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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宗教制度我国宗教制度是指在中国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引导下，对各种宗教组织和信仰活动进行规范和管理的制度。
宗教是中国人民信仰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制度的建立旨在保障宗教自由和社会稳定，促进各个宗教教派和信徒的和谐发展。
我国宗教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宗教自由。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信仰自由不仅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
国家法律法规对宗教自由进行了详细规定，并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另一个特点是宗教团体注册制度。
我国宗教团体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注册，并依法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按照宗教团体管理条例的规定，宗教团体应当尊重国家法律，加强组织建设，规范宗教活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这个制度旨在确保宗教团体合法合规地进行各项活动，同时也保护公民权益和社会安全。
我国宗教制度的第三个特点是宗教教职人员的管理。
宗教教职人员在履行宗教职责的同时，也要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他们需要经过宗教团体的认定和政府的管理，符合相应的资格和条件。
这个制度不仅保证了宗教教职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也保障了公民和社会的利益。
此外，我国宗教制度还注重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中国有悠久的宗教历史和丰富的宗教文化，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我国宗教制度强调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通过设立文物保护单位、开展文物修复、加强传统节日和习俗的传统等方式，确保宗教文化的传统和发展。
总的来说，我国宗教制度旨在保障宗教自由和社会稳定，保护公民的权益和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
宗教自由、宗教团体注册制度、宗教教职人员管理以及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我国宗教制度的重要内容。
通过这些制度，我国宗教得到了良性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宗教和社会的关系得到了和谐处理。
正确认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整理我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法”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是保护公民和组织权益、规范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
宗教的制度和规范，是约束教徒和本宗教组织的行为指导。
正确认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有利于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有利于宗教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活动，有利于促进宗教关系和谐。
法体现了国家意志，是可以用国家力量强制执行的制度，有普遍约束力，全社会一体遵循。
法律具有阶级性，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教规”是以信仰为基础的行为规范，约束对象是教徒、宗教组织，没有社会强制力。
同时，国法与教规都具有规范性、意识形态引导、社会调适、社会控制等特点和功能，二者的部分规范内容是一样的。
有些法律的规定，由于宗教的教化、约束得到加强；而法律的强制性、一体性，也有利于宗教的一些特殊目标和诉求的实现和保障。
二、中国伊斯兰教处理国法与教规关系的历史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与本土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调适中，逐步形成了爱国与爱教相统一，“教法”与国法相一致，善于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为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政治上爱国与爱教相统一。
正确处理信仰宗教与忠于国家的关系。
明末清初，王岱舆、刘智等回族精英发起了以儒诠经运动，提出“忠主顺君”思想，完成了中国穆斯林政治思想的中国化。
王岱舆“真忠正道”的政治观，“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
“因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
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
马注说：“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
”“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
王者体主，若影之随形。
”“念主而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
君王代主宣化，不忠君就是背主。
近代以来，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宗教的生存与发展同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我国穆斯林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法律需要被信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引文就在法律学界广为流传。
西方人对法律富有宗教性的看法，表面看来对我们中国人建设法制社会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或国家宗教。
但如果按照伯尔曼的观点：“法律最终以道德为基础，道德最后建立于宗教之上”，中国法也同样有着其信仰基础，那恰恰是指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
换言之，在中国，被神圣化的道德本身，兼有宗教的功能。
今天，我们倡导全民投身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应该起着同样的重要作用。
因此，了解西方基督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基督宗教的律法观，对找回法律的神圣性、宗教性和建设法制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伯尔曼的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句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
也许我们会说这是西方人的观念，对于中国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它又有什么启示呢？表面看来，在中国宗教对法律影响甚微，但实际上宗教与传统法律有着深层的纠葛。
法律原初形态时与宗教不分，汉代提出则天立法，宗教成为历代政治话语中法律权威性和神圣性的合理来源，法律运行中神灵的影响也一直挥之不去，善恶报应的宗教信仰成为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极为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儒家文化孕育了华夏儿女。
因此，“信仰法律”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溶入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
建设法治社会，仅仅靠人们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教人“信仰法”，让人们把法律当成信条一样去崇拜、去遵守。
法律与西方基督宗教的关系和基督宗教的律法观这一问题的探讨，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反思，引发了许多感悟。
让我们也拥有希伯来人的智慧，辨清法律的美好与神圣，维护法律的尊严，献身于法制建设的神圣使命之中。
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一种法律半蒙昧的状态——我所谓的法律半蒙昧状态，是指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制体系建立完善初期通常所要经历的状况：即公民的法律意识有普遍性提高，开始懂得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整个法制体系的不透明和不系统，又致使大众对法律的认识仅停留于其工具性的一面，并对其具体操作和具体内容疑虑重重。
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之三:法与宗教伦理：伦理化与宗教性在法律文化系统中，法与宗教伦理是关系到法的制度、秩序与意义的基本问题。
从这一视角出发，比较中西法与宗教伦理的关系，透过其关系，可以对中西法律文化的类型有更好的认识。
正如我们所知，在人类文明史上，法律与宗教和伦理道德长期处于混同状态。
这种情况即是英国法学家沃克所说的：“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习惯、宗教教条、禁忌以及具有强制力的道德信条等行为规范之间，没有多少区别。
因此，作为特定的社会共同体日常生活中的准则，法律和道德有着共同的起源。
随着社会的进步，习惯与信条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信条用以区别善与恶、正确与错误，习惯则演变为具有强制力的规则，而不管其被认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很显然，沃克对法律与宗教和伦理道德在早期社会阶段的混同现象及其共同起源的说明是正确的，但他关于习惯与信条的分离及其演变的解释，却过于依赖西方经验而致简单化了。
验之中西法律文化发展的史实，可以发现，在古代中国的青铜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的区别；至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了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起，法律与伦理又开始融合；尔后，儒家伦理的精神与原则日益规范着法律的变化和发展，至隋唐终使中国法律完全伦理化；这一情形延至清末而无变化。
同样，西方在古希腊及罗马王政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亦是混同的；但到罗马共和国及帝政时期，伦理从法律中分离出来并有了独立的发展，而宗教依然是法律的一部分；随着中世纪的到来，宗教转而控制了法律，宗教法有了独立而迅猛的发展；虽然近代西方的社会革命促成了政教分离，法律在整体上脱离了宗教的束缚与控制，但宗教对法律仍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总之，西方法律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则具有强烈的宗教性。
中国古代法律的宗教性探析摘要：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备受关注的同时，中国法律是否也具有宗教性成了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
为此，本文通过宗教的定义和中国古代宗教所表现出的神明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特点，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在法权渊源、法律内容和司法程序方面具有的宗教性，旨在说明中国古代法律有宗教性，法律和宗教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
关键词：神明崇拜自然崇拜宗教性众所周知，对于诸如法从何而来，其本身具有哪些属性这类的问题是法学研究必不可少的。
西方近代一些法学家，如霍贝尔、马克思·韦伯、以及伯尔曼等人认为，当探讨法律的起源以及属性时，我们不能忽视宗教对法律的巨大影响。
他们一致认为法律与宗教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西方，基督教作为西方人信仰的支柱，对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以及实在法的制订、在社会中的实际运行，具有极大的影响。
然而，中国古代宗教与法律是否有关系?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否具有宗教性?学者谈到这个问题时，通常持否定意见。
伯尔曼认为，“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对立在东方文化中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那里，宗教基本上是神秘的、个人的，而官方的法律组织(也许部分是由于其宗教的这一特点)倾向于过分的形式主义和刻板。
”①在其他外国学者的论述中也谈到“在中国，人们关于法律起源的观念与上述其他国家截然不同。
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认为任何一部成文法源于神的旨意，即使是最完备的成文法也不例外。
”②即使是中国自己的一些学者，如近代瞿同祖先生，以及当代张中秋先生也将中国古代的法律定义为伦理化法律，认为宗教性为西方法律的特征。
③李步云同样认为“历史上，宗教对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影响，我国古代的法律很早就摆脱了法规和教规合为一体的阶段。
”④那么，能否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世俗性质的伦理化法律，它不具有宗教的特性呢? 在作出结论前，我先对中国古代法与宗教的关系做一分析。
一、宗教的定义与“法”一样，人们对于宗教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
“宗教”，(Religion)这个词在西方的语源，一是拉丁语religere，意思是敬仰神灵时的“集中”、“重视”和“小心翼翼”。
非法宗教活动的26条界定介绍在中国，宗教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非法宗教活动也被严格监管。
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界定非法宗教活动。
本文将详细探讨这26条界定。
一级标题二级标题：非法宗教活动的定义非法宗教活动是指违反中国宪法、法律法规的宗教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1.制造、散布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宗教仇恨与冲突；2.建立未经政府批准的宗教组织；3.违法抗拒国家政策，破坏社会公共秩序；4.骗取信众财产，进行非法募捐活动；5.催促信众放弃家庭、工作和教育等正常生活；6.违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活动；7.妨碍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8.非法传教，进行未经许可的宗教宣传；9.恶意毁坏、侵占宗教场所；10.扰乱社会秩序，参与非法示威活动。
二级标题：非法宗教活动的界定标准针对非法宗教活动，中国建立了一套界定标准，以便确保对非法行为的及时发现和打击。
这些标准包括：1.是否违反中国法律法规；2.是否干扰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3.是否进行未经许可的宗教活动；4.是否胁迫信众参与非法行为；5.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
二级标题：非法宗教活动的特征非法宗教活动通常具备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非法宗教活动。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特征：1.盲目崇拜宗教领袖和宗教教义，拒绝接受科学知识；2.对非信教者进行歧视和迫害；3.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破坏社会稳定；4.将非法宗教活动与其他犯罪行为相结合；5.进行非法传教和宣传，扰乱社会秩序；6.强制信众进行非法捐款和募捐活动；7.妨碍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8.放弃正常生活，封闭群体，与外界隔绝。
二级标题：非法宗教活动的危害非法宗教活动带来的危害不容忽视，对个人和社会都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以下是一些典型的危害：1.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2.伤害信众的身心健康；3.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4.扰乱社会秩序，妨碍正常生活和工作；5.传播误导性的宗教思想，导致信众迷信心理。
中国古代法律的宗教性探析摘要：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备受关注的同时，中国法律是否也具有宗教性成了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
为此，本文通过宗教的定义和中国古代宗教所表现出的神明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特点，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在法权渊源、法律内容和司法程序方面具有的宗教性，旨在说明中国古代法律有宗教性，法律和宗教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
关键词：神明崇拜自然崇拜宗教性众所周知，对于诸如法从何而来，其本身具有哪些属性这类的问题是法学研究必不可少的。
西方近代一些法学家，如霍贝尔、马克思·韦伯、以及伯尔曼等人认为，当探讨法律的起源以及属性时，我们不能忽视宗教对法律的巨大影响。
他们一致认为法律与宗教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西方，基督教作为西方人信仰的支柱，对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以及实在法的制订、在社会中的实际运行，具有极大的影响。
然而，中国古代宗教与法律是否有关系?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否具有宗教性?学者谈到这个问题时，通常持否定意见。
伯尔曼认为，“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对立在东方文化中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那里，宗教基本上是神秘的、个人的，而官方的法律组织(也许部分是由于其宗教的这一特点)倾向于过分的形式主义和刻板。
”①在其他外国学者的论述中也谈到“在中国，人们关于法律起源的观念与上述其他国家截然不同。
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认为任何一部成文法源于神的旨意，即使是最完备的成文法也不例外。
”②即使是中国自己的一些学者，如近代瞿同祖先生，以及当代张中秋先生也将中国古代的法律定义为伦理化法律，认为宗教性为西方法律的特征。
③李步云同样认为“历史上，宗教对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影响，我国古代的法律很早就摆脱了法规和教规合为一体的阶段。
”④那么，能否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世俗性质的伦理化法律，它不具有宗教的特性呢? 在作出结论前，我先对中国古代法与宗教的关系做一分析。
一、宗教的定义与“法”一样，人们对于宗教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
“宗教”，(Religion)这个词在西方的语源，一是拉丁语religere，意思是敬仰神灵时的“集中”、“重视”和“小心翼翼”。
另一是拉丁语的religare，意思是“联结”、“组合”和“固定”，包含着人与神、神与灵魂之间的联结之意。
因此，可以推测，在西方拉丁语时代，宗教就是人对神的敬仰和祟拜以及神人之间存在着的某种沟通，它在当时泛指人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而并非只指基督教等一神教。
《美国英语遗产词典》认为，宗教是“人们对超人力量的崇拜和信仰的表现”。
《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宗教涉及人与神的关系，其中“包括尊敬、崇拜、服从和屈从超自然力量的命令和箴言”。
⑤据《牛津法律大词典》的解释“宗教的宗旨在于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根据宗教理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要受到超自然力的掌握和控制。
宗教包括信仰、教义，以及抚慰、礼拜、宗教仪式等活动”。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⑥我国古籍亦有类似说法:《礼记·祭义》说：“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意即对鬼神的信仰与崇拜，是教化人民的圣理，而《辞源》(旧版)言:“宗教以神道设教，而设立戒约，使人崇拜信仰者也”。
也就是说，任何宗教都是以对超人间力量，即神灵的实在性信仰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对神灵的信仰是宗教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古代宗教的特点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中国上古时代的原始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对许多自然现象不能解释而相信万物有“灵”，奉之为神而崇拜他们(例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这是最先的神明崇拜。
在众多崇拜对象中，人们将一些灾难性的自然现象诸如风、雨、雷、电等归咎于上天对人的惩罚，所以对天尤其畏敬。
中华民族称华夏族，“华”之古义，本为太阳的专称，“夏”在金文中有许多写法，其共同特点是：一人头顶或手举太阳，这与华为太阳古称同义。
可见，华族与夏族都以太阳族自谓。
而在古代，常把天叫“昊天”，以太阳为主，太阳也就是天的同位语。
所以，华夏民族自起源之初，则已是一个以天为宗教崇拜对象的民族。
至殷时，殷人因花蒂生长可开花结果而将花蒂视为万物生长之源，渐渐将“帝”尊为至上神。
稍后一些时候，人们将天与帝结合起来称为“天帝”，是众神之王，列居诸神之上，不仅掌管一切自然现象，而且也掌管人间的一切事物。
最先自发的、盲目的神明崇拜为天命崇拜所代替，从此开始天命崇拜系统化、制度化、政治化的过程。
除敬天之外，古代人们同时把祖先作为崇拜的对象。
对祖先的崇拜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宗教意识的特点和核心⑦，它最初源于原始社会的灵魂崇拜和图腾崇拜。
人类学意义上的祖先崇拜，是指以已死亡的过去的成员给某个集团现有成员的生活带来影响或者能够带来影响这一信仰为基础的民俗信仰体系。
某个集团活着的现有成员认为自己以及所属集团的延续和繁荣有赖于祖先。
⑧那时的人们感到氏族或部落的一切都来自先祖的传授因而对祖先格外敬奉。
殷王室对祖先的崇拜甚于对天神的崇拜，并使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渐渐融合。
周朝崇拜祖先更甚，渐渐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祭祀礼仪，并通过周公制礼使其法律化来强迫人们接受，将对“天”和“祖宗”的崇拜与人世的道德伦理统一起来，在“天一德、孝一祖”的关系中寻求公理。
⑨敬天祭祖从此具有了伦理、政治意义。
综合上述中国最初宗教的特点，比照季漾林教授的归纳：在古代中国，天为至尊之神，王室祖先为天下之尊，以皇帝为首的整个统治集团把持神权，正是一个最大的宗教组织机构；天帝五帝、五德始终，三统的说教以及后来的以德敬天，神道设教的正统统治思想无非是统治者宣扬的有利于其统治的戒约；几乎所有老百姓都是这一信仰的盲从者，其信徒数目之众，可以说绝无仅有；佛像，庙观，宗祠，祭神、祭祖的祭日及仪式数不胜数。
宗教的特征无不俱其全。
所以，中国古代不仅在蒙昧时期业已形成以天命和祖先崇拜为民族宗教观念的传统，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已形成自身固有的特点。
三、中国古代法律的宗教性由上可知，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自政权产生之初已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对国家政治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法律也不例外。
具体讲，古代中国法律由于受宗教的影响而体现出的宗教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法权渊源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根本找不到西方法典存在的“君权神授”的词句，而常说“联即王法”，因而中国的立法权来自君主。
事实上，如前所述，远在炎黄时代，部落首领已自称太阳、天，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历代君主、帝王或假借天帝之口或自称为天子——天的儿子，人间的首领、帝王被神化。
虽然“法自君出”，但皇帝乃是“口含天宪”，仍是将君主制定的法律说成是上天的意旨，以便利用人们对天神的敬仰与崇拜，达到愚昧人民，维护其统治的目的。
皇帝拥有的立法权，也是“奉天承运”。
启讨伐有息氏，借口是有启氏“威侮五行”触怒了上天，“天用剿绝其命”，自己与有息氏的战争是为了“恭行天罚”；汤伐桀时也对汤属地的臣民说：“非台(我)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碰(消灭)之”⑩。
所以，法自君出、君承天命，归根结底仍是君权神授。
（二）法律内容从宏观看，中国奴隶制法由礼和刑两部分组成，《说文解字》言:“礼，所以事神致福也”。
礼最初为祭祀的用具，后引申为事神祭祖的仪式，可见礼与宗教崇拜关系之密切。
周公制礼后礼成为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封建社会自汉代起在法律思想上主张“德主刑辅”，东汉时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思想，开始以礼入法的过程。
其后的《白虎通义》在确定了“三纲”、“六纪”的政治核心理论之后，还通过各种讥纬解释将其神学化、宗教化；隋唐时法律“一准乎礼”，礼入于律，礼由习惯演变成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一个法制传统历代沿袭。
《论语·为政》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能唤起人们对法律的尊崇、心甘情愿地去履行一些行为规则的，是德与礼，而不是刑(法)。
德、礼乃宗教的衍生之物，于是，宗教因法律而具有社会性，法律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表现在具体的法律内容中，宗教性则随处可见:第一，法制的指导思想:商时的统治者是借助“天意”实行“天罚”，殷时发展到假借鬼神进行“神判”，有意识地把惩罚和刑杀披上宗教神话色彩。
周及其后各朝代则都不同程度地以德治、礼教为指导；第二，罪名:天帝是最高统治者，所以“威侮五行”、不敬天是最严重的犯罪:三纲五常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则各代法律为维护君权、父权、夫权，许多行为被冠以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罪名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处以重刑；第三，法律原则:在尊尊、亲亲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一提纲挚领的礼制原则之下，上请制度、八议制度、准五服以制罪制度、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同居相隐原则等无不反映了封建礼教的要求。
（三）司法程序首先，体现在案件的审理裁决方式上。
为了假托神意，古时的定罪判刑常用占卜的方式进行，甲骨烧烤后出现的裂纹(卜辞)全由巫师以神的名义来辨认和解释。
后来虽出现了一些比较客观的审判原则(五听制度、证据制度等)，但在案件难以解决时，法官仍寄托于神明裁判，认为“人各有报，天网恢恢”。
这种做法，即使是当时备受人们推崇的清官亦不能免俗(宋朝的包拯就有传说“过阴间”的故事)。
其次，体现在行刑上。
西周时已从敬天的基本观点出发，一般在秋冬执行死刑，以应天道。
东汉董仲舒创“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说”，认为天子所施德教、刑罚都源于天意，因而“王者生杀、旬顷时气”。
德教刑教皆应符合天道:春夏万物生长繁茂，主阳；秋冬凋零收藏，主阴，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所以“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
”而“德教主阳，刑杀属阴”，如“刑德易节次则贼气速至，贼气速至则国多灾殃”。
或秋冬行德，春夏行刑是大的“易节失次”；或庆赏不当、刑罚枉滥是小的“易节失次”，都会产生“贼气”而干扰四时运行引起灾难。
所以在行刑时，汉法以“冬月行重刑，迂春则赦若(或)赎”，即秋冬行刑，春秋行赦，重罪判死刑，都要等到秋冬季节进行，以与天时运行相符。
以后各朝大多与此相似。
明清时的秋审、热审、朝审制度也是受此理论影响。
此外，古代统治者往往认为水、旱、饥、蝗等自然灾害是由于冤狱激怒上天而受惩罚，所以皇帝除主持祭祀鬼神外，还常要求官吏查访冤案；历代统治者为求上天降福免受灾祸，还常常对囚犯减免刑罚或进行大赦。
据《中国大赦考》记载:历代因灾异而赦者，星变十二、旱地八、地震五、日蚀四。
可见，对神对天的敬仰崇拜已经影响到古代的刑罚制度。
结语总而言之，在古代中国，政府就是实质的“教会”，而没有另外一个像西方基督教会那样能与世俗政权相抗衡的宗教组织。
在中国世俗的法律与宗教组织的规定合二为一，法律具有宗教性，而宗教规定也具有法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