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2019届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语文试卷(含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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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泸县第二中学2019届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
语 文 试 题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填写好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等信息2．请将答案正确填写在答题卡上
第I卷 阅读题（共70分）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1-3小题。（9分，每小题3分）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2· 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汉代崔瑗的“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的“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证明我国书法理论诞生很早，不会晚于汉代。
B. “眼中自然”的理论虽然在自然内涵的拓展上没有很大进展，但影响了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并且被进一步细化了。
C. 汉代的书论家已经普遍具备了“观物取象”的意识，比如，他们注重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
D. 用“眼中自然”的理论理解书法，但毕竟有局限，因为它只能描述字的点画外形，很难描述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构建“胸中自然”的理论，目的是破解“眼中自然”的尴尬，也反映了书法理论从强调书法的“形”到强调“态”的转变。
B. “胸中自然”强调书法的“态”，包含了从点画本身的姿态以及从点画到整字再到整篇所孕育的生命跃动，内涵更加丰富。
C.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书法理论家们逐渐意识到了“胸中自然”所反映的生命意识，将它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则是在宋代以后。
D. 孙过庭《书谱》认为，书法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和体悟，而不仅仅是视觉感官上具有相似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时就出现了“自然”地观念，不同时段和不同理论家都在丰富着这一观念，最终达到“自然而然”的最高境界。
B. 梁武帝对书法的评论不仅包含点画本身的形态，还有从点画到整字再到整篇所孕育的生命跃动，·3· 因而能直接唤起人们的审美联想。
C. 苏轼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表明在尚意思潮影响下，他的书法只有心性的自然流露，而全不在乎点画形状了。
D. 历代书家对书法的认识由注重点画样式，到注重生命意象和审美境界，再到注重心性表达，最后终于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9分）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由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文字记载的，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祓禳避祸、祈福求吉而举行的。他们需要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虽然仅通过部分甲骨文文字无法了解当时祭祀的具体情况,但至少可以得知殷人已经开始祭祀他们的祖先，并将祖先视为可祈福求助的神灵。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吻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字本意就是用手持肉，献给神灵，沟通神人关系。
到了周代，祭祖礼仪更增加了稳固国家统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即通过国家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虽然周代创制的这种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后世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礼有仪有义，仪是外在表现形式，义是内在价值意蕴，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将孝道观念和祭祖礼仪完美结合起来的是汉代诸儒。可以说汉儒对中国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贡献是重大的，他们找到了中国人重祭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和身体实践，使祭礼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灵魂支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孝作为儒家主要的思想观念，成为汉王朝立国的重要思想根基，“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举孝廉、颁布养老令、推行三年丧制、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到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作为一种普世性价值观，着力推广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逐渐形成了汉代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并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系统。
汉代以后，中国人的祭祖礼仪既有了规范的礼仪表现形式，又继续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自此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是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庶民即寻常百姓，他们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