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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藏书聚散及价值韦庆媛【摘要】藏书的聚散是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卢木斋是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实业家、教育家,一生致力于兴学办馆.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是他独资兴建,以家藏为基础,最能体现收藏特色和藏书价值的图书馆.其藏书不仅保存了众多珍稀版本,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的状况.研究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的藏书特色和价值,可以提供更广泛的应用价值.【期刊名称】《国家图书馆学刊》【年(卷),期】2012(021)001【总页数】6页(P93-98)【关键词】卢木斋;藏书;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作者】韦庆媛【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图书馆【正文语种】中文卢木斋(1856-1948)，名靖，字勉之，湖北沔阳人，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实业家、教育家。
他认为图书馆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教育“至普及之法，不仅限于学校之一方面”，而应“广立图书馆以充实学识”[1]。
他先后捐资或参与兴建了直隶图书馆、保定图书馆、奉天图书馆等，还独资建设了两座木斋图书馆，一座是天津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另一座是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后者是以他的家藏为基础，最能体现他的收藏特色和藏书价值的图书馆。
但因其存在时间较短，多不为人知。
1 创办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卢木斋祖上曾以授徒为业，家道并不富裕。
他幼时酷爱读书，但因家贫买不起书，经常向亲友借书来抄写研读，有时发现书肆中有好书，就奔走借贷买书。
他通过读书学习，广受教益，开阔眼界。
读书的艰难经历也使他立下宏愿，将来要使和他一样想读书的人有好书读，买不起书的人可以借书读，这成为他后来兴学办馆的思想基础。
继天津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之后，卢木斋决定以私人力量，在北平设立向社会开放的第二座木斋图书馆，称“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其宗旨是“搜集各种图书文献供众阅览，以辅助学校教育与普及社会教育为职志”。
该馆一切经费均由木斋先生个人教育基金中支出，动用开办经费十万元，开馆后每月经费六百元。
1934年11月，木斋先生购定北平西单旧刑部街二十号(今民族文化宫所在地)作为馆址，该处外观富丽堂皇，内外院落规整，房间很多，适合做图书馆，购买修葺馆址用去六万余元。
中国古代的藏书与图书馆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其中著名的藏书和图书馆文化也是这些遗产之一。
藏书和图书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石，记录了中国古代智慧和文化成果，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古代君主的藏书爱好中国古代的君主们曾对藏书极为热衷，他们收藏了许多珍贵的著作和文献，这些著作成为了古代的“图书馆”。
唐朝时期，李白曾在一篇诗歌中写到：“草堂数亩方，清泉石上流。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首诗是描写唐朝时期的皇帝，他在山间修建庙宇，内设书房，收藏各种文献。
同时，皇帝还聘请了许多文人墨客为他写书，使他的藏书更加翔实。
宋代时期，有一个著名的藏书家张蔺翁，他因收藏书籍而闻名于世。
他的藏书之丰富，比当时横跨北宋、南宋两朝的官方图书馆更为丰盛。
他的藏书以诗、楹、碑、文、画和名人手迹文献为主，涵盖了宋代以前华夏文化的诸多精华。
张蔺翁的藏书堆积如山，据说近七万卷。
二、古代图书馆的建筑和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古代的图书馆逐渐兴起起来，并被正式定为“官方文化机构”。
隋唐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型图书馆建筑——悬屋式坛。
这种建筑形式的图书馆，外观宏伟大气，内部装修等细节典雅大方，为读者提供了更为舒适的阅读环境。
图书馆的管理也变得规范化和繁复化。
当时，图书馆分设维护、管理和编纂三大职能部门，分别负责书籍的采购、管理、编纂、整理等工作。
同时，图书馆还建立了详细的藏书目录，方便读者查阅。
三、中华文化在古代图书馆中的呈现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并不仅仅是藏有君主与士大夫们收集的文献的书库，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呈现的场所。
在图书馆中，文化的种子在不断地播种，重要的文化成果在不断地传承。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明代东林书院，这个书院的图书馆是著名的学术研究中心。
书院成为了明清时期的反对专制、推崇民主思想的象征，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书院的藏书以儒家经典、史书、与地理、医学、算学文献为主，通过自由、公平的知识分享和传递，书院为中国文化的繁盛和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钤印是世界藏书文化历史中共同的好尚与艺术，不论是我国的阴阳文章还是西方藏书家的墨印、盲印甚至藏书票，都在各自文化史上有重要的规模。
其中，我国古代图籍的藏印文化传统更为源远流长，早在唐宋时期便已颇具规模，明清以来的章石材质、印文内容更是变化莫测，臻于高峰。
关于古典藏书印的审美、鉴赏、流变，及其相关古籍传抄、历史传承、人物生平等诸多话题早已成为显学；除了出版图谱、专著外，近年各大馆藏单位与学术机构也纷纷上线了藏书印相关数据库，使得古今藏书家们的掌中之宝能轻松一览无余。
相比古典藏印被关注的火热状况，近现代尤其是机构藏印与藏书，却一直不为学界重视。
诚然，在审美艺术层面，近现代机构藏印远无法与古典印章相提并论；但其背后的藏书文化及近现代机构，特别是学校、科研单位的藏书史、学科史，仍颇有其特别的学术价值。
甚至，因为不少知名学校、机构早已撤办以至消失，馆社多亦不存，这些留在旧藏上的印章则不啻为近现代机构藏书的印记，更可以视作近现代科教文化事业的实物遗产。
笔者因整理复旦大学旧藏文献，于馆藏中发现一套近现代的英文期刊，其单册期卷中竟保留十余种不同机构的藏书印章，当是从不同机构的藏书中归并复旦大学馆藏的。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复旦吸收了华东地区多所新老高校的院系、师生以及中西藏书，其中大部分院校在当时已停办，今天从旧藏文献中翻检出来的旧藏书印，无疑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这套藏印丰富的藏书，为英文期刊，名叫《今日英国》（Britain To-day），复旦“百衲”藏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今日英国》及其藏书印茅矛胜盾 王启元大学图书馆藏收录一九四○年至一九五一年间期卷，一九五一年后期卷因时事原因未藏，所藏区间内颇为连续完整。
现存一百四十三份有效单册，其中重本四十一册，除了一九四九年三月刊、五月刊分别有六本、五本以外，其余一般只有一至两个副本。
通过图书藏印可知，复旦大学馆藏期卷也存在多种不同的收藏源头；除了一九四九年前的复旦藏书外，馆藏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业已消失的沪上知名旧大学，如震旦、沪江等院校，皆因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入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和藏书文化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文明的国家，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闻名于世界。
在古代的时候，由于没有印刷术，书籍的保存与传播成为了一个难题。
因此，图书馆和藏书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和藏书文化，探究其对中国古代的影响以及其文化价值。
一、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发展史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发展可以从夏朝开始追溯。
夏朝时期，在夏代和商代早期，因为当时的国家没有正规的机构来完成对古书籍的收藏，只能依靠个人的力量来完成收藏工作。
中华文明的收藏文化开始在著名皇帝堵阙放长的晋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晋朝的皇帝据考证成立的图书馆已经达到数万卷的级别，堪称古代中国图书馆的“鼻祖”。
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图书馆的规模越来越大。
到了东晋时期，以丹阳赤松泉为代表的私人图书馆就已经形成规模，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书籍。
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唐代的大明书院、西安碑林等，数量和规模都非常庞大。
宋代的集贤书院在中国古代的图书馆中也有一席之地。
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个人收藏，图书馆的发展在中国古代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二、收藏书籍的文化价值1. 传承文化图书馆和藏书文化的出现，让很多历史文化得以得以保存下来，这对于传承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对于古籍的保存和传承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传统。
古代的书籍记录了中国古代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艺术，各个时期的作家和文化代表的著作等，收藏文物都是为了保存那些年代久远、信息稀少却是中国历史的亮点的书籍，以便更好地继承中华文明之精髓。
2. 传统美德“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百年积累败于无人收藏”，中国古代收藏文化以及发展的图书馆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千古流传的美德。
收藏文物具有传承文化的职责和义务，是正义、诚信、勤奋、敬业的体现。
因此，收藏文物具有非常重要的道德价值。
三、古代图书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在保存和继承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
图书馆藏书统计分析图书馆作为知识的宝库，其藏书是服务读者、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资源。
对图书馆藏书进行科学、系统的统计分析，有助于了解藏书的构成、质量、利用情况等，从而为图书馆的管理和发展提供有力的依据。
一、藏书规模统计藏书规模是衡量图书馆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首先，我们需要统计图书馆的总藏书量，包括纸质图书、期刊、报纸、电子图书、音像资料等各种类型的文献。
通过对不同类型文献数量的统计，可以清晰地了解图书馆的资源储备情况。
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发现纸质图书仍然占据了较大的比例，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电子图书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此外，期刊和报纸对于及时获取最新的学术和时事信息具有重要作用，其数量和更新频率也需要关注。
通过对历年藏书规模的比较，可以看出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如果藏书量持续增长，说明图书馆在资源建设方面投入较大，能够满足读者不断增长的需求；反之，如果藏书量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可能需要反思资源采购策略和经费投入是否合理。
二、藏书分类统计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利用藏书，图书馆通常会按照一定的分类体系对图书进行分类。
常见的分类法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等。
对藏书进行分类统计，可以了解不同学科领域的藏书分布情况。
例如，在自然科学类藏书中，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图书数量各有多少；在社会科学类藏书中，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分布情况如何。
通过这种分类统计，可以发现某些学科领域的藏书是否丰富，是否存在薄弱环节。
对于重点学科和热门学科，图书馆往往会加大藏书采购力度，以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求。
通过统计分析，可以评估图书馆在支持重点学科方面的成效，为进一步优化藏书结构提供参考。
三、藏书年代统计藏书的年代分布也具有重要意义。
了解不同年代出版的图书在馆藏中的比例，可以反映出图书馆藏书的更新程度。
早期出版的图书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不断更新，新出版的图书往往更能反映当前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
中外古代私人藏书楼活动对比分析——以天一阁与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为例作者：赵希来源：《办公室业务（下半月）》 2020年第10期文/保定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赵希【摘要】本文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的天一阁与意大利的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两座藏书楼为例，通过对建馆初衷、馆藏特色、管理制度、对后世影响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中外古代私人藏书楼活动的差异，并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古代私人藏书楼；天一阁；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与图书息息相关，在图书保护、利用的过程中，既离不开官方藏书楼的统一管理，也离不开私人藏书楼的积极参与。
中外古代私人藏书楼在对书籍的保护、文化的传承、知识的共享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不仅在当时当地引领了藏书、爱书之风气，而且影响了后世藏书理念的形成和藏书文化的发展。
一、天一阁和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天一阁建于明代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由当时兵部侍郎范钦主持建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范钦一生喜读书、好藏书，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扩大藏书量，鼎盛时期藏书多达7万多卷。
清朝末期到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社会环境动荡，纷争不断，天一阁的藏书也受到了损害和冲击。
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将天一阁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专门机构对其进行修缮、古籍保护、藏书管理，并加大力度不断寻回失落藏书，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创建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该图书馆由当时最具名望的美第奇家族掌舵人科西莫·美第奇（CosimodeMediei,1389~1464）创建，存有家族历代收藏的1万册古书，是世界最古老的家族图书馆之一。
科西莫一生热爱文学艺术事业，热衷于结交文人雅士，为了适应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浪潮，满足文学家、艺术家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文献书籍的需求，科西莫建立了圣马可修道院图书馆和美第奇家族图书馆。
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发展历史，并对中国历代著名藏书楼的建立、藏书情况及建筑结构和现状进行了论述。
同时论述了古代藏书楼和现代图书馆的继承关系。
关键词中国古代藏书楼藏书体制藏书楼发展史如果把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作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始端，那我国的图书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研究中国藏书楼的发展史，对研究我国的文化史、教育史、图书馆史都有非常大的意义。
现谈一下中国藏书楼的发展历史与现代图书馆文化的传承。
从周朝到汉朝是个很重视文献收集和整理的时期，周朝的王室文库到秦汉时期的石室、金匮、石渠阁、天禄阁、兰台、东观等等，都可以称作是国家级的藏书楼。
史书有记载的最早的藏书楼是建于西汉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的石渠阁，其位于未央宫殿北（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长安故城内）。
据《史记》中记载“高帝元年冬十月，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以充汉代宫廷藏书。
石渠阁底下以石砌成渠沟，用以盛水导水，有利于防火与保卫，故而得名。
《太平御览》也有相关的记载“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渠，若今御沟，因为阁名，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
除秦代档案、图书之外，汉成帝时石渠阁也贮藏汉代形成的档案，阁藏档案和图书十分丰富。
阁库毁于西汉末，遗址现仍可见。
另外还有天禄阁。
《太平御览》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天禄阁，藏典籍之所，萧何所造”。
《后汉书》也记载“天禄、兽名。
汉有天禄阁，亦因兽以立名”。
天禄阁位于未央宫内，汉代多以石雕其形以为饰。
成帝、哀帝及王莽时，著名文献学家刘向、刘歆父子曾在阁中校雠和整理所藏图籍，写成记载皇家藏书的总目录《别录》、《七略》。
这项工作的完成是对古代文献做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同时创立了世界最早的图书分类体系“六分法”，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此外还有麒麟阁。
《三辅黄图?阁》中记载“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其也应是珍藏皇家重要典籍之所。
秦始皇时期曾经有过“焚书坑儒”，但“焚书”的另一面必然是“藏书”繁荣。
浅谈中国藏书文化摘要：中国的藏书文化传统悠久，由官府藏书到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及书院藏书，中国的古代藏书事业顽强地走完自己漫长而光辉的路程，并圆满完成向现代图书馆的嬗变。
本文旨在从图书馆史的角度阐述各个时期的藏书特点，以及中国藏书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书院藏书；私人藏书；文化；图书馆中图分类号： g25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8-0095-01人类有了文明，就有了原始意义上的文字和图书。
有了图书，就开始了收藏图书的事业。
“中国的藏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专藏甲骨的龟室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档案馆，史官贞人是早期的文献管理者。
由此算起，中国藏书事业的历史也已有三千多年了。
中国的藏书文化传统悠久，业绩辉煌，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与贡献。
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中国的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
可以说，中国藏书文化就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结晶。
因此，总结中国藏书文化的发展和历史，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和人类文明，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一、中国古代藏书文化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藏书历史也已有三千多年。
早在商周时期，已有较健全的王室典册书藏；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藏书随着诸子百家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汉唐以来，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兴起，形成了我国长达一千多年的四大藏书事业（皇家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私人藏书）。
其中以书院藏书和私人藏书为例，可对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窥其一斑。
（一）书院藏书书院之名起于唐代，如集贤书院等，但这种书院实际上是宫廷藏书、修书的地方。
自宋以后，书院发展成为一种读书、讲学的新的教育组织。
书院在北宋到清末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发展中都曾占有重要地位。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和文化的中心，必然发展刻书与藏书事业。
一般地说，有书院之设，即有藏书之举。
书院藏书的目的是为师生提供研习之资，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公共性和开放性。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处于“一带一路”重要市镇的文化馆图书馆也应发挥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尤其他在新时代有它重要的特点。
一、藏书具有普遍性的特点文化馆的藏书要适应大众化的需要，满足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活动人群需求。
应具有普遍适应的特点。
既满足常驻人口的需求，也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既满足专业人士的需求，也满足业余人士的需求。
也要满足娱乐消遣的需求。
体现馆藏图书的地域性特点，也要体现不同地域的特色。
既要体现时代特色，也要体现不同时代的特色。
如景泰县文化馆馆藏图书就鲜明地体现出这样的特色。
富有一定的历史传承的特点，也藏有景泰的历史文献。
有地方特色，如藏有《景泰县志》、《景泰古今》、《景泰史话》等浓郁地域风情的书籍。
是了解景泰历史文化的一面窗口，也是了解景泰民俗文化的一面窗口。
文化馆借书证也应大众化、普遍化，适应大众化、立体化、多元化的新时代普及化文化娱乐消费需求。
珍贵图书的借书证可以另制，对借书者提出一些特殊要求。
增加儿童类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也要增加学生类藏书的种类和数量。
更要满足一些当地行业和活动的一些特殊需求，如知识分子补充知识的需求，各种培训对图书的需求。
更要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增加老年人图书，满足老年人文化娱乐的需求。
增加旅游类图书的藏书量，适应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需求。
增加省、市、县三级文化馆图书管理体系建设和经验交流，增强方位的服务功能。
二、管理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当代文化馆图书管理已是文化馆活动管理和动态管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开放性和活动性的特点。
人们到文化馆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中就应该有有图书阅读活动。
因此，文化馆图书管理应该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方便人们阅读。
现在提倡全民阅读，文化馆的文化特点要从内涵上得到很好的彰显，就要看图书馆图书的阅读人数，看图书的利用率。
利用率越高，文化馆的人气越旺，文化馆就会成为文化服务的地方。
因此，文化馆的管理理念首先要具有开放性，然后才有可能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制度，才有可能把办馆理念和图书馆建设理念结合起来，办出文化馆图书管理的特色，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起到服务作用，引领作用，发挥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的独特作用。
简析清朝书院图书馆的藏书概况1. 引言1.1 清朝书院图书馆的重要性清朝书院图书馆在清朝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为清朝知识传承和文化繁荣的载体，清朝书院图书馆承载着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是清朝学子学习知识、传承经典的重要场所。
清朝书院图书馆的建立不仅为清朝提供了学习读书的地方，更为清朝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朝书院图书馆所收藏的珍贵文献包括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为清朝学者探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清朝书院图书馆也是清朝文化传承和弘扬的代表，通过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为清朝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朝书院图书馆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传承古籍文化、促进学术研究的功能上，更在于其对清朝文化发展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1.2 清朝书院图书馆的建立背景清朝书院图书馆的建立背景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的士人文化和科举制度。
在清朝时期，书院是培养士人的重要场所，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中心。
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书院图书馆成为了学生学习和阅读的重要场所，也成为了保存和传承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清朝时期，书院图书馆的建立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学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相关的学习资源，图书馆就成为了他们学习的重要场所；清朝时期的士人文化非常重视文化传统和经典著作的传承，因此书院图书馆也被用来保存和传承经典著作；清朝时期的书院图书馆也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的作用，为清朝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正文2.1 清朝书院图书馆的藏书来源1. 收购购买：清朝时期的书院图书馆会通过购买书籍来丰富藏书，这些购买的书籍包括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等各种类别的书籍。
有些书院图书馆会委托专人到京城购买书籍，有些则通过书商购买，还有一些则直接委托当地居民或学生代为购买。
2. 文献捐赠：清朝时期，很多有识之士会将自己收藏的书籍捐赠给书院图书馆，以期能够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这些捐赠的书籍包括各种珍稀文献、手抄本、善本等，丰富了书院图书馆的藏书内容。
图书馆藏书文化比较
文化比较的前提是文化接触与交流，没有文化的接触，就谈不上文化
的比较。
中西图书馆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源远流长，一部图书馆事业史
也就是一部中西图书馆接触和交流的历史。
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经历
了古代东学西渐到近现代西学东渐两个完全相逆的阶段。
来新夏先生
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和深层
的文化心态层。
由此图书馆文化也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
个层次。
1藏书是图书馆文化赖以存有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试图从古至今分三个阶段对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
载
体是图书存有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
因为载体的不同，
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
态的图书。
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
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
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
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
因为社会发展水准、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
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有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
石头、竹木片和缣帛。
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
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
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
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
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
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
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
三板，有的四板不等。
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
称为龟册书。
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
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
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
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
其中礼器是统
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
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
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
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
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铭文不
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
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
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
用竹片写的
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
因为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
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
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
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
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
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
缣帛作为
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
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
不足。
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
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
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
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
其中应用时
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
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
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
羊皮纸以
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
羊皮除
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
制成的羊
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
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
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
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
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
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
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
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
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
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
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
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
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
“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
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
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
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
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
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
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
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
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
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
属片、木片、象牙片等。
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
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
几张折叠好的羊皮
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
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
几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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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有，但当时从
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
因而从文
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对人类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长远的影响，
对图书馆的发展更是意义巨大。
纸质书籍的生产、贸易和保存远远优
于简、帛、纸莎草纸和羊皮纸，最终取代了它们。
但这一过程经历了
相当长的时间。
“灞桥纸”“罗布淖尔纸”“扶风纸”和“居延纸”等考古发现证明，纸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在东汉时期经蔡伦改良已得到明显的发展，但因为初期的纸张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再方口上当时的人们尚有轻
纸重帛的观念，纸在汉代并没有广泛地用作书籍载体，简帛仍占着绝
对的主导地位。
魏晋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提升，纸的优越性逐步为人
们所认识，纸也就逐渐地由下层平民的使用进入上层贵族的使用，成
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与简帛并行使用。
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
以黄纸代之。
”纸才得以广泛地使用，纸写本书才基本上完全取代了
简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
中国书籍制度从此由简帛阶段过渡
到写本书阶段。
到隋唐时纸写本书的发展达到全盘。
纸写本书籍制度
基本上沿袭简帛制度，虽然写本书出现了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等
三种装订形式，但卷轴装出现得最早，应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图书馆藏书文化比较。
