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才观之精华与启迪

中国古代人才观之精华与启迪X 学术思潮中国古代人才观之精华与启迪□吴文昌在中国古代的治国安邦方略中 , 以重才、辨才、选才、用才为主要内容的人才观 ,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

这种既符合传统伦理道德 , 又适应经邦济世需要的人才观 ,内容广泛 ,寓意深刻 ,论述精辟 ,利国益民 , 曾对中国历代社会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今天 ,我们联系现实 ,从古代人才观中汲取积极有益的成份 , 深刻地领会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选拔干部 ,必须全面贯彻德才兼备原则 , 坚持任人唯贤 , 反对任人唯亲 , 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重要思想 ,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关中国古代人才观的论述可以说是浩如烟海。

本文择其要者试加分析。

一、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的重才思想尊贤重才 ,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又是历代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

历代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 , 都把人才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来对待。

早在西周时期 , 太师姜尚就提出了“治国安家 , 得人也。

亡国破家 ,失人也”的思想。

管子在总结古之圣王、暴王兴亡成败的教训后 ,得出结论说 ,圣王之治 , “非得人者 , 未之尝闻”暴王之败“非失人者 , 未之 ; , 尝闻”“人 ,不可不务也 ,此天下之极也”墨子认为。

王公大人治理国家 ,“国有贤良之士众 , 则国家之治厚 ; 贤良之士寡 ,则国家之治薄”。

吕不韦观《春秋》 , 认为自鲁隐公至哀公十有二世的安危荣辱 , 根本原因只有一条“得贤人 ,国无不安 ,名无不荣 ; 失贤人 , : 国无不危 , 名无不辱”。

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人才观之大成 , 结合自己的治国体会 , 提出了“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 ,这是当时对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

明太祖朱元璋则更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

他对礼部臣僚们说 :“为天下者 , 譬如作大厦 , 大厦非一木所成 , 必聚才而后成 , 天下非一人独理 ,必选贤而后治。

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

清圣祖康熙皇帝干脆对人才问题来了个总结 , 指出 :“自古选贤任能 , 为治之大道。

”因此“致治之道 , 首重 , 人才”。

这些论述 ,从不同的侧面 ,揭示了天下兴亡、社稷安危、国运盛衰 , 皆系于人才的道理 , 使我们今天读起来仍觉获益匪浅。

我们历览前贤的人才观 , 不仅要学习前人重视人才的思想 , 更要学习前人重用人才的实践。

自古以来 , 历代开明君主、有为帝王 , 都把尊贤重才作为治国之本 ,奋力躬行 ,有的甚至到了“求贤若渴”的程度。

汉高祖刘邦曾亲下《求贤诏》宣布 :“贤士大夫 , 有肯从我游者 ,吾能尊重之 ,布告天下 ,使明朕意。

”唐太宗李世民在《荐贤举能诏》中说 :“朕遐想千载 , 旁览九流 , 详求布政之方 , 莫若荐贤之典。

”大声疾呼有才能的贤人“务尽报国之义 , 以副钦贤之怀。

”此外 ,像宋英宗赵曙颁布《令中外选举人者务在得人不必满所限之数诏》朱元璋、《访求师儒敕》康熙皇、帝定《治国圣训》 , 都是求贤选才的实际举动。

值等得一提的是 , 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为了尽快发现和选用人才 , 曾连下《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一时间贤才竞进 , 集于帐、下。

古代明君英主尊贤重才的举措 , 大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 也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秦重用商鞅、李斯 ,变法、、治国图强 ,国势日盛 ,终于灭六国 ,四海一 ,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秦王朝 ; 刘邦重用张良、萧何、韩信 , 依靠他们出谋划策 , 治政安民 , 带兵打仗 , 战胜了刚愎自用、轻视人才的项羽 ,最后以汉代秦 ,终成霸业 ; 李世民重用魏征、房学术思潮 X 玄龄、杜如晦 , 政通人和 , 国力大增 , 遂有“贞观之治”这些都是古人重用人才的典范。

这里需要说及的是 ,这些人才之所以能发挥较大的作用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主张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 重用了他们 , 得民心 , 顺民意 , 正合“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条历史定律 ,这就是人才在治国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道理所在。

二、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的取才标准古代圣贤明君都十分重视用人标准。

李世民曾对魏征说 : 用得正人 , 为善者皆勤 ; 误用恶人 , 不善“者竞进。

”可见 , 用什么样的人 , 是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的大事。

要全面看人 , 慎选贤才。

荀子提出贤才需是“谏、、、争辅拂之人”这种人能除 , “国之大患”是 , “社稷之臣 , 国君之宝”。

孙武总结用兵之道 , 提出为将者 , 必须具备“智、、、、的基本素质。

他指信仁勇严”出 : 智者 , 先见而不惑 , 能谋略 , 通权变也 ; 信者 , 号“令一也 ; 仁者 ,惠抚恻隐 ,得人心也 ; 勇者 ,恂义不惧 , 能果毅也 ; 严者 , 以威严肃众心也。

五者相须 , 缺一不可。

”司马光在概括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道德足以尊主 ,智能足以庇民”的人才标准 ,其中“道德”即今天讲的“德”“智能”即今天讲的 , “才”。

明朝刘斌在《复仇疏》中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曰德 ,二曰量 ,三曰才。

” : 只有三者皆备 ,才能当大任。

明朝高拱则进一步提出“才德兼者上也” : , “若夫钧衡宰制之任 ,必德才兼备之人 ,而阙其一者 , 断不可为也”。

这些关于用人基本标准的论述 ,直到今天 ,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古人主张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 , 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 , 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 , 把德放在首位、帅位。

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 ,针对世人不辨才与德异 ,通为之贤 ,因而用人中失当的教训 , 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 , 正直中和之谓德”。

进而指出 :“才者 , 德之资也 ; 德者 , 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 , 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 ; ‘君子’才胜德之 , 谓‘小人’。

”“君子挟才以为善 , 小人挟才以为恶” , 所以“与其得小人 , 不若得愚人”可见 , 德是何等重 , 要。

司马光在《论选举状》 , 将中“德帅才资”的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具体 , 指出 : 取才之道 , 当以德行“为先 ,其次经术 ,其次政事 ,其次艺能”。

朱元璋下诏求天下贤才 ,强调“有司察举贤才 ,必以德行为本 ,文艺次之”。

以德为先的用人思想在这里进一步变成了皇帝诏书、金科玉律 ,有了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

康熙在《治国圣训》 ,根据切身体会 ,深刻阐述了德中的重要性。

他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 : 事 ,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朕听政有年 ,见。

人或自恃有才辄专资行事者 , 思之可畏。

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 , 若止才优于德 , 终无补于治理耳”。

古人重德 ,尤其崇廉。

因为古人讲的德 ,是择官选吏的标准 ,主要讲的是官德 ,而廉洁问题是官德中的首要问题。

魏征在给唐太宗的对策中 , 论及德才关系时指出 :“设令此人不能济事 , 只是才力不及 , 不为大害。

误用恶人 ,假令强干 ,为害极多。

元朝大臣揭”斯曾这样论述 :“夫今谓善政者 , 亦曰廉而已矣。

廉非为政之极 ,而为政必自廉始。

惟廉则欲必寡 ,欲寡必公 ,公则不匮。

”清康熙在论择官时强调“节操清 : 廉为最紧要 , 即如部院堂官 , 朕皆信其清操而委任之 ,堂官于司员亦应任其清操而委任之”。

正因为康熙择官重廉 , 故其臣魏象枢在奏疏中大讲“周官六计 , 咸冠以廉”曰廉善、 , 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

并进而指出 :“上有好者 , 下必有甚焉 ,若上以廉求 ,而下不以廉应 ,臣知其必不然也。

”廉在德中的位置是显而易见的。

应当指出的是 ,古人主张“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的选人标准 ,并不是不加分析 ,一味片面强调德的重要 ,而是根据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 ,灵活掌握选人标准 , 使选人服从“治世”。

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就主张乱世之时 ,要敢于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

魏征则进一步指出 :“但乱世惟求其才 , 不顾其行。

太平之时 , 必须才行俱兼 , 始可任用”。

囿于历史的局限 , 这种论断显然有偏颇之处 , 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是不容忽视的 , 它对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选人用人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察言考行 ,去伪存真的辨才方法在古代人才思想中 , 辨才之法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是因为 ,辨才是取才、用才的前提和基础。

在辨才这一环节上如果出了问题 , 误用了恶人、庸人、、愚人小人 ,就会乱世、、。

因此 ,古人不误国害民仅十分重视辨才的意义 , 而且十分讲究辨才的方法。

第一 ,听其言 ,观其行。

孔子曾经说过“始吾于 :X 学术思潮人也 ,听其言而观其行。

今吾于人也 ,听其言而观其行。

荀子认为“口能言之 ,身能行之 ,国宝也。

” , 口不能言 ,身能行之 ,国器也。

口能言之 ,身不能行 ,国用也。

口言善 , 身行恶 , 国妖也。

治国者敬其宝 , 受其器 ,任其用 ,除其妖”。

孔子与荀子主张的听言观行 , 是识别人才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宋朝开明宰相王安石在《上皇帝万言书》 , 专门阐述了中“察”的问题 ,实际就是辨别人才问题。

他说“所谓察者 , : 非专用耳目之聪明 , 而私听于一人之口也。

欲审知其德 ,问以行 ; 欲审知其才 ,问以言。

得其言行 ,则试之以事。

所谓察之者 ,试之以事也”。

元朝大臣胡祗认为“辨人才最为难 ,盖事有似是而非者 : 刚直开 , 朗似刻薄 ,柔媚罢软似忠厚 ,廉介有守似褊隘。

言讷识明似无能 , 辨博无识者似有才 , 迟钝无学者似渊深 , 攻讦谤讪者似端直 , 掩恶扬善者似阿比 ; 一一较之 ,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 ,人才优劣真伪 ,每混淆为不能辨也。

”怎么办呢 ? 他认为必须“心公识明”当君 , 子小人来至面前时“察言考行 , 识所以 , 观所由 , 察 , 所安 ,不以言举人 ,不以人废言 ,取德以实行 ,取才以实效 , 详以理 , 悉以义 , 虽万态亿状 , 眩耀莫之或欺 , 为人之任亦重矣。

”这说明 , 听言察行 , 即可去伪存真 ,达到选君子、去小人的目的。

第二 , 举之以众 , 取之以公。

举之以众 , 用今天的话来说 , 就是注重公论。

孟子主张 ,“国君进贤” , “左右皆曰贤 , 未可也 ; 诸大夫皆曰贤 , 未可也 ; 国人皆曰贤 , 然后察之 ; 见贤焉 , 然后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 , 勿听 ; 诸大夫皆曰不可 , 勿听 ; 国人皆曰不可 , 然后察之 ; 见不可焉 ,然后去之。

”孟子主张的公论 ,面已经达到整个国人 ,虽难以做到 ,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司马光批判当朝存在的任人唯亲、少数人说了算的弊端 , 指出 :“古之为相者则不然 , 举之以众 ,取之以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