥尔雷奇、霍布逊和柯尔等。
主要代表作有彭蒂的《恢复基尔特制度》、柯尔的《劳工世界》等。
主张：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和平进化的办法废除私有制度，实现劳动的解放。
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工资制度”是一种罪恶和欺骗，压制劳动者的创造本能，使资本家不劳而获，主张根本废除“工资制度”，建立工人监督工业的制度；社会应以基尔特为社会单位，按着职业性质不同分成若干基尔特组织，由高度集权的全国基尔特来统一领导，用基尔特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分庞杂，带有很强的折衷主义的性质。
1、背景：英国著名哲学家、基尔特社义者罗素来华讲学，介绍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张、梁等人借机宣扬社会改良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因而爆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战）。
罗素在华1920、10——1921、7，苏、京、湘张东荪发表文章：《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将来》；梁启超文章：《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李达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陈独秀文章：《社会主义批评》2、主要内容：[1] 是否应该提倡社会主义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