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

《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

——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

内容提要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文体加以分类，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但它们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

关键词 《文心雕龙》 《昭明文选》 文体分类

关于《昭明文选》的文体分类，及其和《文心雕龙》的比较，已经有很多学者作过研究①，本文想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再补充一点我自己的看法。这里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涉及刘勰是否参加过《昭明文选》编辑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经在“有关刘勰身世几个问题的考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九州学林》创刊号，2003年版，第61～101页)一文中说过了。本文只从两部书文体分类的客观状况上作一点分析和研究。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因此它们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它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所以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两者有相同之处，即都需要对文体加以分类。但是也有不同之处：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例如以诗歌来说，《文心雕龙》讲到诗歌中的离合诗、回文诗、联韵诗等形式，而《昭明文选》则不需要选这些诗，也不会列入诗的分类中。《文心雕龙》在论赋的发展时，曾经特别提到荀子的《赋篇》。荀子的《赋篇》中包括了《礼》、《智》、《云》、《蚕》、《箴》5篇，刘勰认为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风赋》、《钓赋》都是在赋的发展中具有转折意义的著作。但是《昭明文选》中只收了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4篇，没有收《钓赋》，也没有收荀子的《赋篇》，显然，这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考虑的。萧统在《文选·序》中说过：“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后。”他也知道荀子《赋篇》、宋玉的赋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理论意义，但是它们在艺术水平上确实是比较差的，荀子的《赋篇》诚如许多学者指出的，类似子书作品②，它们仅有赋的形式，其内容是以隐语的方法来论说伦理道德和事物知识性的内容，没有美的形象，文辞也过于质朴，当然不符合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所以《昭明文选》自然是不会将其选入的。

《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在对文学体类的总体认识上也有相似的地方，这就是都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都把它们放在众多文体的首位，认为是当时文学最主要的创作形式。这是和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特别是六朝重视纯艺术文学，并提出文笔之争有关系的。严格地讲，只有诗和赋是当时最纯粹的艺术文学形式，而其他各种文体可以是狭义的纯文学，也可以不是狭义的纯文学，而只是一般的非艺术应用文章。如果研究两书的细微差别的话，那么，《昭明文选》把赋放在诗的前面，《文心雕龙》则是诗在赋的前面。《文心雕龙》在诗中又区别了不入乐的诗和入乐的乐府诗的不同，分别列为诗和乐府两篇，《昭明文选》则没有做这种区分。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我以为这是由于《文心雕龙》是按照六朝文论发展中的一般习惯来定的，例如曹丕《典论论文》讲“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讲“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都是诗在赋前。同时，到六朝，诗歌得到极大的繁荣发展，而辞赋则实际已经过了高峰，开始衰落了。从诗歌的历史地位和实际创作状况来看，当然应该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昭明文选》把赋放在首位，也有它的道理。一则从赋的性质来看，它既是诗也是文，兼有诗文的特性。萧统在《昭明文选·序》中明确说经、史、子不在他的选录范围之内，他选录的只有诗和文，赋既然有诗、文两方面的特征，自然不可以放在诗和文的中间，而就它的产生和重要性来说也不可能放在文的后面，从总的方面来说，按赋、诗、文三大部分来排列是比较妥当的，所以后代文人的集子也都是按照赋、诗、文这个次序来编辑的。

《昭明文选》中对每一类文体，又按题材作了详细的分类，尤其是对赋和诗的分类更为细致。《文心雕龙》中对诗赋题材的差别则基本上没有作分类，在《明诗》、《乐府》、《诠赋》3篇中，只有在《诠赋》篇中涉及一点，这是两书很不同的地方。从这个角度讲，《文心雕龙》是不如《昭明文选》的。刘勰在论述赋的产生和发展时，曾经涉及赋所写的内容和题材，他概括汉代大赋的内容是“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无更加具体的区分。他对有代表性的10家大赋作者和魏晋抒情小赋作者的不同艺术风貌作过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耍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

这种有关赋的艺术风格的区分和阐述，从理论研究角度来说是必需的，也是很自然的，它可以使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各种不同辞赋作品的特点，这些是像《昭明文选》这一类文学作品选本所不可能有的，因为作为选本是不可能按照文学的风格来分类的。但是，《昭明文选》在选录辞赋时，从内容和题材的角度，分别列为15类：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辞赋的题材和内容是否只有这15类，也不一定，它只是按照所选出的辞赋中的优秀作品来区分的。因此，在刘勰所列的10类大赋中，就有荀子《赋篇》和枚乘《兔园》，而这两类是《昭明文选》所没有选的。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荀子的《赋篇》其实只是有赋的名称，严格讲是和后来的辞赋很不同的，枚乘的《兔园》在辞赋中并不是很优秀的作品。在魏晋辞赋作家中，刘勰所提到的徐干、郭璞、袁宏等人，《昭明文选》也没有选他们的作品，实际上他们的作品也确实不值得选。《昭明文选》对赋的题材和内容的分类是相当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刘勰《文心雕龙》所举出的辞赋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昭明文选》基本上都选进来了，而且比刘勰所列举的还要多得多，其范围也要广阔得多。可以说，不管是大赋还是抒情小赋，凡是优秀的都入选了，应该说其中有很多是《文心雕龙》所没有考虑到的。特别是魏晋时候的辞赋，刘勰只是概括地说到几个重要作家的风格，而《昭明文选》则不仅选出了他们的优秀作品，还特别提出了几种重要的类别，如情、志、哀伤、论文、音乐等，可以清楚地看出辞赋发展到魏晋时，在内容和题材上的扩大，以及由大赋发展到小赋后，和诗歌更为接近的状况。

在对待汉代辞赋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之关系上，《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的观点也是不同的，所以在分类的安排上也不一样。刘勰认为汉代辞赋是从先秦《楚辞》发展来的，所以在文体分类上，骚(也就是《楚辞》)是合在赋类中的，没有单列一类③。《文心雕龙》中的《辨骚》篇是论“文之枢纽”中的一部分，着重说明文学创作应该如何在学习经典的基础上有创新的变化，而不是文体论中的一篇。《文心雕龙》的《诠赋》篇中明确指出《楚辞》是辞赋的初始，其云：“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但是，《昭明文选》则不同，它是把骚和赋分为两类不同文体的。那么，究竟骚和赋是应该分为两种文体呢？还是合为一种文体比较合适呢？也就是说《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在骚和赋的分类问题上，哪一种更正确、更合理？我认为这两部书的处理都是合适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赋确实是由骚发展出来的，合为一体是很自然的事，也更可以看出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所以《文心雕龙》在《时序》篇中特别指出：“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如果我们看到汉代文学的发展确实深受《楚辞》的影响，那么刘勰把骚、赋合为一类文体，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集，它的着眼点是在创作。从创作的角度来看，骚和赋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赋虽然是从骚发展出来的，但是，它已经有了和骚很不同的形式，它已经不全是诗，而具有散文的特色，变成是介乎诗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新文体，何况自骚之后又一直有模仿骚的骚体诗存在，所以在这部文学选集中把骚和赋列为两种文体，也是完全应该的。它和《文心雕龙》在处理骚和赋的文类问题时的差别，也是和他们是性质不同的两部书有关系的。

《昭明文选》中的骚是列在诗之后的，而没有把它放在赋的后面。为什么这样排列？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傅刚先生在他的书中对此已有很深刻的论述，我这里只想补充一点自己的想法。从创作时代来说，骚是在赋之前的，它又是后来辞赋的滥觞，所以把它放在赋的后面似乎是不合适的。从骚的性质来说，它主要是诗，而没有后来赋那种既有诗也有文的特点，作为古代诗歌主体的五、七言诗也是在它之后发展起来的，似乎放在诗的前面还是比较合适的。然而，《昭明文选》之所以把它放在诗之后文之前，我以为是由于要突出当时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是诗和赋。虽然自《楚辞》以后历代均有模仿《楚辞》的骚体诗，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影响，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没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没有办法与赋和诗相比的。六朝是一个重艺术的时代，特别是在文学观念的发展中，处于十分强调区分纯艺术的狭义文学和非艺术的广义文学界限的时代，萧统在这方面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昭明文选·序》中继承了刘宋时代文笔之争的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学观念的研究和辨析，不仅明确把经、史、子排除在文学的范围之外，而且不再以有韵无韵来区别文笔的标准，提出了以是否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新的重要区分标准。虽然在怎么理解这两句话上可以很不相同，但是它确实比有韵无韵的标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正确认识艺术文学特征上有了重大发展。他编撰《昭明文选》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要借这部文学选集来划清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这在他的序言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认识到用有韵无韵来区分文笔，是不能正确地解决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的问题的，虽然当时的主要文学形式——诗和赋是有韵的，但是，很多无韵的文章也是非常优秀的文学散文，怎么能因为无韵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呢？为此，他才提出了抛开经、史、子，而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作为标准，来确定文学的范围，同时在《昭明文选》中以诗赋为主，而兼收众多形式的散文。在《昭明文选》60卷中，诗和赋这两种文体就占了31卷，在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也可以看作是诗和赋的2卷“骚”，1.5卷“七”，就达到34.5卷，将近全书的60％。当然，《昭明文选》中所收的散文也未见得都是艺术文学作品，或者说有相当大一部分并不是艺术散文，但这是和萧统所运用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还不是很确切的区分文学和非文学的标准有关的，从萧统的主观意图来说，是要把《昭明文选》编成一部真正的艺术文学选集的。他把诗赋两种文体放在这样突出的地位，对它们的题材内容分辨得如此细密，绝对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