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法律思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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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
由他倡导的戊戌变法以及他对儒学的重建可以称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一次维新运动。
康有为倡导维新变法以自强的尝试,虽以日本为模板,却是要实现西学和西方的民主政治,这是康有为所摸索的短期内解救列强瓜分中国、解决清朝统治危机最有效的办法。
本文试图通过康有为对明治日本的学习与研究,以及在相关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态度及活动,内在地把握其改革思想构造中的日本元素,阐述他是如何切入对明治日本的学习、如何把握明治改革的方案,以及在时局变化中他的日本认识是如何发生变化。
康有为的日本学习康有为并非一开始便倾向学习日本,在他的求学过程中,从启蒙经书到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加之阅读的汉译西书,他逐渐由旧学转向新学。
在列强环伺,国家不得保存的局势下,康有为逐渐感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并借明治日本为跳板,短期内吸收近代文明。
甲午战前对日本的态度在《康子内外篇·阖辟篇》中康有为第一次赞扬了明治天皇积极学习西方的精神,同时也表明了对待日本的态度,他说:"日本明治皇之变西法也,并其无关政事之衣冠、正朔而亦变之,所以示民有所重也,所以示泰西有所亲也,以开塞之术行之也。
"他在《与潘文勤书》中指出"日本虽小,其君睦仁与其太政大臣岩仓具视,自改纪以来,日夜谋我",表现出对日本虎势中国的警觉。
他同时还认为日本与西方列强都是侵略中国的潜在威胁。
甲午战争爆发时,康有为主张"能战而后能和,能攻人而后能自保,未有不能攻人而能自保者也不能攻人,则为人所攻矣"的攻日策略。
学习日本变法图强的动议甲午的战败,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贪欲,也在事实上证明了日本的强大,而这个强大则说明了它学习西方战略的成功,战败的冲击使除了少数顽固昏聩者外,从统治核心、各地方大员直至知识分子、下层民众,人人思变图强,变法实际上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第 1 页 共 1 页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材料一 ①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就当前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社会风习各方面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主张、建议、措施和方法,其中要点是要求开放政权,用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通过和缓的改良方法,从上面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②这些要求和建议是直接承继、综合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整个改良主义变法思潮而来的,是它的最后的政纲政策式的提出和概括。
③作为行为纲领,这一方面的思想直接服务于当时的变法运动,对康有为本人和改良派具有最直接的实践意义。
康有为在其他方面的思想理论活动和宣传组织活动,大都是服务于这一实践目的和现实政纲的。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材料二 ④康有为努力改革的中心目标是以西方为主要模式以求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
他要达成目标的方法是⑤按照近代西方的样板,以缓进的步调,使古老的中国传统进入共同的近代世界的价值系统——他认为近代西方的样板适合同一时期发展中的所有国家。
⑥中国的专制必须结束;但考虑到政治发展的阶段,它必须先经过君主立宪的中间阶段,然后才能达到完全的民主。
它的落后农业经济必须改为工业经济;私有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化,才是其原动力。
⑦在近代生活方式到来之前,必须先有社会与思想上的准备;但本土文化中的有效因子不能一概扫除。
——摘编自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①阐述了康有为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②指出了康有为维新思想的思想来源;③点明了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实践意义;④指出了康有为变法改革的中心目标;⑤点明了康有为为达成变法改革目标而采取的方法;⑥反映出康有为认为中国必须变革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⑦说明康有为维新思想中继承传统与革新面貌并存。
两则材料论述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凸显唯.物史观、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学科核心素养。
【问题设置】(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康有为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中心目标。
康有为的明治维新思想与戊戌变法姓名:郭晓哲学号:15366017学院:资讯管理学院康有为的明治维新思想与戊戌变法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在清朝皇帝光绪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为核心的、寻求全面改革的变法派,在张之洞、文廷式等政权内外改革积极派的呼应之下,推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变革运动,史称“戊戌变法”。
虽然改革只持续了103天,但是变革的力度和深度可谓是中国近代变法运动之最,足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戊戌变法的主导者康有为既是高举帝国主义构造改革大旗,积极主张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等西洋思想和制度的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又和当时清王朝的其他君臣一样,对西洋思想制度和明治日本的了解非常肤浅。
所以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思想可一定程度上反应戊戌变法前后时期文人志士的思想、社会风貌以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第一部分: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人生轨迹及其思想的形成、当时西洋和明治日本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状况。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人生轨迹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曾写道:“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
”(康有为,《自编年谱》,神州国光社,1955年,108页)。
从此可见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康有为早期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
乡试的落榜让康有为痛感科举应试的局限性,投身于主张“济人经世”的公羊学者朱次琦的门下。
小野川秀美指出:“跨越汉宋儒学而宣扬孔学,康有为后来这种主张,其思想渊源来自于朱九江,这点恐怕无法否定。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90页)之后康有为游历香港,打开了自己封闭的思想,通过与西方文学许多文化的接触,开始超越之前的封闭的儒学世界,有意识地睁眼看世界。
在那个中体西用论占主流的时代,康有为坦率地承认并称赞西洋文化的优越之处,这种思想具有极大的革新性。
1888年,中法战争战败,中国面临极其紧迫的政治危机,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痛陈国家已处于危亡的边缘,批判朝廷内外因循守旧的陋习,呼请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主张。
略论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摘要作为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产物扔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可略分为必变大变速变论、君权变法论、变于下论和兴民权论。
它们回答了变法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基本方式和最终目的等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关键词康有为维新变法指导思想一、康有为维新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日战争更加深了半殖民地化,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这时,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阶层中逐渐分化出一批比较开明的有识之士,康有为就是其代表之一。
民族矛盾的尖锐加速了他们政治上的觉醒,战争失败刺激了位们去求索。
他们逐渐认识到形势的危急与局面的严峻,感觉到“国势危蹙,祖陵奇变”,“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
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占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乱匪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1。
正是这种“外患内乱”从根本上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
整个社会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局势。
所有这一切,都使封建统治者面对这民族危亡,社会危机感到无能为力。
洋务派从事的“自强”、“求富”事业,徒耗巨资而未见卓效,甲午战争使更多有识之士在事实面前认识到单靠办洋务并不能拯救民族危亡。
要拯救“大清”,只有先拯救民族危亡;要拯救民族危亡,则必须从政治上改革内政;不改革国内现状,就无以生存,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泰西之国,一姓累败而累兴,盖善变以应天也,中国一姓不再兴者,不变而逆天也。
夫新朝必变前朝之法,与民更始”。
○2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使爱新觉罗氏继续维持其统治,为使地主阶级政权不至于被资产阶级政权所替代,封建统治阶级只有采用一种新的统治手段,通过一条新的途径来改革现存的腐朽的官僚机构,给暮气沉沉的封建政权增添一点生机。
是“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以致于“内溃外侵,朝不夕保”,还是奋发维新,“以图自强”呢?○3康有为鉴于形势的紧迫,国家的危亡和现实的刺激,痛切感到:大清王朝再也不能照原样生存下去了,必须立即实行改革。
第十章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法律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法律思想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主要反映在他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春秋董氏学》等著作及他向皇帝所上书奏中。
一、“时移法亦移”,倡“变法维新”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和“改制立法”的祖师爷,目的是借“古圣”来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新学伪经考》把西汉末年刘歆的著作及当时社会崇奉的《左传》等古文经典视为“伪经”,湮没了孔子的“改制之圣法”。
旨在破除士大夫对传统经学教条的迷信,为变法维新扫除思想障碍。
《孔子改制考》则从正面阐明了孔子“托古改制”思想,实际上是宣传他自己改制立法的变法主张。
首先,康有为把孔子推为“托古改制”的“圣法”的创立者。
其次,康有为以自己的政治意图,解释孔子创制治世之法。
他认为,孔子曾分别为这“三世”著有不同的宪法,概括而言,就是《春秋》里的“大义”与“微言”。
所谓“大义”即孔子治“据乱世”之宪法;所谓“微言”即孔子所说的“升平世”、“太平世”之理想宪法。
最后,康有为认为沿着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世,国家也相应地由“专制”进到“立宪”,再由“立宪”进入“共和”。
康有为认为:“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只有变法维新,才是自强之策。
二、“变法全在定典章宪法”,实行“君主立宪”依康有为之见,中国之所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其原因便是由于君主专制,君权太专,下情不能上达,君民不能合为一体,因此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就必须实行君主立宪,三权分立。
只有按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才能既限制君权,又明确国会、政府及司法机构的职责。
在建立君主立宪,实行三权分立的问题上,康有为着重探讨了建立代议机构即立法机构的问题。
他建议“议郎”进而明确指出“设议院”的命题。
又建议光绪帝先在宫中设立“立法院”或“制度局”。
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希望对你有帮助。
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但是,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
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
就宪法的来源看,立宪主义包括立宪的价值学说和立宪的规范形式两方面,其中宪法的价值尤其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伴生。
它是一个“新开端”,反映的是新生的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而康有为的立宪理想则是从社会进化论出发,希望调和君权与民权之间的矛盾,减缓新生力量对封建专制的冲击,维护旧体制。
因此,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
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
康有为一直称赞西方的代议制,但是他主张设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属于君主的智囊机构,而不是民选机构。
不但如此,议院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机构,是作为封建君权的对立物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
然而,康有为和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往往是从“通下情”的角度来认识其作用的。
这样一来,议院的设立并不否定封建君权,相反倒成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的有效机制。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宪政实践的诸多两难困境。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
由于坚持儒教正统,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
例如,他从中西文化渊源的不同出发,指出:“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一曰势,一曰俗。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
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
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19世纪末,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宪政探索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却是不容抹杀的,因为“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1]。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较系统的“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宪政主张。
尽管以今天的视角看来,康有为的宪政思想明显与原汁原味的西方宪政旨趣大异,因为其理论体系“仍只限于强国与尊人主,对于真正的民主宪政,均不能提出具体而更丰富的内容”[2],“但人们很难否认,正是康有为,集中了从龚自珍、冯桂芬以来,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要求和理论,构成了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在理论上也许很荒谬,经不起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验证,却是那个时代的实际运动能够接受的一种思想范式。
”[3]因此,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
(一)众所周知,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产物,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开始,到鸦片战争止,西方的宪政运动已有600年的历史。
戊戌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的宪政思想研究一、导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开始涌入中国,瓜分蚕食,大肆掠夺,划分势力范围,强迫中国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导致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魏源、严复、康有为等关注的首要目标。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旨的洋务运动随之兴起,虽然期间也有严复“体用一体”说,即“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正如“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所揭示的,洋务运动主要关注的是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意图单纯在“坚船利炮”等近代物质科学技术层面迅速赶上西方列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最终的破产。
甲午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觉醒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不可否认的是,鸦片战争也催生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观念的萌芽,伴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诸如人权、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等思想也得以引入并传播,中国传统封闭的、自足的思想文化体系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激烈冲击。
守旧还是维新?日益成为摆在关注国家命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现实课题。
上述为康有为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康有为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也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家。
综合来说,笔者认为康有为宪政思想的形成有三大渊源:1、中国传统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经学思想;2、所谓“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以天赋人权、三权分立、宪法、议会、民主等语汇体系构成的欧美近代政治思想;3、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尊王攘夷”、“文明开化”等思想。
康有为的宪政思想,打着中国传统经学的深深烙印,同时受欧美、日本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底蕴,也附丽着西方近代文化色彩。
虽然今天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尖锐批判,认为康有为宪政思想与原汁原味的西方宪政思想旨趣大异,仍限于“尊人主,对于真正的民主宪政,均不能提出具体而更丰富的内容”1,但谁也不能质疑他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探索中为挽救国家危亡奔走呼号的先驱式人物,也不能否认他为西方近代宪政理论中国化实践所作的悲剧性尝试努力。
康有为推动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宪政思想对此后的清末立宪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二、康有为宪政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源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产物,自1215年英国制定大宪章开始,到鸦片战争止,西方宪政运动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但对中国来说,宪政思想则是一个舶来品。
西方宪政思想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1875年基督教会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其介绍西方宪政三权分立,精1胡春惠,《民国宪政运动》,正中书局印行,1978年1月。
义在于“分权制衡”,并第一次把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完整地介绍到中国。
我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无疑受到这些学说的影响。
如严复认为西方强盛的原因是他们建立了一套民主制度,“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郭篙焘认为:“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薛福成出使西洋考察各国政体后写道:“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另外一些维新思想家还论述了民权与国权的关系,认为只有人民有人权,“合一国之心以共治”,国家才能强盛起来而不受外国列强的欺侮。
康有为的宪政思想正是在吸收其他维新思想家的相关思想后建立起来的。
康有为虽然受到西方各种学说的影响,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儒家学者。
他自幼学习儒家学说。
1876年,康有为师从大儒朱次琦。
朱次琦为学平实敦厚,认为读经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以“四行五学”教授生徒。
“四行”,即“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
康有为从朱次琦治经学,偏好《周礼》,对于《周礼》、《说文》、《尔雅》等古文经典,反复研习。
他曾作《何氏纠谬》,批判汉代公羊学派领袖何休,甚至到1886年,他还写了宣扬古文经学观点的《教学通议》,表明了他早年古文经学的立场。
1879年康有为游历香港后,曾自述“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夷狄视之”2,“尽释故见而大讲西学”。
25岁时,他在上海“大购西书”,“冬月抵乡,闭户潜修”,并感叹“中国西书太少”。
2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
通过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法国志略》,以及当时中国出版的外国人所写的《法兰西革命史》等初级读物,康有为对西方宪政思想、人权等观念有了一些认识。
1884年中法马江战役的失败,康有为树立了只有变法才能图强的观念,指出“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试图以西方为榜样变法图强。
1888年,康有为趁上京考试之机第一次向光绪上书,在《上清帝第一书》的奏折中,他具体提出了三点建议:1、“变成法”。
他认为“圣意勤勤,而未足振弱”的原因是“不变法”,而日本“变法兴治”,可以仿效,因此“变法则治可立待”。
2、“通下情”。
他分析洋务运动稍变旧法,仿效西方,却“不睹其利,反以弊奸”是由于“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虽良法美意,反成巨害”,故应“增设训议之官,召置天下耆贤,以输下情”。
3、“慎左右”。
第一次上书因内廷阻隔而不达,康有为饱受讥讽。
但他很快发现古文经学训诂考据之学与他经世致用的目标差距甚远。
1890年春,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晚清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对他阐明抑古尊今的今文经学立场的代表作《辟刘篇》和《知圣篇》的基本观点甚为欣赏,尤其是这些基本观点与他抱持的济人救世、经邦纬国的“经世之学”多有援引倚重之益。
3他看到今文经学家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传统,以及今文经学具有的变易性、政治性和可比附性藴涵的经世致用功能,恰恰能与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时代需求相结合,由此,康有为的经学立场逐渐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变。
这一转变的标志,就是3陶清,《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意义阐释》,《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秋之卷》。
其1891年刊行的《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治今文经学,采纳中国传统哲学的“变易之义”,以改制言《春秋》,并非只是为维新变法寻找经典和圣贤事迹的依据,而是为改变中国社会现状而建构的理论根据和范式,即变易观念、进化观和大同理想。
他认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是《周易》和《春秋公羊传》:“人不能有常而无变。
昔孔子之作《六经》,终以《易》、《春秋》,《春秋》发明改制,《易》取其变易,天人之道备矣。
”他发挥《周易·系辞下》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意义,认为“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墨守旧法陈规只能导致治理的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1892年也曾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朝政的主张,因未获采纳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
从康有为思想的传统哲学特性来说,他基本上继承和接受了中国古代“气”一元论的哲学传统,以“元”作为世界的本体,“其道以元为体”,其中“元”即为“气”。
在中国古代哲学,“气”是作为物质或物质性来理解的,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如康有为在《礼运注》中说“天地之始,易所谓乾元统天者也。
”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写《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世界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
这当然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空想。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毛泽东1949年说)。
但其大胆宣称“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
为证明人与人平等,他又一次挖掘阐释中国古代思想资源。
在其《孟子微》卷一中说:“人人有是四端,故人人可平等”,“夫人类之生,皆本于天,同为兄弟,实为平等自立”。
在《礼运注》中说,“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
他还把实现平等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联系起来:“凡多阶级而人类不平等者,人必愚而苦,国必弱而亡,印度是矣。
凡扫尽阶级而人类平等者,人必智而乐,国必盛而治,如美国是也。
”这些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简单比附,显得颇为肤浅、激进、极端平均主义而非理性主义。
康有为真正登上晚清政治舞台,始于著名的“公车上书”。
1895年因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重,举国骇然。
当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对此极为震惊,即派梁启超组织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
他起草了“万言书”,反对《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救国主张。
他认为前三策皆“权宜应敌之谋”,变法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有多省的应试举人在上书上署名,此书并没有送达光绪帝。
但此书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在民间流传并刊印,造成了很大的声势。
当年的会试中,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
同年5月和6月,他又连续两次上书。
《第三书》提出自强雪耻之策:富国、养民、教士、练兵,要实现这四策,关键在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
光绪看后表示赞许,呈送慈禧并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处。
在《第四书》中,他说“上下隔绝故百弊丛生,一统相安故敌情不识;但内而防患,未尝外而争强,以此闭关之俗,忽当竞长之时……”,建议通过“下诏求言”、“开门集议”、“设报达聪”等五种方式“深观时变”。
1897年12月,他第五次上书,提出学习日俄变法维新经验,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国事付国会议行”,要求制定宪法,明确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轮廓。
在变法前夕,他写作了《孔子改制考》,创造性地把中国今文经学“三世说”,《礼记·礼运》中“小康”、“大同”说及达尔文自然进化论(康氏在其自述年谱中确信“人由猿猴变出”)糅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三世说”,即“据乱者,文教未明也;生平世,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
”并认为“今当进至生平”以使“君与臣不隔绝而渐平,贵与贱不隔绝而渐平……”,其实质就是主张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1898年1月24日下午,李鸿章、荣禄等大臣在总理衙门西花厅会见康有为,守旧与维新双方展开了一场论战。
康有为说,中国之所以贫弱在于祖宗之法与典章制度,力陈开制度局和制定宪法的合理性。
接着,康有为第六次上书,请求迅速变法,并大誓群臣、开制度局、设待诏所。
3月12日,康氏向总理衙门进呈《俄彼得变政记》和《上清帝第七书》,主张学习俄国,“以君权变法”,这是康有为变法策略上的重大转变。
这次上书在促使光绪帝痛下决心立即变法图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6月11日,光绪帝在康有为等人奏章的直接影响下,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正式开始维新变法。
三、康有为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康有为的宪政思想可以一语概括之:“以富强为体,以宪政为用”。
在“体用”模式下,宪政服务于康有为忠君爱国、救亡图存的济世理想。
康有为宪政思想作为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宪政观也随之演变,但就像梁启超评价其老师所言“有为太有成见”,康有为一生“固执”地保持其君主立宪思想,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已无皇可保,其宪政思想才有所调整为虚君共和,足见其思想的一致性和强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