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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一、估算方法介绍自1986年Romer提出了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2(EndogenousGrowthTheory)以来,人们开始把技术进步、政府支出、研究与开发(R&D)和人力资本(包括教育投入)当作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这不同于以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
但是,教育投入是否可以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生产函数中,值得讨论。
一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供求状况受该国资本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但更主要的是受国家的公共政策和人民的教育需求所左右。
从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上看,它不是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不能在经济领域得到充分解释,但是它又对经济系统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而间接实现的,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促使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源泉。
各国学者用于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尺度有多种,其中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计算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产值的增长速度(Ye)占国民产值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是比较受欢迎的方法,丹尼森、麦迪逊等美国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计算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基本模型如下所述：假设土地数量没有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抽象为资本(K)、劳动(L)和技术进步率(A),K、L可以相互替代,且能以可变的比例组合。
又假设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都以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规模报酬保持不变。
那么,在时间t范围内变化的中性技术进步的产出增长模型可以被构造为：Yt=Atf(Kt,Lt)同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为：Yt=AtKαtLβt考虑到教育因素对劳动力质量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成倍地增加,因此,可以把Lt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ot)与教育投入(Et)的乘积,这样,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t=AtKαt(LotEt)β,对该式两边取自然对数之后,再求时间t的全导数,然后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于是得：y=a+αk+βlo+βe,这里y代表年经济增长率,α为产出的资本投入弹性,k为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β为产出的劳动投入弹性,α+β=1,l0为初始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
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算方法综述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崔玉平什么是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就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国民财富的的实际增加量或实际增长速度。
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Per capita)增长率或人均国民收入（NI per capita)增长率来表示。
随着当今信息时代的发展及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的迫进，过去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劳动力数量和实物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现在正逐步转变为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制度的创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盘活为经济增长的首要来源。
随之而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角色作用，日益成为争论的中心议题。
作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
这种显著性及显著性的大小，需要通过估算的数据来说明。
尤其是在我国，一方面希望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实现和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教育资源的稀缺和高等教育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日趋递增，人们开始思考高等教育是否应该随着私人教育需求量的扩大而扩大，公共教育资源是更多地投入到基础教育以促进公平，还是更多地投入到高等教育以提高民族的科技竞争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被迫重新去思考和估算，教育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是否值得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投资。
事实上，人们最初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并不是出于教育自身资源配置效率的原因，而是由于经济学家在寻找导致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时候，发现了教育这个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试图把这种作用分离出来，加以量化，从而开创了估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和方法。
比如前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于20世纪20年代所采用的工资劳动简化法；以及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丹尼森(E．F．Denison)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方法，都是出于对经济增长因素计量的需要而建立的。
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对教育投入的影响。
一、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和技能，增加创新和发明的能力，提高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
因此，教育投入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本文选取了近年来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些经济学研究，以及中国有代表性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世界银行成员国中，每年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增加1%，则该国的GDP将增加0.3%-2%。
另外，人力资本论也明确指出，教育是人力资本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投入教育可以改善人力资本结构，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GDP。
由此可见，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影响。
其次，我国有关数据也表明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明显的正向作用。
以教育支出与GDP的关系为例，由于我国GDP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因此，我国教育支出/GDP比例的下降趋势与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正相关。
同时，通过样本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教育投入与GDP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教育对GDP的贡献率较大，这也说明了教育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民经济越繁荣，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也会增加。
这种关系被称为社会福利理论，也就是说，高收入和高教育状况互为因果，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
然而，在实证分析中，也可以查觉到经济增长对教育投入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例如在我国，用财政支出衡量的教育投入与GDP之间的相关系数虽然不低，但是由于经济增长不同的阶段对教育投入的需求不同，因此，这种关联关系并不是稳定的。
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对教育投入的影响具有路径依存性，其关联关系的变形是由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政策需求所决定的。
2007年第2期(总第325期)EDUCA TIONAL RESEARCHNo.2,2007 General,No.325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类测算及其相关分析杭永宝 [摘 要] 1993—2004年间中国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高职、本科以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1155%、01643%、01453%、11859%、41038%、11922%。
总体上,中国教育事业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
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行政推进力度,加快教育整体发展;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体系的同时,努力实现教育的快速发展;进一步优化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机制,提高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匹配性;大力提升职业教育内涵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和贡献率;进一步理顺教育管理体制,平衡教育投入,促进教育公平、均衡发展;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教育理性消费,实现高中阶段教育的健康可持性发展;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调控手段,适当增加高职和中职的投入比例,适当降低受教育者个人投入比重,促进各类教育高效、健康、协调发展,实现各类教育的供求均衡。
[关键词] 教育经济;教育发展;经济增长;贡献率[作者简介] 杭永宝,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常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江苏常州 213003) 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方法有多种,其中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是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计算由教育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产值的增长速度占国民产值总增长速度的比例。
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借鉴并修正丹尼森(E.F.Denison)和麦迪逊(A. Maddison)的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测算方法①,构造教育投入的劳动增长型生产函数,计算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前11年(1982—1993年)和后11年(1993—2004年)当中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总贡献,以及1993—2004年间中国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职、本科以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将计算结果与国内外相关指标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方法的比较研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算方法是评估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的一种方式。
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已经开展了各种方法来估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本文将比较几种常见的估算方法，包括人力资本方法、教育经济学方法和计量经济学方法。
人力资本方法是估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该方法基于一个假设，即高等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通过估算教育水平提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以得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人力资本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易于实施，但它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忽略了其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并且很难确定因果关系。
教育经济学方法是在人力资本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更关注教育投资的回报率。
该方法通过比较高等教育的成本和收益来估算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教育经济学方法通常使用成本效益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来估算高等教育的贡献。
这些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综合考虑教育的社会、经济和个人效益，但也存在一些挑战，如测量困难和数据不足。
计量经济学方法是使用统计模型来估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这些模型可以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并且可以提供更准确的估计。
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优点是能够提供更精确的估计，但缺点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复杂的统计分析。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算方法各有优劣。
人力资本方法简单易用，但无法考虑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教育经济学方法更关注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但需要更多的数据和分析；计量经济学方法可以提供更精确的估计，但需要更复杂的统计分析。
在实际研究中，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可用性选择合适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将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获得更全面和可靠的结果。
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一、教育贡献率的表示方法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有多种,概括起来看,可以从估算以下四个方面的指标值入手①:教育对新增国民收入额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量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的比例。
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把教育当作一个生产要素,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占国民收入总增长速度的比例。
教育对新增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量e)占总劳动生产率增加量)的比例e/Δ)。
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这一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占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比重。
目前所见到的方法,主要是从前两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面主要介绍前两方面的估算方法。
二、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的方法1.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在西方,舒尔茨被认为是就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做定量分析的第一人。
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西方众多估算方法的根据,也是舒尔茨、丹尼森的估算方法的基础,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此函数。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和数学家柯布于20世纪30年代,在研究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对生产的作用时得出一个生产函数③。
Y=AKαLβ其中,Y代表产出量;K代表资本投入量;L代表劳动投入量;A为不变的“效率系数”;指数α和β代表资本和劳动在总产量中的相对比重,且α>0,β>0,α+β=1。
根据美国20世纪的统计资料估算出α和β分别约为和,表明这一期间,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对总产出的贡献率分别为25%和75%。
参数α和β还可以称之为产出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弹性。
因为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分别为:Y/K=αAKα-1Lβ=α,K/L=βAKαLβ-1 =β。
由这两个式子得出α=,β=,α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资本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资本弹性,β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劳动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劳动弹性。
舒尔茨以美国1929—1957年的数据为例,计算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④第一步,计算1929—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额以及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余值增长额。
ΔY等于报告期国民收入减去基期国民收入,结果等于1520亿美元。
然后,求出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实际国民收入与按照1929年劳动生产率水平计算出来的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虚拟国民收入之差额,结果为710亿美元。
其中劳动力所创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通过总的国民收入乘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值即求得的。
第二步,用反事实度量法,计算出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
首先计算1929年、1957年社会积累的教育资本存量。
一定时期内教育资本存量计算公式:Er=∑ni=1Ci*Bi,其中,i为毕业生的教育等级或类别的数字代码,n代表不同教育等级或类别的个数,Et为一定时期内全部教育资本存量,Ci为i级毕业生人均教育费用,Bi为具有i级学历或类别的就业劳动力人数。
其中的各级教育毕业生费用包括社会支付费用、家庭支付费用以及为上大学或中学而放弃的收入即教育机会成本。
其次,计算1957年实际教育资本存量与按照1929年人均教育投资水平计算出的1957年虚拟教育资本存量的差额,把这一差额作为1929—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用ΔKe表示。
第三步,计算1929年至1957年间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
某级教育收益率=/Ci?100%其中,X2代表本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X1代表低一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Ci代表本级毕业生获得本级教育学历的人均教育费用。
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3i=1Wi?Ri,式中i分别取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级别,Wi为权重,其值为某级教育投资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Ri为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
按此公式计算,美国1929—1957年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45%、27%,教育投资收益率依序分别为35%、10%、11%,总的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28%×35%+45%×10%+27%×11%=%。
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公式为:Pe=/ΔY,其中Pe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ΔKe为一定时期教育投资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ΔY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
利用上述方法,舒尔茨计算结果为,1957年美国由教育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总的国民收入增量Pe=2860×%÷1520≈33%,占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余值增长额的70%。
舒尔茨没有单独计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是我们按照他的方法推算下去,用高等教育投资量占总教育投资的比例27%,乘以总教育资本增量,求出高等教育资本增量,再乘以高等教育收益率得亿元,这就是1929—1957年劳动者因接受高等教育所多获得的收入,它占国民收入增量1520亿元的的百分比为%,,即1929—1957年高等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为%。
我国学者曾采用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估算过我国特定时期的教育贡献率。
⑤但是这种方法在中国未必完全适合,因为它的理论前提是假定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上的。
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认为,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就是劳动力在生产上的贡献,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此,工资等于劳动力在生产上所作出的贡献。
于是便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起止年间工资收入差别,作为其计算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依据。
在中国,则不同,劳动力工资收入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刚性”、“收入分配上的趋同性”、“收入来源的隐蔽性和多元化”、“劳动力部门所有制”等现象迄今依然存在,因而,工资收入基本上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和知识价值,也不等于他对国民收入的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采取舒尔茨方法计算出来的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可能很低,因而导致低估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次,舒尔茨计算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方法也未必合理。
即使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收入差别也不能全部归因于教育程度的差别,如个人天赋、种族特权、家庭背景、社会机遇等都会直接影响收入,因此需要对收入差别进行折算,否则便高估了教育投资收益率。
这一点丹尼森已经考虑到了,对工资收入差别用做折算。
再次,舒尔茨的方法并没有涉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生活中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当今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忽视了高等教育对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作用,便低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劳动力质量修正法这种方法不是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一个教育因素,而是在考虑教育对劳动力质量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某种简化系数,使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转化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
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由于教育的作用而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量,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的比例,从而估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924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前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在世界上首次以工资为尺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对劳动力质量进行修正,计量了前苏联20年代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
⑥此后,前苏联学者科马洛夫于1972年在《培养和使用专门人才的经济问题》⑦一文中,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年—1975年期间,整个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
前苏联学者 C.Л.科斯塔年在《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一书中,则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5年—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8%。
我国学者曲桢森以工作年总课时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采用类似科马洛夫的计算程序,计算我国1952年—1978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
韩宗礼先生则以教育年限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采用类似于科斯塔年和科马洛夫的算法,分别计算了我国1964—1982、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
⑧有的学者以各级毕业生人均教育培养费用或人均教育成本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
总的说来,除了质量修正尺度不同之外,上述劳动力质量修正方法基本上遵循下列相同的计算程序。
第一步,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
如科马洛夫确定的系数:受初级教育的劳动者L1=1,初等教育以上L2=,受7年教育L3=,受8—9年教育L4=,中等教育L5=,中等专业教育和大专L6=,大学本科教育L7=。
曲桢森确定的系数:具有小学程度劳动者L1=1,初中程度劳动者L2=,高中程度劳动者L3=,大学程度劳动者L4=。
第二步,分别计算基期与报告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
公式为:λt=ΣWitLit,其中,Wit 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劳动者数量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例;Lit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修正系数。
同样,基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公式为:λ0=ΣWi0Li0。
第三步,计算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由于提高劳动力教育程度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加量。
公式为:ΔYe=YtLt/-Y0L0/=Yt/λt-Y0/λ0其中,Yt、Y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国民收入,Lt、L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劳动力数量,λt、λ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
这是根据科马洛夫和曲桢森的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
根据科斯塔年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为:ΔYe=Y0/λ0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
科马洛夫的公式为:ΔYe/ΔY=[Yt/λt-Y0/λ0]/。
科斯塔年的公式为:Ye/ΔY=[Y0/λ0]/=/。
韩宗礼的公式为∶Ye/ΔY=[Lt][Yt/]/=/以上简述了运用劳动力质量修正法,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额的过程。
这种算法仍有一定的缺陷。
第一,无论是采用工资法、教育年限法、课时法还是教育费用法,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或者叫做简化系数,都有一定的主观性。
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劳动力在工资、教育年限、受课时数和教育费用上的差别,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劳动力质量上和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代表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是一个难以证明的问题。
因为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学非所用、大才小用或者学后失业不用的现象。
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相比,在经济理论基础上有差异,前者一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切新价值都是由劳动力创造的,资本不创造新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使其自身价值实现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