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范式_基于1459个刑事案例的分析_易延友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篇一一、引言在法治社会，司法公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机构，检察机关在审查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准确运用不仅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树立法治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本文将围绕检察机关如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深入探讨。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审查证据时，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这一规则的设立旨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维护司法公正。

三、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需要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检察机关还需要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防止其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四、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措施（一）审查证据的来源和收集方式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首先需要对证据的来源和收集方式进行审查。

如果证据的收集方式涉及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如侵犯隐私、暴力取证等，那么这些证据应当被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二）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在审查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意见，了解其对证据的看法和态度。

如果被告人提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证据被非法收集，检察机关应当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和核实。

（三）监督侦查行为检察机关应当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防止其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如果发现侦查机关存在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制止并予以纠正。

同时，检察机关还应当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记录和存档，为日后可能发生的诉讼提供依据。

五、案例分析以某市检察机关为例，该市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严格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操作。

对于涉及非法收集的证据，如通过侵犯隐私、暴力取证等方式获得的证据，一律予以排除。

同时，该市检察机关还积极监督侦查行为，对于发现的违法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并予以纠正。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篇一一、引言在法治社会，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对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具有深远影响。

本文旨在研究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如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确保司法公正、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这一规则的设立，旨在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

三、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准确性和公正性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

检察机关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对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进行审查和排除，确保案件的办理质量。

四、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及问题当前，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部分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不够明确；另一方面，一些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忽视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导致部分非法证据被作为定案依据。

五、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进措施（一）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使办案人员充分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通过开展专题培训、案例分析等方式，提高办案人员对非法证据的识别能力和排除技巧。

（二）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检察机关应当制定明确的非法证据认定标准和排除程序，使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同时，要加强对办案过程的监督和指导，确保办案人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三）强化内部监督和制约机制检察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和制约机制，对办案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和制约。

通过建立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开展案件评查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办案行为，确保司法公正。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篇一一、引言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可信度对于案件的判决具有决定性影响。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部分证据可能存在非法获取的情况。

为了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应运而生。

本文将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背景与意义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司法公正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获取的证据往往会对案件的判决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可能导致无辜者受到刑事追究。

因此，建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理论基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和证据规则。

法治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必须遵循法律规定，不得以非法手段获取证据。

人权保障原则要求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防止因非法证据导致的错误追究。

而证据规则则规定了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可信度要求。

四、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施现状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发现证据存在非法获取的情况，司法机关应当及时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施仍存在一定问题。

例如，部分司法人员对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不明确，导致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此外，部分案件中，由于时间久远、证据丢失等原因，难以查清证据的合法性。

五、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 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

司法机关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以便在实际操作中准确判断。

2. 加强司法人员的培训。

通过加强司法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其操作能力。

3.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非法获取证据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以增强法律的威慑力。

4. 建立监督机制。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引言：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旨在保护被告人的权益，确保合法正义的实现。

然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操作却带来了一系列争议与挑战，其中包括标准不明确、实效不彰的问题。

因此，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确保其实效性，本文将结合相关案例，讨论当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失与完善进路。

一、当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临的问题1. 标准不明确在实践中，非法证据的标准并不明确，具体界定存在模糊性。

我国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以便区分哪些类型的证据可以视为非法证据。

这导致一些法官在处理案件时产生主观判断，而这种主观判断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如舆论压力、官员的压力等。

2. 实效不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并不能始终保证被告人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一方面，还是有一些法官在判决时仍允许使用非法证据，这扰乱了法律的公正与公正。

另一方面，在调取和使用证据的过程中，侦查机关及执法部门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擅自使用获取的非法证据。

二、改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1. 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为了解决规则标准不明确问题，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经验，制定更明确的非法证据界定，如欧洲国家的相关立法，通过对非法证据的类型、来源、获取方式等进行全面界定，明确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视为非法。

2. 保证审判权利的独立性要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首先应保证审判权利的独立性。

司法机构应独立于其他行政机构，不受侦查机关或执法部门等外部势力的干扰。

同时，要对违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以减少非法证据的产生和使用。

3. 加强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的培训为了确保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的人员正确理解和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加强有关培训。

执法人员应接受专门的法律培训，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和适用条件，以便能够准确处理相关案件，并从中学到经验，对违法违纪行为予以严肃制裁。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标准研究》篇一一、引言在民事诉讼中，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是判决的基础。

然而，有时所收集的证据可能因非法手段获得，这些证据如果被采纳，不仅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可能破坏司法公正。

因此，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成为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

本文旨在研究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依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非法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以非法手段获取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证据。

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我国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以暴力、威胁、引诱等方法收集的证据。

三、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一）合法性标准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之一，也是排除非法证据的首要标准。

在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任何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都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真实性标准尽管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如果该证据本身具有真实性，且能够通过其他合法手段加以印证，那么该证据仍可能被采纳。

因此，在判断是否排除某项证据时，还需考虑其真实性。

（三）关联性标准关联性是指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

在民事诉讼中，只有与案件待证事实有关的证据才能被采纳。

如果某项证据虽然合法且真实，但与案件待证事实无关联，那么该证据仍需被排除。

四、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应用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在判断是否排除某项证据时，需综合考虑上述三个标准。

首先，要判断该证据是否以非法手段获取；其次，要考察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

只有当某项证据同时满足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这三个标准时，才能被采纳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五、结论非法证据排除是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

在民事诉讼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标准来判断是否排除某项证据。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以刑讯逼供的角度为切入点摘要：新的国内立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并且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从刑讯逼供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并且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思维的影响、滥用侦查权以及固有的工作模式等。

提出诸如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完善惩罚制度和后续救济手段、深化保障人权的思想及建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整改方案，以达到使该规则在我国更好的适用、减少刑讯逼供的目的。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违法刑讯的惩罚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领域的立法现状在国际范围内，我国先后签署了许多保障人权的国际公约，并且在1986年签署了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条约》。

在本国范围内，除了宪法对“保障人权”赋予了公民根本权利外，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称两个《规定》）等，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律中从无到有，并不断完善的立法过程，严禁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体现了我国致力于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非法证据”规定不清晰。

过去条文只是以列举的方式认定“刑讯逼供”、“威胁”、“引诱”及“欺骗”等几种违法的行为方式，那么具体以什么方式、什么程度才是刑讯逼供并没有统一的定论。

《规定》对什么是非法证据，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现实中的违法行为并不能够被穷尽，这也给法官自由裁量，制造了障碍。

该规定还有两点问题：第一是“回避了‘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排除问题。

”第二是“口供的排除只针对‘刑讯逼供’这一种情况，没有‘威胁’这个种类”。

并且条文也只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并没有对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做出规定。

虽然通过“补正”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一些关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与否的依据，但是立法上还是应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方便实践的运用。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篇一摘要：本文对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首先，文章概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

接着，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探讨了检察机关在适用该规则时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最后，提出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以期提高司法公正性和效率。

一、引言在法治社会中，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保案件的公正、公平审理。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这一规则的设立旨在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确保司法公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刑诉法领域，对其他诉讼程序也有一定影响。

该规则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证据的获取手段违法、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等。

三、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挑战与问题（一）挑战1. 法律适用难度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面广，具体案件情况复杂多样，检察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一定难度。

2. 监督力度不足：部分地区检察机关在监督非法证据排除方面存在力度不足的问题，导致部分违法证据得以进入审判程序。

3. 司法资源有限：检察机关在处理大量案件的同时，难以对每一起案件的证据进行详尽的审查和调查。

（二）问题1. 非法证据界定不清晰：当前法律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尚不清晰，导致实践中对某些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存在争议。

2. 证据审查不严格：部分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不够严格，导致部分违法证据被采纳。

3. 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检察机关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篇一一、引言在刑事司法体系中，证据的合法性是审判公正的重要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作为确保证据合法性的重要机制，其有效运行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护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理论基础、实践操作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体系提供参考。

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理论基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证据的收集过程违反了法律程序或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这些证据应当被排除在法庭之外，不得作为定罪的依据。

这一原则体现了法治精神，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了司法权力的滥用。

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践操作1. 发现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有责任发现非法证据。

一旦发现非法证据，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排除。

2. 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在法庭上，如果一方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法官将组织听证会，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如果认定证据为非法，则予以排除。

3. 上诉与再审：对于已经作出的非法证据排除决定，当事人可以提出上诉。

如果经过审查发现确实存在错误，可以启动再审程序。

四、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意义1. 保障司法公正：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可以防止因非法取证而导致的误判、错判，保障了司法公正。

2. 保护人权：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防止了司法权力的滥用。

3. 促进法治建设：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司法透明度，增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促进法治建设。

五、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现状及问题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对非法取证的界定不够清晰。

其次，执法过程中对非法取证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非法取证现象仍时有发生。

最后，一些法官在审查非法证据时存在主观偏见或认识不足的情况。

六、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建议1. 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非法取证的标准和范围，为法官审查非法证据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的完善进路
吴宏耀
【期刊名称】《现代法学》
【年(卷),期】2014(036)004
【摘要】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从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规范并不能自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效性问题.而且,通过分析2013年做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司法体制方面,法院因缺乏独立性而无力承担督导侦查违法的重任;在立法方面,立法用语的弹性以及回溯性证明的难度,致使排除规则过分依赖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为了保证排除规则的实效性,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技术化改造,增强排除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将直接面向事实的事后制裁规则转变为一种面向程序的事前预防规则.
【总页数】10页(P121-130)
【作者】吴宏耀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F73
【相关文献】
1.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J], 胡志中
2.审判视角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实效与进路优化 [J], 邹中华;欧阳国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J], 王迎龙
4.对完善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研报告 [J], 王修梅
5.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兼论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J], 胡葵阳;王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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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考察 以１９份相关规范为样本赵飞龙㊀㊀摘㊀要:规范设立是在抱有理论期许的同时,对本土现实的妥协式鞭策.当下,刑事补强证据规则虽然遮蔽于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 和 刑事印证规则 的阴影之下,但仍有１９份规范与证据补强要求直接相关.分析来看,现有规范中的证据补强要求存在主证据范围拓广㊁补强证据要求具体化以及适用效果扩张等特点.由于受到对策式立法的影响,现有的证据补强要求虽然貌隐于分散的条文之中,但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事实认定这一基本功能.其功能偏离主要表现为补强概念的模糊与混乱使用㊁适用边界的模糊与范围收缩两个方面.关键词:主证据;补强证据;适用效果;概念模糊;重心偏移作者简介:赵飞龙,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一般课题 认罪认罚后被告人反悔研究 (G J ２０１９C ３０)之阶段性研究成果.１ 张晋藩:«试论中国封建审判制度的特点»,载«学习与探索»１９８１年第３期.２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资料来源:h t t p://w w w．c h i n a ．c o m．c n /g u o q i n g /２０１２－０８/２８/c o n t e n t _２６７４５３７２ h t m ,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 ３ 张希坡:«彻底废止肉刑,切实保障人身自由,是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载«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７９年第４期. ４ 邹学忠:«刑讯逼供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及遏止对策»,载«公安论坛»１９９４年第３期.一㊁问题的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十分强调法律的继承性和阶级性,刑讯制度作为封建司法的历史产物, １ 其废除被视为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我党甫一成立便提出了废止肉刑的工作准则, ２ 即使在三反四清运动以及文革期间也强调要严禁刑讯逼供. ３ 而后,出于对司法实践中虐待犯人,甚至将犯罪嫌疑人活活打死 ４ 的反思,刑讯逼供问题一直为人们所警惕.相应的,自１９５０年以来,０９立法上也全面废除了刑讯制度, ５ 并将之纳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但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施评估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以及地区性的实证调研报告来看,立法上的宣誓并未使刑讯逼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消失,甚至出现了反弹上升的趋势.６ 如果说令行禁止是应然意义上的理想状态,那么禁而不罚与缺乏配套的惩罚措施则是削弱这些禁令实践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实体法在１９９７年修正«刑法»时便将刑讯逼供㊁暴力取证以及虐待被监管人犯罪化,但从本文收集到的裁判文书来看,以此三项罪名作为案由的一审刑事案件均自１９９０年才开始出现,并且总数只有１１１件(刑讯逼供的为４６件,暴力取证的为５件,虐待被监管人的为６０件).而程序法则是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插手对刑讯逼供的惩罚,即拒绝接受刑讯所得供述㊁证言作为定案的根据. ７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粗疏和诸多外部原因的掣肘导致立法与实践错位,这种程序性制裁并未随着立法丰富而达到理论期许,只能发挥有限的震慑效果.在立法努力全面废除刑讯制度的同时,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即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失能之时,辅之以对被告人供述证明力的政策性压制,削弱其因亲历性㊁完整性而先验具有的较高证明力.这种政策性削弱一方面源自对刑事冤假错案中办案人员无视证据,轻信被告人有罪自认的反思;另一方面源自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效果的限制,即程序合法的要求并不干涉对被告人供述证明力的判断.８ 有学者将之解释为口供补强规则的反向表达或强制性补强规则, ９ 但该规则在立法目的与适用方式两个方面与口供补强规则存在差异,仅是后者可能适用的原因之一.类似的,这种法定限制还有２０１２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第１０９条对缺陷证人以及利益相关证人所作证言的限制.完整的口供补强规则还包括对二次证明的要求,２００８年的«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以下简称«统一证据规定»)虽然尝试为其单独立法,但并未促成立法上的修改.尽管«高法解释»第１０４条规定了证据证明力的判定方法,但是对证据之间的关联方式并未作出明确要求.这一规定为司法人员的选择性适用提供了可能,但由于立法在提及采信证明力存疑的证据时多使用印证一词,现有立法中既无完整的口供补强规则出现,也限制了口供补强规则的适用可能.尽管有学者主张为约束法官的自由心证,口供补强规则应扩张适用于其他证据,但从其所举案例来看,此项要求仍是针对被告人供述所提,对被害人的辨认结果并不适用.１０ 相较而言,我国口供补强规则１９ 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考察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其中,与肉刑有关的中央法规和司法解释共有１６份,地方性立法４份,法规解读７份.与刑讯逼供有关的中央法规和司法解释共有２９５份,地方性立法３０７份,立法草案２４份,法规解读３６份,白皮书２３份,工作报告４１份.例如,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于其工作报告中指出,２０１６年检察系统监督纠正的刑讯逼供行为比２０１５年上升了７ ４％.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资料来源:h t t p://w w w．p k u l a w．c n /f u l l t e x t _f o r m．a s p x D b＝w o r k r e p o r t &G i d＝９７３c b ３５５a f ９７０f ４d ４７b ０１６f b ２b ４d ０d １d b d f b &k e y w o r d＝％E ５％８８％９１％E ８％A E ％A F ％E ９％８０％B C ％E ４％B E ％９B &E n c o d i n gN a m e ＝&S e a r c h _M o d e ＝a c c u r a t e &S e a r c h _I s T i t l e ＝０＃,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参见１９９８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６１条.罗国良㊁刘静坤㊁朱晶晶:«‹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２０１４年第５期.党建军㊁杨立新:«口供补强规则的代价及其调控»,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６期;万春㊁吴孟栓㊁高翼飞:«‹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７年第１４期.易延友:«证据法学:原则规则案例»,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２１－６２２页.更多的是隐设于 刑事印证规则 中,只是后者难以涵摄口供补强规则的所有补强方式.除与 刑事印证规则 有关的条文以及部分零散的证据要求外,自２００５年起,直接包含证据补强要求的规范文件共有２７份,与刑事证据有关的有１９份.整体而言,我国与刑事补强证据规则有关的规范虽然并未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过多关注,但较之于过去仍在不断丰富,主要呈现出 一少一稳三多 的特点. 一少 指的是在刑事规范中尚无原则性的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出现. 一稳 指的是规范增长速度保持稳定,即自２００５年起,与补强要求有关的立法规范基本以平均每年一部的速度在增长. 三多 指的是效力级别多㊁适用对象多以及发布主体多.其中,就效力级别而言,除两高工作文件㊁司法解释性质文件㊁地方性司法文件外,还囊括了党内法规和行业规范;就适用对象而言,除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外,证据补强的要求已经扩展适用于所有的瑕疵证据㊁电子证据以及鉴定意见等其他类型的证据;就发布主体而言,除公检法三部门外,律师协会也参与其中.多主体㊁多层级式的立法势必导致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存在诸多不同,不仅围绕被告人供述的强制性补强没有形成体系性的补强证据规则,而且囿于地方立法的规定各有侧重导致相关规则难以促使中央立法形成统一的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立法的分散与疏离使得难以系统地展示我国当前立法中的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因而本文将以收集到的１９份相关规范为样本,从主证据的范围㊁补强证据的范围以及适用效果三个方面概括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并以此为基础探求其深层的问题所在.二㊁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一)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中主证据的范围在民事规范中,２００６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民事证据意见稿»)规定了四类证明力可能存疑的证据不能单独用来认定案件事实,而«民事诉讼法»则将之具体为视听资料㊁当事人陈述等.在行政规范中,２０１７年的«关于‹食品药品监管执法证据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食药监证据规则»)第４５条规定了三类在形式上存在瑕疵的证据不能单独用来认定案件事实.相较而言,刑事规范中划定的主证据范围更为丰富.虽然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与«高法解释»中并无与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直接相关的条文,但后者共有十处对证据提出了相互印证的要求.而印证的适用方式包括原子模式和故事模式两种路径,若此时以原子模式适用印证要求,则其在方法上内含了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要求,即可称为印证式补强.除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印证要求外,印证式补强的适用对象包括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两类. １１ 从适用方法来看,一方面是将印证作为整体审查证据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将其作为采信证明力存疑的证据的标准.证据证明力存疑的情况主要有五种:第一,经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 政策性削弱证明力的被告人供述;第二,翻供或与其他证据矛盾的被告人供述;第三,陈述或供述能力存疑的被害人陈述或被告人供述;第四,前后存在矛盾的证人证言;第五,证人作证能力和动机存疑的证人证言.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情况会导致证据证明力存疑:其一,２９ 西部法学评论㊀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１１ 在我国刑事立法规范中, 印证 一词最早出现于最高人民检察院１９９７年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中,其第２９５条规定:经明确告知证人负有如实作证义务,并有证人签字确认记录属实,同时有其他证据印证该记录内容客观真实的证人证言笔录,具有与证人当庭陈述同等的证据效力.证人证言笔录应当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人员依法定程序制作.有专门知识的人当庭提出质疑的鉴定意见;１２ 其二,公安机关㊁检察机关没有移交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被告人或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就无罪或罪轻辩解提出异议的.１３ 在１９份直接与刑事证据补强要求相关的立法规范中,有４份属于两高制定的工作文件或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其中,«统一证据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以下简称«第七批指导性案例»)强调了对被告人供述的补强要求,« 十三五 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纲要»)将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对象规定为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关键证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出庭公诉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公诉工作意见»)则并未划定具体的适用范围,仅将之作为庭前会议之后查漏补缺的工作之一.与此不同的是,作为党内法规的«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公安执法意见»)要求 进一步明确 瑕疵证据补强的范围 ,即将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对象划定为瑕疵证据,而且 进一步明确范围 的表述表明并非所有的瑕疵证据都需要补强.就地方性司法文件而言,证据补强要求的适用对象主要包括六种类型:第一,不限证据种类的,即规范虽然提出了证据补强要求,但并不对适用对象加以限制.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㊁重庆市公安局２０１６年刑事工作座谈会综述»(以下简称«重庆市综述»)中提出了两种不限证据种类的证据补强要求:一是案件主侦部门收集证据不够充分的,二是客观原因导致证据薄弱的.«江苏省检察机关刑事案件指引»(以下简称«江苏省指引»)第５８条和«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办理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江苏省办理意见»)第２３条要求检察人员围绕庭前会议中形成的争点做好证据补强.第二,证明标准类,即将补强要求向内嵌为证明标准审查的形式要件之一.如四川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四川省证据意见»)第３４条和江苏省«关于刑事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江苏省证据意见»)第４条证据充分性审查部分要求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能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或补强.第三,基本证据类,即仅对刑事案件中的基本证据提出了补强要求.如上海市«关于重大故意杀人㊁故意伤害㊁抢劫和毒品犯罪案件基本证据及其规格的意见»(以下简称«上海市意见»)中要求存在瑕疵或矛盾的基本证据应当提供补强证据来排除瑕疵或矛盾.第四,特定事实类,即对与特定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提出了补强要求.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天津市意见»)中要求对环境污染罪中与犯罪行为和危害后果两项事实有关的瑕疵证据予以补强.第五,有限证据类,即对某类证据中部分提出了补强要求.如«北京市关于关键证人㊁鉴定人出庭程序及保障机制问题的工作意见»(以下简称«北京市工作意见»)第１２条虽然同样是对鉴定意见提出了补强要求,但将之限缩于存在瑕疵且对定罪量刑没有影响的鉴定意见.而«四川省证据意见»第２１条则将之限缩于证人㊁被害人㊁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基于传闻所作的证言 .第六,其他证据类,即对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外的其他证据提出了补强要求.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数据电文证据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上海市电文证据解答»)中囿于手机短信和传真的自身易删改㊁易编造等特性,拒绝将其作为独立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以看出,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刑事补强证据规则适用对象的划分主要依据是主证据的重３９ 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考察１２ １３ 参见«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４９条.参见«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第１６条.要性,辅之以证明力是否存疑,而地方性司法文件则恰好相反.从时间上来说,多数地方性司法文件的制定要早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但前者的发布与适用并未影响中央立法,中央立法则仅在延续传统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程序性制裁刑讯问题的内容.中央立法对刑事补强证据规则适用对象的规定并不统一,缺乏指导意义.相较而言,在不违背中央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失去了中央立法的指导与制约,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在地方有了更为广阔的适用空间.由此,形成了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在中央与地方双轨并立的局面.(二)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中补强证据的范围就补强证据的范围而言,«民事证据意见稿»中并未对此作出规定,«民事诉讼法»也只是要求当事人补充陈述或证据材料.«食药监证据规则»则列举了三类补强证据,即被调查人或证人的事后确认㊁重新收集的同类证据以及补充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相较而言,刑事规范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抽象程度介于二者之间的规定.«高法解释»中主要采用了三种表达形式,即 其他证据 相关证据 证据之间 ,并未给补强证据划定一个具体的范围.从待证事实的指向性来看,仅在第１０６条作出了指向性规定,即能够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包括依据被告人供述提取到的隐蔽性证据.除被告人供述外,对其余主证据所证案件事实均未作出指向性规定.与之相应,«统一证据规定»在要求补强被告人有罪自认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限制性条款:其一,补强证据应当具有独立来源;其二,需要补强的证据不能作为补强证据.然而,这两项要求并未被«高法解释»所吸收,并且通过第１０６条隐蔽性证据的规定对补强证据应具有独立性进行了否定.而在其他中央立法文件中,虽然同样侧重于对被告人口供的补强,但由于立法角度各异,对补强证据范围的划定也随之有所不同.首先,全程录音录像.«公安执法意见»虽未直接规定补强证据的种类,但结合上下文来看,补强被告人供述的证据应当是指对讯问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 １４ 其次,客观性证据.«公诉工作意见»同时强调了重视对单一证据的审查判断以及对客观性证据的审查运用. １５ 而«第七批指导性案例»中则规定 要重视以客观性证据检验补强口供,若没有客观性证据或其与口供相互矛盾致使待证事实存疑的,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再次,实物证据.«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防冤工作意见»)第７条要求注重审查被告人口供与实物证据的一致性,若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不能轻易否定后者,此时需寻求其他能够补强前者的证据.这也就意味着在实物证据与被告人口供指向一致时,可以用来补强被告人口供.若指向不一致,则应寻求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否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最后,被告人刑讯之前所作供述以及同案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所作供述４９ 西部法学评论㊀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１４１５公安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不断提升公安机关依法履职能力和执法公信力 公安部负责人就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 t t p ://w w w．p k u l a w．c n /f u l l t e x t _f o r m．a s px ?D b ＝l a w e x p l a n a t i o n &G i d＝９７３c b ３５５a f ９７０f ４d e c f f e f ４０９０５e b ６６９b d f b &k e y w o r d＝％E ５％９D％９A％E ６％８C ％８１％E ４％B B ％A ５％E ４％B A％B A％E ６％B ０％９１％E ４％B ８％B A％E ４％B ８％A D％E ５％B F ％８３％E ７％９A％８４％E ６％８９％A ７％E ６％B ３％９５％E ７％９０％８６％E ５％B F ％B ５&E n c o d i n gN a m e ＝&S e a r c h _M o d e ＝a c c u r a t e &S e a r c h _I s T i t l e ＝０,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让每一起刑事案件经得起法律检验 最高检公诉厅负责人就关于加强出庭公诉工作意见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 t t p ://w w w．p k u l a w．c n /f u l l t e x t _f o r m．a s p x ?D b＝l a w e x p l a n a t i o n &G i d＝１６１３d d b e １８７f ０５２a ８６０４３２f ２７５１a a ４e ２b d f b &k e yw o r d ＝％E ８％A E ％A ９％E ６％A F ％８F ％E ４％B ８％８０％E ８％B ５％B ７％E ５％８８％９１％E ４％B A％８B ％E ６％A １％８８％E ４％B B ％B ６％E ７％B B ％８F ％E ５％B E ％９７％E ８％B ５％B ７％E ６％B ３％９５％E ５％B E ％８B ％E ６％A ３％８０％E ９％A A％８C &E n c o d i n g N a m e＝&S e a r c h _M o d e＝a c c u r a t e &S e a r c h _I s T i t l e ＝０,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考察和辩解.«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严格排非规定»)要求在审查被告人于刑讯之后自愿作出的认罪供述时,需要与其之前所作供述㊁同案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中,被告人于刑讯之前所作供述在真实性上初步补强刑讯之后所作供述的,还需为后者寻求其他证据予以二次补强.除上述规定的补强证据类型外,地方性司法文件中还规定了以下六类补强证据:第一,工作情况记录.如«上海市意见»中规定了三种可以将工作情况作为补强证据使用的情形:一㊁被告人反复㊁翻供的原因及其作出新的辩解的;二㊁被害人㊁目击证人以及其他关键证人改变证言的;三㊁辩护人收集并提供了犯罪嫌疑人㊁被告人无罪或罪轻证据的.在这三种情况中,办案人员应当就相关事实和证据进行核实或收集,无法核实或收集时,可以制作工作情况记录代替补强证据使用.此时,寻找补强证据的目的均在于排除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可能.第二,现场勘验㊁法医鉴定.如«江苏省证据意见»第４６条规定当被告人供述存在反复时,应当调取其全部供述综合加以判断.当没有直接证据但被告人自认有罪时,可以用现场勘验㊁法医鉴定等证据来补强供述中的主要犯罪情节.第三,心理测试技术.如«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湖北省检察机关科技强检项目建设规划»(以下简称«湖北省规划»)中检察业务科技建设部分要求心理测试技术作为检察技术之一,要在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大力将其推广应用于自侦案件和其他业务案件中,借以发挥补强证据的作用.同时,在死刑案件中对口供不稳定以及检察环节翻供的言词证据起到补强作用.第四,书面工作说明.如«北京市工作意见»第１２条要求鉴定意见中的笔误等情况若不影响定罪量刑,鉴定人可以首先用书面工作说明的形式进行补强.无法消除争议的,方才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第五,技侦材料及其情况说明.«重庆市综述»中明确规定了技侦材料的使用次序,应当首先由相关办案人员通过庭外听阅技侦材料的方式进行核实,若其他证据收集不够充分需要技侦材料予以补强的,可以由技侦部门出具技侦材料情况说明.而当薄弱证据对定罪量刑能起到关键作用时,可以直接移送技侦材料用以补强.第六,其他适当方法.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电子数据证据业务操作指引»(以下简称«律协指引»)第５０条规定,当电子数据证据存在手续欠缺以及程序瑕疵时,应当采取适当方法予以补强或转化,但并未明确何者属于适当方法之列.可以看出,就补强证据的范围而言,由中央立法到地方司法性文件,存在一个从原则到具体的演变过程.首先,适用范围从所有刑事案件演变为具体某类刑事案件;其次,补强证据的种类由原则性的大类变为具体的某类证据;再次,补强证据指向由指向不明变为排除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可能;最后,补强证据不再局限于与待证事实有关的证据,工作情况记录㊁书面工作说明以及技侦材料情况说明等行政文书也被地方性司法文件纳入到补强证据之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规范要求对被告人提出的无罪或罪轻辩解进行核实,但囿于立法者的职能倾向,这种核实更侧重于通过对被告人供述的补强来推翻其辩解,而非寻找证据对其辩解进行补强.就此,作为行业团体的律师协会在２０１３年首先意识到刑事补强证据规则辩护律师同样可以适用,继而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了辩护律师的这项权利,即其在庭前会议中可以要求侦诉人员移送能够补强被告人辩解的证据.(三)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效果就刑事补强证据的适用效果而言,«食药监证据规则»和«民事证据意见稿»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前者将刑事补强证据规则视为证据可采性筛选规则,即无法得到补强的证据应当依法排除;而后者则将之视为证明力筛选规则,即无法得到补强的证据难以独立支撑待证事实.相较而言,刑事规范中证据补强要求的适用结果更为丰富.在中央立法中,一般将刑事补强要求５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