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之际神权与皇权之争--以干吉之死为中心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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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卷第8期2019年8月宜春学院学报Journal of Yichun UniversityVol.41,No.8Aug.2019汉晋之际神权与皇权之争——以干吉之死为中心蠡测朱永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摘要：汉晋之际，正值皇权衰落、神权崛起，因而两者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以汉末的江东地区为例，因为干吉与孙策均把江东的土地与人口当作自身发展的基础，所以神权与皇权之争必不可免。
这场斗争以干吉之死为中心：第一阶段是许贡案，孙策与干吉间接交手，结果皇权重振、神权受挫；第二阶段是干吉案，孙策与干吉直接过招，结果皇权大炽、神权重创；第三阶段是孙策案，孙策孤身与干吉余党对阵，结果神权反扑，皇权遭遏。
总之，此次神权与皇权之争对孙吴的建国方略、道教的后世发展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关键词：三国时期；干吉；孙策；许贡中图分类号：G633.53文献标识码：A文献编号：1671-380X(2019)08-0093-07Struggles between Theocracy and Imperial Power in Three Kingdoms Period:Centering on Ganji's DeathZHU Yong-qing(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475001,China)Abstract:During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when imperial power declined and theocracy rose,fierce struggles took place between the two.Taking the Jiangdong area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as an example,because Ganji and Sun Ce both regarded the land and population of Jiangdong as the basis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the dispute between theocracy and imperial power was inevitable.This struggle centers on Ganji*s death:the first stage is the Xugong case,Sun Ce and Ganji indirectly confronted,resulting in the emperor's power revitalization and theocracy frustrated；the second stage is the Ganji case,Sun Ce and Ganji directly resorted to tactics,resulting in great imperial power and the creation of divine power；the third stage is the Sun Ce case,Sun Ce alone and Ganji Remnant Party confronted,resulting in the rebellion of theocracy and the repression of imperial power.In a word,the contest between theocracy and imperial power had an undeniable impact on Sun Wu's strategy of building the coun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in later generations.Key words:Three Kingdoms period；Ganji；Sun Ce；Xugong一、引言干吉，通常讹作“于吉”，相传乃汉末太平道的一位鼻祖。
如所周知，其生平事迹主要有二：一是向汉廷进献《太平经》，二是与孙策角逐而惨遭杀害。
尤其干吉之死的故事，主要因《三国演义》的久经传唱而广为人知[1](K45-248)。
虽然学界大多认为干吉之死反映了汉晋之际神权与皇权的斗争问题，但是或囿于篇幅，常常因语焉不详而失之笼统，或限于文献，往往因真假难辨而无从取信。
最为遗憾的是，迄今尚无专文从史学角度对此做出简要梳理①。
本文认为，干吉作为黄巾之变后太平道收稿日期：2019-03-28作者简介：朱永清(1994—),男，江苏吁盼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93•第8期宜春学院学报第41卷硕果仅存的领袖人物，其死讯不但象征着东方道教整体政治运动的彻底终结，而且奠定了此后下层道教长期隐匿民间的基本格局，可谓影响深远，根本不容小觑。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简陋，拟在史料考辨与学术对话的基础上，对干吉之死的台前幕后进行系统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二、孙策杀干吉确系信史虽然按照传世资料记载，干吉的确死于孙策之手，但是受民国以降“疑古”思潮的影响，部分学者开始对这一陈说提出异议。
钱穆先生是国内学界最早的质疑者：“孙策杀于吉，盖由其杀高岱、许贡辗转增伪而来。
”［2］（H8）张作耀先生进而主张：“根据历史考察，此事纯属虚构O，，［3］（P54）无独有偶，国外学者彼得森先生也持类似观点，主张孙策杀干吉的情节模仿自孙策杀高岱的往事［4］（P156-157）。
即便承认孙策杀干吉是可信的，也有个别学者坚称“此一事件，实出偶然，，［5］（P28）O这些观点尽管迄今应者寥寥，不过其潜在影响却不容忽视，值得商榷。
从文献史源看，孙策杀干吉是众口一词。
以现存文献考察，最早提及干吉之死的史料有三：虞溥的《江表传》、虞喜的《志林》、干宝的《搜神记》。
虽然三方对干吉之死的具体过程存在分歧，但是均指出孙策是杀害干吉的元凶［6］（1110-ml）。
由于三者既乃博学好古的名家，又离三国时代相距较近，其中虞喜还是“会稽余姚”⑵孵锄的土著，恰巧生长在干吉殒身的江东地区，因而此说的可信度毋庸置疑。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云：“《江表传》所言与时代不合，虽未可尽信，而天师道起自东方，传于吴会，似为史实，不尽是诬妄o，，［8］（P58）所谓“与时代不合”，即史源最早的《江表传》的相关记载有细节失真，特别是交州刺史张津死亡时间的错讹［6］®"。
）。
可是，张津疑是张角之误，也未可知。
历史研究不能仅因时人个别回忆的遗误，就断定“此等记载之不足凭矣，，［9］（E254）,这显然属矫枉过正之弊。
从逻辑推理看，孙策杀干吉乃势在必行。
一方面，孙策家族与太平道积怨颇深，杀劫重启在所难免。
孙策之父孙坚本是凭借武力镇压底层民变而起家，尤其是参与平定黄巾之变一事，使其从基层的下邳县丞超擢为中层的别部司马［＜，］（P1093-1094）,实属人生的一大转折。
孙策从小即跟随乃父南征北战,无疑会对鼓动民变的太平道教徒心存芥蒂。
而干吉身为太平道的元老勋旧，尽管未曾直接参加黄巾之变，但是在孙策心中，俨然张角同党，形迹可疑。
因此，一旦有人挟术惑民，可能危及孙氏的统治,孙策就会诉诸武力，以绝后患，如追杀左慈就是力证②，干吉自然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孙策集团与干吉教众均将江东地区视作自家发展的基地，激起矛盾不足为奇。
北有袁绍、曹操的虎视眈眈，西临刘表、黄祖的围追堵截，以及同盟袁术的百般猜忌，孙策只得把目光投向江东地区。
江东不但是孙策父族的根基所在，其父“坚世仕吴，家于富春”冏⑼网，而且是孙策母族的势力范围，”策舅吴景，时为丹杨太守,,［6］（PU0",孙策自己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声望,“江、淮间人物咸向之，，［6］（P1101）o于是，孙策与张絃精心制定了称霸江东以攫取皇权的“五步走”战略③。
与此同时，太平道因张角发动黄巾之变而在北方沦为过街之鼠，干吉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6］（P1110）,将太平道的宗教中心从北方琅珈迁至南方吴会，并以“烧香读道书”与“符水以治病”等方式招探信徒，一时“吴会之人多事之，，［6］（Pm0）,神权威势赫赫。
这一举动明显不利于孙策皇权威信的塑造，直接妨碍了其独占江东以逐鹿中原的政治目标，彼此冲突无法调和。
三、政教争锋：干吉案索隐其实，孙策早在征战江东之初，曾一度与干吉进行合作。
按《江表传》，干吉“助军作福，医护将士”同（斑⑼；据《搜神记》，“孙策欲渡江袭许，与干吉俱行”问（即。
《元和姓纂》更是直接宣称：“吴军师干吉。
”⑴］叱）对孙策而言，此举一箭双雕：既有利于缓解与太平道之间的彼此猜忌与互相提防，以防干吉转向自己的对立阵营，又有利于向江东士族展现雍容大度与礼贤下士的明公形象，同时试图借干吉的宗教威望以拉拢民心。
对干吉而言，此事也殊为难得：既化解了太平道彻底覆灭的危机，便于其在江东地区公开传教与聚集信众，也满足了干吉从事政治的愿望，符合其改革弊政以致太平的宗教思^［12］（P1°81'1084）o当然，由于双方旧恨难释，合作只是各取所需，所以干吉虚顶军师之职，“至多只能以幕友的资格随军，决不能带兵打仗的”（聞。
因此，孙策站稳江东之日，即双方合作破裂之时。
上文提及，目前干吉之死共有三大史源。
而有关干吉案的详细情况，则基本出自《江表传》与《搜神记》。
因为前者时间更早，且后者事近神怪，所以《江表传》的记载最为可靠：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94•第8期朱永清：汉晋之际神权与皇权之争一以干吉之死为中心蠡测第41卷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之人多事之。
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锌，趋度门下。
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
策即令收之。
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
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
”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
”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
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
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
”即催斩之，悬首于市。
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
同⑵“®照此，大致可把孙策与干吉之间的抗衡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孙、干争锋”，神权公然向皇权挑衅，结果皇权一败涂地：“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