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部关税税则的故事

《新中国第一部关税税则的故事》
1949年11月7日，一列从上海开来的列车，喷吐着白烟，缓缓停靠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站台旁。

从车厢里走下两个西服革履、拎着牛皮行李箱的中年人。

北京刚刚刮过一场风，天高云淡却有了些冷风割面，但刚刚举行了开国大典的北京仍然沉浸在兴奋之中。

刚刚从温润江南来的两个人感到了一丝丝的秋意，裹紧一下风衣，紧紧抓住手里的皮箱••••••。

建国前夕为筹建新中国海关，中财委（建国后后改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了一个有全国海关代表参加的全国海关工作座谈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新中国海关的税则与征税条例。

共和国成立时，国家刚刚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其时东南沿海、海南岛等地的枪炮声未绝，对于刚刚从农村走进城市，拿枪杆的手开始拿起笔杆管理国计民生的共产党人，面临着这一个新的考验。

关于海关的职责任务在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是这样说的：“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

”而实行对外贸易管制的一个基本手段——关税税则还是新中国海关的一个空白。

1949年1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成立伊始，海关总署就成立税则委员会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定税则一事向政务
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专门请示，文中写道：“现各关所用的进口税则大都以一九四八年旧税则为参考，其中税目、税率已不合我管制贸易保护关税政策，自应详为研究妥加修改。

”前几日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的两位是原国民政府的国定税则委员会的专家，一位叫周典、一位姓曹，叫曹树藩，他们随身带来的皮箱中是宝贵的税则资料。

众所周之，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征收关税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职责，而且是具有代表性的。

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成立之初，各地海关尚处于一种分散状态，东北地区因为解放较早，并早已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海关机构，执行的是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税收政策，况且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受到国民党海军的封锁，鲜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与国统区间的物资交换。

其中旅大地区由于抗战结束后一直由苏军占领，关税政策更为特殊，当时征收的进出口税叫捐，税收要从保护工业生产的发展着眼。

1946年12月实行了<货物出入口捐率及号列》和《出入口货物暂行捐率本》，废除了出入自货物一律按百分之五征捐的不合理办法，既保护当地工业生产，又增加财政税收，这一地方税则直到1950年2月6日前还在实行。

鉴于制订关税税则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且意义重大，海关总署提请政务院协调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共同参与，组成关税税则委员会。

说起关税税则，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谓是一部心酸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第一部关税税则是满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南京条约》后产下的一个怪物，而这个怪物，还是在大清的钦差大臣的帮助下出生的。

这是由于清大人的颟顸和无知，将原本未在《南京条约》中签订的协议关税原则，却以签订《1843年税则》及稍后的中美、中法《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的形式，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拱手相让。

按照上述条约规定，即使日后中国变更税则，也必须与这些国家商议取得认可方可变动。

这也为日后，西方列强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造就了中国近代贸易史上有名的“值百抽五”与“值百抽十”的协议税则。

（如图：咸丰年间海关税银锭）这种丧权辱国的“协议税则”直到大清倒台，民国政府稳定后的20世纪20年代仍然在执行。

1928年，各列强表面上承认了中国关税自主，并于1929年产生了所谓“自主”税则，实际上却是按1925年北京特别会议上英美日专门委员会提出的税率订定的。

1931年的税则，则是根据日本的要求制定，而税率仍限制为“值百抽五”，徒有“自主”之名，甚至直至解放前夕尚存在着国际减让的税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外贸易实行管制政策，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需要。

1950年1月27日，政务院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中提到“海关税则，必须保护国家生产，必须保护国内生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

”
海关总署的请示仅仅过了十余日，1949年12月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复海关总署，指示由海关总署负责筹组关税税则委员会的工作，海关总署迅速指派时任关税处处长的吴耀琪、统计处处长林大琪、财务处处长陈铁宝、研究室主任邵德宇及国定税则专家周典、曹树藩组成关税税则临时委员会，并抽调必要的工作人员组成了工作班子。

1950年 1月13日，政务院批准在中财委领导下成立关税税则委员会。

关税税则委员会成员有主任委员姚依林、副主任委员丁贵堂，委员刘鼎、关学文、吴波、吴羹梅、陈维稷、石志仁、王静、龚饮冰、王蓬源、江明、杨公兆、李范一等分别来自财政部和重工业部等经济管理部门。

关税税则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主任委员领导下负责办理改进税则的具体工作，委员会派驻该室委员一名，设主任一名，工作人员八名。

这些工作人员都是从海关总署抽调的，因此工作的地点也在台基厂海关总署院内。

时间紧迫,委员会立即开展工作。

关税税则委员会是依照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中明确的制订关税税则的六项基本原则来开展工作的。

这六项基本原则是：“1、
对国内能大量生产的或将来有发展可能的工业品及半制品的进口采用保护税率；2、对于一切奢侈品和非必需品，订征更高的税率；3、对国内很少或不能生产的设备器材，工业原料、粮食种子及肥料等，其税率要低或免征关税；4、一切必须的科学图书，防治病虫害等物品及若干药品，免征或减征关税；5、对于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贸易条约或协定的国家，应该规定一般正常税率，对于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贸易条约或协定的国家，要规定比一般高的税率；6、为了发展我国的出口货物的生产，出口只订低税或免税。

”同时规定，关税主要以从价税为主，对数量大宗而易确定的货物可以考虑制订从量税率。

这次订定海关关税税则是以我国当时传统进出口商品为基础，参照国际联盟税则分类目录和前苏联关税税则的商品分类办法制订的。

按照商品的自然属性、用途和加工程度的不同，分为17大类、89组、939个税号，共1700余个税目。

1950年上半年，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完成了关税税则草案，10月24日关税税则委员会完成了对新税则草案的审查，随后上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通过。

为了完善配套的法规措施，当月26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了《海关审理税则分类估价申诉案件暂行办法》。

1951年5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及其实施
条例，并规定于5月16日起实施。

这标志着进百年来，中国拥有了第一部独立自主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关税税则。

紧张的关税税则修订工作终于顺利完成，1951年8月20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同意撤销关税税则委员会并指示今后对
新税则施行后的各方反应和一切有关税则及进出商品等调查研
究工作统归海关总署办理。

其工作人员大部调回海关总署工作。

但其间却出现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给关税修订工作带来了一丝紧张的色彩。

就在新税则即将公布颁行的时刻，1951年2月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截获了一封由国内发往香港的信件。

信中用暗语透露了一些有关海关关税税则修订的情况。

经过分析，其中向外透露了关税税率水平、完税价格认定方式及税目的一些简要情况。

尽管言语多很含混，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不啻于重大的泄露国家机密的事件。

一石激起千重浪，海关总署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开展了侦查，不久即水落石出，原来写信者是当时任关税税则委员会主任秘书的海关总署工作人员、原津海关副税务司卞鼎孙所为。

经反复询问，卞鼎孙承认了了他碍于私情向在香港经商的好友透露了有关新税则的情况。

海关总署将有关情况上报政务财经委，于当月 22日将卞鼎孙撤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说卞鼎孙被判了有期徒刑，获释后凭着在旧海关练就的纯熟英语功底做了一名外语教师。

关税税则颁布了，新中国海关的税收征管工作算是走上了正轨，但是由于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经济封锁，在一定意义上把本来愿意与西方发展正常商贸关系的新中国彻底推向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对外贸易更多的是局限于与苏联及当时称为新民主主义国家间开展的国家间贸易，经过社会主义对工商企业的改造，中国的私营贸易商被国营外贸公司取代。

但《暂定税则》成为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的关税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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