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建安风骨
20091141222 王庆明09中文二班
“建安风骨”是研究中国诗歌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上承强汉，下启盛唐。对于“建安风骨”，李白有诗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陈子昂也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这样评价“建安风骨”：“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类似的对评价与赞誉数不胜数，真可谓古诗风气至此为之一变。
要论述“建安风骨”，首先必须明了其内涵。所谓“建安”，顾名思义，是指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准确来说，建安时期是指公元189年至264年这75年时间。是时，中原诸侯混战，民不聊生，北方曹氏集团完成统一，因而建安文学也主要是指在曹氏政权下的文学形态，南方的文学则无法与之媲美。
“建安”代表一个时期，这点毫无疑义，最重要的是要理解“风骨”的内涵。一般认为，“风骨”是刚健有力之意，即建安时期文学，尤其是诗歌，形成一种风骨遒劲、慷慨悲凉的风格。我以前也是这样泛泛地认知，但是既然要研究，就需要严谨，就要追根溯源。
“风骨”一词，最早由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风骨篇》全面阐释：“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这应当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不难看出，在刘勰看来，“风骨”应有两层意思，一是“述情”，即“风”；二是“铺辞”，即“骨”。
这是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所谓“风骨”，并非是指诗歌刚健有力，曹丕与曹植写了许多闺怨之诗而依旧可称“风骨”，就是一个反例，说明仅用刚健有力来形容至少是不全面的。实际上，“风骨”在内容上，是要求诗歌要有抒情性，而不能空泛言志。即，诗缘情大过诗言志。在形式上，要求语言精于锤炼，反对华靡，提倡质朴，这是针对汉赋奢靡而言的。
当然，刘勰所谓“风骨”并非是特指“建安风骨”，因此，在刘勰的论断之上，“建安风骨”有更宽泛的含义。首先，反映社会现实是其一大特点，在这一点上，主要是在曹操和建安七子的部分诗歌中体现出来，例如王粲的《七哀》和曹操的《蒿里行》；其次，是高扬政治理想，曹操是此中代表，尤其是他的《短歌行》和《观沧海》。值得一提的是，在畅论政治理想时，建安诗歌往往是与抒情相结合，而非空泛言志。
总而言之，“风骨”要求诗要以述情为基础，语言精练，用词朗健，须言之有物。这一点，前代没有做到，而南北朝时期也是文风奢靡。一直到唐代才又走上这条诗歌的正确道路，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
“建安风骨”是一个逐渐发展并完善的概念。它的形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代表人物分别是曹操，曹丕与建安七子，曹植。可以说，曹氏父子三人，是“建安风骨”最重要的构建者，他们的诗歌创作，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换句话说，这群人的创作，是“建安风骨”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
第一阶段是曹操，他处于动荡社会之中，戎马一生，一世英雄。他的诗是中国诗歌史的一大转关，是“建安风骨”的开端。因其个人经历，曹操的诗可称“汉末实录”，也最具有后世所说的“刚健”。自曹操始，五言抒情诗兴起，可谓开风气之先（曹操以四言写五言，亦以五言写四言）。曹操在诗中寄托感叹天地之情，而不是空泛抽象之志。试看其《观沧海》，既抒写政治胸怀，又包蕴人生体验，前无古人。
第二阶段，代表人物是曹丕与建安七子。如果说曹操在诗歌内容上仍偏向质朴的话，那么，曹丕等人就在诗歌内容与抒情方面追求婉约与绮丽了。曹操还在写政治家与军事家的情怀，而曹丕已经在写文人的细腻内心了。游宴之乐、闺思之悲是这时的主题，文人作为有着特殊个性独立的团体开始展现自己的风貌。曹丕等人将景物描写得更加精炼，情感更为深刻含蓄，丰富了所谓的“风骨”理论，大大促进了“建安风骨”诗歌的发展。
第三阶段，也可以称作完成阶段。曹植在此阶段对“建安风骨”的完善，贡献不可谓不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后期的作品之中，曹植后期境遇不佳，颇多坎坷，这使他的诗中的情感变为深邃的生命忧患意识，这催生了“风骨”中完整的述情之效，而在铺辞方面，亦显骨力之极尽。所以，“风骨”至此备矣。
除了建安文人的积极创作之外，还应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原因，毕竟，文学是社会的产物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
第一，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其产生与发展的土壤。这一点既包括上文所提到的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的文学创作团体的形成及其发展这样的文学环境，也包括凋残破败，扰攘不宁的现实环境，诗人饱受战乱之苦，又感于时局之艰辛，所以才能写出这样深刻的诗歌；第二，整体诗歌形式的变化也是一个原因。建安时期，诗歌创作已然突破了汉大赋和汉乐府的写作模式，五言乃至七言都已出现，这为“建安风骨”的形成及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综上所述，“建安风骨”是在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团体根据自身与社会的自觉创作中而逐渐形成的。重言情，讲锤炼，方可为诗也。
“建安风骨”作为诗歌史上及重要的阶段，实际上并没有很好的传承下去。随后的南北朝，除了少数山水田园诗之外，玄言诗、咏怀诗乃至宫体诗，都没有继承“风骨”之说，不是空泛谈论玄理，就是文采奢靡，言之无物。因此，到了唐代，人们才会提倡重回“建安风
骨”，方为诗歌之正途，唐代也因此诗歌大盛。
可以说，“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之最大影响，就在于为唐诗的兴盛提供了典范之作。唐人一改前朝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缺陷，而形成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的风格，乃是师法“建安风骨”之故。也许可以这么说，唐诗之所以成为万世之声，乃是很好的继承并发展了“建安风骨”的原因。建安风骨标举了一种文学的审美理想, 后世的嵇康、阮籍、左思、陈子昂、李白、苏轼、辛弃疾等大家的作品中都昂扬着建安风骨的刚健之美, 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他们的诗歌中浑身充满力量, 挺直了脊梁, 蓄积起一腔雄心壮志。
至于唐人本着“矫枉必须过正”的态度，仅把“建安风骨”解释为“刚健”之事，就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畴了。
建安文学之“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时期的文学总括，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在后世，实际上已成为后代诗歌革新运动所标举的旗帜。不只是唐代诗歌受其影响甚深，就是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歌，也是要求诗歌须言之有物、倾注情感的，可见其影响之深远，生命之顽强。
这种“风骨”对当今文学实在也是有很大的启示。在这个充斥着脂粉气、空道理与无耻的下流描写的文环境中，实在太需要“建安风骨”的指引，实在太需要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所以，“建安风骨”不应只是历史，它应该永远存在于文学之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