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聊斋志异写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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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聊斋志异》的艺术风格《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已经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可以称得上是迷信的百科全书,里面饱含着丰富的民俗和传说。
中国文言小说自六朝起开始谈狐说鬼,有了记述怪异的传统。
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只是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些花妖鬼狐才具有更加明朗的人情味,才更有意识地、大量地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是蒲松龄的一种创造。
标签:浅论《聊斋志异》艺术风格一、蒲孙玲《聊斋志异》艺术风格《聊斋志异》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以其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造诣,足以彪炳千古而启迪后人。
它既宏富又洗练;既奇谲又质朴;既含蓄又犀利;既委曲又真挚。
这种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决非偶然:一则取决于作者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想像和厚实的生活基础;二则由于作者具有鲜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三则归功于作者善于取精用闳,他一方面汲取了古代散文“词近”、“旨远”、“言约”、“意丰”的优良传统,另方面把握了志怪、传奇等文言小说的若干艺术手法,不落前人窠臼,勇于创新;四则有赖于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无论是推敲语言、提炼情节、讲究技法,莫不苦心孤诣,刻意求工,”如蜂采百花为蜜,其味自别,使人莫辨也”1.从内容和选材上《聊斋志异》的情节离奇曲折,幻诞诡谲,但在作品提供的特定情境之内,却又顺理成章,是按照某种固有的逻辑必然出现的。
其情节的内在逻辑,主要包括人物性格逻辑和幻想逻辑,二者往往蕴含在同一个情节系列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构成了作品幻中有真、真中有幻的艺术特色。
受封建制度和迷信的影响中国本信巫,自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
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
到晋,言鬼神志怪之书愈多。
从六朝志怪到唐传奇,从宋之志怪传奇到明之神魔小说,到清代的《聊斋志异》已达到巅峰。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里面的故事环境基本上发生在冥界仙境人间,故事人物大多是花妖狐魅。
它的故事题材主要集中在揭露社会丑恶,科举弊端和男女婚爱上。
《聊斋志异》运用传奇手法写志怪从而超越了传统志怪小说《聊斋志异》是一部题材丰富,思想深刻,艺术技巧很高的文言志怪小说集。
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鲁迅先生曾评价其为“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入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这段话精辟地指出,《聊斋志异》既是对传统文言志怪小说的一脉相承,有共同的创作规律,如内容庞杂丰富,注重搜身记异等,然而在与史区别,创作思想,形象塑造,语言之胜等方面以及总体水平上不同于传统志怪小说而显示出成熟精美的优势,使得我国古代文言小说跃上巅峰。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写的是传统志怪小说中的“神仙孤鬼精魅”,但他兼收并蓄,大量使用了更先进、更丰富的传奇小说的表现手法。
怪异、丰富的题材加上更加自由、艺术的表现形式,使这部作品更添了生活的真实感,也更富有了艺术的精致美和奇。
故事和手法完美融合,使《聊斋志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言志怪小说的一座峰巅。
本文接下来将从作者创作思想、情节结构、形象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对“用传奇而以志怪”的《聊斋》之所以能够震古烁今,超越传统志怪小说做出一些探讨。
一、作者的创作思想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作者创作的出发点首先就决定了一部作品价值的高低。
对于文言志怪小说而言,这种创作的思想首先表现在作者自身的鬼神观念及这种观念对于创作的影响。
传统的志怪小说都非常相信鬼神的存在,甚至对于鬼神的存在,许多小说都不遗余力地加以证明和确认。
如干宝《搜神记》序中就明确提出创作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
这个观念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表现在,由于他们认为鬼神乃实有,所以只要忠实地记录就行,特别重视事实的真实性,强调的是“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而让作品流于历史的支流。
对于作品作家也独立其外,做一个记录的旁观者,完全不重视作家主观世界的感受,粗陈梗概的叙事方式也让作品的艺术魅力大打折扣。
论《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内容提要:《聊斋志异》对志怪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对传奇手法超越的成功运用,使小说突破原有文言小说的禁锢,给人以异彩纷呈、别开生面而又回味无穷的艺术感受。
《聊斋志异》多以志怪反映现实,且使用传奇手法,所以兼具志怪、传奇二体的特点,成为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杰作。
《聊斋志异》对传奇手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本文将就聊斋志异中涉及的一些写作手法作以浅析。
关键:《聊斋志异》蒲松龄人物描写环境描写抒愤方式唐传奇的写作手法《聊斋志异》是清代作者蒲松龄的作品,小说主要描写魅狐怪异故事,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世俗风情以及人们的精神理想,表现出清朝社会上人们普遍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聊斋志异》的艺术手法概括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经常用这八个字来概括《聊斋志异》的创作,但并没有全面概括《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
事实上,无论是采用传奇笔法,还是表现志怪题材,蒲松龄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六朝志怪小说并不是现实的志怪故事,而是用虚幻来代替现实,表现荒诞滑稽的内容,但当时的志怪小说题材单一,故事情节简单,表述极为简略,而《聊斋志异》运用相同的方式则采用了丰富多变的写作笔法,反应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对以往的志怪小说有了新的提升。
作为文言文小说的《聊斋志异》,作者首先采用了唐传奇的写作手法表现志怪内容,将六朝时期的短小篇词发展为情节丰富曲折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文辞华丽,形象生动,叙述婉转,意境突出,描写波澜起伏。
《聊斋志异》继承唐传奇,出现了大量突出意境描写的篇章,且写作手法丰富多样,作者意境描写意蕴深厚,具有象征性,寓意性强,在意境描写中,与人的刻画描写紧密结合,塑造了众多典型人物。
浅析《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聊斋志异》是清代作者蒲松龄的作品,小说主要描写魅狐怪异故事,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世俗风情以及人们的精神理想,表现出清朝社会上人们普遍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聊斋志异》的艺术手法概括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经常用这八个字来概括《聊斋志异》的创作,但并没有全面概括《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
事实上,无论是采用传奇笔法,还是表现志怪题材,蒲松龄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六朝志怪小说并不是现实的志怪故事,而是用虚幻来代替现实,表现荒诞滑稽的内容,但当时的志怪小说题材单一,故事情节简单,表述极为简略,而《聊斋志异》运用相同的方式则采用了丰富多变的写作笔法,反应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对以往的志怪小说有了新的提升。
作为文言文小说的《聊斋志异》,作者首先采用了唐传奇的写作手法表现志怪内容,将六朝时期的短小篇词发展为情节丰富曲折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文辞华丽,形象生动,叙述婉转,意境突出,描写波澜起伏。
《聊斋志异》继承唐传奇,出现了大量突出意境描写的篇章,且写作手法丰富多样,作者意境描写意蕴深厚,具有象征性,寓意性强,在意境描写中,与人的刻画描写紧密结合,塑造了众多典型人物。
席方子是孝子典型,珊瑚是孝妇的典型,张成是孝友的典型,田七郎是侠客的典型,江城是悍妇的典型,郎玉柱是书痴的典型,孙子楚是情痴的典型。
《聊斋志异》在人物描写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蒲松龄明确的阐明把刻画人物性格作为艺术构思的核心,不仅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而且刻画出的人物复杂的性格特征,《聊斋志异》中许多人物不仅有相似的性格,却又同中有异,同样是写人物的“痴”,《聊斋志异》中的孙子楚“痴”于爱情,《黄英》中的马子才“痴”于菊花,《合鸟异》中的张幼量”痴”于鸽子,《书痴》中的郎玉柱则“痴”于书本。
《聊斋志异》加强了环境描写,但其并不是简单纯粹的静态景物描写,而是与人物个性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以突出人物的特性。
《聊斋志异》人物描写的艺术技巧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经典之作,作者更是以其精湛的文学技巧,
描绘出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人物形象。
首先,作者采用了比喻的手法,把人物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
比如,描写白
娘子时,作者把她比作“一只白色的凤凰,翩翩起舞,美轮美奂”,这样的比喻,让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更加突出。
其次,作者还采用了拟人的手法,把人物的性格特征描绘得淋漓尽致。
比如,
描写西门庆时,作者把他比作“一只猛虎,威风凛凛,气势汹汹”,这样的拟人,让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明,更加突出。
最后,作者还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把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描绘得更加深刻。
比如,描写贾宝玉时,作者把他比作“一只灵巧的鹦鹉,又聪明又漂亮”,这样的对比,让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更加深刻,更加突出。
总之,《聊斋志异》中的人物描写,作者采用了比喻、拟人和对比等艺术技巧,把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描绘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深刻突出,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人物的魅力。
聊斋志异描写人物的手法
《聊斋志异》是一部以古代神怪、鬼魂、妖精为主要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其人物形象独特,形象鲜明。
以下是《聊斋志异》描写人物的一些手法:
1.神秘化的描写手法:《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常常被赋予神秘的形象和神奇的能力,如妖精、鬼怪、神仙等。
这些人物的描写往往采用模糊的笔法,使得读者对其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
2.生动的描写手法:《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形象多种多样,他们的性格、言行举止都有着鲜明的特点。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人物,作者会采用丰富的细节描写手法,包括外貌、衣着、动作、语言等等,让读者能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人物的形象。
3.善用比喻的描写手法:在《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的描写常常采用比喻的手法。
比如,将人物比作花草、动物等,或者将人物的性格特点比喻成自然界中的事物,这样可以更生动地表达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4.用象征手法展示人物性格:在《聊斋志异》中,人物性格的描写往往是通过象征手法来进行的。
比如,一些人物的名字就带有某种象征意义,或者将某些特定的物品或动作作为人物的象征。
这样的描写手法既能够简洁地表达人物的性格,又能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
总之,《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形象形态多样,丰富多彩,其描写手法也相应地多种多样,展现了作者的独特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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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睿(1997-),女,本科在读,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研究方向:文学教育研究。
浅论《聊斋志异》的教育价值王睿(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重庆400065)摘要:《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作品,具有重要文学价值。
对《聊斋志异》教育价值的研究,既能为人们理解这部作品之所以取得现在这种成绩做出一定的说明,又能使其在崭新的时代迸发出新的活力,展现新价值,同时也能推动进一步的研究。
本论文采取文本细读、文献研究方法,主要从思想文化教育、科学教育、写作教育等方面对《聊斋志异》的教育价值展开论述,从而分析论证《聊斋志异》既存在传统美德等思想文化教育价值,还包含了医学、生物学等科学教育价值以及语言特点等写作教育价值。
关键词:聊斋志异;教育价值中图分类号:I24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0)38-0057-02第38期总第484期No.38vol.484大学(社会科学)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0年10月Oct.2020《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
其内容丰富,主要分为爱情故事、抨击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对人民的压迫等类型。
面对蒲松龄这部费尽心血的文言短篇小说,人们对其研究不断,在叙事结构、思想艺术特色、书籍对比研究、翻译与传播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关联其教育价值的研究却有所欠缺。
基于此,本文从思想文化教育、科学教育、写作教育几方面展开对《聊斋志异》的研讨。
一、思想文化教育(一)传统美德1.惩恶扬善惩恶扬善是中国传统美德中广为传扬的优秀思想文化。
阅读惩恶扬善故事,能帮助读者理解惩恶扬善的价值与意义。
《聊斋志异》中存在许多这样的故事:《小谢》写陶望三借住鬼宅,被女鬼戏弄仍热心给予帮助,最终才有两女鬼为陶生申诉让其洗刷冤情。
《聂小倩》写宁采臣因善意帮助小倩收敛遗骨,促其落叶归根,才有后来小倩投桃报李助其成家立业;《小翠》中王太常助狐妖渡劫,才有狐女小翠嫁其痴儿王元丰,还治愈王元丰的痴傻,使其儿孙满堂。
论《聊斋志异》的写作艺术《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之一,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
本文将探讨《聊斋志异》的写作艺术,包括其独特的叙事手法、描写技巧以及文学意义。
一、叙事手法的独特性《聊斋志异》以虚幻、奇幻的故事情节吸引了读者的关注。
其叙事手法独特,可细分为以下几种:1. 转折情节的运用在《聊斋志异》中,作者以意想不到的转折情节,为故事增添了深度和趣味性。
例如,在职佞一事中,故事主要讲述了一位仙姑降服了一位专横的官员。
故事中设定了多次转折,让读者一次次领略到作者的巧妙构思。
2. 阴谋与诡计的揭示《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故事,描绘了人与妖之间的斗争。
在这些故事中,作者通过揭示人类的欲望、阴谋和诡计,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例如,在《聂小倩》中,为了与身为妖精的小倩相爱,许宣耐心等待和制定了详尽计划,最终成功战胜了各种阻碍。
二、描写技巧的巧妙运用《聊斋志异》不仅在叙事手法上独具匠心,其描写技巧也十分巧妙,充满了诗意和细腻。
1. 细腻的意象描写作者通过细腻的意象描写,让读者沉浸于故事的情感世界之中。
在《画眉戏》一文中,作者以细致入微的描写,将读者带入了一幅生动的景象,让人仿佛置身其中。
2. 神秘幻化的形象描写在《聊斋志异》中,作者经常通过神秘幻化的形象描写,刻画了灵异人物的特征和形象。
例如,在《胭脂归》中,作者以幽默风趣的描述,描绘了胭脂精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文学意义的探讨1. 独特的文化表达《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之作,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氛围。
通过故事中展现的妖魔鬼怪、仙人禅法等民间传说,读者可以了解到古代人民的信仰和价值观。
2. 深刻的人性思考作者在《聊斋志异》中巧妙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引发读者对道德、欲望等问题的思考。
例如,在《牡丹亭》中,作者以“情不顾身”为主题,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恨纠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巧妙的描写技巧以及深刻的文学意义,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浅论《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内容提要: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有传奇、志怪、轶事等,诸体兼备,为中国文言小说集大成之作。
此书在他40岁左右已基本完成,后来不断有所增补和修改。
“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
全书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
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形式上兼采众体之长,“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即用唐人传奇的创作精神和手法写志怪小说,不仅继承了六朝志人志怪和唐代传奇的传统,而且还从话本小说、史传文学以及唐宋散文中吸取艺术经验,加以融汇创造,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上表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特色。
作者还以其大胆奇异的艺术想象,曲折离奇的情节艺术,雅洁明畅的语言艺术,成功的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生动的艺术典型,文章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高峰。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代表着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它博采历代文言短篇小说以及史传文学之所长,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造奇设幻,描绘鬼狐世界,从而形成了独特艺术特色。
《聊斋志异》每叙一事,力避平铺直叙,尽量做到有起伏、有变化、有高潮、有余韵,一步三折,变幻无变,故事情节力避平淡无奇,尽量做到奇幻多姿,迷离惝恍,奇中有曲,曲中见奇。
塑造人物手法多样,个性鲜明也是其一大特色。
《聊斋志异》中在刻划人物时,或通过人物的声容笑貌和内心活动,或通过生动、准确的细节,或通过自然环境的衬托,从正面、侧面、反面各个不同的角度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往往寥寥数笔,便能形神兼备。
总体来说,蒲松龄用文言写作的《聊斋志异》几百年来它不仅并未随着时代的更迭、文言在社会生活中的消失而为人们所遗忘,随着传播媒介的进步发达,它反而俘获了更多数量的读者,这与其极强的艺术魅力是分不开的。
史传文学底色与非虚构叙事手法———《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新读解周琦玥(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摘要:纪昀站在文体纯洁性的立场上讥讽《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然而随着时代推移,此语多被后人借以概括《聊斋志异》兼熔两重文体的写作特色。
纵观《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故事可以发现,其中部分篇目将史传文学色彩与非虚构叙事手法整合为一。
通过对具体作品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蒲翁在叙事策略、叙事时间线、叙事视角以及相关的论赞品评等方面颇有史家风范。
具体来说,蒲氏善于利用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事件,融入作家的文学想象,既以事为本、于史有征,又由正而奇、由文而幻。
从史传文学底色与非虚构叙事特点出发阅读《聊斋志异》,可以对“一书而兼二体”之说阐发新见。
关键词: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史传文学;非虚构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问题,向来众说纷纭、人言人异。
自唐朝起便有学者认为小说缘起于史传,《新唐书·艺文志》:“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
”[1]935嗣后,刘知几对文言小说进行分类,并指出“偏纪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2]253胡应麟同样认为某些小说“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收稿日期:2020-09-15作者简介:周琦玥(1997-),女,山东淄博人。
山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文献研究。
·《聊斋志异》研究·文章编号:1002⁃3712(2020)04⁃0046⁃14志传者”。
小说缘起史传之说虽然存在着因材料缺乏而难以确证其完全真实性的问题,但纵观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轨迹可以发现,这一文体带有很强的史传文学特色,特别是早期小说的“志人”“志怪”内容更是如此。
随着文学自觉的增强与作者对创作技法的追求,加之文学创作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日臻完善,其史传文学色彩逐步淡去。
论《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内容提要:《聊斋志异》对志怪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对传奇手法超越的成功运用,使小说突破原有文言小说的禁锢,给人以异彩纷呈、别开生面而又回味无穷的艺术感受。
《聊斋志异》多以志怪反映现实,且使用传奇手法,所以兼具志怪、传奇二体的特点,成为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杰作。
《聊斋志异》对传奇手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本文将就聊斋志异中涉及的一些写作手法作以浅析。
关键:《聊斋志异》蒲松龄人物描写环境描写抒愤方式唐传奇的写作手法《聊斋志异》是清代作者蒲松龄的作品,小说主要描写魅狐怪异故事,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世俗风情以及人们的精神理想,表现出清朝社会上人们普遍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聊斋志异》的艺术手法概括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经常用这八个字来概括《聊斋志异》的创作,但并没有全面概括《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
事实上,无论是采用传奇笔法,还是表现志怪题材,蒲松龄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六朝志怪小说并不是现实的志怪故事,而是用虚幻来代替现实,表现荒诞滑稽的内容,但当时的志怪小说题材单一,故事情节简单,表述极为简略,而《聊斋志异》运用相同的方式则采用了丰富多变的写作笔法,反应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对以往的志怪小说有了新的提升。
作为文言文小说的《聊斋志异》,作者首先采用了唐传奇的写作手法表现志怪内容,将六朝时期的短小篇词发展为情节丰富曲折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文辞华丽,形象生动,叙述婉转,意境突出,描写波澜起伏。
《聊斋志异》继承唐传奇,出现了大量突出意境描写的篇章,且写作手法丰富多样,作者意境描写意蕴深厚,具有象征性,寓意性强,在意境描写中,与人的刻画描写紧密结合,塑造了众多典型人物。
席方子是孝子典型,珊瑚是孝妇的典型,张成是孝友的典型,田七郎是侠客的典型,江城是悍妇的典型,郎玉柱是书痴的典型,孙子楚是情痴的典型。
《聊斋志异》在人物描写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蒲松龄明确的阐明把刻画人物性格作为艺术构思的核心,不仅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而且刻画出的人物复杂的性格特征,《聊斋志异》中许多人物不仅有相似的性格,却又同中有异,同样是写人物的“痴”,《聊斋志异》中的孙子楚“痴”于爱情,《黄英》中的马子才“痴”于菊花,《合鸟异》中的张幼量”痴”于鸽子,《书痴》中的郎玉柱则“痴”于书本。
在环境描写上,《聊斋志异》比唐传奇更加强、发展了环境描写,并使之与刻画人物相表里。
唐传奇较少见而《聊斋》中却较多,且维妙维肖,颇为传。
《婴宁》中王子服由于思念婴宁独自信步往西南山寻觅的淡雅淳朴的景物描写——里落、茅舍、花香鸟语、豆棚花架,无不潇洒清新,婉然如画,表现了婴宁纯真无邪、天真可爱的少女情貌和鲜活的性格特征,也是对王子服追求理想女性与爱情的诗化表现。
《聂小倩》中从宁采臣眼中看到的是一幅鬼气森森的图画:“寺中殿塔壮丽,然蓬篙没人,似绝行踪。
东西僧舍,双扉虚掩;淮南一小舍,局键如新。
”这是聂小倩生活的环境描写。
这段描写为后来聂小倩改邪归正埋下伏笔。
《余德》写余德的家:“屋壁俱用明光纸裱,洁如镜。
一碧玉瓶,插凤尾孔雀羽各二,各长二尺余。
”隐隐约约透露出一点水族馆的味道。
通过塑造经典人物形象可以看出作者通过《聊斋志异》表达出对社会现象的看法。
像是《香玉》写的就是没有恋爱自由的当时青年男女自由相爱的故事。
篇中的男女主角由于“痴”冲破传统不顾封建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大胆地追求心爱的人,并都获得了幸福的结局。
从而表现出作者的理想爱情还有强烈反封建礼教的精神。
《王子安》中的王子安是对迷心于科举考试的人物,经常幻想自己中举。
作者通过塑造对功名利禄贪婪的人物是为了对科举考试的腐败进行评击。
《促织》中由于皇帝爱斗蟋蟀,以及地方官的媚上邀宠,最后主人公成名的儿子因为蟋蟀惨死,最后成名又因蟋蟀得到皇帝的奖赏。
蒲松龄就是塑造这类的人物,揭示当时现实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
《潞令》中的潞令“贪暴不仁,催科尤酷”,到任不过白天,便杖杀五十八人。
揭露出当时贪官、土豪劣绅种种压迫人民的暴行。
比起以往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更加注重细节描写繁长的文字并不是作者铺陈夸张的多余之笔,而是为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务的。
《聊斋志异》中细节描写可感可信,新颖别致,情趣盎然。
读《聊斋志异》,犹如身临其境,如见其人,来往人景无不活灵活现,常常产生美妙的艺术效果。
奇异的题材使蒲松龄在小说创作中有更多更大的自由, 使他将这些素村改造成为表达痛苦的最佳容器。
在《聊斋》中, 我们发现故事的原型大都难以确指, 就是因为他并非被动地“记”与“志”, 而是大刀阔斧地“创”与“造”, 很少顾及对原始素材的忠实与否, 他考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更准确地传达自己的主观情思。
至于“事或奇于断发之乡”,“怪有过于飞头之国”,(《聊斋自志》) 不过是载志之物、托志之象。
所谓“遄飞逸兴, 狂固难辞; 永托旷怀, 痴且不讳”(同上) , 才是真正的夫子自道。
在对《聊斋》的评论中, 有人对其想象之奇特、手法之大胆赞叹不已, 认为蒲松龄如此自由的写作方式不仅古代作家望尘莫及, 即使当代先锋派小说家, 也罕有其匹, 至于形成此种创作特点的原因, 论者则颇感困惑。
我想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大概是蒲松龄的痛苦比一般作家要深广的多, 所以他想象的翅膀比一般作家更矫健有力。
他想象的高度正是他痛苦的深度, 他精神上的逍遥是其处境困顿的反面。
正是同样原因, 其后虽有不少仿作, 而终不逮《聊斋》的水平, 就是因为它们缺少蒲松龄那样深广的苦痛作为创作的动源。
聊斋之体易学, 而其心难学; 蒲公之文易仿, 而其神难仿。
借小说抒写情志, 在蒲公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后来仿学者, 就多少带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 除记录了一些怪怪奇奇之人、之物、之事外, 则鲜见创作主体主观情志的表达。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 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 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的常谈, 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历述古来大著作, 以为都是发愤著书的结果。
东汉人所传《越绝书·越绝外传本事第一》也说有:“夫人情泰而不作, 窃则怨恨, 怨恨则作,怨恨忧嗟作诗也。
”自此以后, 发愤著书遂成为一个写作传统。
蒲松龄继承这一传统, 并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了它的内涵。
《聊斋》的抒愤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借讽刺以泄愤。
这种手法是将作者认识到的丑恶加以夸张幻化而嘲弄、讽刺之, 以达到发泄胸中不平之气的目的。
例如《孙必振》一篇, 写孙必振与众人共渡长江, 舟行江中, 忽然江涛汹涌, 雷雨大作, 水面上忽立一金甲神, 举一金字牌, 上书“孙必振”三字。
孙必振自觉危急, 惊恐不已, 而众人却将孙强置小舟中, 并解缆而去。
但结果却是大船沉没江心, 小舟靠岸获救。
这篇小说奇异至极, 情节出人意料, 但却入情入理。
那就是孙必振身为弱者, 理当得救; 众人但求自保, 活该毙命。
蒲松龄借此篇讽刺了世风浇薄的现实, 也抒写了对惟危人心的鄙夷。
小说中的恶鬼、凶神、贪官、污吏等一系列反面形象, 正是作者眼中丑恶现实的直接投影。
这种写法, 正是古已有之的“刺”的写法, 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抒愤方式。
《聊斋》另一种抒愤的方法是“颂”, 或曰以颂为刺。
它不是直接将笔伸向所愤的对象, 而是借小说中所塑造的理想的美好形象与现实的丑恶形象所形成的反衬, 来达到以美衬丑, 进而否定丑的目的。
在这种写法中, 现实是作为理想对立面而虚藏其中的蒲松龄在其他小说中所塑造的佳鬼佳狐的形象, 所描写的仙山琼阁的境界, 所设计的否极泰来、善恶有报的情节, 无不是其心中之愤的一种折射。
《聊斋》还有一种抒愤方式是设疑。
在这类小说里, 作者失去了回答的自信, 变得犹豫不定。
他是一个追问者, 他被自己的问题卷入了虚无的深渊, 变成了无根的飞蓬。
曾经坚定的信念被打上了问号, 自我意识陷入了固境。
这类小说在《聊斋》中最具个性色彩, 也最具现代意义。
总之, 孤愤心态是蒲松龄人生感受的集中体现, 是特定的社会现实与作家特殊的生活遭遇共同促成的结果。
而《聊斋》作为蒲松龄一生心血的结晶, 最集中最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心态。
《聊斋》是他找到的抒发悲愤心态的最佳载体, 这种心态对《聊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正是作者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进了这部小说, 才使《聊斋》成为散发着奇异魅力的艺术精品《聊斋志异》对志怪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对传奇手法超越的成功运用,使小说突破原有文言小说的禁锢,给人以异彩纷呈、别开生面而又回味无穷的艺术感受。
《聊斋志异》多以志怪反映现实,且使用传奇手法,所以兼具志怪、传奇二体的特点,成为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杰作。
《聊斋志异》对传奇手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
•表现为:从故事体到人物体。
唐传奇多为故事体小说,以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为主要特征,而限制了人物刻画和塑造。
《聊斋志异》则在人物描写方面有了质的飞跃,更加注重细节描写繁长的文字并不是作者铺陈夸张的多余之笔,而是为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务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性格也较为复杂。
《聊斋志异》中细节描写可感可信,新颖别致,情趣盎然。
读《聊斋志异》,犹如身临其境,如见其人,来往人景无不活灵活现,常常产生美妙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