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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三大文教政策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在文化教育上采取宽松政策，给各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但各学派之向相互争雄，势必危及政治思想的稳定。
董仲舒论证了儒学在封建政治中应居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从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鼓励儒学的发展，对其他各家学说采取排斥态度，达到以儒学统一思想的目的。
二、兴太学以养士
为了保证封建国家在统治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也为了改变统治人才短缺的局面，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
汉武帝下令为五经博士设弟子，标志着太学正式设立和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实际上，兴办太学，政府直接掌握教育大权，决定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是整齐学术、促进儒学独尊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实行察举，任贤使能
针对汉初人才选拔和使用中的弊病，董仲舒提出了加强选举、合理任用人才的主张。
董仲舒提出了一套严格的选士方案，强调“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的用人思想。
“材”“德”都是以儒家经术和道德观念为标准的，这对促进儒学确立独尊地位也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董仲舒的这三项建议，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立五经博士；开设太学；察举制的完全确立。
影响：
（1）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汉代之后各个朝代重教兴学;
（2）促成了教育的政治伦理化;
（3）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实现了私学的统一、教育的儒学化;
（4）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罢黜百家，尊崇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
《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
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
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近代中国史，率先揭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思是：废除儒家之外的学说，只尊重儒家的学说，即将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正统学说，凡入仕为官者都要学习儒家思想，以此强化中央集权，维护了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者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者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董仲舒。
在汉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成为封建社会中实行千年的思想统治政策。
董仲舒将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哪个朝代
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指西汉初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的一个治国理念。
但是这句话不是原话，董仲舒的原话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一开始这个思想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实行，但是汉武帝也没有完全按照这个理念去做，而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这个理念也不全是包含儒家思想在里面，而是加入了许多其他大家的学说在里面。
在西汉年间，因为汉高祖不喜欢儒家学说。
以至于儒家学说在汉高祖时期都快要失传了。
到了汉惠帝时期，各家学说又得到了复苏，儒家和道家的学说依然保持着影响力，但是那个时代，社会上没有涌现出什么新的思想，学术界也没有出现什么大有造诣的文人志士，依旧秉承前人的思想，缓慢的发展着。
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也是来自道家的，“无为”思想。
这个思想的提出人是黄老。
在汉代初期，一些没有门派的学者们，都比较喜欢黄老的“无为”论。
随着时代的不断更迭，到了文、景帝时期。
社会思想又发生了转变，从一开始的“无为”逐渐向有为转变，慢慢地从道家开始转向儒家。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再辨析摘要：近两千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对此政策的得失，看法两极，推崇者占绝大多数，皆以为汉武帝此举大有禆益于学术思想的正常发展，并盛称董仲舒极有功于儒学地位的提升。
关键词：“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再辨引言在学术界,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通常存在两种视角:一是在对该段历史进行梗概性叙述时把它当作一个偶然、特定的历史事件,二是在对该事件进行历史还原时把它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待。
1从文化情境论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价值文化情境论是用文化因素解释、理解媒体制作者对历史文本如何解读的。
换言之，任何个体对文本的解释都是由其所处的文化情境决定的。
媒体文本的历史价值和媒体价值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时代呈现为主体的价值，这种价值也只能由主体决定。
而这种媒体解释又是由主体及其文化情境决定的，由此，人类社会有群体组织发展的主体文化认知和传统。
文化情境的决定因素包括个体的认知能力、传统影响（家庭、社区和学校）、信仰、思维方式、时空观念以及技术路径依赖。
这些因素既有先天本性，也有后天学习获得的习性。
如个体生物性决定主体认知能力成长的可能性，智障人和思维健全者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认知能力因个体差异及其阶段性发展而有所不同。
传统影响是指个体生活境遇给予自我的影响。
信仰是个体成长中根据自我认知建立起来的终极精神依赖。
思维方式是个体在生活中形成分析问题的模式。
时空观念是个体感知存在对象的深度、广度和长度，时间和空间感知力和想象力。
技术路径依赖是指个体在解决问题时，因受认知能力、信仰、思维方式、时空观念影响而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习惯。
概而言之，这些要素形成主体决策和选择的文化语境，这个语境即是文化情境。
用这个模式分析文化现象即文化情境论。
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题引发的文化情境分析，既可以是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分析，也可以是在此基础上对《儒林列传》董仲舒的分析，还可以是对班固及其《董仲舒传》的分析，甚至对当现代学者及其研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分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史记》读书报告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
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这种大一统思想非常赏识。
武帝又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
汉武帝此举受到好黄老的祖母窦太后的强烈反对，她于次年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
儒家势力受到打击，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了。
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他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早在汉代开国六十年实行的“无为而治”黄老之学。
为什么到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且推行非常成功。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当时背景迫使当时西汉政府不得不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汉初70年，一直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这在汉初十分必要。
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史载“汉兴，接秦之蔽，诸侯四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1］( P159)。
面对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西汉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
《史记·曹相国世家》载: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