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 护 词(非法证据排除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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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您好!今天,我作为被告[被告姓名]的辩护人,依法出席庭审,为被告进行辩护。
在此,我将对本案的事实、法律适用及被告的刑事责任进行详细阐述,以期还原事实真相,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一、案件事实概述本案涉及原告[原告姓名]与被告[被告姓名]之间的[具体纠纷类型,如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
根据原告的起诉状及证据,原告主张被告在[具体事件]中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以下是案件事实的详细陈述:1. 事件背景:[简要介绍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等]2. 事件经过:[详细描述事件发生的经过,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等]3. 事件后果:[描述事件发生后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及影响]二、被告的辩护理由1. 事实上的辩解(1)关于事件起因:[针对原告指控的起因,提出反驳意见,说明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2)关于事件经过:[对原告所述的事件经过进行澄清,提供证据证明事实并非原告所述](3)关于事件后果:[针对原告提出的损失及影响,提出反驳意见,说明损失及影响并非由被告直接造成]2. 法律上的辩解(1)关于法律适用:[针对原告主张的法律依据,提出不同意见,说明本案的法律适用应为何种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2)关于责任认定:[根据法律规定,对被告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进行论证,提出被告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3)关于责任承担:[若被告应承担民事责任,提出责任承担的具体方式和范围,以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三、辩护意见1. 事实上的辩护意见(1)原告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被告的行为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
(2)原告所述的事件经过存在误导,与事实不符。
(3)事件后果并非由被告直接造成,原告的损失应自行承担。
2. 法律上的辩护意见(1)本案的法律适用应依据[具体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而非原告主张的法律依据。
(2)根据法律规定,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3)若被告需承担民事责任,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非原告主张的全部责任。
王震故意杀人案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的委托,指派杜永浩律师担任其二审阶段的辩护人。
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采纳。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震出于报复,与同案犯侯常生用细钢丝将被害人洪玉珍勒死,用被子闷堵被害人王熙鑫的口鼻,致其窒息而死。
据此,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王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王震的死刑判决不符合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我国的刑事司法精神和死刑政策,不能判处被告人王震死刑立即执行。
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项明确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这一规定表明,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也包括对证据量的要求。
它包括以下内容:(1)据以定案的每一个证据都已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与案件事实都有实质的关联性;(3)各个证据之间以及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4)综合认定的结论具有唯一性,即排除其他可能性。
但是,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根本达不到这一要求。
更不能据此对被告人王震作出死刑判决。
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首先,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王震作出死刑判决的唯一直接证据是同案被告人侯常生的口供。
而被告人侯常生的口供前后矛盾,难以断定真伪。
被告人侯常生在内蒙古公安机关所做的第一次(2003年3月19日)和第二次(2003年3月23日)口供均称其和被告人王震杀害本案被害人是在受他人指使和收买的情况下实施的。
直到被押解到北京后侯常生才改变口供称是报复杀人。
而在一审庭审中被告人侯常生又称“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并不属实”,原因是其在刑警队挨了打,受到了刑讯逼供。
(参见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十一页、第十二页、第十五页),而公诉机关又未能提出应有的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侯常生没有受到过刑讯逼供。
第1篇一、案情简介2018年2月,某市发生一起盗窃案,犯罪嫌疑人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经过侦查,公安机关认定张某盗窃了被害人李某价值5万元的财物。
案件移送至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张某委托律师为其辩护。
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发现案件存在诸多疑点,遂决定为张某进行无罪辩护。
二、辩护律师调查取证1.查阅案卷材料辩护律师首先查阅了公安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发现以下疑点:(1)被害人李某的财物被盗地点位于其家中,但案发当晚李某家中并未安装监控设备,无法提供确凿的现场证据。
(2)被害人李某在报案时,未能提供具体的失窃物品清单,且部分失窃物品的购买时间、地点、金额等信息模糊不清。
(3)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未能收集到张某盗窃被害人的直接证据,如监控录像、指纹、DNA等。
2.走访被害人及证人辩护律师走访了被害人李某及其邻居、同事,发现以下情况:(1)被害人李某对失窃物品的描述存在矛盾,部分物品的购买时间、地点、金额等信息与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符。
(2)部分证人证言存在矛盾,无法证实张某盗窃被害人的事实。
3.调查张某的社会关系辩护律师调查了张某的社会关系,发现以下情况:(1)张某在案发前与被害人有经济往来,但双方关系良好,不存在盗窃动机。
(2)张某在案发期间,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无法证实其参与盗窃。
三、辩护词在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针对以上调查取证情况,提出了以下无罪辩护意见:1.被害人李某的陈述存在矛盾,无法证实张某盗窃其财物的事实。
2.公安机关未能收集到张某盗窃被害人的直接证据,如监控录像、指纹、DNA等。
3.张某在案发期间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无法证实其参与盗窃。
4.张某与被害人的关系良好,不存在盗窃动机。
四、法院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辩护律师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成立,认定张某无罪,当庭释放。
五、案例总结本案中,辩护律师通过查阅案卷材料、走访被害人及证人、调查张某的社会关系等途径,发现了案件存在的诸多疑点,为张某进行无罪辩护提供了有力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律师与法院冲突的案例非法证据排除律师与法院冲突的案例导语:非法证据排除律师在司法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职责是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并维护司法公正。
然而,在某些案件中,与法院的观点冲突可能会引发争议。
本文将通过分析一些实际案例,探讨非法证据排除律师与法院之间冲突的发生,进而展开对这一主题的深入思考。
一、案例一:李某的毒品案件1.1 案件概况李某因涉嫌贩卖毒品被起诉,但警方的搜查行为存在一定问题。
为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律师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主要策略,提出相关申请。
1.2 与法院的冲突在庭审中,律师要求排除警方获得的非法搜查证据,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力的法律观点和案例解释。
然而,法官对该策略持否定态度,在审理过程中频繁干预,对律师的发言进行限制和打断。
1.3 发展与结果律师坚持辩护策略,提交了相关法律文书并提出异议。
法院考虑到案件的具体情况,积极参考律师的观点,最终排除了非法证据,并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
二、案例二:王某的著作权案件2.1 案件概况王某自称是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作品的原创作者,并以此为基础起诉侵权者。
律师在案件中主张排除非法获得的证据,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2.2 与法院的冲突在庭审过程中,律师提出了多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但法官对此持异议。
法官认为律师的论点缺乏充分依据,对其质疑并提出异议。
2.3 发展与结果律师充分展示了相关法律条文和案例解释,从法律角度驳斥了法官的质疑。
在余下的审理过程中,法院考虑到律师的合理观点,最终接纳了相关排除证据的申请,保护了被告的合法权益。
三、个人观点与理解3.1 非法证据排除律师的重要性非法证据排除律师是司法公正的保障者之一,他们在刑事辩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以排除非法证据为手段,确保庭审的合法性,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3.2 律师与法院的冲突源于观点不一致律师与法院的冲突往往源自于双方对案件、法律解释和证据审查标准的不同认识。
律师通常以被告的利益为重,并以法律条文和案例为依据,而法院则需要兼顾庭审的顺利进行和案件的实际情况。
第1篇一、案例背景张某某,男,32岁,某市居民。
2018年,张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某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某的辩护律师依法为其行使辩护权,通过充分调查取证、质证和辩论,最终使法院对张某某作出无罪判决。
本案充分体现了法律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性。
二、案件事实2018年6月,张某某通过互联网结识了受害者李某。
李某声称自己急需用钱,请求张某某帮忙。
张某某答应后,以帮李某购买理财产品为由,骗取李某人民币20万元。
案发后,李某报警,张某某被抓获。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某的辩护律师认为,张某某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其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诈骗的行为。
以下是辩护律师为张某某行使辩护权的具体过程:三、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具体过程1. 审查起诉书及证据辩护律师首先审查了起诉书及证据,发现起诉书中的犯罪事实与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辩护律师认为,起诉书中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某有诈骗的故意。
2. 调查取证辩护律师在充分了解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取证,发现以下事实:(1)张某某与李某的交往过程中,并未表现出诈骗的故意,而是以帮助李某购买理财产品为由,骗取李某信任。
(2)李某在报案时,曾向警方表示,自己是因为急需用钱,才将20万元交给张某某。
(3)张某某在案发后,主动向警方交代了自己的行为,并表示愿意退还李某的20万元。
3. 质证在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针对起诉书中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关于诈骗的故意,辩护律师提出,张某某在与李某交往过程中,并未表现出诈骗的故意,而是以帮助李某购买理财产品为由,骗取李某信任。
(2)关于诈骗的行为,辩护律师提出,张某某并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而是以帮助李某购买理财产品为由,骗取李某信任。
(3)关于诈骗的后果,辩护律师提出,李某在报案时,曾向警方表示,自己是因为急需用钱,才将20万元交给张某某。
4. 辩论在庭审辩论阶段,辩护律师针对起诉书中的指控进行了反驳,主要观点如下:(1)张某某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其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诈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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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盗窃罪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人是被告人苏**被控盗窃罪的辩护人,现根据本案事实与适用法律,将对苏**做罪轻辩护。
下面就本案发表如下意见: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公诉机关不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庭前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被告人所做的有罪供述及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予排除庭前,本辩护人根据被告人反映侦查机关在对其讯问过程中采用肉刑和变相肉刑等非法方法取证的情况,依法先后向公诉机关、法庭申请提起非法证据排除。
法庭依法启动了对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审查程序。
公诉机关通知了侦查机关的3名侦查人员到庭作证。
公诉机关也提交了一些证据。
但辩护人认为,这些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以及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足以证明侦查机关收据证据的合法性。
理由是:1、公诉机关未能提供足以证明没有对被告人采取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逼取口供的证据。
所谓采取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即“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即《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规定。
首先是,关于刑讯逼供,即肉刑。
被告人称,他在被关押至看守所前的讯问审查过程中,受刑讯逼供,也即使用肉刑的方法逼取口供。
致使右侧头部、右侧身体、右腿脚等多处受伤。
在两份《入所体检表》及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均记载“双膝盖皮肤挫伤”(检p12-17)。
在公诉机关询问看守所五仓责任民警黎**时,(检p8)黎说:“有天早上犯人出操,苏**坐在门口,无法走动。
右脚髁肿的比较厉害,然后我就向其了解仓内情况。
问其是否仓内,犯人所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案例【篇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案例】近日,笔者作为辩护人在黑龙江省某法院办理了一起因非法证据被排除而从轻判处的受贿案件,颇具典型意义。
被告人周某是一家医院的院长,任职期间曾收受本院职工和医药公司人员贿赂。
检察机关指控的受贿数额为12.6万元(建议量刑10-12年),周某曾经全部供认,但是庭审中只承认收受7.6万元,并指出12.6万元的供述是在侦查机关威胁、引诱的情况下做出的。
威胁、引诱的说法并无证据,但有证据证明侦查机关未能全程录音、录像。
据此,辩护人提出本案属于《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的“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所以应当予以排除。
最后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认定受贿数额为7.6万元,判处周某有期徒刑7年。
判决后周某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抗诉,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判决书》是这样论述的:“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共收受王某人民币8万元中的4万元、收受佟某现金及购物卡人民币1万元,因被告人周某不予认可并且口供不一致,行贿人不予出庭质证,侦查笔录存在瑕疵,证据不足,故对其这部分指控,不予支持……”辩护思路第一部分关于控方的程序违法及证据方面的问题一、侦查机关没有按照高检院的规定对讯问过程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第2条:“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指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对讯问全过程实施不间断的录音、录像。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01条也有同样的规定。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的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在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之外,还特别规定讯问嫌疑人应当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即把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范围由职务犯罪扩大到了所有的犯罪,这说明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重要性。
如此重要的规定,本案的侦查机关却公然违背,说明讯问程序违法。
刘志伟案辩护词作者:张凯律师本文转自张凯律师新浪博客受刘志伟委托,本人担任刘志伟二审涉嫌受贿罪辩护人,在查验了全部案卷后,本人参与了全部庭审,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审判长给予律师充分的发言权利,同时检察员也给予了律师足够的尊重,对此表示感谢。
在此,我从四个方面发表我的辩护意见。
第一、程序。
第二、实体。
第三、排除非法证据、第四排除合理怀疑。
我也分别用三张表格来表达我的辩护意见。
一、侦查程序严重违法(见表一)本案中,整个侦查环节,程序严重违法。
第一、刑讯逼供。
在庭审过程中,刘志伟非常详细的描述了三次被刑讯逼供的情况,我们还提交了四份证人证言,这四份证人证言,是刘志伟在看守所中的舍友,证实了当时他们听到刘志伟描述刑讯,或看到刘志伟身体状况的情况。
并且依照新刑诉法,庭审中还有两位证人的秘密出庭,这两位秘密证人是刘志伟在押期间的管教,至少有一位秘密证人,清晰的描述了:刘志伟向他讲述刑讯逼供的情况,以及手腕受伤的状态。
我认为这些证据已经足以证实了确实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
第二、除了刑讯逼供,在整个侦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篡改、伪造笔录的情况。
在庭审中,我们也提交了依据审讯录像而完整记录的七份文字稿证据。
而这七份证据与侦查机关提交的询问笔录有的是面目全非的、有的是大量省略的、有的是完全篡改,意思全不一样。
然而,这是我们根据提供过录像的部分笔录整理情况,还有很多笔录根本没有提供录音录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笔录有更大可能被篡改、伪造。
同时,侦查机关提供的笔录中,我们发现:侦查机关提交笔录很多大量雷同,比如:6月13、6月14、7月5日笔录以及9月23、9月25日笔录。
这些笔录有些甚至连标点符号都完全一样,也有的只是改一两个字。
可见,这些笔录根本不可能是当时制作的。
侦查机关涉嫌伪造笔录。
同时,我们注意到:多处的笔录签名明显是伪造。
一个人的签名在三处不同笔录上的签字字体完全不一样。
我们通过目测可以判断这实际是不同的人签名。
非法经营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接受被告人朱XX家属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本人同意。
指派钱建彬律师担任非法经营案朱XX的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认真地阅读了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结合法庭调查时的证据材料,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朱XX犯非法经营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一、本案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理由如下:第一、口供与事实不符,关于卷烟的价格和盈利,明明是亏本却描述成盈利:.......起诉书中本案所涉及的几个卷烟的价格,与事实明显不符,违背了经营的客观规律,没有人会赔本做生意。
同时此证明也证实,公诉机关的口供证据经不起正当合理的怀疑。
第二、关于卖给朱X卷烟数量:口供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书证不符。
第三、关于银行帐:银行的帐与指控的数额明显不符。
2011年转款五次,153万元,用1230750元,余299250元2010年转款四次,501000元,用396400元,余104600元。
共计总款:2031000元,用1627150元,余403850元。
那么剩余的四十多万元做什么了?公诉机关没有提供证据来证实。
第四、口供的取得违法,理由如下:1、派出所在讯问被告人的讯问笔录中侦查签名为同一人签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侦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2、公安侦查机关在看守所讯问被告人的讯问笔录从2010年4月7日9时开始至2011年4月7日。
询问周期太长,而且是案发前,程序违法,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而且两被告人当庭均陈述在公安机关受到诱供。
综上: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本案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辽宁迅雨律师事务所接受李永泉亲属委托,指派赵志义作为李永泉辩护人,现在发表辩护意见如下:指控被告犯有利用邪教妨害法律实施罪,无法律依据,是法外立法,罪名不成立。
本案的侦查过程中违反法律程序,所采证据属于非法排除之列,卷中证据大不无有法律效力。
首先是对被告家的搜查失去合法性。
当时,是冒充看牙的患者进入屋内,被告家是敞开的,既然合法搜查为什么还要冒充患者。
在家中搜出的书记十三册,光碟,5张标志物7件均不构成法定数量,而且来历不明。
一,被告在侦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造成被告身体致残。
按照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在侦查期间的证据是违法证据。
由于办案人员的掐被告脖子,扔在水泥地上一夜造成严重后果,现在被告是做轮椅上法庭的,被刑拘时是一个健康人,现造成这惨状,这活生生的证据,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根据2017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十三条看守所应当对提讯进行登记,写明提讯单位、人员、事由、起止时间以及犯罪嫌疑人姓名等情况。
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应当进行身体检查。
检查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在场。
检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有伤或者身体异常的,看守所应当拍照或者录像,分别由送押人员、犯罪嫌疑人说明原因,并在体检记录中写明,由送押人员、收押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
被告如果经过这个程序,为什么在卷宗没有记录,说明被告是健康进入看守所的。
现在这种状态公诉人作为监督机构为什么不实施自己的权利。
公诉人只是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被刑讯逼供能解释吗?第三条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苏**盗窃罪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人是被告人苏**被控盗窃罪的辩护人,现根据本案事实与适用法律,将对苏**做罪轻辩护。
下面就本案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公诉机关不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庭前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被告人所做的有罪供述及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予排除
庭前,本辩护人根据被告人反映侦查机关在对其讯问过程中采用肉刑和变相肉刑等非法方法取证的情况,依法先后向公诉机关、法庭申请提起非法证据排除。
法庭依法启动了对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审查程序。
公诉机关通知了侦查机关的3名侦查人员到庭作证。
公诉机关也提交了一些证据。
但辩护人认为,这些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以及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足以证明侦查机关收据证据的合法性。
理由是:
1、公诉机关未能提供足以证明没有对被告人采取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逼取口供的证据。
所谓采取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即“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即《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规定。
首先是,关于刑讯逼供,即肉刑。
被告人称,他在被关押至看守所前的讯问审查过程中,受刑讯逼供,也即使用肉刑的方法逼取口供。
致使右侧头部、右侧身体、右腿脚等多处受伤。
在两份《入所体检表》及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均记载“双膝盖皮肤挫伤”(检P12-17)。
在公诉机关询问看守所五仓责任民警黎**时,(检P8)黎说:“有天早上犯人出操,苏**坐在门口,无法走动。
右脚髁肿的比较厉害,然后我就向其了解仓内情况。
问其是否仓内,犯人所伤。
”“他说身上的伤和右腿的伤是在外录口供时,被办案人员打的。
脚是带上脚镣,办案人员用脚跺、踢的。
身上的伤痕也是用脚踢的。
然后我问他被多少人打过,他说不清楚。
当时是被人戴上头罩之后才打的。
”对此,虽然侦查人员***庭中否认,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
其次,关于饥饿,不提供正常饮食,使用变相肉刑。
被告人称,他被抓获到投放看守所的审讯期间,仅吃了一盒饭一碗粥。
而他从3月9日凌晨3时被拘传至3月10日深夜23时送看守所羁押,时间共长达44小时。
经历了两个白天近两个长夜。
提供的食物仅可维持最低的生存条件。
对此,侦查机关仅提供了被告人吃盒饭的照片,也仅能证明吃过一次盒饭。
从而不能保证被告人在拘传期间正常的饮食,而正常饮食标准,至少应每日两餐。
故应认定为使用了饥饿的方法,属于冻、饿、嗮、烤类的变相肉刑。
第三,关于连续审讯、不让休息,使用疲劳审讯的方法精神折磨。
被告人是3月9日凌晨3时便被拘传,4时拘传到案。
至投入看守所的10日23时,被连续讯问审查,时间共44个小时,没有安排休息。
从第一次讯问笔录可见,讯问从3月9日9时30分至15时01分,时间共5小时30分,已足以说明。
对此,侦查机关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已经保证给予了被告人合理、人道的休息时间。
故应属于采用使用疲劳审讯、精神折磨的非法取证行为。
按照法律规定,公诉机关必须举证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2、对被告人苏**拘传超期审查属于非法羁押,事实清楚。
被告人苏**于2014年3月9日4时被拘传到案,于2014年3月10日23时被宣布拘留并送看守所羁押(卷一p8、9)。
即从3月10日4时起至23时的21小时期间为非法羁押审查讯问期间。
在此期间所有收集证据均为非法。
对于侦查机关出具的《补充侦查报告书》(补一P3)称“宣布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苏**的时间是2014年3月10日23时的原因是由于办案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造成犯罪嫌疑人苏**误将日期签错”,其解释毫无说服力。
如果说是苏**“误签”,那么拘留证上看守所的收押盖章以及接收民警的签名又该如何解释?如此重要的法律文书竟能搞错,难道不是草菅人命么?
3、三份《指认现场笔录》(卷三P13-15)明显属于伪证。
事实是,当天并无将被告人提解出所指认现场。
理由是:三份现场笔录时间,显示从3月12日8点16分开始,至22时05分结束。
但3月12日的《徐闻县公安局提讯提解证》(卷一p17)显示,并无将被告人从看守所提押出所记录。
当天,9时42分至13时0分,是到看守所对被告人讯问。
并无提押出所。
且是白天,并非晚上。
当辩护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后,公诉机关要求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侦查机关
即另外补交了一份《徐闻县公安局提讯提解证》(补P004)。
于是便出现了两个版本的《提讯提解证》。
虽然第二个版本的提解时间标明是12日的14时42分至22时10分,对应了指认现场笔录的时间。
但是两个版本的《提讯提解证》的事由、办案人签名、看守所民警的签名均不同,且当日的提解“事由”栏也是讯问,并非出所“指认现场”。
这样,两个版本的《提讯提解证》必有一真一假。
如果第一份的《提讯提解证》是真,那么《指认现场笔录》便是伪证;如果第二份是真,那么所有在第一份《提讯提解证》签名看守所民警均涉嫌共同做伪证。
而看守所民警并无共同做伪证的动机。
可见,第二个版本的《提讯提解证》是为圆《指认现场笔录》的谎言而制作的虚假证据。
更能证实以上所述的三份《指认现场笔录》属于伪证。
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前两宗宗盗窃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事实
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指控的第一、第二宗盗窃的核心证据,仅有被告人的供述。
苏**的有罪供述,在侦查机关共有5次。
但在公诉机关审查时便否认。
如上所述,前两宗盗窃指控因侦查机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逼取证据,经法庭启动对收集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公诉机关不能提供足以否定的相反证据证明在侦查中不存在非法取证。
相反,从被告人的供述中,我们反倒看到被在某种压迫下所做的违背常理的供述。
如,被告人供述,他在天天住宿、聚兴宾馆分别两次盗窃了汽车后,都是次日傍晚天黑时将车开到雷州加油站上到一个大路口旁边的一条路边卖给“达仔”。
而这个达仔与他之间也没有联系电话。
“他只是跟我说偷到车就开到雷州市的那条大道的路上打开左右灯,他就
会出来”。
(卷二,第一次P5、7、10)如此不合常理的供述,反倒可看出被告人是在被高度精神压力和忍受肉体痛苦下违背意愿所做的不实供述所显露出的痕迹。
因此,被告人所做的前两次盗窃供述应予以排除,不能作为认定犯罪的根据。
庭审中,被告人也对前两宗盗窃指控予以否定,认为不是事实。
至于监控视频,也不能辨认出盗车行为人就是被告人。
因此,指控被告人前两宗盗窃便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证明标准。
对前两宗盗窃指控不足以认定事实。
三、被告人如实供述第三宗盗窃指控,诚恳认罪接受处罚,可予以从轻处理
被告人到案后,庭前庭中,均对第三宗指控,即2014年3月9日盗车行为如实供述。
并诚恳表示愿意接受处罚。
表明其已有悔改之意。
可依法酌情从轻处理。
四、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三宗盗窃,被告人行为属于盗窃中止,应依法免除处罚
公诉书指控,被告人在2014年3月9日凌晨,在徐闻县徐城镇贵生路路段时,“试图盗窃该辆汽车时,被伏击的民警当场抓获归案”。
按他的辩解,(卷二P11-12),是因为找不到前盖开关。
也即他正钻进江铃宝典皮卡车车头下,正在寻找车前盖开关时,因前盖构造复杂难于打开,即产生放弃盗窃念头。
刚从车底钻出来便被侦查人员发现,随即逃跑。
然后被抓获。
也就是说,被告人主观上已经主动放弃盗窃。
因而是犯罪中止。
又因为没有对该车造成任何破坏或损失。
故按刑法24条之规定,应对被告人免除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参考、采纳。
辩护人:广东庄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骆凯
2014年12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