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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一天的等待》中父亲硬汉性格对儿子成长的影响[Word文档]](https://img.taocdn.com/s1/m/d6ed0438b5daa58da0116c175f0e7cd1842518b4.png)
海明威《一天的等待》中父亲硬汉性格对儿子成长的影响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最新最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年终总结年终报告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单位总结演讲稿海明威《一天的等待》中父亲硬汉性格对儿子成长的影响海明威在《一天的等待》中,描写了父亲硬汉性格对儿子成长的影响，海明威的硬汉性格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孙,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幸的命运，下面是一相关，供大家阅读查看。
一、前言《一天的等待》是海明威一篇着名的短篇小说,描述了一个9岁的男孩儿因为不懂华氏度与摄氏度的区别,误以为自己要发烧烧死了,为了不让父亲担心,默默地忍受痛苦,经历了等死的一天的折磨.海明威一直以硬汉着称,他作品中的男性也都充满阳刚之气,喜欢打猎、钓鱼、露营等粗犷的活动.《一天的等待》中的父亲,也希望儿子能够继承他勇敢、不妥协、"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的硬汉性格.但是笔者认为,过分地强调培养硬汉,压抑痛苦,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这可以从海明威的子女及其孙辈所经历的自杀悲剧中看出(笔者将在本文稍后部分加以讨论).笔者将从对话和情节设置两个方面来讨论作品中体现的父子关系.二、父子对话造成的误解海明威作品以语言简洁、表现力强着称,这与他年轻时在《堪城星报》做记者的经历有关,报社要求记者报道句子要写得简洁,避免叙述陈冗,用强有力的字眼表达正面的思想.这种风格在《一天的等待》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文中,父亲是海明威作品中典型的男子汉形象,严肃、话不多,喜欢打猎.或许受到父亲教育的影响,9 岁的儿子也是一个小男子汉,懂事,体谅父母,虽然发烧到"浑身哆嗦,脸色煞白,走起路来慢吞吞,似乎动一动都痛"的程度,但仍然想着替父母关窗,以免他们生病.父亲一眼就看出孩子生病,却没有在言语上表现出过多的关心,只说:"你上楼去睡觉吧,你病了."儿子也轻描淡写地回答:"我没事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儿子一定是平时得到父亲的真传,认为男子汉要坚强,有痛苦不能轻易地流露出来,以免被人耻笑,要懂得压抑自己的情感.这也展示了海明威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一种精神,即敢于承受痛苦,蔑视死亡."作为硬汉的父亲自然而然地将这种人生观传递给儿子,使儿子在幼儿时期就具备"铁人"的特质,敢于独自面对死亡.小说中,在医生看过,确认儿子没有大碍之后,父亲并没有察觉到儿子的异样,而是出去打猎.回来之后儿子对死亡的恐惧升级,但仍然不忘记为别人考虑,为了不传染家人,他说:"你们不能进来,你们千万不能拿走我的东西."出于对儿子的担心,父亲给儿子量了体温,于是有了以下对话:"几度?""好像是一百度."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是一百零二度."他说."谁说的?""医生说的.""你的体温还好,"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不担心",他说,"不过我没法不想"."别想了",我说",别急"."我不急."他说着一直朝前看.显然他心里藏着什么事情."把这药和水一起吞下去.""你看吃了有什么用吗?""当然有啦."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父亲已经察觉到儿子心里隐藏着什么事,但是作为硬汉父亲,绝不能教孩子表现出软弱,即使内心恐惧,也要面带笑容,像勇士一般无所畏惧,只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儿子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更是为了不让父亲失望,虽然内心极度恐惧,但极力掩饰,努力表现坚强,说"我不担心""我不急".正是这种父传子承的坚强、不示弱、不轻易流露内心情感的男子汉作风引起了父子之间深深的误会.如果父亲在儿子生病之初给予温暖的话语安慰,轻柔的动作抚摸,而不是冷冰冰地念象征男子汉气概的《海盗集》助他入睡,或是在他打猎回来为儿子测量体温,儿子对结果表示敏感,说"不过我没法不想"时问他为什么,那么这个可怜的儿子可能就不会被自己就快要死了的想法折磨一整天,而在"第二天一点也不紧张了,为了一点小事,动不动就哭了".《一天的等待》取材于海明威和他儿子的一次真实的乡村度假经历.因此文中刻画的父子关系也正是现实中海明威和儿子关系的真实写照.海明威有一个儿子叫格里高利,经常得不到父亲的关爱.在受到保姆虐待之后,格里高利就会从母亲留下的丝袜中寻求温暖和安慰,这导致格里高利患上了异装癖,进而导致海明威父子关系破裂.这不能不说是严父硬汉教育造成的悲剧.三、情节设置中体现的面对死亡时的坚强与希望由于海明威从小在多瓦隆湖的农舍中度过,因此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令他对与大自然相关的运动如打猎、钓鱼、在森林和湖泊中露营等深深地着迷,这些爱好其实也是海明威从父亲那里承袭而来的。
托尼·莫里森笔下的黑人男性人物形象分析与阐述作者：熊礼伟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3期摘要：托尼·莫里森是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黑人作家，其代表作主要是描写当时美国殖民地下，社会对黑人的排挤、蔑视以及黑人的辛酸生活史，构建了一个白种人文化对黑人的压迫。
托尼·莫里森笔下的黑人男性人物形象充分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中黑人痛苦的生活。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殖民；黑心；男性人物；形象分析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92-04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美国政治体系还不够完善，美国黑人受殖民制压迫，黑人再一次掀起第三次文学狂潮，来批判对当时殖民统治的不满，托尼·莫里森就是当时黑人代表作家之一，其影响力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是一位在美国具有非常大影响力的女性黑人作家。
托尼·莫里森的创作题材始终都是以当时美国黑人生活历史以及当时黑人的生活环境进行提取，由于托尼·莫里森笔下对黑人男性的描写非常实际，使得她的作品同样也被许多白人所认可。
《所罗门之歌》《最蓝的眼睛》《柏油娃》等小说是托尼·莫里森比较突出描写男性主人公的作品，虽然学界很多都是研究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女性，但是，托尼·莫里森对于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形象、性格的描写是不可否认的。
一、将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白化”描写当时黑人在美国的地位是非常微妙的，美国本土人大多都是白种人，黑人作为移民不受到当时美国的重视，而且还受到很多的压迫。
这就导致黑人既是美国人又是白人的奴隶，导致黑人内心有两种不同的思想、两种不同的灵魂、两种不同身份的尴尬境遇。
当时世界殖民化非常严重，黑人作为白人的奴役非常痛苦，白人采用各种手段来削弱黑人的文化意识，让黑人逐渐淡化美国的文化历史以及民族意识，使得黑人对美国文化逐渐淡忘。
《堪城遗孤》中黑人女性的新形象作者：白秀敏来源：《文学教育》 2020年第22期白秀敏内容摘要：美国黑人社会地位的变化离不开黑人母亲的付出和影响。
与传统文学中黑人女性的悲剧形象不同，《堪城遗孤》塑造了全新的黑人女性形象，其闪耀的母性光辉点亮了黑人儿童内心的火焰。
关键词：黑人女性新形象《堪城遗孤》母性光辉一.黑人女性的传统文学形象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悲剧性的神经错乱和疯狂的社会，但是它用以凌辱和压迫人的办法却无比巧妙，而受凌辱和压迫的人的唯一罪过就在于他们的肤色是黑的。
”[1]P420而“黑人女性承受的痛苦是双倍的，因为除了皮肤黑，她们还是女性。
在男权、白人当道的社会，黑人女性身体受创的同时，心灵也被扭曲着。
”[2]因此，“在文学和大众文化领域，黑人女性通常被塑造为妓女、保姆或女家长等形象。
”[3]也有被塑造成“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牺牲者、探索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者、寻找途径自我救赎的探索者以及充满智慧的成功者等。
”[4]但是，这些女性角色主要体现在女性为寻求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而付出的代价和努力，并未揭示女性作为母亲对后代的影响。
事实上，母亲常常被称为民族的灵魂，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控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
”作家梁晓声也说：“民族和民族的较量，也往往是母亲和母亲们的较量。
”有学者郑重指出“在一个民族或种族的历史语境中，如果母性文化身份缺失，民族灾难将会加重，后果不堪设想。
”[5]而《堪城遗孤》则用笔墨刻画了令人印象深刻的4位女性，她们的身上散发着神圣的母性光辉。
二.《堪城遗孤》中的黑人女性《堪城遗孤》是美国黑人作家欧内斯特·布莱索（Ernest·Bledsoe，1932-2010）的遗世之作。
故事讲述了二十世纪初叶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真实故事：人们在一间破烂窝棚的后街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孤儿，穿着脏兮兮的尿布，无名无姓，无亲无故。
分析左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中的男性人物形像左拉.尼尔.赫斯顿是一位杰出的黑人女性作家, 同时也是哈雷姆文艺复兴中的领军人物。
不同于同时代黑人作家, 致力于抗议文学的创作, 抨击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的丑恶和残酷, 赫斯顿在她的经典之作《他们眼望上苍》中细致地描绘了普通黑人, 特别是黑人女性真实丰富生活。
她的作品深深扎根于黑人传统文化, 探索黑人灵魂中复杂深刻的一面。
赫斯顿在《他们眼望上苍》一书中分析探讨了种族、文化和两性关系之间的问题。
经过童年时候的美好幻想和长大后三次坎坷的婚姻的洗礼, 珍妮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心灵斗争之后从天真无邪, 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成长成了一个成熟独立的女性, 展现出了黑人女性寻求独立的勇气和找寻自我信念。
她拒绝成为和南妮一样的牺牲者, 生活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压迫之下；也拒绝成为婚姻中丈夫的附属品, 放弃信念变成男人的哑巴玩偶。
当她在第三次婚姻中发现自己对丈夫的深爱让自己失去自我甚至危及到人身安全时, 她毫不犹豫的用枪结束了得了狂犬病的爱人的生命。
珍妮再一次寻回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并且捍卫了自己坚持寻求自我的信念。
本文侧重于分析书中的三位男性角色形象。
通过分析他们各自迥异的性格以及和珍妮的夫妻关系, 来探讨当时社会背景下黑人的心理特质。
黑奴制度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和黑白文化碰撞所产生文化冲击, 都对当时黑人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通过分析女主人公与他们的婚姻生活, 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黑人男性在追逐自我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挣扎。
本文同时还分析了书中的各种意象, 如梨树、蜜蜂、驴子和地平线等, 来进一步阐释三位男性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女主角的自我觉醒。
赫斯顿在书中所展示的这种女性寻求自我之路启蒙了当时的黑人女性的独立意识, 同时也警醒了那些在文化冲击中的迷失自我的黑人同胞。
赫斯顿并不是一个狭隘的种族主义者或者极端的女性主义者, 从她的小说中可以看出, 赫斯顿提倡建立一种和谐、开放、包容的文化关系以及平等、忠诚、尊重的两性关系。
110杨 冰一、历史背景自哥伦布在１７世纪发现美洲大陆，英国便不断地向这片土地输送移民，也就开始了黑奴漫长而心酸的血泪史。
而以种植园经济为主体的美国南方则为黑奴制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方沃土。
最能反映这个时期美国黑奴命运与现状的是斯托夫人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
作品无情地揭示了在美国黑奴制下南方黑人们的悲惨生活。
二、黑人形象分析——《汤姆叔叔的小屋》《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作品是在美国废奴运动的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又极大地推动了这项运动的蓬勃发展，可以说，这部小说为美国黑人的废奴运动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部小说出自美国白人作家斯托夫人之手。
斯托夫人于１８１１年６月１４日生于美国一个牧师家庭，于１８３６年访问了肯塔基州，目睹了那里的黑人奴隶的生活，《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素材便她在那里的所见所闻。
后来，她跟随丈夫来到了缅因州，那里蓬勃开展的反奴隶制运动促使她写成了《汤姆叔叔的小屋》。
这部作品一经问世，即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非凡的艺术感染力促进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最终胜利。
小说的主人公黑人奴隶汤姆叔叔一直勇敢地忍受着白人对他的摧残，始终以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来引导自己以及身边的黑人奴隶，以期唤起白人社会的同情。
但回归到当时社会，我们不难发现斯托夫人所创作的汤姆叔叔的角色有着极其现实的社会意义。
生活在１９世纪美国南方的大部分黑人食不果腹，住的是牲口棚，更不可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像物品一样在市场上被任意买卖，他们的身体，他们的一切都属于用金钱购买他们的奴隶主。
最初，汤姆叔叔是比较幸运的，他在一个比较开明的奴隶主谢尔贝家里得到了善良的对待。
一些学者认为，奴隶主谢尔贝也在统治着奴隶，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他用的是精神统治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
他将汤姆叔叔培养成了一个《圣经》中所赞美的忠实信徒的样子，磨去了汤姆叔叔的棱角，使汤姆叔叔甘愿一辈子俯首称臣，听命于谢尔贝一家的使唤。
后来，当奴隶主勒格里用靴子狠狠踢汤姆叔叔时候，汤姆叔叔仰望苍天，混着鲜血和泪水大声说其灵魂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我们看到作者的目的是想将汤姆叔叔塑造成为一个通过基督教净化出来的完美的黑人，试图通过汤姆和谢尔贝少爷的情谊来说明人类是可以超越种族、超越社会等级从而达到融合。
江西社会科学2012．2在表演中增强身份的认同———评析本杰明·泽弗奈亚的表演诗歌■王业昭黑人表演诗歌植根于黑人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黑人族群表达心声的特质符号之一。
在梳理黑人表演诗歌起源、发展的基础上，本文归纳其特征，进一步评析本杰明·泽弗奈亚的表演诗歌所体现出的白人对黑人身心的压迫和奴化，黑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和诉求。
表演诗歌不仅成为英国黑人真实生活的一面折射镜，更是他们获取话语权、增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艺术手段。
[关键词]黑人族群;表演诗歌;本杰明·泽弗奈亚[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104－05王业昭(1978—)，男，安徽省皖西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安徽六安237012)本文系安徽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研究项目“黑人诗歌中的民族文化诉求和身份认同”(项目编号:2011SQRW141)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2003年11月，牙买加裔英国黑人诗人本杰明·泽弗奈亚(Benjamin Zephaniah，1958－)拒绝接受英国政府授予他的大英帝国勋章①，这一举措使很多人感到震惊。
随后，泽弗奈亚在《卫报》上解释了自己这一非常举措的原因:“帝国一词让我愤怒……正是由于帝国观念，我的英国教育引导我去相信黑人历史始于奴隶制，我们生而为奴，为此要对‘人道’的白种主人赐予我们自由心存感激。
”[1]这一事件彰显出作为绝对弱势群体，英国黑人意识到要获得真正的平等，除了必要的政治、经济斗争外，还应在思想文化领域消解白人的霸权。
而在各种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形式中，诗歌成为黑人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英国的黑人诗歌自成一派，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对传统的诗歌语言、形式加以颠覆，力图通过文学形式构建非洲裔加勒比移民在英国社会中的文化传统，表达黑人群体的政治和文化诉求。
[2](P92)黑人具有表演和音乐方面的天赋，他们的表演诗歌自然成为自己抒发情感，争取话语权的重要艺术手段。
军装下的黑色桎梏——解读《秀拉》中黑人退伍军人形象黄长萍【摘要】在小说《秀拉》有限的几名黑人男性角色中,托尼·莫里森塑造了四名黑人退伍军人形象,无一不展示出作者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这是评论家鲜少涉及的方面.从美国现实出发,分析小说中黑人退伍军人形象,揭露其在此期间所受到的歧视和压迫,进一步指出黑人士兵获得真正平等权利的前提是黑人群体的自我肯定以及全社会对黑人群体的承认.【期刊名称】《邯郸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27)003【总页数】4页(P117-120)【关键词】《秀拉》;托尼·莫里森;黑人军人;桎梏【作者】黄长萍【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重庆40003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712.065托尼•莫里森被誉为当代最著名的非裔美国女作家之一，她从未停止回顾黑人为追求自由平等之路的艰辛与痛苦。
迄今为止，在公开发行的11部小说中，莫里森刻画出不同类型的黑人，但这群性格各异的黑人身上存在无法抹去的共通点——与生俱来的黑皮肤。
在小说《秀拉》中，作者不仅展示出黑人女性在白人社会受到的双重压迫，同时揭露了遵循白人至上的信条，黑人男性举步维艰。
在书中有限的几名黑人男性角色中，莫里森塑造出的四名一战黑人退伍军人尤其鲜明。
一方面，黑人士兵是战时美国赢得民主的工具之一，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美国建国之初遗留下来的种族歧视的牺牲品，“既象征着对美国平等公民权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一种承诺”[1]1449。
作者对于黑人男性身份的独特设置，显示出对战争本身和黑人士兵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尤其关注其在白人主流社会和黑人群体中的生存情况，这也是在评论该小说鲜少涉及的方面。
因此，本文拟结合美国社会历史现实，分析小说中黑人退伍军人形象，揭露其在战争前后所受到的歧视和压迫，指出黑人士兵获得真正平等权利的前提是黑人群体的自我肯定以及全社会对黑人群体的承认。
《秀拉》是莫里森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越战期间创作完成的，小说主要讲述了从1919年到1965年之间发生在美国小镇梅德林的故事。
301980年创刊MASTERPIECES REVIEW从《坟墓的闯入者》的拯救主题透视福克纳的种族观种族问题是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毕生创作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坟墓的闯入者》 （1948）是他创作生涯晚期最具想象力、最能体现他种族观的一部作品。
福克纳首次尝试用“民族的声音”说话a ，也标志着他终于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确地对黑人与白人的种族矛盾进行深入的探讨。
福克纳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过去南方种族主义的幽灵在南方社区民众中挥之不散的影响，而且也通过作品的拯救主题，提出化解黑人与白人种族矛盾的一己之见。
作品也透射出福克纳作为作家的危机感、责任感、超越种族的意识以及创作的前瞻性，在美国种族矛盾依然激烈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与文学启示。
一、福克纳对南方爱恨交织的情感——拯救主题的思想根源在南方白人作家中，恐怕没有人像福克纳那样对种族问题如此关注和在塑造黑人方面倾注如此大量的心血。
b福克纳的文学创作，最初就具备了典型的南方性。
“南方一直在其世界中保留着某种疯疯癫癫的非现实成分，因而它比美国其他部分更坚定地相信，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不是现存的事物，而是那些应该存在，或那些据说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事物。
”c 作为南方的土生子，福克纳早已深刻地意识到，在南方社区白人的内心深处，有着难以抹去的优越感：他们渴望维持昔日贵族的奢华与荣耀并保有对黑人掌控的权力。
正如里昂·弗里斯特所言:“福克纳尊重黑人群体的重要性，并愿意去揭露种族义……愿意面对南方的种族痛苦，并用自己雄辩的言辞将这一痛苦提升到舞台中心，这是这个国家最核心的道德问题。
他作品中的种族主题是他写出最优秀作品的催化剂。
”d 福克纳对旧南方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是与种族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他曾说:“深深地爱着却也痛恨这里的某些东西，因为一切即使恨其中的某些部分，因为现在知道你不是因为什么而爱它；不是因为那里美好的东西，而是因为尽管有不美好的东西你依然爱它” ，而“不宽容与不公正：对黑人的私刑处死，不是因为他们犯的罪而是因为他们的皮肤是黑色；不平等……”e正是他所指的南方存在的不美好的部分,也是他认为南方需要被拯救的地方。
作者： 周雪[1];贺萍[1]
作者机构： [1]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32
出版物刊名：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页码： 131-134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9期
主题词： 黑人女性;自由;种族压迫;性别压迫
摘要：作为第一部展现黑人女性内心意识觉醒的作品,《他们眼望上苍》中的珍妮形象在黑人女性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一直是美国社会中最沉默、最孤独的群体,她们处于边缘之缘的位置,没有办法摆脱"他者化"身份.赫斯顿以独特的关怀视角,让珍妮在三次婚姻中逐渐成长,最终实现了女性个体完整性的重构.这是珍妮自我价值的重塑,也是黑人女性在构建女性主体性时向前迈进的不可阻挡的一步.。
《坟墓里的旗帜》对黑人角色的塑造与评析《坟墓里的旗帜》是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于192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是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开端，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一篇相关，欢迎阅读查看。
关于《坟墓里的旗帜》，至少有两件事广为人知。
其一，这是一部年轻的家非常想“籍此扬名立万”却到处碰壁投之无门的长篇。
他于 1927 年 9 月29 日完成该小说的创作，并信心十足地将书稿交给他前两部小说的出版商利弗赖特(Liverright)。
在给后者的信中，他写道：“这将是你今年读到的再好不过的书。
”让福克纳吃惊并震惊的是，在两个月后利弗赖特回信拒绝了该小说并劝告他不要再投其他任何地方：“实言相告，我们对此作品非常失望。
它冗赘散乱，情节与人物都没有什么发展。
”百般无奈，在朋友本·沃森(Ben Wasson)的帮助下，原版被删减至 11 万字，并被更名为《沙多里斯》于 1929 年出版。
最终，福克纳的女儿吉尔·萨默斯(JillSummers)完成了小说家生前还原该小说的遗愿。
她从弗吉尼亚大学阿德尔曼取出珍藏版596 页的混合书稿，交由道格拉斯·戴(Douglas Day)及兰登书屋的一名编辑处理，使得《坟墓里的旗帜》得以于 1973 年重见天日。
其二，作者从此开始写他一辈子也写不完的“故乡那邮票般大小的土地”。
一、《坟墓里的旗帜》对黑人角色的塑造确实，从《坟墓里的旗帜》开始，如该书引言所述，福克纳特别依附南方生活原型尤其是黑人民间故事来书写自己王国的人群，表明了他对南方传统毋庸置疑的接受。
青年作家发现创作素材矿藏之喜悦无异于穷困潦倒的流浪汉误撞开了芝麻神门，太多的诱惑使得取舍非常艰难。
难怪乎，福氏第一部约克那帕塌法小说如作家本人所言“无太多目的”，且其中“六个故事并驾齐驱，千头万绪”。
然而，约克纳帕塌法的发现确实使他得以浸淫于最为熟悉的氛围之中——双重种族且固步自封的南方世界，创作焦点也及时地从战后老兵及艺术家的迷惘错位转向历史悠久的沙多里斯家族。
作家对人物的表现相应地更加坚实、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在跨越约克那帕塌法世系“门槛”之际①，黑人作为南方生活实实在在的参与者成为福克纳创作灵感及作品升华弥足珍贵的源泉。
(一)黑、白家庭的并构故事中，福克纳认真直面黑人群体。
这表现在有名姓的黑人家庭被首次植入有着悠长家世的白人家族。
斯特瑟一家从西蒙的祖父约比开始，到埃尔诺拉的儿子艾索姆五代伺奉沙多里斯家族。
这一内置是对《军饷》②的一种扬弃。
一方面，它继承了前者黑白并构的传统。
另一方面，它为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双重种族家庭提供了权威视角。
与《军饷》中对黑人的人为概述不同③，作为家庭成员的黑人既展示了自我生存状况，又提供了获取白人主子的信息途径。
如此塑造的黑人拥有了自己哪怕是边缘化的生活。
而且，尽管大部分时间扮演被动的文本角色，他们反衬并参与了患战争综合症的沙多里斯一家主导的生活。
黑白并置同样见证了作家对黑人种族及历史价值认识的深化。
家伍德沃德认为，“作为一大家族成员，福克纳与同时代美国小说家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及其他‘迷惘一代’作家不一样，他从不抛开家庭、宗族、日渐增长的亲属及群体纽带”，所以也更擅长通过审视南方大家族来再现地区历史。
如果考虑到小说家职业生涯最成功的作品都是围绕诸如康普生、麦卡斯林、斯特潘及斯诺普斯家族展开，这又的确是他的一个重要起点。
福克纳本人几乎不读历史，因此，伍德沃德认为“任何企图从福氏小说(涉及南方历史)中获取通常意义上历史知识的读者都不免会失望，因为这些作品更是对过去及其对现在决定性(有时是灾难性的)影响之间关系的戏剧化表达”。
《坟墓里的旗帜》乍一读来是对整个约克那帕塌法社会结构的剖析，其焦点实际在于无法对个人及家庭历史说再见的白亚德三世，以及在众多“之乎者也”式诗情感喟中想像理想生活的三角洲地区文人贺拉斯·班波。
这些人物成了《喧哗与骚动》中被萨特精辟譬喻为“一个坐在敞篷车里往后看的人”的前身。
对于他们，未来不可知，现在一片混沌，而“过去的轮廓是精确，清晰和不变易的。
”在双重种族的南方，黑人从生至死与白人代代相伴，是连接历史与现实之纽带的不二人选。
因此，福学专家戴维斯认为福克纳将目标故事设定在南方传统大家族背景之下，原因在于福氏发现“黑人是创作可资利用的有效手段，可以将作家的主要关注与过去有机链接，可以为那个特定的‘过去’内涵增设另一个视角，也可以提升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戏剧性张力。
”(二)个性化刻画与《军饷》相比，《坟墓里的旗帜》中黑人得到更多的个性化刻画。
沙家马车夫兼管家西蒙被塑造为“黑鬼”的同时又是“一个黑人”。
首先，不论是源于庄园文学还是基于福克纳家族留守老仆原型(一般认为该人物与福家资深男仆耐德·巴奈特颇为相似)，西蒙的素描展现了一个乐得接受南方白人家长式统治的黑人形象。
他一出场便表现出与马的超常亲密与对主子沙家的无比爱戴。
西蒙高踞马车之上，左手持缰，右手很酷地倒执马鞭，口中叼着永远抽不完的雪茄屁股，一边慢声细语用恋人般的语调同马儿交心。
西蒙溺爱马儿。
他爱戴沙家，对他们服服帖帖庇护有加。
但他宠爱马儿。
在他的调教下，再蔫的劣马也会茁壮成长且如被悉心呵护的女子般端庄标致，如舞台演员般容易兴奋①。
这样的刻板喜剧黑人造型很快又会通过“展现其种族天性使然的夸张言行”得到加强。
理查德·格雷认为“故事中此类笼统程式化言论同《军饷》如出一辙，将黑人简化为客体。
”具有此类黑人的共性生理特点：闻起来有“惯常的气味”且常被赋予动物形象，如他的头看上去像“所有的大猩猩好奇而又干瘪的外祖父”，在主子面前“像一个大猫一样悄然挪向桌旁”。
我们最后见到其人时，他“看上去像一只青蛙”。
他以沙家品质为荣，以身为声望家族一员为傲，言必称“马车行头”“绅士”，对其他“黑鬼”不屑一顾。
他怀旧成性，驾车用的行话、高顶礼帽及老式掸帚都贴着过去的招牌。
同老白亚德一起，他极力抵制技术诋毁机器。
他甚至比上校本人还反感变革。
文中唯一展现其人内心之处，他向“主人约翰”抱怨时光不再，人心不古，礼仪不存。
年轻人好端端的马车放着不用，却要去发疯似的开那鬼玩意儿。
在白人主子面前西蒙尤其显得毕恭毕敬。
他与老白亚德之间是典型的“约翰与老主人”式关系。
沙家女管家珍妮小姐可以像训斥他外孙艾索姆那样数落他。
有趣的是，不论在沙家室内还是室外，西蒙都很少做正常人类之“行走状”，而是“拖着脚”，“蹑手蹑脚”，“轻声踱步”，“掠过”，“垫起脚”。
他死心塌忠诚于主人家，直到临末了还在大声庆祝“小主人”的诞生，高呼“过去的好时光又回来了，可不是么”。
因此，目标故事中西蒙虽得到足够重视，却也难逃刻版化常规。
但是批评家罗兹却指出，“文中多处福氏都试图重塑该人物，赋予他一个演员的智商与自由。
”诚然，西蒙大部分时间靠表演求生存。
沃尔特·泰勒较早发现其人面具特质：“《军饷》中老列车员对南方的怀旧仅代表其人对旧秩序的一厢情愿，而同样感伤的西蒙却在忠诚中藏掖着个人目的。
在‘喜剧式黑人’面具之下，福克纳见到了多重面具，旨在隐匿一个表面随和驯顺却很堕落的老者。
”赶车上路的戏剧性和处心积虑地对“沙家品质”的炫耀和维护之下，蛰伏着西蒙的清醒意识：黑人朝不保夕的所谓独立。
西蒙所得报酬看起来微不足道：一处泊车之所，杰弗生镇沙家油水丰足的厨房里一份凉拌菜和冰激凌，在他们子孙五代伺候的白人家族厨房中为家人留存一糊口之所，或许还要算上偶尔替西蒙偿还的债务。
然而一处工作之所，也即一种(如果并非唯一的)生存手段，对于生活境遇极其受限的南方黑人弥足珍贵，西蒙不敢贸然失去。
他以沙家马车和绅士门第为傲，但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免受饥饿和不安全的有限自由。
文中老白亚德就是通过威胁驱逐一战归来叛逆求变的卡斯皮而成功制服了后者：“我一周前就给你传了话，要么立马来，要么永远别来，”随即抄起根柴火棍将卡斯皮打出门外滚落台阶。
西蒙对黑人处境的清醒认识同样表现在训子情节中。
在儿子卡斯皮被老白亚德一柴火棍打落台阶之后，西蒙“扶儿子起来，略带蹒跚地拉他到马棚人听不见的地方，”一边批评他的“那些战争烧的想法，”嘟囔着“我们黑人究竟要自由干什么?”一边提醒他“当下的白人已经够咱们伺候的了。
”罗兹认为西蒙“用一谄媚式谑语笑谈黑白人相互依存的状况，从而伪装了他的愤怒”，但同时“严正告诫对方不要不考虑后果就去轻易触动一个体制所能容限的些许自由”。
此外，西蒙还通过“扮演桑搏”(Sambo playing)来避免生计短路。
对周围每一个人西蒙都备选一副面孔。
在老白亚德面前，他感伤怀旧，不断提醒后者过去的好时光和“贵人举止必高尚”的信条。
对于珍妮小姐，他“毕恭毕敬，还要大献殷勤，表现豪侠”。
在娜西莎和小白亚德面前，“他就像一只悄无声息的大猫，宽厚温顺且细致周到”。
有关“桑搏”和“扮演桑搏”的本质，历史学家威廉姆森曾评论道：从黑人角度来看，扮演桑搏其实就是一种生存方式。
当地方白人因肤色冲突而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白人也常常如此)时，桑搏是黑人得以从暴行中生存的保护面具：低头哈腰，蹑手蹑脚，低声下气以及一整套柔顺的行为规范。
白人自创了这些表明黑人没有威胁的行为标识。
这一角色有时拯救了黑人。
间接地，它有时也使得白人免于诉诸狂暴危险的行径。
这样的行径确实有损于白人自我标榜的光辉形象，即他们是庇护这些孩童般黑人的严父慈母。
个性多重的西蒙展现了霍华德·奥多姆所谓“一个真正的黑人所具有的特征”，“也即每一个黑人实际上是四个人的组合：黑人其人，白人心中的黑人，黑人有可能成为及想成为的黑人。
”西蒙因涉嫌贪污及与女混血儿美洛妮有染而惹祸上身。
身为浸礼会出纳，西蒙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挪用资金(很小的一笔)至美洛妮的美容沙龙，以图交易后者的身体。
主流批评认为这一情节不过是一则花边新闻，旨在渲染一出南方“约翰与老主人”式闹剧，从而增添故事的喜剧色彩并强化主导的“黑人即稚愚孩童”的白人观念。
罗兹却逆流而上，认为这代表“福氏塑造现实黑人”的企图，“将个人置于社会体制内，展现其自我奋斗历程。
”罗兹说如果读者追踪教堂资金从黑人出纳之手经由西蒙的“银行”转移至美洛妮实业的走向，会发现“交易的每一个阶段，从资金源到投资口，福氏考虑到了每个细节的社会可能性。
”因此，同一个西蒙被赋予了两种塑造模式：刻板式喜剧人物及更加复杂、独立、不断寻求机会发展自我的现实中人。
然而，就在读者为新西蒙的诞生喝彩，为他巧妙利用主子的家长风范为他清偿债务感到欢欣，并急于分享其即将开发的“战利品”之际，“一周后的某个早晨，头发斑白的西蒙遭了匿名钝器的致命一击，被发现死于镇上一黑人小屋内”。
笔者认为这部分解释了霍拉斯·利弗赖特“人物发展不充分”的抱怨及萨特的读后感：“从技巧角度看，小说中作者出卖了自己，通篇都可以被捉现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